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对南京的描写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可以细化为三重空间，地理空间展现南京的自然景观与城市风貌，文化空间展现南京的民俗与文化活动之繁盛，而心理空间则展现了书中人物与南京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系，吴敬梓通过对南京三重空间的塑造呈现了一个立体而完整的南京城市印象。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与心理空间三个角度来解读《儒林外史》中有关南京的描写，既可见吴敬梓对南京的感情之深，也有助于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研究的深入。
对于吴敬梓来讲，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远比故乡全椒重要，自雍正十一年(1733)移家南京始，到乾隆十九年(1754)病逝于扬州，吴敬梓人生的后半段基本是在南京度过的。他虽以寓客身份“寄居秦淮水亭”，但在心理上早已融入这座城市之中，他热爱南京的风土人情，诗文作品中留下不少吟咏南京名胜的篇章，由23首诗歌组成的《金陵景物图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而他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全书56回，就有23回故事发生在南京，在书中涉及的众多江南城镇中，南京无疑是吴敬梓用笔最多的城市。吴敬梓笔下的南京，涵盖了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三重意义，是对南京全方位的立体呈现，可谓明清通俗小说中对南京城市情景展现最为生动的一部作品。
一、吴敬梓笔下的南京城市地理空间
不同于《红楼梦》中那个遥远，甚至有些虚幻的金陵，《儒林外史》中的南京是一座有血有肉的城市。吴敬梓在《移家赋》中盛赞南京是“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虽然吴敬梓并非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但多年的寓居生活还是使这座城市在吴敬梓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不仅熟悉南京的风土人情，也喜爱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格，《儒林外史》中有关南京的描写既真实又饱含作者深厚的感情，成为明清通俗小说中展现南京城市风貌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儒林外史》在南京之外也描绘了其它江南市镇的自然风光，如杭州与嘉兴等，但两者之间差异非常明显，杭州的风光主要借马二先生游西湖写出，透过马二先生那浑浑噩噩的眼神，原本秀丽的风景与富庶的城市风光变得呆板而无趣，而吴敬梓笔下的南京城市风景则明显不同，处处透着灵动与韵味。作为一个真实的地理空间，吴敬梓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对南京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城市街巷等都有所表现，构筑起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城市印象。
笔者以较为接近吴敬梓生活年代的乾隆元年刊刻之《江南通志》卷二所收《江宁府城图》为模版，将《儒林外史》中出现较多的南京名胜与街巷进行了大致位置的标示。由上图可以发现，吴敬梓对南京的描绘偏重于北、南、西三面，特别是城市的南部。南京城南集中了大量的官署、商铺以及各类文化设施，是南京城中最为富庶与热闹的地区，所以在吴敬梓笔下得到了较多的展现。而东部在明代为皇城禁地，清代则为八旗驻防之地，属于军事禁区，作者不能随意出入，自然在书中也就没有涉及。
除雨花台之外，小说还写到了南京城西部的清凉山。第33回杜少卿携妻子游览清凉山，“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第55回又写裁缝荆元往清凉山访友，“这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雨花台靠近城南，映入登临者眼中的是城市的五光十色，而清凉山处在较为宁静的城市西部，带给登临者的是闹中取静的静谧世界，与山名遥相呼应。在这个幽静的山林世界，醉酒之后的杜少卿携妻之手登山，惹得众人侧目，在家乡时的沉郁心情被一扫而光，其性格中洒脱奔放的一面被激发出来，这也是杜少卿醉心于南京生活的开始。
如果说吴敬梓对山色的描绘偏重其静谧清幽一面的话，在水景的呈现上则体现了一种富丽与清雅结合的独特美感。作为江南城市的南京，城市内外水系更为发达，《儒林外史》集中描写了由东向西贯穿南京的秦淮河、城市西部的莫愁湖与北部玄武湖等河湖。秦淮河是南京城内一条重要的水系，“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它既担负起水运之功能，又是一条重要的景观河，流经南京城南最为富庶繁华之地，在南京市民生活中地位非凡。吴敬梓本人就寓居秦淮河畔，对这里的富贵与风月气息非常熟悉:“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迷人的水色与绚烂的灯火成为南京市民生活中一大赏心乐事。临河而建的河房更是吸引外来客人租住的首选之地，书中就写到杜少卿等人租住河房的情况，而清代小说《醉醒石》第一回对此也有描绘:“南京下处，河房最贵，亦最精。西首便是贡院，对河便是衏子。故此风流忼爽之士，情愿多出银子租他。”可以说，秦淮河以及两岸的河房，已成为南京城地标之一。
刘汉光先生曾在《〈儒林外史〉的意象式结构——以江湖与祠庙为中心》一文中指出书中的湖意象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而全书出现的五处湖泊意象中，位于南京的就占了两处。莫愁湖位于南京西部，在“三山门外，昔有妓卢莫愁家此，故名”，第30回杜慎卿等人品评全城旦脚演员，就选在莫愁湖，“诸名士看这湖亭时，轩窗四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点薰风，吹的波纹如縠。……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纵观全书所涉及的几次文人聚会，这场莫愁湖大会在排场和热闹程度上都属于佼佼者。《儒林外史》对秦淮河与莫愁湖的表现抓住了其喧嚣与热闹的一面，特别是莫愁湖大会一段，更是书中文人雅集少有的大场面，与之前滑稽的莺脰湖之会、酸腐的西湖诗会相比，莫愁湖大会体现了名士的风流雅致，凸显了南京城市生活中繁华与恣情任性的一面，而玄武湖则是另一面的代表。玄武湖位于南京城北部太平门外，明代用于贮藏天下图籍，是百姓不能涉足的禁地，当时也并无赐湖于人的记载，但第35回却写皇帝将玄武湖赐于庄绍光，“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湖中间五座大洲:四座洲贮了图籍，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与庄征君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吴敬梓的这种虚写笔法，当与庄绍光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关，玄武湖作为禁地满足了他不愿被俗世打扰的需求，为他创造了一个静谧的生活空间，以“幻想幻境”营造了一个尘世中的理想世界。此外，与王冕的七泖湖相比，玄武湖是皇帝赐予庄绍光“著书立说，鼓吹修明”之地，因而具备了社会政教意义，是作者创作构思由山林文化向庙堂文化转变的标志之一。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悠久的历史还给这座城市遗留下大量的人文景观，书中出现的人文景观主要是各类寺庙庵观。南京城自古寺观众多，到吴敬梓所处的时代，“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书中出现的佛教寺庙有报恩寺、承恩寺、鸡鸣寺等，道教宫观则有神乐观和朝天宫，这些寺观不但是宗教场所，也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游览观赏的空间。书中人物游览较多的当属报恩寺，“大报恩寺在聚宝门外……国朝永乐中敕大建之，准宫阙规制，名大报恩，有御制碑文，其琉璃塔在寺大殿后，即古长干舍利塔也”。报恩寺作为曾经的皇家寺庙，是明清两代南京城中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群，又毗邻繁华的聚宝门地区，游人如织是司空见惯之事，第28回写萧金铉三人由南门(聚宝门)出城去报恩寺，“那南门热闹轰轰，真是车如游龙，马如流水。三人挤了半日，才挤了出来，望着报恩寺，走了进去”。报恩寺因属于皇家寺庙而颇为宏伟，可供游览之处也很多，三藏禅林、琉璃塔等建筑在小说中曾多次出现。与宋代汴京的大相国寺一般，南京的报恩寺既是宗教场所，又是市民休闲玩赏之处，同时还向外来之人提供租住的场所，实现了宗教与世俗的完美融合，就连其中的僧人都颇具世俗色彩，书中有僧人拿祁门炮仗为杜慎卿等人醒酒一段，被评点者认为是“惯能凑趣”的“雅僧”，非报恩寺和尚不能如此，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悠久的历史是形成南京厚重底蕴的原因，那么城市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配合则成为这座古都的灵韵所在。书中出现的众多自然景观，如雨花台、莫愁湖等，其名称之由来多与历史人物有关，再加上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进一步提升了这些南京名胜的知名度。书中汇聚于南京的文士多非南京籍，但都对南京的风景名胜耳熟能详，这些南京本地景致成为文人之间聚会与游赏的最佳选择。不仅如此，这些都市景观的开放性也为南京市民生活增添不少趣味，在雨花台之上，两个挑粪的农夫都懂得欣赏落日，引得杜慎卿赞叹不已，而秦淮河赏灯则称得上是全民性的娱乐了。可以说，南京的都市景观完美的实现了雅与俗之间的共融，文人喜爱山水的天性在此得到释放，而市井百姓喜好热闹与寻求消遣的需求也在此得到满足，同样的景观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又互相衬托而相得益彰，这正是南京的独特魅力所在。
《儒林外史》虽然在时代上假托明代，但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城市地理空间，其中出现的是真实的地名，描写的也是南京人熟悉的景象，作者强化了故事时空的当代性与真实感，给同时代的读者一种身在其中的感觉，从而激发起阅读的兴趣。书中出现的南京街巷地名多达三四十处，虽然没有具体展开描写，但人物在言谈与行动中所带出的南京街巷地名，都符合明清时期南京实际情况。第41回写杜少卿与武书的一次游河情节，人物的行动轨迹是从杜少卿所住利涉桥河房出发，沿秦淮河由东南向西北方向行进，一路荡到城市北部的进香河，下午原路返回到利涉桥上岸，之后继续上船饮茶直到夜里，小船继续往西行进到文庙月牙池，碰到庄濯江等人的大船，最后共同返回利涉桥河房，行程耗时与所提到的地名都是真实的。又如第25回写家住水西门的鲍文卿舍近求远要到城北去找孩子学戏，其原因在于南京北部“鼓楼达三牌楼，络金川、仪凤、定淮三门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旷土”，明代即多为仓储、校场等处，清代亦然，与富庶的城南相比较为贫瘠，所以鲍文卿要特意到城北去找学戏的孩子，书中穷困潦倒的倪霜峰也住在城北三牌楼附近。
二、南京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呈现
小说所塑造的城市形象，仅仅依靠对自然风景、城市街巷等地理空间的展示是不完整的，城市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如果缺失了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以及围绕这些个体的日常生活所展开的各类文化活动的观照，城市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间。吴敬梓在对南京地理空间的展示之外，也深入到南京的城市文化空间当中，这里的文化空间是指城市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类文化生产、文化娱乐与消费活动，其中既包括属于大众的各种群体性消遣与娱乐活动，也含有小众的，主要与文人群体相关的文化活动。南京地处文教发达的江南腹地，文化气息自古浓厚，明代长期作为留都，拥有独立的官署机构，南京国子监与北京国子监并立，清代的南京作为江苏首府，在整个江南地区都处于文化中心地位，不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民俗，更因为江南各地文人的汇聚与南北文化的交流而催生了各种文化活动的兴盛。吴敬梓对南京大众性的城市民俗活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娱乐与消费活动，以及与文学创作、科举考试相关的文化生产活动等都予以密切关注，相比其他江南市镇，作为大都市的南京在文化活动的密集程度以及影响力方面都要更胜一筹，凸显了南京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与繁荣。城市特有的民俗活动多具有大众属性，它与城市市民个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儒林外史》对南京城市民俗的展现可分为一般性民俗与岁时民俗两种。一般性民俗指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活动，如第27回就写到南京的婚嫁民俗，鲍廷玺娶王太太之后，“到第三日，鲍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做朝。南京的风俗:但凡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这菜一定是鱼，取‘富贵有余’的意思”，结果正在气头之上的王太太，菜没做好反溅了别人一脸热水。岁时民俗则与特定的节令有关，如春季南京市民有在秦淮河上游船饮茶的习俗，第41回写道:“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而到了农历七月，秦淮河上的游船又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蒙。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七月二十九则是清凉山地藏盛会，“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
书中所描写的南京城市民俗活动中最为重要也最具特色的几乎都与秦淮河有关，这不仅是因为秦淮河是南京城市地标与大众娱乐空间，更是由于住在秦淮河畔的作者对这些景致无比熟悉。吴敬梓不止一次写到秦淮河上灯火辉煌的场面，在明清两代，秦淮灯船之盛是南京市民最为熟悉的胜景，“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因秦淮河而产生的民俗活动可以说是南京市民生活中最为热闹的时刻，市民不分阶层的广泛参与造就了城市生活中最精彩的一页。
不同于大众民俗活动的市民狂欢性质，与文人阶层相关的文化活动虽然形式更为丰富，但却相对小众。《儒林外史》中文人间以消遣为目的的文化娱乐与消费活动主要包括文人雅集和戏曲演出。文人雅集是士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江南地区秀丽的风景为文人之间的聚会提供了天然的场所，书中描写的文人雅集多为以诗文会友，如杭州的西湖诗会。当小说的叙述空间转移到南京时，文人雅集褪去了之前的酸腐气息，开始变得清丽脱俗、风流蕴藉，过去的诗社故套被视作“雅的这样俗”而抛弃。在南京，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文人雅集是莫愁湖大会，其初衷是品评全城旦脚演员，参与者包括杜慎卿、季苇萧等十三人，地点选在水西门外莫愁湖亭，应邀而来的旦脚演员有六七十人之众。演员们先在亭子外的板桥上走一遍亮相，之后再一人做一出戏。能撑起这样盛大的场面，源于南京的富庶繁华与戏曲演出队伍的庞大，但令参与者意想不到则是这场盛会也像泰伯祠大祭一样成为后人追想的“盛事”，第53回徐九公子就以为莫愁湖大会梨园子弟之后，如今的生旦演员一个入眼的都没有。参与者也因此名声大噪，如季苇萧成为人们口中定梨园榜的季先生，跻身“名士”之流，而上榜的戏曲演员同样因此身价倍增，第42回鲍廷玺推荐葛来官给汤家公子时就说:“他也是我挂名的徒弟。那年天长杜十七老爷在这里湖亭大会，都是考过，榜上有名的。”
明清时期戏曲创作与演出的繁盛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推动，越是繁华富庶的城市越有可能汇聚庞大的戏曲演出队伍，不仅满足本地的演出需求，更能辐射与带动周边城镇的戏曲活动。书中文人聚会以及宴饮中经常可以看到戏曲演出的场景，不仅如此，吴敬梓还通过鲍文卿与鲍廷玺父子两代戏曲人的经历展现了南京地区的戏曲文化生态。南京在明清时期是江南戏曲的中心，戏班云集，名伶辈出，第24回鲍文卿重回南京收拾戏行旧业，小说对南京梨园的诸多情况有所表现。首先，南京戏行中“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两处戏班有一百三十多个，南京城中如此庞大的戏曲演出队伍远胜于其它江南城市，说明南京市民日常生活中对戏曲演出的需求之大；其次，戏班要在总寓内挂牌，如有人定戏则需提前在戏子牌上写明日期；最后，戏行行规甚严，“他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鲍文卿父子所经营的戏班生意兴隆，经常演夜戏，第25回写鲍家戏班去上河做夜戏，五更才散戏。此外，外府的人在南京也会点鲍家的戏班，第42回汤家二公子考完之后演戏谢神请的就是鲍廷玺的三元班。除南京城内的演出之外，戏班也会承应外府的演出，第25回鲍文卿的戏班就到天长县杜府去演出，主家要定二十本戏，戏班做了四十多天戏才回到南京，由此可见南京戏班早已名声在外，在附近州府的戏曲演出市场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正像《儒林外史》以文字给读者所呈现的一样，南京这座古都的文化空间就是如此繁盛，从文人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发达吸引了不同地域的名流汇聚于此，他们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舒适与安逸，也享受南京为他们的文化娱乐与消费活动以及文化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正是南京为他们提供了符合其审美需求的一切事物，成就了他们的名士风流；从市民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发达也使市民生活不再乏味而充满乐趣，秦淮河不同时节的民俗活动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全民性的娱乐活动，普通市民也在其中感受到南京的繁华气息。总之，南京文化生态的多样呈现既有六朝古都文化血脉的传承，也有明清时期各项文化活动的推波助澜，南京的城市文化魅力藉此得以体现。
三、作为文人心灵安顿与精神家园的南京
在《儒林外史》中，南京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那么简单，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文化气息形成一种天然的向心力，不论是吴敬梓还是书中最后汇聚于南京的各色人物，南京以其包容与亲和的特质接纳所有人，真名士在恬静安逸的山水世界中寻找到了可以使心灵得以安顿的精神家园，而那些在名利路上颠沛流离的假名士也能在这座富贵风流的城市中找到落脚之处。因此，南京在《儒林外史》中除了作为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之外，还具备心理空间的意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结构，不仅是一种物理的存在，也包含了心理上的因素，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主要指城市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城市本身没有生命，并不能体验自己，但却可以被人感知从而形成印象，并且给居民带来情感的满足与差异化的体验。早在1960年，凯文·林奇就将心理学理论引入城市研究，在他的《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城市意象感知”的概念，而城市居民心目中的城市意象，本身就是城市在居民心理上的一种投影。近年来，城市商业研究中也有学者用城市心理空间的概念来表示城市与目标顾客的心理距离，但本文并非城市商业活动研究，而是在此前城市研究的基础上为城市心理空间赋予新的定义。本文所提出的心理空间是指:城市对城市居民在心理上的影响，它包括印象感知、文化认同、情感寄托等不同的层面，它不但受城市的文化、地理、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阶层的居民群体受同一座城市影响而产生的心理空间也是有差异的，这里主要讨论《儒林外史》中的文人阶层受南京影响而产生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感受。
从表面来看，南京吸引他们的似乎是山水自然风光，但从心理空间的文化认同层面来看，深层原因是真名士对南京所代表的文化以及南京可以为他们提供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模式的认可与接受。真名士们的抉择不仅是个人人生道路的一次选择，也同样反映了明清时期南北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碰撞，而代表南北方文化的典型就是南京与北京这样一对相对应而存在的城市。在明清小说当中，北京与南京之间的差异与对比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形成了一种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双城”意象。明代的北京与南京，首都与留都，不但是各自区域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也相应形成了对应的“首都文化”与“留都文化”，两者之间文化的差异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北京作为明王朝的政治中心，其所代表的“首都文化”表现在大气磅礴的宫廷文化与复杂微妙的权力文化的交织。在书中，庄绍光见识到了北京宫廷禁城的巍峨与皇家礼仪的气派与繁琐，这正是宫廷文化核心的所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它首先是国家政治与权力中心，士人们来此追寻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与之俱来的则是为追求权力不择手段乃至相互倾轧，权力文化恶的一面在这里被放大了，从庄绍光受谗言而不得重用便可见一斑。与之相对，南京所体现的“留都文化”则表现为安逸澹泊的闲士文化与富贵风流的世俗文化的荟萃。不同于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而成为权力斗争的漩涡，南京是一座弥漫着一种闲适与安逸生活气息的城市，就连“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种“六朝烟水气”代表着一种与追逐功名富贵相对的闲适生活态度，它体现了南京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
以真名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大多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从心理空间的情感寄托层面来看，南京是他们事功理想破灭之后心灵得以安顿的避风港与精神家园，也是见证他们原有理想转向与寄托新理想的城市。寄居于南京的众名士，心理上并非不想振作一番，但处在明王朝末期的整个政治体制腐朽不堪，以虞育德为代表的名士既无政治上投机钻营的能力，本质上也并不具备实际治理一方的能力，道德文章方面的趋于完美表明他们不会成为贪官酷吏，但其性格中固执，乃至有些迂腐的一面也证明他们不具备成为名臣能吏的能力，因此实现儒家推崇的事功理想对这些名士来说只能是梦幻泡影。作为南北文化汇聚之地的南京，其所特有的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品格，不仅接纳了这些事功理想破灭的名士，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生活空间。以杜少卿为例，在家乡期间的豪举被人视为败家行径，是高翰林眼中既不能治生也不能荣身的反面教材，但在南京的文化圈子里，他不仅被大多数文人所接受与认可，更成为迟衡山等人眼中的“海内英豪”与“千秋快士”，书中凡是后到南京之人无不慕其高名而去拜会，正是南京的包容特性才给杜少卿创造了自适的生活空间，使原本茫然的心灵有了可以寄托之处。
作者吴敬梓与书中寄居南京的真名士一样，在看破科举正途的虚伪与对儒林造成的异化后，在功业理想破灭的现实困境中，开始了理想转向的过程。他们追寻原始儒家核心的礼乐文化精神，希望通过礼乐兵农的实践来扭转儒林不振的现实境况，这便是所谓“全书结构顶点”的泰伯祠大祭。在吴敬梓辞廷试的1740年，他“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宧极宏丽，工费甚巨”，甚至不惜为此卖掉自己老家的房屋。吴敬梓之所以对修复先贤祠如此积极，与当时尊崇儒学抑制释道的学术思潮有关，此外则是有感于泰伯谦让的德行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讲有必要加以提倡，于是在小说中特意突出泰伯的重要意义，先贤祠成了泰伯之专祠，吴敬梓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成为小说中泰伯祠大祭的生活基础。第33回他借迟衡山之口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迟衡山等人看到儒士只讲举业，对于礼乐兵农等偏重实践的事业则置之不理，因此想“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引出了修建泰伯祠之事，“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吴敬梓与他笔下的众名士，面对儒林沉溺举业而不讲“文行出处”的现实，不约而同的把理想转到习学礼乐的实践之路上，其落脚点则是在南京修建泰伯祠，他们希望泰伯的“让德”使儒林中人从汲汲于功名富贵的泥沼中跳出，正如张文虎在评语中所说:“雨花台祠凡祀先贤二百三十人。而此独举泰伯者，泰伯青宫冢嗣而潜逃避位，如弃敝履，其于功名富贵无介意。《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吴敬梓不厌其烦地描述泰伯祠祭祀礼仪的隆重与繁琐，正是对传统礼乐精神讲求习行、实践本质的再现，但在严峻的现实世界中，名士们视为“正经事”的“敦孝弟，劝农桑”却被功名中人视为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是完全不能当真的，所以这些人转向之后的理想终究还是破灭了，当南京众名士风流云散之后，泰伯祠剩下一片破败的断壁残垣，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伤感气息，象征着名士们礼乐理想不切实际与注定破灭的命运。从小说结局来看，见证了历史上无数兴衰更替的南京，其固有的文化品格中带有变迁和流逝的一面，伴随着真名士的老去与美风物的消歇，在人物心理中折射出浓郁的感伤与怀旧气息，借王玉辉、邓质夫、徐九公子等人表现出对已成往事的名士风流的向往与仰慕。在空幻结局之外，如曲终奏雅一般，作者在小说末尾特意描写了南京四位市井奇人，他们虽然出身贫寒但安贫乐道，各自的特长组合在一起恰是代表了文人基本文化素养的“琴棋书画”，虽不是儒林中人，但在文化素养与道德修养上却超越了一般的儒士，这不仅与作者所赞赏的“真名士乃在民间”相呼应，更是作者心理上对南京所代表的闲适、雅致城市文化的最后一次呼唤，也是经历了事功理想与礼乐教养理想破灭之后的作者在心理上退回到追求“独善其身”的寓言式写照。
注释：
①②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3、8页。
③ 本文所引《儒林外史》各回文字、评语均依据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不另出注。
④⑧ [明]陈舜仁《（万历）应天府志》卷二十一、卷二十三，明万历刻增修本。
⑤ [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⑥ [明]陆应阳《广舆记》卷二，清康熙刻本。
⑦ 刘汉光《〈儒林外史〉的意象式结构——以江湖与祠庙为中心》，《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
⑨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页。
⑩ [清]余怀《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清]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清]甘熙《白下琐言》卷二，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 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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