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龙马”观念肇始于先秦,定名于汉代,渐由哲学典籍进入文学领域,其形象意义发展至明代小说《西游记》达到巅峰。但其原始形态与哲学内涵歧解甚多,迄无定论。本文从哲学溯源、诗学呈现、小说情节演进三方面进行考证,首次揭示了“龙马”是一物二名的词语本质,指出其在哲学意义上是阴阳合体,具有刚柔兼济的特点。其次,探讨了“龙马”形象的诗学嬗变,及其与“天马”形象的交织关系。最后,阐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龙马”乃是哲学与文学意义的集成化身,首次论证了龙马故事的叙事逻辑与情节完整性,并阐述了“龙马精神”的内涵成因。
一、引言
龙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祥瑞意义的神话动物。之所以家喻户晓,备受喜爱,主要归功于明清小说家的文学创作。尤其在《西游记》故事的演绎中,其形象日益丰满、生动。作为取经“五圣”之一,其意义却久为“师徒四众”之说所掩,研究明显不足,近年来渐为学者所关注。检索相关文献,主要有九篇专文探讨,兹按作者归类,并依时间顺序,将各篇要点简括如下:(1)裘寅《西游记中“小白龙”形象研究》(2002)主要通过小说第三十回救主情节,分析小白龙的美德。
(2)彭新竹《说“白龙马”》(2004)简述了白龙马拟人化的性格特点。
(3)赵旭、孙雪娇《白龙马形象的演变》(2004)介绍了叙事文学作品中的龙马形象。赵旭《白龙马形象浅析》(2006)对白龙马性格的分析较前文有所深化。
(4)赵延花《简析杂剧〈西游记〉中的龙马形象》(2010)侧重说明汉族与蒙古族马文学对元杂剧《西游记》的影响。
(5)李艳茹《龙马考》(2008)从古音学与文化图腾角度解读龙与马的关系,某些观点虽可商榷,但对唐传奇中“谪龙为马”情节的阐释是对《西游记》龙马故事生成研究有价值的推进,并在《龙马的历史进化》(2014)中对文献资料做了进一步补充。
(6)刘冠君、车瑞《佛典、话本与〈西游记〉关系揭橥——以白龙马形象为例》(2015)旨在说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形象是对前代神话、宗教故事的加工再创造,简要梳理了与相关佛教典籍、宋元话本、图册壁画以及明代同期作品的渊源关系。
(7)杜治伟、王进驹《论西游故事中“白龙马”形象的演化》(2016)认为“白龙马”形象是先以马的故事为基础,再附加龙的情节,然后合流为“龙马”,最后从“火龙马”到“白龙马”完成定型。
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虽涉及到龙马形象意义的问题,或有可取之处,但无论是对龙马性格、精神寓意的文学分析,还是以二元思维为主导的龙、马关系阐释,都没有讲清“龙马”的真实形态到底为何物,也都没有接触到我们要谈的“龙马”文化本质。实际上,“龙马”形象经历了由哲学进入文学的嬗变过程,并与“天马”的概念内涵有所交织。“天马”与“龙马”的关系是重要的文学、文化课题,迄今鲜有论者。“龙马”形象意义的生成直接关系到对西游故事文化深意的解读,是《西游记》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哲学溯源、诗学呈现、小说情节嬗变等方面对“天马”与“龙马”关系试做探讨,并推导出《西游记》“龙马”形象意义生成的演进轨迹,敬请专家学人不吝赐教。
二、观念孕生:“龙马”特质导源于中国古典哲学
“龙马”并非古人偶然臆想的形象,而是阴阳辨证哲学的产物。《周易》中乾坤二卦是龙与马关系的缘起,是我们探索“龙马”意义生成的最重要依据。为了讨论的方便,兹将《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象、卦辞与爻辞对照表列如下,对涉及的关键词用下加横线标出,作为下文讨论的基础。表一:《周易》乾坤二卦对照表
结合表一,针对本文的研究,关于乾坤两卦,有三点原则需要申明:
第一,《周易》的卦辞与爻辞是总论与分论的关系,卦辞统率爻辞。卦辞简洁,总括要旨。爻辞多用比喻,以喻体切中肯綮地说明人事特点,并在所描述的各种境遇中指导人的行事。乾卦以龙设喻,坤卦以马设喻。
第二,乾坤两卦的喻体是对整卦而言的,适用于每一爻。根据《周易》爻辞与“三才”理论的对应关系,六爻由低到高分为三组,即由下至上每两爻为一组,分别对应着地、人、天三个层面的不同位置。乾坤两卦的喻体不论是否以文字的形式出现,都包含在每一爻的意义中。因此,没有出现喻体的爻辞,不等于没有喻体。如乾卦的九三爻与九四爻,喻体也都是龙。如有特殊情况,则会单独指出。如坤卦的“牝马”只出现在卦辞中,爻辞没有出现“马”这个字,反而在上六爻出现了“龙”这个字,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爻辞讲的也是龙,这种理解不正确。根据卦辞统率爻辞的原则,坤卦爻辞喻体都是马,只是在上六爻的时候,这个马的涵义升华了,转化为龙。因与前五爻“马”的形象不同,故将“龙”单独写出。
第三,乾坤两卦的本体内含着对应与转化的辨证关系,喻体亦是如此。因此龙与马不仅构成对应关系,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存在形象互化的可能。至于为何选择龙与马作为乾坤二卦的喻体,在坤卦上六爻何以形成马与龙的转化,与“龙马”的哲学观念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将由乾坤二卦设喻的意义逐步推导而出,详下文。
对《周易》的阐释,各家理解容有不同。笔者以为在诸多研究《周易》的学术著作中,曾仕强先生的解说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揭示其真谛。下文“乾卦以龙设喻的意义”与“坤卦以牝马设喻的意义”这两部分对爻辞意思的解释,主要参考了曾仕强、刘君政所著《走进乾坤的门户》一书的部分内容,特此说明。
(一)乾卦以龙设喻的意义
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从宏观上概括乾卦的四种品德。爻辞的意思可以归纳为:初九,潜藏在地下的龙不宜表现,讲的是“慎始”的道理。九二,出现在地面上的龙,遇到良机要适当“展现”。九三说的是“君子”,但实际上体现的是应具有龙勉励自强的精神,并要时刻保持“警惕”。九四,讲的是“跨越”,不论是成功地一跃升天,还是不幸坠落深渊,只要心理上能够做到“无咎”就好。九五、九六是在天的层面,都是“飞腾”升空的龙。九五虽是至尊之位,但也要用心经营。九六,物极必反,提出“戒亢”的警示。乾卦六爻皆阳,代表着纯阳的先天之气,内含至大至刚之意,是宇宙间的正能量,却不见其形。中华传统文化中只有龙具有同样的特点,刚强勇敢,善于应变,在地、在水、在天均可存在,亦可隐形,故以它作为乾卦的喻体最为恰当。
(二)坤卦以牝马设喻的意义
根据乾坤两卦喻体对应的原则,古人选择了马作为龙的实体对应物。但需要注意的是坤卦“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的卦辞,明确指出与乾卦阳龙构成对应关系的,并不是全部的马,而是不包括牡马(即公马)在内,仅以“牝马(母马)”设喻。这与坤卦是纯阴之卦的属性相合,是非常严谨的选择。如果局限于坤卦爻辞的设喻,得出“龙仅对应牝马”的片面结论,也是错误的。实际上,通过乾坤二卦喻体的选择,我们可以确证:在古人的观念中,龙与马已构成对应关系。这一观念被后世诗文所继承,是龙与马作为对仗词语应用的理论基础。坤卦与乾卦一样都具有“元、亨、利、贞”四种美德,但坤卦卦辞之所以要强调“利牝马之贞”,增加“牝马”(而不是“牡马”)这一限定条件,只是为了凸显阴柔贞顺的特性。
坤卦六爻中,前四爻既符合马的特点,又符合人的特点,不难理解。六五与上六是我们讨论的关键。这两爻都在天的层面,六五爻“黄裳元吉”的寓意是位置尊贵而态度谦和,保持柔顺之德,就会大为吉祥。这一爻似乎与马没有关系,但“黄裳元吉”的情况,不论对于人事,还是马,都是美好的境界。更何况这一爻所负载的柔顺、谦和的意义,也正是牝马的特性。上六爻是最高天的位置,同乾卦一样,也是物极必反呈现凶象,因此要“戒亢”。
乾卦以龙设喻,没有提到马;坤卦以马设喻,却提到了龙。有学者认为坤卦从初六爻到六五爻是以马设喻,到上六爻弃马用龙,或用“物极必反”之说来解释以龙替马。我们认为这些拘泥于字面表象的解说都没有看透本质,是不妥当的。上六爻看似矛盾的情况,实际上正体现了乾坤二卦的辨证关系。阴阳转化是《周易》的基本观念之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本是一体,乾坤二卦也正是一体的两面,而坤卦上六爻正是通过龙与马喻体的转化与交融来展现阴阳的互动。具体而言,飞升到上六爻最高天的牝马已有龙性,现出龙的真身,但它不是阳龙,而是阴龙。阳刚的乾龙不能容忍与牝马变幻成的坤龙共存于天,与之交战。乾龙属天,其血玄色;坤龙属地,其血黄色。二者交融,足见斗争的惨烈。因此,上六爻牝马化为阴龙,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说。
由此看来,在《周易》著者的思想中,马与龙虽然是两种各不相关的动物,但它们之间有了交汇,构拟出在特定情况下转化、升华的哲学关系。简言之,马也可以在天上活动,具有龙的功能,这应该是后世“龙马”观念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周易》中虽然还没有出现“龙马”一词,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龙马”的观念业已产生。
(三)“天马”与“龙马”的哲学溯源
上文阐述了《周易》坤卦已具“龙马”观念。但与此相关的另一词语“天马”,与“龙马”有纠结之处。这是两个极为相似但又不同的概念,有必要加以辨析。其区别如下表:表二:天马与龙马辨析表
我们认为,在坤卦六五爻“黄裳元吉”的情境中仍是存在“马”这一喻体的,它已经处于天的层面,其形象始终是马。虽未成龙,但在此位置已极具祥瑞意义,或为后世“天马”形象的哲学缘起。“天马”已是卓然不群的马中极品,而要升级成为最高品阶的“龙马”则有更为严格的条件。只有极少数奔驰到最高天的“天马”,具备了幻化为龙的神力,才能成为神话故事中的“龙马”。因此,在“龙马”的概念中,龙与马成为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是否能够做到龙与马形象互化,马是否具备龙的功能,即是“天马”与“龙马”的根本区别与辨别条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坤卦六五爻与上六爻都是在天的层面,却存在着马与龙两种形态的道理。
三、诗学嬗变:“天马”与“龙马”的文学形象与内涵曾有交织
“天马”与“龙马”的观念源于哲学,而后进入文学,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的嬗变过程。战国屈原的《离骚》是最早表现“天马”形象的作品。诗中虽没有直接出现“天马”一词,但根据内容逻辑推导,完全可以确证屈原的坐骑是“天马”。“天马”与“龙马”之名至汉代定型。至唐代,二者已成为常用的文学典故,在时人作品中频繁出现交织使用的情况,杜甫的歌行《丹青引》即为显例。随着历代诗作生动而充满感情的具象化描写,为后来的“龙马”进入小说叙事文学奠定了人格化的情感基础,并预留了宽广的想象空间。(一)“天马”的文学形象早于“龙马”而呈现
《离骚》中提及龙与马的诗句共有八处,依次摘录如下:(1)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2)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3)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4)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6)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7)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移
(8)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中的龙与马是分别而论的两种具有神性的动物,上述八句诗可以归纳为两类三种情况来探讨,如下表:
表三:《离骚》中龙与马功能表
第一种情况是第(1)句,出现在屈原申述理想的部分,希望贤君“乘骐骥以驰骋”。这里的“骐骥”是贤君的坐骑。
第二种情况是第(2)(4)(5)(8)四句中的“马”,都是屈原的坐骑。第(2)句是让马慢步走在人间生长着兰草的水边之地,第(4)句是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第(5)句是将马拴在昆仑神山的阆风山巅,第(8)句是登上天国回首尘世,马儿也怀恋故国。除第(2)句是在陆地上,第(4)(5)(8)三句都是在天上的情景。据此可知屈原的坐骑是驰骋于天际的“天马”,但尚未具备化龙的本领,不能称其为“龙马”。因此,某些今注本《离骚》将“马”直接译为“龙驹”“白龙”等,并不准确。
第三种情况是第(3)(6)(7)三句中的“龙”,都为屈原驾车。第(3)句“驷玉虬”中的“驷”是指古代套四匹马拉一乘车,这里是由四条无角的玉龙承担驾车的任务。第(6)句是飞龙驾车,第(7)句是八龙驾车,这些情景都发生在屈原构拟的天国。由此可知,《离骚》确立的是龙载物、马载人或载物的模式。此时龙与马的形象尚未互化,但马已具备了龙行走天国的能力,龙已具备了马驾车负重的功能,这成为“龙马”在后世杂剧、小说中承担角色的基础。
(二)“天马”与“龙马”之名确立于汉代
西汉时期,尤其伴随着武帝开疆拓土的文治武功,优质战马成为必备的军需,对良马骐骥的赞美也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天马”与“龙马”之名得以确立。“天马”之称见《史记》汉武帝事: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西域诸国盛产良马,不论乌孙国,还是大宛国,所献之马皆为当地极品,相较之下,惟以最优者堪冠“天马”之名。
《汉书》存录的两首《天马歌》亦成为后世诗文用典的渊源: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这两首《天马歌》对“天马”的形象、气质进行细致描摹,成为启发后世创作的源泉。如唐代李白、宋代司马光、张耒、何麟瑞、明代杨慎等都有《天马歌》作品传世,“龙为友”“龙媒”等词语更是频频出现在后世咏马的文学作品中,甚至成为天宫星宿之名。
至于“龙马”合为一词的出现时间,以及龙马与河图八卦的文化哲学关系,至晚到汉代也已定型。《尚书·周书·顾命》篇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之语,西汉孔安国(前156—前74年)传云:“河图,八卦,伏犠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应为“龙马”一词出现的最早记录。文献对这一词语的训释语焉不详,从构词法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并列结构词语,是似龙似马之物;一是偏正结构词语,龙作马的定语,可理解为像龙一样的马,或具有龙功能的马。二者皆可通,“龙马”一词由此更具神秘气息与传奇色彩。
(三)“天马”与“龙马”文学形象的交织表现
发展到唐代,“天马”与“龙马”已成为常用的文学典故,但其内涵多有交织,存在混用的情况。杜甫的《丹青引》即是这一情况的典型例证。此诗是记述曹霸将军画马技艺高超的名篇。曹霸曾是唐玄宗朝享有盛誉的宫廷画师,所绘鞍马形貌如生,气韵传神。安史之乱时,因遭变故,流离失所,困苦终老。其画不传,幸赖杜诗以存其事。《丹青引》题下自注“赠曹霸将军”,全诗可视为曹霸小传,内容分为六个部分:(1)曹霸家世;(2)书画理想;(3)人物画成就;(4)鞍马画造诣;(5)弟子韩干;(6)晚年遭际。其中在鞍马画造诣一节,正是借助“天马”与“龙马”形貌与内涵的交织,将情节出神入化地层层推向高潮。现依照《全唐诗》版本,兹录此节相关四句,详作剖析。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A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B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C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D
A句的意思是玄宗皇帝曾延请众多画师为宝马“玉花骢”画像,每位画师所绘出的结果不同,都难以毕现御马的神采英姿。玉花骢,人间确有此马,而起笔便以“天马”称之,既夸赞它是马中极品,又赋予它超尘拔俗的“神性”,彰显其精神气质超越了“凡马”的范畴。B句与C句讲的是玄宗命人将玉花骢牵至宫门御阶下,让曹霸将军为它现场作画。其中“阊阖”二字别有深意,既指宫门,亦指天门,直承《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之语,将现实与天界相勾连。与A句“天马”相呼应,进一步强调玉花骢现身人间,却应属天界。D句意在赞美曹霸将军画技精湛,不多时便绘出玉花骢的昂扬气韵,令世间凡马黯然失色。D句简洁洗练的十四个字,深透明白地告诉世人:曹霸的画作到底好在哪里,优于他人的关键是什么?天才的画师绝不满足于状物外在形态的逼真,而追求内在精神气质的传神。此句之所以成为咏马诗中的千古名句,关键在于它出神入化地完成了由“天马”到“龙马”质的飞跃。其递推关系示意如下:
玉花骢(现实真马)→天马(称赞真马)→龙马(盛赞画技)
称玉花骢为“天马”是对现实真马的赞美,誉曹将军绘制的玉花骢画像有“真龙”气韵,则是对画技的称赞。“天马”与“龙马”都具有马的形象,但从“天马”到“龙马”层次的提高则体现着由外在形貌到内在品格的升华。诗人视玉花骢为真龙在现世的托身,那健劲昂扬、无从效法的蓬勃气韵才是神骏的应然风貌,赞其“一洗万古凡马空”,是无可比拟的。正是D句将玉花骢的精神气质托举到最高层次,缔造了全诗的高潮。这是解读《丹青引》艺术表现的关键之处,而迄今未见论者,实乃杜诗阐释的一大缺憾。
从“天马”与“龙马”关系的角度考量,杜甫的《丹青引》清楚地说明了两点:一是作为文学典故,“天马”的形象在前代文学积累下,至唐已深入人心。无需多言,其形容样貌、神采风姿便如在目前;二是对于“天马”与“龙马”的特质,唐人在文学表现中未作严格的区分。作为“马”的形象,二者并无分别,这是造成作品中交织运用的原因。而要彰显“真龙”气象,则非“龙马”不能做到。准确地说,无论是曹霸的绘画,还是杜甫的歌行,所展现的核心皆是卓然不群的“龙马精神”,但起笔仍以“天马”称之,足见唐人并不介意这点区别。更何况虽然“龙马”与“天马”都是相同的“平仄”声调组合,选用任何一个都不影响声韵效果,但在A句中确实以用“天马”一词为上,因见其字面就能带给人骏马驰骋天际的直观联想。相较于概念、逻辑的正确性,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艺术效果,才是历代诗家更为看中的。
四、小说演绎:西游故事是“龙马”形象取得独立身份的关键
西游故事是以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天竺(今印度)学佛弘法事迹为蓝本所构拟的神魔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如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传文献所记载的真实事件被逐渐过滤、淡化,而神话传奇色彩不断增强。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未提及“龙马”一词,却已奠定了神魔故事的叙事基调。元明之际涌现出大量作品,仅《西游记戏曲集》一书所收录的剧本就达十四种之多。戏曲、小说中的“唐僧”形象仅借“玄奘”之名而已,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已无多少交集。其情节主要基于对取经途中克服种种困难的想象,非有神助,则不能成功。由此生发出赋予陪伴玄奘取经之人或物种种降妖除魔的神奇本领。“龙马”便与此故事有了契合点,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是其融入西游故事的开始,但在具体描述上,承袭前代诗学传统,与“天马”的概念仍有交织。直到明代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二者不再混用,“龙马”不仅在文学作品中获得独立身份,而且“龙马精神”内涵也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得以诠释。(一)“火龙马”是“白龙马”故事的雏形
龙马情节在西游故事的演进过程中参合诸书而渐趋丰富,其发展脉络清晰可溯,前人已论,兹不赘述。至元末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七出集中叙写“火龙马”的故事,可视为吴本《西游记》“白龙马”的前身。二者共性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出身高贵,都是海龙王之子。火龙马是“南海沙劫驼老龙第三子”,白龙马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
2.虽然事由不同,但都因触犯天条,被判死刑。火龙马“为行雨差迟,法当斩”,白龙马“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不日遭诛”。
3.被观音菩萨所救。观音菩萨请求玉帝赦宥,龙马受观音菩萨点化,等候取经人。
4.化作白马为唐僧做脚力,代步驮经。火龙马并非赤色或金色,它也是通身洁白的,曲词多处唱道:“带轻云一块雪,走落日四蹄风”、“又不是五色毛斑点,浑则是一片玉玲珑”、“金甲白袍灿,银装宝剑横”。因其为“南海火龙”,为凸显其五行属性,故称之为“火龙马”。
在杂剧中,就叙事而言,火龙马的故事已经比较完备,足以支撑情节发展,帮助唐僧完成取经任务,但其性格特点不甚鲜明,“大宛国天产才,渥洼水龙媒种”这样的描述直承汉代诗歌“天马”用典,概念存在交织,“龙马”的角色仅停留在完善事件的层面,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来呈现特质,而这一艺术升华直到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中才得以完成。
(二)“龙马”人格化形象的发展
在《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不论是天马,还是龙马,都只作为动物的形象而存在。而杂剧是说唱表演艺术,其中的角色要由人扮演并通过语言演绎剧情,这使得玉龙在西游故事发展史上第一次口吐人言表达欲求,初步具备了人格化的特点。剧本中明确标有“龙叫云”“龙云”等字样,都是“玉龙说”的意思。虽然杂剧中玉龙化马之后没有任何言语,而且情节也较为简单,但这足以启发小说《西游记》将龙马的人格化特点塑造得更为丰满、生动。小说中的龙马,虽然始终是动物形象,但它已通晓人性,完全具备了人的思想、情感、美德、个性等特点,这一突破传统的大胆创造使其艺术魅力远超前代西游作品,“白龙马”形象由此而深入人心,这是吴承恩《西游记》对明清小说的重要贡献。(三)小说《西游记》是“龙马精神”的集大成表现
小说中白龙马的故事着墨不多,却处处精彩,集哲学观念、诗学审美、艺术想象于一体,涉及了龙马其物,描述了龙马其事,展现了龙马其神。故事主要分布于五章,不仅对情节发展起实际推动作用,而且也构成起、承、转、合意脉完整的白龙马故事。囿于篇幅,现将白龙马情节对应章回及故事梗概表列如下:表四:吴承恩《西游记》中白龙马故事所在章回及梗概
第八回是《西游记》中白龙马故事的缘起。玉龙本是西海龙王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父王以忤逆之罪表奏天庭。玉帝将其吊打三百,不日将诛。幸遇观音菩萨搭救,命它潜身深涧等候取经人。第十五回是承上启下的段落,玉龙化作白龙马做唐僧脚力,赴西天取经。第三十回是白龙马故事的高潮,唐僧遇难宝象国,白龙马衷心护主,勇斗黄袍怪。第六十九回是一处充满趣味的小转折,孙悟空欲取马尿入药救治朱紫国王,但白龙马不愿在凡尘轻抛龙液,最后还是服从孙悟空的决定。第一百回是功德圆满的结局,龙马回归天国。此结构实乃吴本《西游记》匠心独运之处,惜前人未有所论。故事从始至终一直强调着龙与马互化的哲学特质,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诠释了“龙马精神”的真谛:
其一,体现着乾卦精神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宝象国救主即可为证。为营救公主百花羞,唐僧替公主送信给国王,却被黄袍怪陷害变作猛虎,困在宝象国。此时孙悟空已被唐僧赶回了花果山,八戒、沙僧俱无音信。白龙马化作美艳宫娥勇斗黄袍怪,孤军奋战,恶仗厮杀,受伤战败。即便如此,其救主西行的意志未有丝毫消减,与八戒遇事退缩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劝说八戒请回孙悟空,救唐僧脱险。此段文字极为精彩,白龙马全力以赴、勇敢顽强、信念坚定的形象跃然纸上。
其二,体现着坤卦精神的厚德载物,柔顺忠贞。取经五圣中,白龙马出身最为尊贵,却信守承诺,堪为脚力,驮经负重,风雨兼程,从无怨言。
其三,体现着不落世俗的铮铮傲骨。第六十九回白龙马自述身世的情节为神魔小说的趣味性增色不少,却也耐人寻味。原文如下:
三人都到马边,那马跳将起来,口吐人言,厉声高叫道:“师兄,你岂不知?我本是西海飞龙,因为犯了天条,观音菩萨救了我,将我锯了角,退了鳞,变作马,驮师父往西天取经,将功折罪。我若过水撒尿,水中游鱼食了成龙;过山撒尿,山中草头得味,变作灵芝,仙僮采去长寿。我怎肯在此尘俗之处轻抛却也?”
西行途中白龙马虽为人驱使,绝少言语,但它心中始终保持着作为龙的尊严,秉持着坚定不移的取经信念。《西游记》中无论是借他人之口,还是白龙马自述,都多次申明其真身为龙。即便外形为马,精气始终为龙,这也正是龙马最本质的特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龙马形象意义生成的过程小结如下:第一,“龙马”的观念源于上古哲学,与乾坤二卦的辨证关系直接相关。在先秦文献中,虽然分别是“龙”与“马”两个词,但已呈现出“龙马”的部分特质,直到汉代出现“天马”与“龙马”两个固定的双音节词,其概念虽然模糊,但“天马”的形象逐渐清晰。
第二,“龙马”这个词及其内涵进入文学以后,一度与“天马”的概念存在交织。经过了先秦、唐宋、元明的演化,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精神概念,尤其在明代小说《西游记》中得到升华。无论名义,还是内涵,都成为具有独立身份的形象,并赋予神话动物以人格化的特点。因此,我们在探讨明清文学史,尤其是神话史的时候,必须对此加以足够的重视。
第三,“龙马精神”一词所体现的汉字文化,并不是字面意义的叠加,而是负载了已经得到升华的龙马文化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自强不息、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等都是词中之义。这种概念通过文学作品得以阐发,并经历代积累而逐渐定型,最终在小说《西游记》中得到完满地诠释。
注释:
① 裘寅《西游记中“小白龙”形象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02年第3期。
② 彭新竹《说“白龙马”》,《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赵旭、孙雪娇《白龙马形象的演变》,《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④ 赵旭《白龙马形象浅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⑤ 赵延花《简析杂剧〈西游记〉中的龙马形象》,《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⑥ 李艳茹《龙马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⑦ 李艳茹《龙马的历史进化》,《紫禁城》2014年第1期。
⑧ 刘冠君、车瑞《佛典、话本与〈西游记〉关系揭橥——以白龙马形象为例》,《东岳论丛》2015年第7期。
⑨ 杜治伟、王进驹《论西游故事中“白龙马”形象的演化》,《文化遗产》2016年第5期。
⑩? 曾仕强、刘君政《走进乾坤的门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乾卦六爻的意义阐释参第29—41页,坤卦六爻的意义阐释参第71—83页。
????????[战国]屈 原 《离 骚》,中 华 书局 1977 年 版《文 选》,第 456、458、460、460、460、463、463、464页。
?[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0页。
?[东汉]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60页。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第239页。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22页。
?????? ? 胡胜、赵毓龙校 注 《西 游 记 戏 曲 集》,辽 海 出 版 社 2009 年 版 ,第97、97、98、98、99、97、98页。
?? ???? ? ?[明]吴 承 恩 《西 游 记》,李 天 飞 校 注 本,中 华 书 局 2014 年版,第117、117、117—118、223—224、412—414、885、1253—1254、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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