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本旨与接受阐释——从嘉靖本与毛评本的差异说起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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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三国志通俗演义》目前所知最早的本子刊刻于明嘉靖壬午年间，最接近罗贯中原作。其基本主旨是“尊刘贬曹”，但在具体人物的刻画上情况又很复杂。他笔下的曹操是反面角色，但同时又肯定其深谋远略、赏识人才，有霸主之志等品质。对关羽忠义神勇一面的描写令人叫绝，但对其刚愎自负的人格缺陷也不隐讳。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极尽渲染之能事，也使其富有传奇色彩，但有时客观上又予人阴猾的印象。然到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本时，毛氏从蜀汉为正统、曹魏为僭国的先见出发，将刘、曹两个阵营作为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典型代表，将原作中作者对曹操的复杂情感简单化，使之成为奸诈的典型，将原本中于关羽、诸葛亮或主观上或客观上不利的细节进行删改。这些改动使作者的本意在某种程度发生变化。由于毛本最为流行，使得有些小说史、文学史在论述《三国演义》主题内涵时以毛本为依托，置嘉靖本不顾，或以为两个本子无甚差别，这不仅有误且有害。

　　《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之一，家喻户晓，其基本的思想倾向是“尊刘抑曹”，此不仅治古代文学史者所尽知，即便一般读者亦无不知晓，故无须辞费。现欲讨论的是今存最早的嘉靖本即最接近罗贯中的原本与流行最广的毛宗岗评本之间的思想倾向之程度的不同。我们的文学史在论《三国演义》之思想内涵时基本是以毛本为对象，以为毛本所有即罗贯中所表达的，这其实有一个重大的误区。嘉靖本虽也以“尊刘贬曹”为其基本思想倾向，但落实到具体人物的描写上情况又是复杂的，并非如毛本简单的贴标签。毛氏在《读〈三国志〉法》中明确交代他要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指南，即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僭国。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他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了人为的手术，以蜀汉与曹魏为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两面，采用典型的艺术手法，写尽刘备一方的仁义、忠信，写尽曹操一方的奸诈、险恶，而对原作中有碍这一主题思想的情节、诗赞、评语或芟除或更改，以使情节、形象、语言成为表现他主观先念的具体注脚。如嘉靖本对曹操虽也谓之为奸雄，但在很多地方又是十分赞赏的，而到了毛本则“处处骂曹操”；又如对关羽虽也写出他之神勇，但又写到他自矜刚愎的一面，毛本则将于关羽形象不利的话语全都删去了，进而塑造出一位完美的关羽形象；而对诸葛亮的处理，同样如此，将予读者印象不好的情节、语言删去，使诸葛亮成为毫无瑕疵的完人。文学史在论述这部小说时虽名之曰“罗贯中《三国演义》”，而所论对象却是毛宗岗评本，置最接近原貌的嘉靖本不顾或仅在版本流传中提及，以毛本所写的内容为据，逆求作者罗贯中写这部小说的本义，这岂非弄错了方向。不仅误解读者，更深愧作者。

　　在《读〈三国志〉法》中，毛氏说自己于三国中得三位奇人，其一为诸葛亮，乃“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其二为关羽，乃“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其三为曹操，乃“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本文即从两个文本的细节比照开始，以这三个核心人物为单元，以明晰罗贯中之本义与毛本之思想倾向实有差异与不同。我们论《三国演义》时以毛氏为接受者之一无不可，但若据毛氏之本去讨论罗贯中《三国演义》之主旨内涵则不但不可以，且是错误的。

一、曹操的“奸化”

(1)嘉靖本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回，曹操第一次出场，作者这样描写：

　　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计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操曾祖曹节，字元伟，仁慈宽厚。

　　毛本第一回则这样写到：

　　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对曹操的第一次出场，作者可谓用墨浓重，也给了他基本的定位定性，谓之为英雄。胆量过人，计谋出众，运筹帷幄，可比古名将孙武、吴起。评价极高。然在毛本中，“英雄”的字眼消失了，甚至丝毫看不出曹操的特性。

　　(2)卷三《曹操乌巢烧粮草》回，曹操官渡之战击败袁绍，于绍丢弃的物件中捡得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暗通袁绍书，荀攸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皆焚之，不再追究。对曹操此举，作者借史官之口赞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深恩。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罗贯中这里是夸曹操宽洪大度，且有汉高祖、光武帝的远大志向，目光长远。但到毛宗岗的评本中就将这首诗删去了，并加评语云：“奸雄可爱。”

　　(3)卷十《关云长义释曹操》回，曹操历经险难，几至丧命，回到南郡，此时捶胸大哭，思念起郭嘉(字奉孝)，谓：“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作者有诗赞之曰：“曹公深识真栋梁，兵败犹然想郭嘉。”毛本则将该诗删去，而加评语云：“哭死的与活的看，奸甚。”作者的本意是说曹操能深识人才、知人善用，而毛氏则解读为曹操此举实是表演做作，为羞辱手下谋士，又是其奸猾的表现。

　　(4)卷六《关云长千里独行》回，关羽不辞而别，曹操部曲皆不平，要追而杀之，曹操不可。他说：“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云长乃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义疏财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对操此举，作者引《三国志》裴松之注评云：“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氏之休美。”又引诗有云：“不是追兵无铁骑，曹公尤重去时书。”“不追关将令归主，便有中原霸业心。”对后一首诗作者注云：“此言曹公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又《云长擂鼓斩蔡阳》回，关羽离开许都，一路斩杀守关将士，夏侯惇将其拦截，执意要为秦琪报仇，曹操两次派使者勿令拦阻，夏侯惇均不听，直至第三次张辽前来，说：“既丞相美满，教关云长去，不可废丞相宽洪之意。”惇方才引军马退去。作者于此盛赞曹操云：“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这是肯定曹操爱惜英雄，非施奸诈狡猾之计，而是深知得人心之重要。

　　而在毛本中，这些评语与诗全删去了，第二十六回毛氏总评云：

　　曹操一生奸伪，如鬼如蜮，忽然遇着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觉吾形秽之愧，遂不觉爱之、敬之，不忍杀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虽然，吾奇关公，亦奇曹操。以豪杰折服豪杰不奇，以豪杰折服奸雄则奇；以豪杰敬爱豪杰不奇，以奸雄敬爱豪杰则奇。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则是豪杰中有数之豪杰；奸雄而能敬爱豪杰，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奸雄也。

　　毛氏将道德的天平完全倾向关羽这边，认为是关羽青天白日般的忠义使得曹操自惭形秽，使其折服，并以为从中更深化了关羽之豪杰，而益突显了曹操之奸雄。我们说，这里毛氏的理解完全是出自个人的先验，即在他心中早已有了褒扬关羽、贬抑曹操的成见，故而所发议论也只是这一成见的注脚。从嘉靖本罗贯中作的诗赞及评语看，可以说，毛氏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完全远离了作者的本意，只能说是毛氏作为一个读者的理解，而非作者本人所欲表达的意思。

　　(5)卷七《曹操仓亭破袁绍》回，曹操仓亭大胜，袁绍退守冀州城内，众皆劝其急攻之，曹操说：“冀州粮食极广，审配又有计谋，急未可拔，见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废民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众曰：“若恤其民，必误大事。”操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其民，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对此，作者评道：“此是操买民心也。”毛本将“众曰”以下三十二字删去，并评云：“前与吕布相持，以岁荒解兵；今与袁绍相持，又以秋成解兵。前止为军计，今却为民食计。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意谓曹操因秋成而解兵，非出于操之本意，不是他以“民为邦本”，知道民心向背之重要，而是由于老人拜迎使得他心中喜悦，故有此举。又如卷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回，写“操差人入(下邳)城，不许劫掠良民”，军法严明。毛本第十九回同样将这些话删去。

　　(6)卷四《曹操会兵击袁术》回，曹操先有军令，破坏百姓庄稼者斩首，然自己的马因受惊践民麦田，操“割发权代首”。作者在此有评语云：“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而毛本新增了一首诗，其中有云：“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我们说，这也是与作者本意不相符合的。心术，心理战术也。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受损，《周鲂断发赚曹休》回，周鲂为使曹休不疑，割发以明誓乃使得曹休“深信之”，后孙权见鲂无发，厚加慰劳，于此可见割发于古人之意义。现丞相犯法，尚且割发，使士卒知道违法者必受惩处，故而畏惧不敢有犯。曹操此举收到了极大效果，“万军悚然，沿道之民，秋毫不犯”。然而到毛本则将“心术”易为“诈术”，贬损之意尽显。

　　(7)卷七《曹操引兵取壶关》回，许攸因献计于曹操，战胜袁绍，故傲慢无礼，结果为许褚所杀，曹操说：“子远(许攸)素与吾旧，故相戏耳，何故杀之！”因而深责许褚，令厚葬之。对此，作者有评语云：“此是曹操奸雄处，心自有杀许攸之心，恐人议论，故诈言是也。”但作者还有一诗评之云：“堪笑南阳一许攸，欲凭胸次傲王侯。不思曹操如熊虎，犹道吾才得冀州。”这里虽谓曹操奸诈，分明是自己已有杀许攸之心，却故意深责许褚，但同时还承认曹操克袁绍、“得冀州”，不失为“熊虎”，是为赞颂——如《玉泉山关公显圣》回，关羽死，作者有诗赞之曰：“赳赳汉朝熊虎将”。而毛本却将该诗删去，于是这里的曹操只剩下“奸”，而没有了“雄”。

　　(8)卷一《曹孟德谋杀董卓》回，曹操杀吕伯奢一家后，跟随他的陈宫决计图之，心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毛本第四回在此语之后添加了两句：“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我们说，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固然有狠毒的一面，但决非与董卓为“一路人”则可以肯定。毛氏所增之语实为了进一步恶化曹操。

　　(9)卷十六《魏太子曹丕秉政》回，曹操死，作者广征历代对曹操评论的诗赋，按先正面后反面排列。现依序各举两例如下：

　　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其一)

　　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问，如不欲战然。及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老宜赏，不吝千金；无功妄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削平海内。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夜则思经，登高必赋，对景必诗，深明音乐，善能骑射，曾在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头，及造宫室器械，无不曲尽其妙。是以遂成大业，开阐洪基也。(其二)

　　带剑上金銮，历数奸雄者，谁如曹阿瞒。(其三)

　　堪叹当时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昆吾直上金銮殿，蔓草空馀铜雀台。邺土应难遮丑恶，漳河常是助悲哀。临风感慨还嗟叹，向日奸雄安在哉？(其四)

　　小说作者将历代对曹操的评价分为两组，先正后反，这本身即表明作者对曹氏的历史功过的评判是复杂多面的，其中批判与否定的则是操“欺君罔上”，也即庸愚子序中所说的“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对曹操的赞美也溢于言表，最前面的两首诗可谓情感热烈，对操之雄才大略，开创洪基，充满颂扬。而毛本则将这些评语均删去，而新添一首《邺中歌》(钟惺)以概括曹操的一生，其中有云：“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也就是说曹操有功有过，既可流芳百世又遗臭万年。这个评价自然大致得当，但也模棱难辨，更重要的是将作者原本所肯定与否定的具体内容丢去了，使读者无法从文本了解作者本来的意思。

二、关羽的“神化”

(1)嘉靖本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回，刘备因关羽之死，坚决伐东吴，秦宓谏之，其中有云：关羽“轻贤傲士，刚而自矜，以致丧命，非天亡之也？”作者又引《评关公翼德》云：“然公(关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毛本将秦宓语并引语均删去了。这样就将关羽人格缺陷的一面抹灭，使之成为完美主义者，这种处理是毛氏主观思想观念的具体表现，与作者的原本意思并不相符。

　　(2)毛本第六十五回，马超与张飞大战葭萌关，不分伯仲，后超归顺刘备，关羽闻之，欲自荆州前来与之一较高下。因荆州之重要，故使关羽守之，今其欲离荆州远来西川与超比武，故刘备心惊。诸葛亮知关羽之意，作书一份，盛赞关羽之神武，其中有云：“孟起(马超)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关羽对此十分得意，“自绰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且将诸葛亮的信“遍示宾客”。这里毛氏加评语云：“正欲孔明将自己推高以压服孟起耳，非喜其誉己也。”毛氏还有总评云：“关公之欲与马超比试，非真欲与之比试也，欲借此以压服其心也。汉高祖初见英布，而倨傲跣腆以折之，恐其骄则不为我用耳。马超新降，其视川中诸将无出我右，将不免不矜。得孔明一书，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绝伦超群如关公者，而超之骄气折矣。”

　　我们说，作者的本意是否以此表明关羽有争强好胜、刚烈自负的一面固然还有待讨论，但客观上给读者的印象则无疑有这一面，毛氏也正是感受到了这一点，而这又对关羽的完美形象不利，故而他要加按语说明，以免除关羽身上的负面因素。但倘若我们提问——孔明之书是给关羽所寄，关羽“遍示”之宾客也是荆州之宾客，马超又如何能知孔明盛赞关公之语而“骄气折矣”呢？——不知毛氏又将何以辩说？

　　(3)《关云长策马刺颜良》回，讲袁绍手下上将颜良威猛不可挡，连斩曹操数员大将，而关羽单刀匹马径入对方军营，如入无人之境，手起刀落，斩颜良于马下，曹操惊叹真乃神威也。作者在这里原有按语云：“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身长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喜穿绿锦战袍，骑黄骠马，使青龙大刀，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到(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这一注解无疑使得关羽如天神般之神勇大打折扣，因而毛本就把它删去了，另加注语云：“杀得出其不意，所以谓之刺也。”突出其神异。

三、诸葛亮的“圣化”

(1)嘉靖本《孔明火烧木栅寨》回，诸葛亮令魏延引诱司马懿入上方谷(亦名葫芦谷)，后以木石堵塞出口，用火攻，欲烧杀司马懿，并同时除去魏延。小说写道：“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借灭司马懿而除魏延，实是诸葛亮精心设计，且早已谋定。《诸葛亮四出祁山》回，陈式、魏延因不听诸葛亮之计，冒然出兵以致不利，诸葛亮私谓邓芒：“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吾怜其勇烈而重之。吾昔与先帝言，久后必生患害，今已显露，可以除之。”当诸葛亮责备陈式不听号令而大败，式谓此举乃魏延所教时，诸葛亮反为魏延辩解，说：“他倒救你，你反攀他。”诸葛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孔明不杀魏延，恐其反也。故留之以为后用”。此“以为后用”正是指以他引诱司马懿，待其用已尽，则除之。后因天下雨，司马懿得脱，魏延也未死，回来责备马岱，以为是他欲与己不利，诸葛亮则顺势将责任推到马岱身上，深责马岱说：“文长乃吾之大将也，吾当初授令时，只教烧司马懿，如何将文长也困谷中。今朝廷福大，天降骤雨，方总保全，倘有疏虞，又失吾右臂也，叱武士推(马岱)出，斩首回报。”

　　按作者本意或为刻画诸葛亮之高瞻远瞩，谋略过人，但客观上又写出了诸葛亮心机深重的一面，给读者以奸猾的印象。故而毛本中就将这一插段删去了，只说“(司马)懿忽见草房上尽是干柴，前面魏延已不见了”。

　　(2)《汉中王怒杀刘封》回，刘备养子封因听从孟达之言，不救关羽，后孟达投奔曹丕，刘封讨之，败，回成都。刘备大怒，欲治罪，但不知处以何法，问之于诸葛亮，亮附耳低言曰：“此子极其刚强，今不处之，后必生祸于子孙耳。”刘备遂令推出斩之。后刘备得知孟达曾与刘封书，劝其降曹丕，封将书撕毁，刘备知封乃忠义之人，深悔之，大恸不已。此时诸葛亮劝之曰：“若欲嗣主久远之计，杀之何足惜也。作事业者，岂可生儿女子情耶？”

　　按作者之本意或为表现诸葛亮之忠君与目光深远，但又给人狠毒，毫无仁人之心的客观感受。故到毛本中诸葛亮劝慰的话就被删了，只写到：“汉中王既斩刘封，后闻孟达招之、毁书斩使之事，心中颇悔。”

　　(3)毛本第一百一回，按诸葛亮此前的约定，军中士卒以一百日为限，实行轮换制，此日正好时限已足，军中现有的士卒应返回，然此时司马懿的大军恰好赶来，杨仪便建议将本该轮换的士卒留下，待退敌后再行放回。诸葛亮则坚持不可，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这实际上是用反激法，目的正是要使这些士卒留下，结果使士卒大受感动，高呼：“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毛氏在此加按语云：“武侯是巧妙机谋，着实要他去，正是着实不要他去也。”又总评曰：“一旦大敌猝临，新军未至，不从权则无以应敌，欲从权则又恐失信于我军。当此之时，将何法以处之乎？而武侯则更有妙术焉。以为我欲从权，而人必以为我为失信，惟我不失信，而人乃乐于从权。于是不以驱之载者督其战，正以遣之去者鼓其战。《易》曰：‘悦以先(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武侯其得此道也夫！”

　　作者之本意正为表现诸葛亮之机智，但分明又有猾诈之嫌，毛氏所以加此注解与评语，正是为告诉读者孔明这不是奸猾，而是巧妙的计谋，不可误会了。

　　我们说，毛氏花尽心思，力求将客观上于诸葛亮完美形象不利的因素或剔除或加按语说明，试图引导读者的认识，但还是百密一疏，有些地方仍没有兼顾到。如卷二十《孔明智败司马懿》回，孔明在山上，见张郃在万军之中往来冲突，英勇倍常，乃与左右曰：

　　尝闻张益德大战张郃，人皆惊惧。吾今日见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他日必为蜀中之害矣。吾当除之，若不除之，吾心中又添一病也。

　　再看曹操观赵云之勇时所说。《长坂坡赵云救主》回，曹操在景山顶上，见赵云在万军中左进右出，如入无人之境时叹曰：“世之虎将也，吾若得这员大将，何愁天下不得乎！”(毛本只云：“真虎将也，吾当生致之。”)于是传令，如子龙到处，不要放冷箭，只要捉活的。

　　观敌方猛将即思除之，固然能体现诸葛亮心在蜀汉社稷，一片赤忠之诚。然与曹操见英雄时想到的是揽为己用，赖之不愁天下不得相较，诸葛亮多少予人心胸狭窄之感，不若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广阔心怀。

四、毛氏更改原作之原因

观上文的比照可知，嘉靖本的基本思想倾向虽也是“尊刘抑曹”，以刘备、曹操两个阵营为善、恶的代表，但对曹操的诸如赏识栋梁、知人善用、宽洪大度等方面还是极力肯定与褒扬；虽也极力表现关羽有若天神般的英勇，但对其刚愎自负的人格缺陷也不隐瞒；在刻画诸葛亮时，虽主观欲写其计谋深远，忠心蜀汉，但客观上有时又给读者以阴狠、无情、狡狯的特点。而到毛本时，将原本中表现曹操正面的文辞尽行删除，对原本中主观或客观不利于关羽或诸葛亮完美形象的情节、语言或改动或芟刈或特加按语。毛氏所以如此，原因何在？我们认为，三国是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已成为既定的过去，而后来人因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各异，对这一特殊的过往的历史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见解。而毛氏的看法理解正是这众多中的一种，他在罗贯中原作的基础又将自己的历史观道德观融入进去。此其一。其二，《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流传极广的通俗小说，在毛氏评点之前已有李贽、李渔等人的批点，毛氏生于他们之后，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至于毛氏因受前代李贽、李渔等人对《三国演义》的批评的影响而对罗氏原作进行修改一点，即就具体的评语就可窥见，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1)上文所举曹操不追究曾与袁绍有书信交往的官员，作者赞操“宽洪大度”，有高、光之志。李氏评道：“认差”。李氏认为作者以之为曹操大度的表现的认识是错误的。又总评云：“老瞒将私书烧却不究，此安将士妙诀，若一点，便人人自危，自此反多事。此正老瞒大奸处，非大度也，读者要辨。”毛氏则直接将作者这首诗删去，评道：“奸雄可爱”(李渔评语同)。

　　(2)第二十七回，曹操放关羽。李贽评道：

　　

　　毛氏则评云：

　　

　　(3)曹操赤壁之战大败，归来后痛哭郭嘉。对此，李贽评云：“活人不说，只说死人，大奸大奸。”李渔评云：“活人不说，只说死人，奸真是可爱。”毛氏评道：“哭死的与活的看，奸甚。”

　　(4)上文提到的关羽因听说马超武艺了得，欲离荆州来西川与之比试，李贽评云：

　　此亦云长弹压孟起之策，所以曰“孔明知我心也”。

　　

　　李渔评云：

　　

　　毛氏评语为：

　　正欲孔明将自己推高以压服孟起耳，非喜其誉己也。

　　

　　不必详举，以上数例即可窥知李贽、李渔的点评对毛氏的影响之大。但有一点深可注意，李贽虽同样痛骂曹操，以之为大奸大猾，但李贽有时又按着自己的真实阅读感受来批评，如第二十七回，关羽单刀挑袍，许褚谓关羽无礼太甚，欲擒之。曹操说：“彼一人一骑，吾数十馀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对此，李贽评道：“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这大概是李贽在阅读这段故事时内心确切的体验。而毛氏则评云：“又自为解”，毛氏是指曹操此语只是自我辩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氏先见之深，即由于他已经本着以曹操为大奸雄，以魏为僭国的先验认识，故而看曹操的一切言行都是做作和伪装。

结语

　　由于三国是一段特殊的既往的历史，各人因自身时代处境的不同，对这一过去的历史的理解不尽相同，再加上《三国演义》小说流行畅销之广，在明末即有诸多文人对其评点批评，因而到毛宗岗时，他从自身的思想倾向出发，对罗氏原作进行了变动修改。他将“尊刘贬曹”的思想推向极端，使曹刘双方成为奸诈与仁义的两种伦理道德的具体体现，两个阵营里的人物的言行举措成为各自身上标签的具体演绎。集中表现是将原作中作者盛赞曹操的优秀品质的诗赞、引语及客观上有利于曹操正面形象的语词全部删去；将原作中作者主观上写到的关羽性格缺陷的一面剔除，将客观上予读者以负面印象的描写加上按语解释，试图引导读者作正面积极的理解；将原作中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谋略因刻画太过反而客观上给人以狡猾的感受的情节或删除，或加上自己的说明辩解，以使读者往积极面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