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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的斗龙故事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到了明代，逐步完成了各种要素的融合，正式成为一种崭新的小说情节类型。龙在明小说中一般以负面的挑衅者出现，争斗的结局却又是失败者。与此同时，斗龙的叙述方式变得愈来愈荒诞，作者随意编排以前的龙故事碎片，对过程的描写也形同儿戏，呈现出无厘头的文字狂欢。明朝统治者对龙神祭祀的怠慢和知识阶层对龙的轻亵，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龙信仰自上而下的弱化，则是斗龙情节在小说中被狂欢式演绎的根本原因。

　　斗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母题，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之中，中国也不例外。迄今已有不少国内外研究者对中国的斗龙故事加以关注，尤以民俗学成果居多，如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袁珂《中国古代神话》、郎樱《东西方屠龙故事比较研究》等。另外，孙逊教授的《四海龙王考论》及其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则对龙王信仰与文学表现进行了探讨。但聚焦于斗龙故事的古代小说研究仍很缺乏，使得现有成果的相关结论不免失之笼统。明以前，中国文学史上专门的、完整的斗龙故事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作为一种小说情节类型，也是到了明代才渐趋丰富、成熟和定型的。据笔者统计，包含斗龙情节的明小说共约10部，数量虽达不到惊人的程度，却已经是前所未有了。那么，斗龙情节为何集中出现在明代？其具体的小说表现形态如何？又折射出当时人们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要回答上述问题，除了需要深入小说文本的内部与细部，还必须考虑到明代自上而下龙信仰的变迁。

一、斗龙故事的世代累积与情节类型化

斗龙故事并非到了明代才横空出世的，早在先秦，便有此类神话记载，《墨子·贵义》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虽然文辞简略，“天帝杀龙”所传达出的征服力量仍让人印象深刻。但之后的漫长时空里，龙在各类文本中一直是祥瑞的象征，斗龙的踪影几近绝迹。不过，蛟似乎不受此限制。《汉书》记载汉武帝“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通过杀蛟来彰显帝力，其实与前面“天帝杀龙”的叙事策略一致，只是史传作者有意将“蛟”与“龙”进行了区分，而主角也由天帝变成人间帝王。此外，《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博物志》《世说新语》《异苑》等也都有关于“斩蛟”“杀蛟”“刺蛟”“射蛟”的小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蛟尽管不同于龙，《说文解字》释“蛟”字：“龙属，无角曰蛟。”但其习性与龙区别不大，“斗蛟”与“斗龙”本质上都是与蛇型的虚拟物种进行斗争，所以应该同属于“斗龙”故事系统，只是不以“斗龙”面目出现。可以说，丰富的“斗蛟”传说是斗龙故事世代累积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后来小说“斗龙”情节衍生的母本。斗蛟者基本上是凡人，又多是凭着一人之勇，几乎看不到以后小说中习见的法术、宝物，也因此带有早期英雄叙事的痕迹。

　　斗龙故事传播过程中，南朝《述异记》讲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汉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龙坠于宫中，帝命烹之，赐群臣龙羹各一杯。”这个虚构故事虽然与斗龙无关，但“烹龙而食”耸人听闻的故事背后，隐含的是“人”面对“龙”所具有的居高临下姿态，而它是后世小说作者设置斗龙情节的坚定不移的叙事立场之一。唐传奇是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却未能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斗龙情节(《柳毅传》里钱塘君仅简单口述其怒食侄女婿——泾阳龙子，并没有两龙相斗的直接描写)，倒是在敦煌文献中，有一则张孝嵩斩龙的民间故事，情节比较精彩，但仍沿袭了传统“人斗龙”的基本构架。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九龙池处第七”讲述了猴行者降鼍龙的故事，文字虽粗糙，对后世小说斗龙情节的影响却很大，像其中有“九龙咸伏，被抽背脊筋了”和“猴行者拘得背筋，结条子与法师系腰”的描写，《封神演义》里哪吒闹海抽龙筋给李靖束甲就明显受此启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猴行者以“隐形帽”“钵盂”“金镮锡杖”来与龙相斗，构成了从“人斗龙”到“神斗龙”以及“法术”“宝物”降龙的一个转捩点，它也代表了明以前斗龙故事的最新面目。

　　为了便于说明，现将存在斗龙情节的明代小说篇目、提要、来源及比重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斗龙情节在同一部明代小说中可以多次出现，并且不乏作为主要情节的例子。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小说里，无论所斗之物是蛟，还是所谓的龟龙、孽龙，那只是叙事者的障眼法，实质上都是“斗龙”。

　　明代小说的斗龙情节一般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

　　1.龙多以负面形象出现，或偷人宝物，或水淹地方，或淫人妻女，甚至吃人。像《飞剑记》里的大蛟“专一啖人性命”，《西洋记》中老白龙“只是要人吃，一吃就要吃五百个，少一个也不算饱，也不心甘”，龟龙“大凡国人遇着他的，便遭他一口，甚是为害”，《铁树记》里的孽龙更是无恶不作：“喜则变化人形，而淫人间之女子。怒则变化精怪，而兴陆地之波涛，或坏人屋舍，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珠，为人间大患。”这些龙与妖魔鬼怪已没什么区别，所以常直接被冠以“妖龙”“龙妖”“恶龙”“孽龙”“龙精”“蛟精”的贬称，可以说，龙在整体上被成功地“妖魔化”了。

　　2.龙是貌似强大的一方，也往往是挑衅者。龙体型巨大，能腾云驾雾，且兵将众多，和对手相比，它们外形、阵仗上具明显优势。如骑跨水兽、持戟骁雄的龙王三太子与七岁的小哪吒对阵，孽龙领着千余蛟子蛟孙与许逊师徒数人搏杀，又如四海龙王率河海水官四十员、精兵十万与八仙厮杀……双方存在视觉上的强烈反差，所以争斗开始时，龙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多是主动攻击的一方。

　　3.以龙落败为结局。由于负面形象的定型，加上情节反转的需要，龙在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故事格局中，基本上都是被杀、被收服的下场，还有的虽是貌似和解的大团圆，却给人以屈辱与被迫之感，如《东游记》里龙王与八仙争斗，二子丧命，观音说和，只是取玉板两片，便当作偿命之物，龙王亦无可奈何，只得答应。

　　至此，斗龙故事经过由少到多、由简至繁的演变，终于在明代完成了各种要素的融合，正式成为一种新的古典小说情节类型，清代小说的斗龙情节则基本上属于部分或全部的模仿。

二、荒诞叙事与文字狂欢

斗龙原本就是虚构，但在早期故事中，无论是汉武帝亲射蛟于江中，还是周处三日三夜杀蛟而出，又或是猴行者与鼍龙“无日无夜，二边相斗”，从人物身份的设置到过程艰难的描写，叙事的基本立场都是认真而严肃的。时至明代，斗龙情节的小说叙述方式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愈来愈荒诞。

　　

　　

　　在《西洋记》第五十一回，斗龙屠龙的描写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荒诞程度：

　　

　　《西洋记》里的屠龙情景彻底成为一个狂欢广场，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斗龙”的原始想象，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书写，对于斗龙故事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另外，《铁树记》中对孽龙团伙的屡次屠杀，《东游记》里对龙王军队的几番剿灭，同样具有这种狂欢的特质，至于哪吒闹海，则是从顽童视角出发的另一种狂欢的表达。

　　明代斗龙故事的叙述者似乎很享受类似无厘头的文字狂欢，以笔为剑，将“小龙”“老龙”“孽龙”肆意屠戮，龙的形象遭到了无情的瓦解和戏弄，使得读者获得一种新鲜的阅读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往往是短暂的，一旦多次重复，便使得斗龙成为一个没有悬念的套路，并势必带来叙述动力的日渐衰竭，这也是明代斗龙故事在小说史上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

三、斗龙情节折射龙信仰的弱化

斗龙情节之所以在明代小说中被狂欢式地演绎与戏仿，绝非偶然，它的出现有着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明显受到了当时社会龙信仰自上而下弱化的影响，而这种弱化又与龙神国家祭祀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上所述，宋、元两朝可谓是龙神国家祭祀的高峰期，同时也是龙信仰得到强化的重要时期，与之相比，明朝龙神祀典无论规模还是层次都明显下降了许多。

　　明朝最早由皇帝出面的龙神祭祀是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只是史书记载的这次祀典的风格与以前颇不相同，《太祖实录》记云：

　　

　　祭祀龙神一般都是为了祈雨，但像朱元璋以威胁的口吻来进行实是少见，他的祝词丝毫也谈不上礼敬，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气势，龙神却偏偏吃这一套，乖乖地降了大雨。如果将此故事与以往开国君主感龙而生的类似神话加以比较，会发现一个新的迹象，即明代帝王可以不费力地胁迫龙这样的神物，从而在帝力与龙之间构建了更具支配性的关系。而且，祀龙与否，完全看龙是否能更好地为帝王服务(降雨)，一旦不够灵验，就可能被赶下祭坛。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从官员到庶民，都存在逾制使用龙纹龙饰的现象，并形成持久的风气，这常常被研究者解释为是龙信仰的加强。实际上，民间对龙纹龙饰的热情，更多地是出于虚荣和潜藏的权力欲望，谈不上什么信仰，而且是对真正意义上龙信仰的深层消解。明代小说充满荒诞性的斗龙故事，既是这种龙信仰弱化的反映，同时又起到了进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虽然龙信仰遭到明代社会自上而下的弱化，但另一方面，龙作为皇家仪仗、饰物标记的专属性质不仅未改变，还一再被强调，从而使得龙具有了一种看似矛盾(“神物”与“常物”、“禁忌”与“亵渎”)的双重性，而明代小说里视龙命如蝼蚁、“草菅龙命”的文字狂欢背后，潜伏着知识阶层对这种双重性的洞察、利用和揶揄。

　　注释：①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10页。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页。

　　③ [南朝]祖冲之《述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④ 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