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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三国演义》在演绎三国兴衰中彰显的家国情怀，在塑造英雄人物时讴歌的民族精神，在揭示诸侯成败中提供的经验智慧，可以给当今社会提供精神与道德方面的丰厚滋养，具有生生不息的文化价值。当然，今人在汲取《三国演义》的文化精神养料时，也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予以创新性的发展与创造性的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这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定位与价值诉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入研究、发掘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内涵，有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热点之一的《三国演义》研究，自然也应积极承担这一重要使命。实际上，古往今来的《三国演义》研究者、爱好者，一直都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去发掘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营养。不过，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我们仍需重新审视《三国演义》，对此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期更充分地激发《三国演义》的生机与活力，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文化建设。

一、演绎三国兴衰，彰显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它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①。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颇不乏心系国家兴衰治乱、“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每逢国家瓜分豆剖、生民涂炭之时，总有一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把重整社稷、解民倒悬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展示了一种深沉感人的家国情怀。如《三国演义》所写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是如此。

　　当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之时，刘备、张飞、关羽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结为异姓兄弟，把“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当作其远大的政治抱负。此后，为复兴汉室，他们戎马倥偬，历尽艰辛，用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舍生取义的正气歌。诸葛亮也以“修己以安百姓”为使命，其隐居隆中期间，貌似云游道士，但决非消极遁世，而是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读书研兵，审时度势。所以，他每以管仲、乐毅自比，以“君子之儒”自命，说：“君子之儒，心存仁义，德处温良；孝于父母，尊于君王；上可仰瞻于天文，下可俯察于地理，中可流泽于万民；治天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于青史之内。”(第43回)由于秉持这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②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才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第91回)，为兴复汉室竭忠尽智，呕心沥血。后来刘备临终托孤，委之以“安邦定国”大事，他泣拜于地，毅然表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85回)此后，他殚精竭虑，辅佐后主，治理蜀汉，平定南中，直至五丈原病重，不由仰天长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又临风悲鸣：“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第104回)这种为了国家兴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怎不令人感佩、唏嘘呢！大诗人杜甫在《蜀相》中曾这样咏叹：“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不正是对诸葛亮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的崇高礼赞吗？

　　《三国演义》中有家国情怀者，当然不止蜀汉的英雄人物。如周瑜，对东吴也是忠心耿耿，即使身负重伤，仍奋不顾身地说：“大丈夫既食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可为我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乎？”(第51回)太史慈沙场中箭，阵亡之际，慨然悲叹：“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第53回)至于曹操，其前半生也是以“为国家讨贼立功”为己任，他曾踌躇满志地说：“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第56回)又如张鲁，曹操讨伐汉中时，众人力劝其尽烧仓廪府库，可是张鲁却说：“我向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得达。今不得已而出奔，仓廪府库，国家之有，不可废也。”(第67回)他的这种“归命国家”、爱惜国家钱粮的情怀就打动了曹操，曹操“念其封仓库之心”，不仅“优礼相待”，还“封鲁为镇南将军”(第67回)。

　　《三国演义》在彰显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的同时，还突出地表现了他们以天下为公、以百姓为本的可贵思想。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曾先后六次借人物之口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其中张松劝刘备取代刘璋之论最有代表性：“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况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即帝位，亦不分外。”③其所论虽然仍有强调“正统”的意味，但其反对“家天下”，主张应由“有德者”来治理天下的观念却是值得称道的。

　　小说中的刘备就是“崇仁爱、重民本”的典范，其一生“仁德及人”(第35回)，重义轻利，“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36回)，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衣足食，可谓远得人心，近得民望。曹操大军南下时，刘备败走当阳，十万民众追随其后，其部下皆劝其丢下民众轻装逃走，刘备哭道：“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41回)百姓闻言，莫不感戴，真是“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后来，刘备入川，刘璋自知不敌，于是不顾众人反对，决定投降，他说：“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众人闻之，皆堕泪(第65回)。可见，即使像刘璋这样暗弱之人，也有心系百姓安危的悲悯情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治理蜀汉，“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第87回)这不就是“天下大同”的逼真写照吗？！

　　曹操虽然号为奸雄，有时残暴不仁，但是也不乏较浓厚的民本思想。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34则写曹操征讨张绣，行军途中下令：“吾奉天子明诏，招降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此去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作践者，并皆斩首；擅自掳掠人财物者，并皆诛戮。王法无亲，宜当遵守。”因此于路百姓望尘遮道而拜，称颂圣德。第61则写众人劝曹操攻打冀州，曹操曰：“冀州粮食极广，审配又有机谋，急未可拔。见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废民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众曰：“若恤其民，必误大事。”操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其民，纵得空城，有何用哉？”

　　上述这些民本思想虽说是基于统治者平治天下的政治需要，但也多少反映了人民的心声。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④显然，《三国演义》正是这样一部“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的作品。

二、崇尚英雄人物，讴歌民族精神

习近平同志说：“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⑤英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三国演义》便是一部崇尚英雄、讴歌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

　　早在明代末年，有人就指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都是谱写英雄的赞歌，还别出心裁地将两书合刊付梓，题名为《英雄谱》。清初毛宗岗则不仅盛赞诸葛亮、关羽、曹操为古往今来罕见的“三奇”“三绝”，还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数十名其他英雄人物，予以热情洋溢的赞美：

　　历稽载籍……更遍观乎三国之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者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慈、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⑥

　　的确，《三国演义》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塑造了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接近人民而为人民所认同所喜爱的英雄人物，并通过揭示这些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彰显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某些重要方面，诸如崇忠义、守诚信、讲法则、尚和合等。

　　首先，“崇忠义”乃是三国英雄共有的价值诉求。这一点，就连曹操也不例外。曹操最初是激于“忠义”而谋刺董卓的，也是以“忠义”为旗号招集义兵，号召诸侯，讨伐董卓的。虽然他后来欺君罔上，但对忠义之士却往往爱敬有加。关羽来归，他喜不自禁：“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慰平生之望！”(第25回)关羽离去，他虽悲伤无奈，但仍赞赏不已：“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云长封金挂印，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第27回)而关羽忠于“桃园结义”，对刘备“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精神品格，也因曹操的格外推重而熠熠生辉；至于其义释曹操，也因“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第50回)。刘备呢，为了兄弟义气，宁肯不要万里江山，也要为关羽、张飞报仇。诸葛亮则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他们这种矢心“忠义”、患难相随、生死不改的人格精神，确实令人敬叹、唏嘘！实际上，对于“忠义”之士，不管其出于哪个阵营，《三国演义》都不吝赞美之词。如沮授、审配、王修等人在袁绍兵败身亡后，均甘心受死而誓不降曹，致令曹操都深受震撼，并由衷地赞叹：“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观此地哉！”(第33回)再如，赤壁之战前夕，面对蒋干劝降，周瑜慨然陈词：“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第45回)诸如此类的描写，无不表明“忠义”乃是英雄人物身上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

　　当然，小说所崇尚的“忠义”，有时也的确包含有不分是非、不辨贤愚，强调“事主不忘其本”、知恩图报的狭隘成分，但是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它也无疑包含了忠于国家与民族、强调气节与操守、追求平等与友爱等思想感情，反映了华夏民族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所以才能引起历代人民的广泛共鸣。清王侃在《江州笔谈》中即指出：“《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⑦清末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还举例说，明末李定国与孙可望同为张献忠义子，起初两人率众烧杀抢掠，并无不同，后来说书人金光“以《三国演义》中诸葛、关、张之忠义相激劝”，定国大受感动，“幡然束身归明”，努力报国，遂成为“明代三百年忠臣之殿”⑧。

　　其次，“守诚信”也是三国英雄人物非常推崇的品德。《三国演义》讲述了许多英雄人物固守诚信的动人故事。关羽重然诺，讲义气，“恩怨分明，信义素著”，自不必论。刘备也是“信义著于四海”。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曾引习凿齿之论评价刘备：“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第81则)李贽在《三国志叙》中也说：“外传多矣，人独爱《三国》者何？意昭烈帝崛起孤穷，能以信义结民，延缆天下第一流，托以鱼水，卒能维鼎西隅，少留炎汉之祚，殊足快人意。”⑨例如，曹操围攻徐州，刘备应孔融之请答应救援，孔融仍不放心，说：“公切勿失信！”刘备应道：“公以备为何如人也？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刘备借得军或借不得军，必然亲至。”(第11回)后来，陶潜欲让刘备统领徐州，刘备拒不接受，说：“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矣。”(第11回)刘备入荆州，依附刘表，孔明劝他乘刘表病危取而代之，刘备断然拒绝：“吾宁死，不忍作背义之事！”(第40回)刘备入川，庞统也劝他乘机夺取益州，刘备也说：“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第60回)可见，刘备为人处世，的确以信义为重，绝不做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之事。他在处理与部下关系时，也是推心置腹，以诚待人，信之不疑。对诸葛亮，他自然是言听计从；对赵云、黄忠等，也深信不疑。当阳兵败时，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声称：“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刘备呵斥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将信将疑：“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回应：“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第41回)夷陵之战时，有人禀报：“老将黄忠，引五六人投东吴去了。”刘备笑道：“黄汉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误言老者无用，彼必不服老，故奋力去相持矣。”(第82回)

　　其他如，孔明五出祁山时采用大军分批轮值之法，欲与魏军打持久战。一次正值轮班，忽报魏兵来攻，杨仪入告：“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结果，蜀兵大受感动，皆大呼道：“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第101回)又如太史慈新降孙策，提出：“某欲自往收拾余众，以助明公。不识能相信否？”孙策起谢曰：“此诚策所愿也。今与公约：明日日中，望公来还。”慈应诺而去。诸将曰：“太史慈此去必不来矣。”策曰：“子义乃信义之士，必不背我。”众皆未信。次日，太史慈果然引一千余众到寨。(第15回)夷陵之战爆发前，诸葛瑾去蜀营请和，张昭对孙权说：“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故假以请和为辞，欲背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孙权道：“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昔子瑜在柴桑时，孔明来吴，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其言足贯神明。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正说话间，忽报诸葛瑾已回(第82回)。

　　上述这些英雄人物恪守诚信的生动故事，对于涵育当今之人的诚信美德，无疑是颇有助益的。

　　再次，“讲法则”则是一些领袖人物治军理政的重要法宝。在这一方面，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堪称典范。如刘备入主益州后，诸葛亮定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劝他“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第65回)结果，益州风清气正，军民安堵。诸葛亮出兵伐魏，马谡骄狂自大，丢失街亭，诸葛亮便义不容情，挥泪斩之，还自作表文，申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后主为难，侍中费祎奏曰：“臣闻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败绩，自行贬降，正其宜也。”诸葛亮不仅秉公执法，敢于担当，还要求部下：“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第96回)

　　曹操治军也以法度严明著称。一次，他率军讨伐张绣，见麦子成熟，于是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因此，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而过。不料，其本人所乘之马，为飞鸠所惊，窜入麦中，他便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说：“丞相岂可议罪？”曹操回答：“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接着，他便以剑割其发，掷之于地，说：“割发权代首。”并使人以发传示三军：“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第17回)。

　　吕蒙也是依法从严治军的楷模。他在偷袭、占据荆州之后，传令军中：“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一日大雨，他在巡城时看见一名士兵取民间箬笠以盖铠甲，于是喝令拿问，发现是其同乡，但并未徇私枉法，而是直言：“汝虽系我同乡，但吾号令已出，汝故犯之，当按军法。”同乡哭道：“某恐雨湿官铠，故取遮盖，非为私用。乞将军念同乡之情！”他说：“吾固知汝为覆官铠，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于是命令左右推下斩之。枭首传示毕，然后收其尸首，泣而葬之。自是三军震肃。(第75回)

　　夷陵之战时，孙权侄儿孙韶年轻气盛，不听军令，主帅丁盛下令斩之。孙权求情：“韶倚血气之壮，误犯军法，万希宽恕。”丁盛回应：“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国家之典刑也。若以亲而免之，何以令众乎？”(第86回)

　　钟会进军汉中，先锋许议立功心切，冒进失利，钟会责之曰：“汝既违军令，当按军法！”叱左右推出斩之。诸将求情：“其父许褚有功于朝廷，望都督恕之。”钟会怒道：“军法不明，何以令众？”遂令斩首示众。(第116回)

　　这些统帅力行法治的故事，对当今法治中国的建设无疑也颇有示范意义。

　　此外，三国英雄人物在处理与异族的关系时，还表现了汉民族“尚和合”的可贵精神。汉民族自古以来就爱和平，崇尚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⑩。《三国演义》所讲的“七擒孟获”故事，就对汉民族“尚和合”的精神作了生动的诠释。番王孟获趁蜀国有难，起兵造反，诸葛亮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三番五次将其擒获，然后又善加抚慰，将其释放，一直到第七次，孟获才被彻底感化，垂泪说道：“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向诸葛亮谢罪：“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问：“公今服乎？”孟获泣谢道：“某子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安得不服！”(第90回)

　　《三国演义》通过褒扬英雄人物的精神品格所彰显的民族精神，当然不止于崇忠义、守诚信、讲法则、尚和合这几个方面，其他如讲仁爱、重民本、求大同等(本文第一节已有所述)，都是其包蕴的思想精华。很显然，深入挖掘和阐发这些思想精华，可以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描绘诸侯成败，提供智慧启迪

《三国演义》主要写的是汉末大乱，诸侯纷争，三国鼎立，天下一统。在此期间，逐鹿天下的诸侯，大大小小，不下数十个。但是，弹指之间，大多数参与政权角逐的诸侯便丧身失地，灰飞烟灭了；脱颖而出的，惟有魏、蜀、吴三国；而最终，蜀、吴又被魏吞并，三国归于一统。这其中的成败利钝，着实耐人寻味。史学家陈寿曾对彼时诸侯们的成败利钝有所评骘。其论曹操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论刘备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论孙权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而对于袁绍、刘表，陈寿则认为其失败在于“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至于吕布，则败在其“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可见，陈寿是把善于用贤、任才尚计等视为诸侯成败的主要因素的。《三国演义》显然秉承了陈寿的看法，并予以发扬光大。这里，我们仅以曹操的用人之道为例，略加分析，以窥一斑。

　　毫无疑问，曹操能建立不世之功，是与他善于网罗天下人才、精通用人之道密不可分的。他曾与袁绍谈论安邦定国之道，袁绍自恃地广人众，实力强大，颇为自负地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可曹操却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第33回)可见，曹操是自觉地把利用众智，“以道御之”作为其夺取天下的主要资本的。简要说来，曹操的用人之道，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广纳英才。其《短歌行》所吟“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即坦露了他广纳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迫切心愿。对于真正的人才，曹操不管其出身贵贱、门第高低，也不论其资历长短、亲疏远近，甚至不计前嫌，不念旧恶，一律加以任用。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关羽自告奋勇，请战华雄，袁绍兄弟认为他是无名小卒，身份卑贱，叱之不用。可是曹操却酾热酒一杯，以壮其威，并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第5回)许褚曾为山寇，曹操初遇之，见其威风凛凛，心中暗喜，遂安排典韦用计收服，对其赏劳甚厚。曹操征讨张绣，张绣降而复叛，夜袭操寨，导致其心腹爱将典韦、长子曹昂与侄儿曹安民，均捐躯丧命。可是，后来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再次恕之。曹操平定汉中时，张鲁派西凉勇将庞德迎敌，使曹操损兵折将，可是曹操还是想方设法俘获庞德，使其感恩归降。还有陈琳，曾为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陈琳被俘后，左右都劝曹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为他以事业为重，只要能为其所用，便尽量化敌为友。

　　其二，物质奖赏。我国古代兵家早就指出论功行赏对于激励人才的重要性，所谓“赏禄不厚，则民不劝”，“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礼赏不倦，则士争死”。这在《三国演义》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例如，曹操得到典韦，就“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之”(第10回)。为了收买关羽，他更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还以高官、美女等笼络关羽。虽不得关羽其人，却得其心，所以后来关羽为了报答曹操的知遇之恩，便在华容道义释曹操。

　　其三，功名激励。功名对于一个人才来说，是极重要的精神追求。周瑜曾说：“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第45回)阚泽也说：“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乎！”(第47回)孔明更明确地说：“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忘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第73回)可见，满足人才的正当功名欲，是激励人才奋发向上的重要手段。对此，曹操深有体认，其驭贤手段也极其高明。如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谈论兵书战策、当世急务，大喜过望地称赞：“此吾之子房也！”(第10回)马上任命他为行军司马。夏侯惇引荐典韦，曹操见其骁勇过人，也情不自禁地赞叹：“此古之恶来也！”(第10回)当下任命他为帐前都尉。李傕率军劫驾，许褚纵马出战，立斩其侄李暹、李别，曹操抚许褚之背赞叹道：“子真吾之樊哙也！”(第14回)这种赏识、任用、提拔与赞扬等，无疑是对一个人才智、本领的高度肯定和认同，它可以有力地激发一个人奋发有为、再接再厉，不断地建立新的功业。

　　其四，情感打动。曹操情商极高，很擅长以情感打动、激励人才。例如，典韦是曹操的第一心腹爱将，因为曹操风流好色，遭到张绣偷袭，典韦舍命救主，结果被射成“刺猬”，曹操长子、爱侄也丢了小命。曹操亲自哭奠，并对众将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第16回)众将听后都唏嘘不已。曹操第二次去讨伐张绣，走到淯水时，忽然又放声大哭，众人惊问其故，他说：“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第18回)因即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曹操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毛宗岗说：“操之哭典韦，非为典韦哭也。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又如，曹操初见郭嘉，与之共论天下之事，大加赞赏：“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20则)从此与郭嘉“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君臣相得，亲密无间。郭嘉生前死后，曹操曾三次哭之。一次是征讨乌丸，“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郭嘉不服水土，卧病车上，曹操哭泣道：“因我欲平沙漠，使公远涉艰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第33回)第二次是曹操讨平乌丸，回到易州，郭嘉已死，操往祭之，大哭道：“奉孝死，乃天丧吾也！”又对众官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第33回)第三次是赤壁战败后，曹操仰天大恸：“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又捶胸大哭：“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第50回)毛宗岗讥评道：“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梃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这是讥讽曹操奸巧诈伪，但平心而论，曹操之哭也确实含有“真情”，否则其部下也不会为之慨然动容了。

　　其五，尊重信任。《三国演义》中法正曾说：“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已而死。”(第60回)这句话道出了乱世人才的共同心声。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只有慧眼识才，尊重信任人才，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曹操就颇能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官渡之战时，他听说许攸来投，竟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丫跑出来迎接，见到许攸，竟然先拜于地。许攸建议袭击袁军屯粮之所乌巢，他立即欣然采纳。张辽怀疑许攸有诈，他却答道：“不然。许攸此来，天败袁绍！”(第30回)随即亲自率兵奇袭乌巢，打乱了袁军的阵脚。在两军厮杀最激烈之际，袁绍大将张郃、高览来降，夏侯惇担心靠不住，他却回答：“吾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第30回)坦然接纳二人，进一步动摇了袁方的军心。这种慧眼识人的眼光与用人不疑的气度，实在令人佩服。郭嘉曾这样评价曹操与袁绍：“绍外宽而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惟才所宜，不问远近。”(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36则)

　　其六，各尽其能。曹操用人，擅长随才器使，各尽其能，并善于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每次采取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他都要征询谋臣策士们的意见，一方面让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众人才智；另一方面又不像袁绍那样遇事没主张，一任谋士们争来吵去，无所决断。诚如郭嘉所评：“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36则)实际上在用人方面，曹操不仅远胜袁绍，而且超过诸葛亮。诸葛亮在处理军政事务时，往往事必亲躬，独断专行，不太注重发挥手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作为丞相，其主要职责是举贤任能，而不是处处越俎代庖。主簿杨颙就曾这样劝谏诸葛亮：“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爨，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失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第103回)的确，诸葛亮鞠躬尽瘁固然是可敬的，但其事必亲躬也不合用人之道，不仅将自己活活累死了，也使部下的才干得不到充分的施展与锻炼，这显然是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的。

　　总之，《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等领袖人物用人之道的描写，既凝聚了古代中华民族优秀的政治、军事智慧，又揭示了诸侯成败的经验和教训，能为今人在治国理政等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启迪。

　　以上，我们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重新观照了《三国演义》蕴含的文化精神，较具体地揭示了《三国演义》在演绎三国兴废中彰显的家国情怀，在塑造英雄人物时讴歌的民族精神，在揭示诸侯成败中提供的智慧启迪。实际上，《三国演义》还以章回体与说书艺术的方式来书写一种气势恢宏、慷慨悲壮的历史传奇，展现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审美文化精神。这些无疑能给今人提供丰厚的精神、道德与审美方面的滋养，具有生生不息的文化价值。当然，我们在汲取《三国演义》的文化艺术养料时，也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予以创新性的发展。例如，今天如果利用《三国演义》进行文艺再创作，就有必要在传承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比如消除其正统论、宿命论、英雄史观、道德史观的负面影响，重新塑造某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处理好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以期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今后不断探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注释：

　　① 徐文秀《多一些“家国情怀”》，《人民日报》2012年01月20日。

　　② 孟子《公孙丑下》，载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③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74页。

　　⑤ 姚茜《习近平推崇的英雄精神》，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年05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0525/c385474-30012753.html。

　　⑥ [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载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⑦⑧⑨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8、649、238页。

　　⑩ 《论语·季氏》，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