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留文·

　　李绿园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在文学史上颇有争议。朱自清曾经对这部小说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歧路灯》“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郭绍虞也认为“《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①。然而,他们的观点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歧路灯》的地位远逊于《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为什么文学界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歧异呢?冯友兰一语破的：“《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②在新文化运动所奠定的现代语境中,具有浓厚“卫道”气息的《歧路灯》当然无法同具有鲜明批判精神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相颉颃。

　　然而,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看,这或许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为什么这样一部理学气息浓厚的小说会出现在清代中期的中原地区?应该说它与中原之学术氛围和社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清代学术,顾炎武开其先声,至干嘉时期考据学臻于鼎盛,道咸之后,国家多难,社会凋敝,今文学派兴起以救考据学之弊。这早已成为有关清代学术发展脉络的共识。然以中原学术观之则大不然。理学在清代中原思想学术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里没有考据学的鼎盛,也没有今文学派的扩张,只有理学兴起和衰落的潮涨潮落。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清代中原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孙奇逢、汤斌、张伯行等几位理学家,一般儒士所具有的理学观念、理学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般存在状态则罕有涉及,这可能与文献无征有关。

　　但实际上,研究者忽视了《歧路灯》一书,这部理学说教色彩浓郁的小说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一个生员家庭,乾隆元年(1736)在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中举,之后举业踬顿,久困场屋,无缘进士之选。乾隆十三年他43岁时开始了《歧路灯》的创作。除了仅有一年的贵州印江县知县短暂的出仕外,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宝丰、开封、洛阳新安等地生活,可以说李绿园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儒士。所以,他在《歧路灯》一书中所表达的理学观念具有典型意义,代表着清代中期中原士人的理学观念。目前学术界有关李绿园理学思想的成果还不多,主要的有尚达翔、吴秀玉等学者的相关论文。吴秀玉指出李绿园所塑造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显示出他坚实的理学观念,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③。尚达翔重点分析了谭孝移、娄潜斋、程嵩淑、孔慧娘等几个典型的理学人物形象④。这些研究对于李绿园的理学思想多所阐述和发明,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这部小说很有裨益,但他们侧重理学人物形象的描述,对李绿园理学思想的概括显得不足,对于作为李绿园理学思想渊源的中原学术思想更少涉及。在此,笔者通过李绿园的《歧路灯》等著述分析他的理学观念,并通过他的交游以及社会背景的钩沉考察他的理学观念的思想渊源,以图深化我们对于《歧路灯》及其所反映的清代中原社会的认识。

一、惠养民：《歧路灯》中的假道学

惠养民是主人公谭绍闻所聘请的私塾先生。他在这部小说中虽非主要角色,却是李绿园为表达其理学见解而精心刻画、着力描写的一位重要人物,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惠养民在小说中的出场很巧妙,显示出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力和技巧。作者刻意安排了锡匠为谭绍闻修灯台的情节,通过锡匠之口引出了惠圣人。在锡匠口中,惠养民是“好实进的秀才,人人见他行哩正,立哩正,一毫邪事无也没有”。当孔耘轩为婿聘师、登门拜访时,作者首先为读者描述了惠家厅堂：“进了大门,有三间草厅儿,却也干净。上面悬着一面纸糊匾,横写着五个字,乃是‘寻孔颜乐处’。两旁长联一付,一边是‘立德立言立功,大丈夫自有不朽事业’,一边是‘希贤希圣希天,真儒者当尽向上功夫’。”这幅对联尤为引人注目,显示出主人的宏大抱负。但交谈中,惠养民就有些露出了迂腐的一面：两个人为礼后话题就转到了功课上,惠养民道：“圣贤诚正功夫细着哩,若是弄八股未免单讲帖括,其实与太极之理隔着好些哩。”对这些说教,孔耘轩甚觉可厌,立刻另起话题,直表来意：“惠兄邃造深诣,弟一时领略难尽,只得把弟来意申明,后会尚多,徐为就正,何如?”⑤虽然孔、惠二人均为绅士,但他们毕竟相知不深。孔耘轩专程来访,必有事相商,而惠养民并不询问来意,而是高谈正心诚意的话头,其迂阔已见端倪。

　　之后的行文中,这位惠圣人的读书不化的迂阔进一步显现出来。他逢人便是满口的“正心诚意”“立德立言”的话头,把所读诗书天天挂在嘴上,着实令人厌烦。作者借程嵩淑之口说明惠圣人之名的来历：“此公心底不澈,不免有些俗气扑人。那年苏学台岁考时,在察院门口与他相会了一次,一场子话说的叫人掩耳欲走。且不说别的,南乡哩邵静存送他个绰号儿,叫做惠圣人,原是嘲笑他,他却有几分居之不疑光景。这个蠢法,也就千古无二。”在作者看来,自诩圣人,开口就要“为往圣续绝学”,逢人便要教训人,这种做派不免让人掩耳欲走。他的这种风格在孔耘轩登门拜访时已有所流露,到孔耘轩置酒相邀时更表现无余。他讲道乡下无人可以交游,“时常在邵静存那边走走,他也是专弄八股的人,轻易也说不到一处”。表明自己并不屑于帖括时文,不关心功名之得与不得,而用心于学之正与不正。还表白自己用力于古文,有“一本子语录”想刊刻。甚至当张类村提到自己刊刻《阴骘文注释》时,惠养民直言不讳地指出：“那《阴骘文》刻他做什么?吾儒以辟异端为首务,那《阴骘文》上有礼佛拜斗的话头,明明是异端了。况且无所为而为之为善,有所为而为之为恶,先图获福,才做阴功,便非无所为而为之善了。”这已经是直截了当的批评了,难怪程嵩淑反唇相讥：“老哥进城设教,大约是为束金,未免也是有所为而为的。”⑥

　　按理说,满口仁义道德,虽惹人嫌,但毕竟是圣人之学,应该得到肯定才是,为什么作者李绿园以他为假道学的典型呢?关键问题是他的道学仅仅是挂在嘴上的,能说不能行。理学强调《大学》修齐治平的一套学问,是要躬行实践的,而惠养民则在日常实践中一塌糊涂。

　　不能治生是惠养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惠养民和兄长惠观民共爨同食,惠观民夫妇育有一儿三女,惠养民夫妇有一儿,一家九口,有田一百余亩,菜园数亩。因开封周围耕地瘠薄,收入不丰,因此只能维持温饱而已。不幸家生变故,惠养民妻子因病去世。之后,惠养民汲汲于续弦,终遂心愿,娶了一位小他十多岁的寡妇滑氏为继室。再婚花费不菲,惠养民为此揭高息银四十余两。作者借滑氏之口说明了惠养民续弦背后的故事：前夫病亡后,滑氏再醮,东乡一个主只出银十六两,而惠养民娶妻心切,结果花费四十多两银子⑦。如果惠家殷实富厚,倒也无关紧要,偏偏惠家贫寒,一年田地收入不足六串大钱。问题就出在这里,揭债续弦,结果债主堵门,整个家庭不堪重负。惠养民的做法使家庭陷入困顿之中,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何谈齐家。如此治家,尚奢谈治国平天下的“不朽事业”,这种“道学家”岂不令人耻笑?

　　惠养民的假道学更体现在对于人伦关系的处理方面。理学之要,五伦为先。然而,一向以圣人自诩的惠养民对于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关系的处理多与圣贤之道相左。

　　如夫妻关系,按照传统“三纲五常”的理念,夫为妻纲,牝鸡无晨,家中大事自然不容女人置喙,然而惠养民的做法却完全背离了理学之道。孔耘轩登门相邀,惠养民知其来意后去到后院,好大一会方才回到前厅。开口即问是否携眷,“若是携眷,弟无不去之理”。原来,惠养民“先回后商量,正是取决于内人。内人以进城为主意,所以一言携眷便满口应承”。家中大事取决于内人,依理学观念,总非圣贤之徒所应有,也是士大夫齐家之大忌。惠养民受聘于谭府,每年束脩二十四两银子,因为饮食所费皆谭绍闻提供,所以这些银子基本上不怎么花销。正因为有此一笔小财,滑氏又恐怕兄嫂分享,于是有了分爨之意。晚上惠养民买了一些肉食,夫妻举杯共饮,滑氏就向惠养民说起了分家之意。惠养民为维护自己圣人名声起见,反对分家。滑氏说到伤心处嚎啕大哭,惠养民手足无措,说道：“你休哭,我有主意,谁说一定不分哩?”李绿园写到此处不免感叹：“况是一声狮子吼,同胞恩谊淡秋云。”⑧滑氏死死抓住这笔钱,不愿拿出一分。惠养民再娶时所欠之债,日日生息,滑氏却指望哥哥惠观民偿还。惠观民进城相商,希望家里务农一年的收入五串大钱,再加上惠养民教学收入的几两银子,偿还一部分债务。结果滑氏分文不予,惠养民也沉默不语。甚至,春节到了,惠养民“欲其少分些须送到乡里,略杜口舌,稍遮眼目。争乃滑氏拿定铁打的主意,硬咬住牙,一文不吐。几番细语商量,滑氏倒反厉声争执。惠养民怕张扬起来坏了理学名头,惹城内朋友传言嗤笑,只得上在‘吾未如之何也’账簿了”。不但再婚所欠高息债务拒不偿还,甚至一年的束修在春节也不往家里拿一分,滑氏如此过分,惠养民竟然全无主意,听之任之。可笑的是,最后这二十多两银子,惠养民一年的血汗,让滑氏拱手交与她的弟弟滑玉。滑玉是一个可以把自己老婆孩子都卖掉的赌棍,这笔小钱到滑玉手中自然也就有去无回了⑨。如此的修身,如此的齐家,却以圣人自居,开口正心,闭口诚意,如此道学如何令人信服。

　　又如父子关系,为人之父,既要有养育之慈爱,又要有教诲之威严,然而惠养民对儿子惠三才却是百般娇惯。在孔耘轩家赴宴,临走时,惠养民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不体面的请求：“耘老果品极佳,恳赐三两个。有个小儿四岁了,回去不给他捎个东西,未免稚子候门,有些索然。……只为这个小儿资性颇觉伶俐,每日可念《三字经》七八句,不给他点东西儿,就不念了。”于是孔耘轩吩咐家人包了一包给他。这一行为在传统中国交往礼仪氛围中未免唐突,让人小看。满口道德的惠圣人何以如此行事?“原来惠养民娶的再醮继室生的晚子,心中钟爱,露丑也就不觉了。”⑩惠养民对于前妻遗子惠两仪却是另一番态度,惠两仪年近十岁了,惠养民却不让他读书,而且在生活上也漠然不顾。惠养民带着果品从孔耘轩处回到家里,开口便问：“三才呢?”好像两仪从来就不曾存在。只有在需要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才想起他那个可怜的儿子。

　　在兄弟关系的处理上,惠养民尤其问心有愧。作者笔下的惠观民极其勤劳,家中一顷多田地、几亩菜园,都是惠观民在辛勤耕作,任劳任怨;又极其友爱,惠养民为续弦所欠之债,惠观民竭力偿还,“地里一回,园里一回,黑汁白汗挣个不足,才还了一半”。面对如此仁爱的兄长,惠养民受制于内人滑氏,教学收入全为私财,一文不出。剩余欠银惠观民无力偿还,只能是还息而已。利息虽还,本债仍在,而且两家债主滕相公和义昌号齐来讨债,“朝夕来催。催了几回,话头一层紧似一层,一句重似一句”?。面对如此情形,惠养民不但不能用自己塾师收入使家庭摆脱困境,反而任凭滑氏蛮缠胡闹,终至于分家析产。在滑氏的声彻天地的撒泼中,惠养民自觉“圣人”的声名丧尽,羞于见人,闭门不出,渐渐得了癔症。

　　惠养民满口正心诚意、仁义道德,却并不理解其中真意,治家无方,把一个家庭带入债务缠身,山穷水尽的地步,又不能制内,任凭滑氏把和谐的家庭搞得分崩离析。这样的道学先生只能算是“假道学”。

二、谭孝移的交游群体：《歧路灯》中的真道学

与惠养民的假道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谭孝移和他的盟心挚友的真道学。他们都是祥符城内的缙绅,主要有娄潜斋、程嵩淑、孔耘轩、张类村等人,其中以娄潜斋最为典型。

　　娄潜斋,名昭,既是谭孝移的挚友,也是谭绍闻的受业之师,为人正派、学问淹博。我们注意到,娄潜斋和惠养民有着极其相似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从社会身份说,惠养民和娄昭都是生员(后来娄昭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从经济条件说,两个家庭都拥有一百多亩耕地,耕田而食;从家庭结构说,他们都有一位勤劳朴实、友爱良善的兄长,都与兄嫂同爨共食。这不是巧合,一定是出于李绿园的精心设计,这其中隐含着他强烈的思想表达,他要借此表明：何谓真道学?

　　与惠养民截然相反,娄潜斋与人交往中没有一句迂腐之言。作者借直人快语的程嵩淑之口评论说：“咱们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么?”“这潜老才是正经理学。你听他说话,都是布帛菽粟之言,你到他家,满院都是些饮食教诲之气,所以他弟兄们一刻也离不得,子侄皆恂恂有规矩。”作者又借孔耘轩之口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层意思：“诚意正心许程朱说,不许我们说;许我们心里说,不许我们嘴里说;许我们教子弟说,不许对妻妾说。诚意正心本来无形,那得有声?”?也就是说,理学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学问,不是去奢谈纲常道德,背诵朱子语录,而是要把理学的原则切切实实贯穿于居家生活、社会交往的实践之中。

　　在其《家训谆言》中李绿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朱子注《论语》‘学’字曰：学之为言效也。如学匠艺者,必知其规矩,然后亲自做起来。今人言学,只有知字一边事,把做字一边事都抛了。试思圣贤言孝、言悌、言齐家、言治国,是教人徒知此理乎?抑教人实做其事乎?”?知行合一,“知”不是目的,“行”才是归宿,这是李绿园关于理学的基本观点。

　　娄潜斋作为李绿园竖立的理学典范,从没有一句理学话头,却在治家、交友、为官各个方面实践着理学的理念。

　　娄氏兄弟善于治生,无衣食之忧。娄家在城外原有耕地一百多亩,由娄潜斋兄长和侄子料理经营,后又置买田产,雇佣佃户,潜斋父子则专心读书。当谭孝移表示欲请娄潜斋到府上教书时,娄潜斋兄长表示：“我家衣食颇给,也不肯出门。”?娄宅的殷实彰显娄氏兄弟的治家有方。

　　娄潜斋的“真理学”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当谭孝移登门延师时,娄潜斋当即婉言谢绝：“此事却难从命,……家兄比弟长二十岁,今年整六十了。每日同桌吃饭,连舍侄、小儿,四人相依已惯。我若到府上去,家兄老来的性情,我知道是的确行不得。”?兄弟友爱之情溢于言表。在兄长催促之下,娄昭才答应谭孝移之请到谭府挂账,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提到要征得妻子的同意。这同孔耘轩延师时惠养民听命于内人而完全不顾兄长意见的表现截然相反,显示出理学先生对于家庭关系的处理：兄弟友爱,同桌共食,不忍须臾分离;家庭大事决断于丈夫,决不允许女人搅乱家务。在父子关系的处理上,李绿园特别强调父亲对于儿子的教养,娄潜斋可谓教子的典范。谭孝移到娄府登门延师的时候,正值娄潜斋外出,书房里书声琅琅,谭孝移感叹娄潜斋的家教之严厉,及至娄潜斋之子娄朴出来接待他们,九岁的孩子落落大方,恭敬有礼,惹得谭孝移赞不绝口。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娄朴成为学问淹博、人品端方的学者,举业上步其父后尘,考中进士,入职兵部。

　　谭绍闻的济宁之行更显示出娄潜斋的为官之道。谭绍闻因为赌博而债台高筑,决定到济宁找娄潜斋打抽丰,凭着师生关系以及娄先生和其父亲的交情捞些意外之财。到得济宁城,在饭铺之中问起“娄刺史官评,真正个个念佛”。在知州衙署,作者借荀师爷之口表彰娄潜斋是“中正淳朴,实心为民的官”,最祥慈,最方正。对于谭绍闻的抽丰之举,荀师爷提醒说：“谭世兄或有所携的贵珍,贵老师必不肯累及同僚州县以及本城盐、当。依弟愚见,倒不如韫椟为高。”?果然不出荀师爷所料,娄潜斋回府听说谭绍闻有销货之意后,痛心不已,命令儿子娄朴暗示谭绍闻,连抽丰的意思都不可在他跟前说起。当谭绍闻逗留一月有余辞行之时,娄潜斋把话挑明：之所以不给谭绍闻销货,“一来我不销货,不荐人,从不曾开此端;二来也不肯叫你溜到这个地位”。说着拿出纹银五十两作为谭绍闻所带物品的价银,但物品一件不取,又拿出自己养廉银二百两送给谭绍闻,帮他度过时艰。另送四千钱作为回汴盘缠,并派一名衙役牵马护送?。临行,娄潜斋以父执和师傅的身份叮咛嘱咐,情深意长。如此处事,使人感叹真理学的方正与情谊。

　　这不但是作者李绿园的理学观念,其实也是他努力践行的经世理想。李绿园做过贵州印江知县,虽然任期只有一年,然而留下了极佳的官声。当地地方志记载,知县“李海观,字绿园,宝丰举人,乾隆三十七年任。能兴利除弊,爱民如子,嫉盗如仇。邑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可见,他本人以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为原则,经世致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学理想。

　　除娄潜斋外,谭孝移、程嵩淑、孔耘轩等人也是身体力行的真理学。谭孝移为人,不妄交,不妄语,警谨惕厉,端方纯正。他坦承自己私欲丛杂,“私情妄意,心里是尽有的”,但他能按捺私欲,砥砺品行。自己守着一份“肥厚家业”,却不肯纳妾置婢,这在那个富庶之家三妻四妾的年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显示出这位真理学的持守和追求。程嵩淑在李绿园表彰的几位理学乡绅中个性最为鲜明。他嗜好古学,学问博洽,却因厌恶八股而举业偃蹇;他秉性亢爽,直言快语,又嗜好饮酒,酒后宏论,皆由性情,酣畅淋漓,全无一般读书人的委婉圆滑;虽以道学自居,但他对俗儒令人生厌的说教深恶痛绝,认为“世俗陋儒卧冰、割股、啗蚊、埋儿之谈,令人可怖、可厌”?。他娴于人情,明于世故,断事明决。第八十四回有程嵩淑为谭绍闻剖析和安排弃产还债的情节：何产可弃,何产禁弃,何事须请王隆吉,何事须请盛希侨,程嵩淑安排得干脆利落,入情入理。谭绍闻照此办理,省去揭债利银二百多两,可见娄潜斋的精明。由此可见,在他的笔下,理学先生不是千人一面,凭道德理想构建出来的虚幻形象,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理学原则的具体的人,鲜活,真实,有血有肉,有性有情,触摸可及。

　　总之,一方是惠养民的假道学,一方是娄潜斋、谭孝移等人的真道学,一反一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李绿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学观：理学不是用来诵读的知识,不是挂在口头的说教,也不是读书不化的迂腐,而是对布帛菽粟、日常饮食中隐含的天理的体认,是把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功夫切实做出来,方正仁慈,符合圣贤规则。隐则潜心学问,修身治家,敦睦人伦,教养子女,又使生活富足;出则忠君爱民,夙夜忧惕,兴利除弊,奋发有为。总之,就是切切实实用行动把圣贤之道表明出来,身体力行,经世致用。

三、李绿园理学观的思想渊源

《歧路灯》的创作开始于乾隆十三年,完稿于乾隆四十三年,前后历时三十年?。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正是汉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但是通观《歧路灯》一百零八回的内容,检视李绿园的其它著述,几乎看不到汉学的影响,字里行间都浸润着以强调躬行实践、反对空谈心性为特色的理学气息。李绿园的科举功名止于举人,出仕的时间也只有一年,非常短暂,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度过的,因此,他的理学观念在中原民间士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出中原不同于江南等其它地区的学术状况和思想风貌。

　　李绿园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与他浸润其中的中原社会思想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梳理李绿园理学观的社会思想背景不但有助于认识李绿园思想的形成,也有助于认识清代中原地区的思想与学术。

　　李绿园理学观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社会思想因素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对策组在常规护理管理基础上针对突发事件归纳危险因素，应用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主要从风险因素分析到风险因素预防策略制定。

　　其一,宋明理学传统的影响。中原地区是理学的发源地,二程、邵雍开拓于前,姚枢、许衡绵延于后。入明之后,曹端、何瑭、吕坤、王廷相、吕维祺相继而起,不断强调河南理学之乡的文化传统,使孝悌仁义的思想深入人心。宋明理学传统对李绿园思想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这种理学氛围所培育的李氏家风上。李绿园祖父李玉琳,洛阳新安诸生。康熙三十年岁饥,李玉琳外出逃荒,演绎出“寻母李孝子”的故事。饥荒中,李玉琳遣弟弟李玉玠和母亲一道先赴南阳,自己在洛阳参加过岁试后,前往南阳寻母、弟。结果李玉琳星夜兼程赶到南阳,四处寻觅,亲人杳无音讯。最后,几乎陷入绝境的李玉琳仰天痛哭,终于上苍感应,弟弟玉玠赶来,母子兄弟团聚。后来,李玉琳流落宝丰,并在那里落户,死后仍然归葬于新安祖茔?。李绿园父亲李甲,宝丰邑庠生。李甲至孝,每年跋涉六百余里赴新安祖茔祭扫,“历数十年不愆期。后以年暮,子弟请间岁行之,君已诺焉。夜半,忽招诸子至榻前,涕泪横流曰：‘吾适梦入汝祖墓中,面如生存,至今恍然在吾目。’因扑地哭,不能起。黎明即就道,赴新安省墓。母病腿痛,君常翼之行,雨雪则负之。群儿相随而笑,君亦笑谓之曰：‘汝曹笑老叟负母耶?’时市果栗纳母衣袖中,小儿女争来索,母笑而分之。母重听,然喜闻里巷间好事,君坐卧指画,以色授母,母目之而省,时为颐解。其因时随事,委屈以博高堂之欢者,多类此也”?。六百里路途每年负母返乡为亡父祭扫坟墓,历十数年而不愆期,这已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孝行”,夜半招儿孙床前涕泗横流的景象、为母解颐的亲情更使人感受到这一家的雍雍穆穆。李绿园父祖均为生员,其孝友家风是宋明理学培育出的果实。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李绿园从小耳濡目染,受理学思想影响极大。对此,栾星先生评论说：“绿园出生在这样一个‘孝子门庭’,濡染浸淫,应该说受影响是很深的。这样一个家世的侧影,可作绿园学行以及小说《歧路灯》的重要注脚。”?可谓允当。

　　其二,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年代,残酷的党争、血腥的屠杀、异族的入侵、朝代的更迭激发了知识分子深刻的反思,思想界形成一股实学思潮,孙奇逢、李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所倡导的实学思想对北方社会思想影响至深。

　　李绿园的思想认识几乎都可以在孙奇逢、李颙的思想武库中找到注脚。通过惠养民和娄潜斋真假理学的对比,李绿园表达了其反对空谈心性、主张躬行实践的理学主张。无独有偶,我们在孙奇逢的论述中可以寻到其思想的源泉：“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对之人,相对之物,相对之我,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能尽人性尽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诸远且难,不知道者也。”?“日用间,凡行一事,接一人,无有不当理中情之处,此所谓道也,即所谓学也。必待聚众上坐开讲,拟程拟朱,恐其名是而实非。道学之实不可无,道学之名正不必有。”?反对道学之空名,力求道学之躬行,这也正是李绿园的主张。

　　在李绿园看来,理学重在齐家,齐家有三个重点：夫妻关系的处理、子弟的教育和家庭的生产经营。夫妻关系的处理是齐家的根本,其核心是“夫为妻纲”理念的贯彻。《歧路灯》中惠养民对妻子滑氏的积财分爨一味隐忍,对滑氏的嚎啕胡闹束手无策,不能制妻,也就不能齐家,他的悲剧就在于不能按照理学的原则处理夫妻关系。教育子弟是一个家庭福祚绵延、历久不衰的基础,而教育子弟的关键在择师。李绿园详细描写了谭绍闻的三次延师情节,显示出他对为子弟择师的高度重视。家庭的经营、财富的追求多为士人所耻,李绿园则至为重视,《歧路灯》中多次描述谭孝移对家产的经营。在《家训谆言》强调了治生的重要性：“元儒云：儒者以治生为急。不知治生,必至贫而丧其守。知此,则史书所载,某某不事家人生产,不足为训也。”?李绿园这些理学观念都可以在孙奇逢、李颙那里找到思想的渊源。关于正确处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李颙说：“父母不顺,兄弟不睦,子孙不肖,婢仆不共,费用不节,莫不起于妻。家之兴败,全系于妻,能齐其妻,方是能齐其家,斯家无不齐。”关于教子,李颙说：“居家教子,第一在择端方道谊之师,教以嘉言善行,俾习闻习见,庶立身行己,一轨于正。”?关于治生,孙奇逢说：“《大学》平天下,而其实际在用人以理财。则财之理也,亦惟使家自为给、人自为足,合之而成丰享豫大。儒生俗士不知理财之务,而讳言理财之名,民生所以日促,而国家所以长贫也。太史公论富国家,洞悉人情,通达事体,能放其意而行之,无地不可富也,无人不可富也,无术不可富也。”?讳言理财,是迂腐之儒之所见,不值一驳。相比之下,两者观点何其相似。由此可以推定,李绿园的理学观念是深受清初孙奇逢、李颙思想家的影响的。

　　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交游、他所生活的思想环境中探寻他与孙奇逢、李颙的思想渊源关系。

　　李绿园与李颙的思想渊源可以从襄城刘氏说起。李绿园乾隆丙辰中举,和襄城刘伯仁有同年之谊,又因李绿园家乡宝丰县滍阳镇临近襄城,所以他遂同襄城刘氏多有往来。襄城刘氏清初辉耀中州学坛,刘宗洙兄弟三人以孝友闻名,子侄辈刘青藜、刘青芝兄弟六人以古文、史学名噪一时,人称“中州六刘”。李绿园中举之后,将自己的制义辑录成册,并请刘青芝撰写序文,刘青芝欣然答应。在这篇序言中,刘青芝评价李绿园“有志斩伐俗学”,其制义“希正学之旨为之,且忧世之怀,壮行之志,殷殷时露行间”,并这个后生寄予厚望：“他年纵壑昂霄时,幸勿忘书生草茅数语,是即古人所谓坐而言、起而行也”?。今天,我们已无从得见李绿园的制义,但从刘青芝的评论中可以知道其中具有浓厚的理学气息,而刘青芝以“坐而言、起而行”躬行实践的精神相期许,这一切都表明当年中原浓厚的理学氛围和襄城刘氏所秉持的实学思想。

　　而襄城刘氏的实学思想实与关中李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颙之父李可从明崇祯十五年随汪乔年讨伐李自成起义军,战死襄城。李颙与母亲相依为命,刻苦攻读,终成一代名儒。康熙九年,李颙至襄城为父招魂,受到襄城官绅的热情接待和协助,刘宗洙、刘宗泗兄弟尤为亲善。刘青霞对此事有一些记述：“庚戌冬,先生过襄招父魂以葬,时主于予家,拜予王母于堂上如家人礼,大人为经纪其葬事,割地营宅兆、起丘垄,复树丰碑表于道,题曰‘义林’。”?刘宗洙舍自家良田,为李颙之父营造坟茔,带领乡绅“树松、柏、楸、杨,森列成林”,是为“义林”,“清明时祭,则邑绅刘君宗洙率子姓奉祀”?。如此情谊,令李颙感动不已。从此与相距千里之外的襄城刘氏成为世交,书信往来不断,刘青霞讲：“先生既去,岁以所著书种种见寄,大人亦以所学相酬答,虽千里暌隔而音书不绝,历数年以为常。”?门人王心敬所辑李颙之《四书反身录》成书后,李颙立即寄往襄城,刘青霞欣然为之作序。王心敬后来又亲赴襄城,带去新近刊刻的《二曲集》,征序于刘氏。刘青霞在《上关西征君李中孚先生书》一文中讲到：“霞久沐大教,奉悔过自新之训,以为千圣进修要诀,下学入手门径。窃常用自策励。”?可见在频繁的交往中,李颙“悔过自新”,反身躬行的理学思想在中原传播开来,影响日彰。

　　李绿园通过刘伯仁而与襄城刘氏确立了世交之谊,讲论学术,砥砺道德,李颙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李绿园的思想和观念。

　　相比之下,孙奇逢的影响可能更大。孙奇逢会和朱陆,兼容并包,主于实用,在明末已崭露头角,清初迁移至辉县苏门,授徒讲学,汤斌、耿介、费密、薛凤祚等著名学者纷纷投奔门下执弟子礼。这样,中原逐渐形成了以孙奇逢为宗师,以汤斌、耿介、冉觐祖、李来章、窦克勤、张沐、张伯行等为核心人物的“中州八先生”理学群体,他们通过书院讲学,鼓吹理学,讲求实用,形成一股声势强大的舆论潮流,主导了整个中原的思想界,其教化所及,虽穷乡僻壤无不受其影响。康熙十二年官府重修开封的大梁书院,邀请张沐、耿介为其主讲,使大梁书院这座全省最高学府成为他们鼓吹实学、推行教化的重要阵地。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重整大梁书院,孙奇逢、汤斌、耿介、张沐、窦克勤、张伯行、冉觐祖被奉祀于其中,使他们的思想呈现出正统的官方色彩?。李绿园正是生活于这样的社会思想的氛围之中。根据栾星先生的考证,李绿园曾经长期在开封生活。《歧路灯》中的故事就发生在开封,其中所讲到的街道、官署、寺观、古迹,其走向、方位准确无误,其笔下的世态风习活画出开封的市井生活,惟妙惟肖,此非长期生活于此者不能写出?。由于李绿园诗文的大量散佚,我们已经无法了解他在开封活动的具体情况。根据刘卫东的研究,李绿园曾就学于大梁书院?。那么,大梁书院所秉持的具有孙奇逢理论色彩的实学理念一定对李绿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这样的社会思想环境塑造了李绿园的思想,奠定了他的带有浓郁实学思想倾向价值观念的基础。

　　李绿园是一位勤于笔耕、富于才情的知识分子,给后人留下了《歧路灯》这部不朽的艺术作品。从这部小说和他的社会交游中,我们可以理解北宋伊洛传统的社会意义,理解清初以孙奇逢、李颙为领袖的实学思想家对中原士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具体影响。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只是探索这些思想精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而李绿园和他的《歧路灯》则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学术精英的理学思想在中原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同时,也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清代中原的思想和学术,思考中原之为中原,中原的思想和学术不同于江南等其它地区的深层次原因。

　　注释：

　　① [韩]李昌铉《歧路灯研究八十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② 冯沅君、冯芝生点校《歧路灯》,朴社1927年版,第2页。

　　③ 吴秀玉《李绿园及〈歧路灯〉的理学思想》,《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④ 尚达翔《谈〈歧路灯〉的几个道学形象》,《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1期。

　　⑤⑥ ⑦ ⑧ ⑨ ⑩ ?? ????? ?[清]李 绿 园 《歧 路 灯 》,中 州 书 画 社 1980 年版,第350－352、354－356、361－363、362－364、371－378、356、375、358－359、17、15、683、690、852、8页。

　　??[清]李绿园《家训谆言八十一条》,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41、148页。

　　?????? 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第21、1、3、4、13、14－15页。

　　??[清]孙奇逢《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1、595页。

　　????[清]李颙《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10、397、291、397页。

　　? 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清]刘青霞《慎独轩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277－438页。

　　?[清]鲁曾煜《祥符县志》,乾隆四年刊本,卷五《建置志》第38页。

　　? 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