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评本《三国演义》的“奇书”“才子书”之誉*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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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毛评本中，《三国演义》同时被誉为“四大奇书第一种”和“第一才子书”。以诗文领域的“奇书”“才子书”来评价通俗小说表达了当时部分文人试图突破正统与卑下、雅与俗的界限，来肯定通俗小说作家的文思才华与通俗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与文学价值。《三国演义》因为思想超拔、内容奇特故被誉为“四大奇书第一种”；毛氏“仿圣叹笔意”，在评点中概括、展现小说作者的文思才华和小说高超的艺术成就，故将其誉为“第一才子书”。毛氏的历史演义小说审美取向是在史实和虚构的平衡中追求文章之妙。

　　明朝末年，小说评点、刊刻出现了勃兴的局面。当时的小说评点兼具商业性和文人性。“而就文人性一端来看，明末小说评点正逐步改变着书坊主控制小说评点的局面，文人堂而皇之地参与小说评点已成为一个重要特色，他们通过小说评点表达自身的思想见解和情感内涵。”文人的参与并逐渐主导小说评点使文坛逐渐摆脱重诗文轻小说的正统文学观。至明末清初，通俗小说创作和评论进入繁荣期，文坛为之一振。毛评本《三国演义》正出现于此时。在毛评本中，《三国演义》同时被誉为“四大奇书第一种”和“第一才子书”。毛评本的“奇书”“才子书”之誉标志着《三国演义》正式摆脱了嘉靖壬午本“羽翼信史”“补正史之阙”的历史使命，其作为作家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开始被评论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品鉴赏析。

一、“奇书”：内容奇特、思想超拔

所谓“奇书”，首先要内容奇特。

　　追溯中国小说的最初形态，即《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的小说十五家，可发现中国小说从萌芽之初就带有传奇色彩。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独尊儒术”的汉帝国的败亡，在玄学理性思潮的背景之下，不管是志怪小说还是志人小说，都具有“尚奇”色彩。至唐人传奇，中国小说终于摆脱了对史传的依附，获得了文体的独立。自此而下至宋元话本，小说创作皆凭借想象的翅膀结构故事、塑造人物。虽然传奇与话本均以世俗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但为迎合读者或观众的“好奇”心理，以“怪奇”为美的“尚奇”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小说重要的美学追求。随着小说文体意识的发展，中国小说的“奇”也由“真而奇”发展为“幻而奇”。明末泰昌元年(1620)张无咎《北宋三遂平妖传序》曰：“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此观点虽是对《三国演义》在“幻而奇”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但同时表明，至明末，随着虚构、贵幻、传奇等观点的深入人心，在小说评论家看来，“幻”“奇”俨然已成为通俗小说的一大特色。

　　至清初，通俗小说正式被冠以“奇书”之名。顺治十七年(1660)，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曰：“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当时，《三国演义》并未位列其中。“三大奇书”之后又有“四大奇书”之说。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古本三国志序》不认同弇州先生即王世贞所谓“宇宙四大奇书之目”，即《史记》《南华》《水浒》《西厢》，而认同冯梦龙“四大奇书之目”，即《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三国演义》的“奇书”之誉正是来源于此。李渔此说影响深远，后来书坊刊印小说直以“四大奇书”之名为这四部小说标榜。

　　清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刊毛评本《三国演义》封面下栏左刻“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各卷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之几”。李渔《古本三国志序》也将《三国演义》誉为“第一奇书”。此后，“四大奇书第一种”成为《三国演义》的代称。后来毛评本的其它刊本中托名金圣叹所作的《三国志演义序》开篇虽云《三国演义》“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强调历史演义小说当以实录为本，但下文笔锋一转曰：“奇又莫奇于《三国》矣”，“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

　　但与《西游记》《水浒传》相比，《三国演义》这样一部据史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要做到“奇”绝非易事。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对《三国演义》的“奇书”之誉进行了诠释，认为“三国”之奇在于“人才”。其文曰：“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人才”之中，首推“三绝”：“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这“三绝”分别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诸葛亮、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关羽、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为追配“四大奇书第一种”之称谓，毛氏父子在对《三国演义》的评改中利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夸张渲染等方法对小说故事情节进行增删修改，并在评点中对关羽、诸葛亮等正面形象百般回护、竭力美化，对曹操这一反面形象故意丑化，最终打造出了“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奸绝”曹操等形象。因为这“三绝”为“无与伦比的千古第一人”，故为“三奇”，《三国演义》也因为塑造了这样的奇绝形象而当之无愧为“四大奇书第一种”。“三绝”而外，亦另有奇人，如运筹帷幄者如徐庶、庞统，行军用兵者如周瑜、陆逊、司马懿，武功将略、迈等越伦者如张飞、赵云、黄忠等。此等人物，不一而足，“收不胜收，接不暇接”，“炳炳麟麟，照耀史册”。

　　所谓“奇书”，同时要思想超拔。

　　如果仅仅是因为内容奇特而可列位“奇书”，那这一称誉未免太廉价。所谓“文以载道”，中国古代文人一向是将文学作品的内涵置于首位的。即使只是小说，既然受到文人阶层的首肯和赞誉，立德载道之内涵定然必不可少。因此，纵观“四大奇书”，奇幻的故事情节、奇绝的人物形象只是其皮囊或表象。如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对所谓“三大奇书”阐释道：“《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畔道焉。”

　　作为一部据史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虽经历了长期的民间流传和民间艺人加工而不免带有民间的烟火气和传奇色彩，但由其历史题材所决定的政治色彩、伦理道德观念是不可抹杀的。流传至明末清初，处于政治风云变幻、改朝换代之际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以一介寒儒身份披肝沥胆评改这样一部洋洋大作，定有所寄托，是以对“现实世界”的真切体验作为创作基础的。

　　在毛氏父子看来，“拥刘反曹”的正统观是小说的主脉，也是其思想最为超拔处。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开篇即云：“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毛宗岗此论当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思想动机，也是他们为《三国演义》设定的贯通首尾的主脉。古人写文章讲究脉络，文章不论长短都有一主脉。主脉是支配并制约事件发展、情节展开的主要脉络。它提挈全篇，统帅其他分枝脉络，在文中具有主导、支配功能，起着贯穿作品首尾、联系全部支脉的作用。主脉如同串“珠”之“彩线”、提“网”之“纲领”，将全部内容自始至终维系在主题上。由于“拥刘反曹”思想长期的历史流传中积淀的复杂内涵和历史史实的限制，毛评本之前，《三国演义》对曹操也多有褒扬之处，对刘备也有贬损之处。这些情节不仅造成了小说在思想主题上的混乱和复杂，导致小说脉络混乱，还削弱了其“拥刘反曹”的倾向性，有违毛氏父子的创作主旨。于是，为贯彻主旨、理顺主脉，毛氏父子在对《三国演义》进行校正、删改、评点的过程中，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到个别用词(如原作称曹操为“曹公”处大多改去)等都对底本“李卓吾评本”进行了改造。经过毛氏父子的评改，《三国演义》的正统伦理道德色彩更加浓厚，立德载道功能大大提升，可谓是思想超拔。

二、才子书：仿圣叹笔意，展作者才华

　　“才子书”之誉蕴含了毛氏“仿圣叹笔意”的评改动机。金圣叹一生不惜“心绝气尽”评点“六才子书”，不仅将自己的现实感慨、政治理想和忧患意识一并诉诸笔端，而且借此发表了自己的文学观。特别是他对《水浒传》的评点，在本体论、创作论、性格论、情节论等范畴多有洞见，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小说艺术的奥秘而建构起了中国小说的批评理论。金圣叹也凭借《水浒传》的批评而流芳百世。毛评本《三国演义》为毛氏父子“仿圣叹笔意”之作，寄寓深厚，感慨良多。毛宗岗将《三国演义》誉为“第一才子书”，实际上寄托了毛氏父子对自己所从事的评改工作的期许和愿景。

　　

　　毛评本《三国演义》乃“圣叹外书”之承袭。所谓“圣叹外书”是指金圣叹在评点中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对比毛评本《三国演义》和金批《水浒传》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有继承模仿痕迹。

　　从评点体例来看，毛评本《三国演义》与金批《水浒传》前后相继，基本一致。金批《水浒传》由“序”“读法”“眉批”“夹批”“总批”等构成。而毛评本《三国演义》正文前有《古本三国志序》《读三国志法》《凡例》；每回前有长篇总评，总字数达二十几万，与之前叶昼的回末总评形成照应之势；正文中则有圈点和大量双行小字夹批。于是，这一由金批《水浒传》肇其端，后经毛氏父子、张竹坡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评点体例兼具小说评点的文人性与导读性，成为小说评点史上最为规整的小说批评体制。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认为，明末清初(指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四朝的一百来年)“是古代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明代“四大奇书”中金、毛、张三家评点本完成并成为此后最为通行的读本。毛氏父子继金圣叹之后，将《三国演义》的评改视为立言以不朽的事业，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增删修改和评点，不仅成就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不朽之作，还将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文学才华等寓于其中。因此，《三国演义》的“第一才子书”之誉应包含毛氏父子对其评改工作的期许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景。

　　“才子书”之誉蕴含了毛氏的历史演义小说审美取向。所谓“才子书”，文人才情文采之所寓焉。“才子书”之说首先是针对小说作者，具体来说是指作者在构思结撰、叙事描摹、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才情文采。毛氏父子“仿圣叹笔意”评改《三国演义》，且在金圣叹“六才子书”之上将《三国演义》誉为“第一才子书”，不仅表达了毛氏父子对作者的才情文采、小说的高超艺术的肯定和赞誉，同时也蕴含了其对小说艺术的审美取向。

三、文法：“史实”与“虚构”的平衡

　　毛氏对小说文体认知的局限主要缘于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中“史实”与“虚构”的关系。这并不仅仅是毛氏父子小说观的问题，而是在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因为文学与历史的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史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历史与文学、史实与虚构，这是历史演义小说创作过程中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面临的难题，是《三国演义》之后的历史演义小说陷入创作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后世读者批评此类小说创作的矛头所在。历史演义小说如果完全尊重史实，则容易使小说创作陷入史实的藩篱而前后踯躅，影响其文学色彩和艺术水平。相反，历史演义小说如果脱离史实天马行空随意挥洒，则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也就不能称其为历史演义了。因此，不管是之前的“史家小说”观还是后来的“文家小说”观，取其一端来审视《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演义小说，都有削足适履之感，不能兼顾其历史价值与艺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