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小说名著“死活读不下去”的现象及原因

近年读书界热议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某大学出版社搞的书籍“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明清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尽数在列，而《红楼梦》竟高居榜首。应该看到，因时代距离而产生的语境落差，作者所处年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给当代读者造成的“隔世”感，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学作品语言“古今变化”的阅读障碍，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客观存在，尽管曹雪芹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文脉的影响，但《红楼梦》并非从勾栏瓦舍的话本小说母体中脱胎，因此就叙事方式而言毕竟不能算是纯白话小说。有不少西方评论家还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高理想“明君贤相梦”的幻灭，《水浒传》是中国底层穷人“皇帝梦”的幻灭，《红楼梦》的大观园是理想世界“白日梦”的幻灭，《西游记》更是虚无缥缈的“梦幻世界”，言外之意是古代小说表现的传统观念尤其是超现实的价值取向与当代阅读产生了隔膜，才导致了那些小说名著“死活读不下去”的现象发生。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有几部并不算晦涩难懂的外国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赫然在列，这种现象就难以笼统用语言“古今变化”去圆满解释，特别是像《百年孤独》这样描述家族现实的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颇受评论界追捧的名著也同样令人难以卒读，恐怕连那些一向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文学都抱有偏见的“西方文学”中心论者都会感到不可思议。

　　应该看到，语境的差异、语言的隔膜、时代价值取向的变化固然是名著“死活读不下去”的某些因素，但当代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文学消费的世俗、媚俗倾向，使得人心浮躁的读者再难静下心来将大部头的名著短期内啃读完毕，这就必然伴随着娱乐化、碎片化阅读现象的产生，有不少读者还普遍感觉某些外国名著人名太长、描写太抽象、作品不具备国人阅读的习惯如“情节意识”等，加之缺乏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因而即使对某些享誉世界文坛的外国名著，也照样“死活读不下去”；与碎片化、娱乐化阅读相联系，名著“死活读不下去”的最根本原因，窃以为更是由于21世纪的社会己经进入了一个以视觉文化为中心的“图像阅读”时代，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据统计，人们逐字逐句读完外国名著《飘》，至少需要几天时间，而观看中文译本改编的电影，只需数小时即够。以《红楼梦》为典型个案去分析，对这种现象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红楼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信息承载量，多数人自然会选择其影视剧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原著的主要信息，而不是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啃读晦涩的原著。视觉文化时代语境下的“图像阅读”对文学名著的传统阅读确实带来了很大冲击，与此相关的包括“纸媒传播”所遭遇的“网络媒体”挑战，微信文字图像对传统信件、电报交流模式的取代等，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究竟如何评价这种文化现象？既适应时代的阅读模式变化，同时又能采取应对策略以维护传统名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课题。

二、视觉文化中心时代形成的“图像阅读”对原著文本意义的阐发及遮蔽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图像”并不是件新鲜东西，“图像阅读”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这里的“图像”，当然不仅仅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媒体革命带来的影视文化新事物，实际上先秦典籍的“左图右史”传统，就已经含有“图像阅读”的早期生态。从“书画同源”的发生学立场讲，“文字”与“图像”本来就是同源共生的，“文字”与“图像”的起源过程正是两者互动机制的孕育历程，这是我们讨论“图像阅读”问题的逻辑起点。近年来，关于“文学”与“图像”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引起相关学者们的深入探讨，如高建平《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①、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和可能》②等，有学者还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

　　就文学作品中的古典小说与图像关系而论，更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周易》中的“河出图，洛出书”虽系传说，但也反映出书籍与图像之间的密切联系。最明显的例子，如明清以来，很多木刻本小说在卷首乃至逐回都分别附有主要人物的图像或相应的情节插图，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这就是所谓“绣像小说”。习斌《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一书对此现象曾有概括描述：

　　古代通俗小说绣像发展史，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其中前三个时期与木刻版画的发展有关。一是肇兴期，约在宋元至明隆庆年间；二是繁盛期，约在明万历年至清初；三是衰落期，约在清乾隆年后：在这三个时期，小说绣像均是以木刻版画的形态存在的。第四个时期是清光绪年以后，这时除了日趋式微的木刻版画外，随着石印技术的出现和成熟，各类绣像精美的石印本小说，一时风靡起来。③

　　古代小说的文字表现与绣像的画面表达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文学作品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读者主要根据对小说语言的掌握和理解，在大脑中形成或联想出种种意象，从而理解、品味和欣赏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及环境景物，并进一步感受作品隐含的丰厚意蕴。对于读者来说，同一部小说，每个人大脑中产生或联想出的意象都不一样；但以绣像的形式去“图解”小说原著，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从人物形象到景物环境，却都是完全确定、固化了的画面，每个读者眼前的画面都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明清小说的那些绣像或插图，还不能简单理解成仅仅是对原著文字的图解，它们在与小说人物情节融为一体的同时，又体现出一种张力，即属于绘画者艺术再创作性质的对小说文本的独特理解。然而在明清小说研究界，相当多的学者重文本而轻绣像，他们注意到了同一小说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源流关系，却忽视对小说绣像的演变状况研究。这固然是受到中国古代重“文字”轻“图像”的传统观念影响，但也与研究者头脑中固有的那些图像不过是辅助阐释原著文字的偏见有关。关于古代小说图像方面的系统论述，有李芬兰、孙逊《中国古代小说图像研究说略》专题论文④，可以参考。

　　当“图像阅读”的影视艺术时代降临时，人们已习惯于观看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确定性的影视剧而懒于阅读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的原著文字。文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被边缘化，就《红楼梦》而言，如前所述，作为承载中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在生活节奏迅速的当下，多数人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其电视剧轻松去欣赏，得到与阅读原著相似的艺术享受。根据作品拍摄的电视剧比小说原著更加直观、生动，同时电视镜头画面也提供了完整的空间感，如《红楼梦》第3回写林黛玉初进贾府见到的雕梁画栋之景象，在电视剧中只需用若干个镜头，便可将这些画面展现，观众也可通过画面对贾府状貌有一个大致的认知，《红楼梦》电视剧中所表现的大观园，比小说原著也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些形象给人以视觉上的满足，展现出小说之外的文本信息，使小说文本的价值发生增值。此外，有些内容在原著中曹雪芹没有明写或加以省略，通过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就可以弥补空白。如作为国公府的贾母房前楹柱，上面应该有楹联，但原著里根本没写，我们看到的“87版”《红楼梦》电视剧是从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汇编的《楹联丛话》中选出的一副楹联，这样处理过的画面才算说得过去，然而在小说原著中类似这样的场景完全可以模糊化，让读者去想象。与此相关的，贾母屋里肯定会有不少名贵家具和书画装饰品，但《红楼梦》原著里却一件都没有明写。作为小说，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对贾府和贾母地位的想象，在大脑中联想出现，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因为原著没有写到，便在脑海里出现贾母的房中会是空空荡荡的那种意象；而电视剧则不然，没有一件件具体的家具和书画艺术品，观众是不可能通过联想和想象产生出来。从第五十回贾母与众人问答，得知她屋里挂有仇十洲画的《双艳图》，旧版《红楼梦》电视剧根据这个线索，巧妙地完成了贾母卧室的设计，这些可以看做是对原著文本缺失情节的有益补充。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影视改编而言，后来的编剧总会处于影响的焦虑中，促使他们走出前人已经改编的影视经典作品路数，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相比于以往《红楼梦》改编中普遍存在的紧扣“宝黛姻缘”大作文章，“87版”《红楼梦》电视剧对原著许多丰富的内涵和立意的重新阐发，这种突破及其为此而尝试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比起小说文本的阅读，观看影视剧虽然省时省力，但其向观众传达的信息也较为有限，这就是所谓“双刃剑”。一方面，如前所述，影视剧使小说文本价值发生“增值”，但另一方面，更可能发生的现象是使得小说文本的价值受到削减。由于影视剧受到时空限制，不可能机械地全盘照搬原著去改编。事实上，从原著的文字转化成影视剧要呈现的镜头，也并不是要求原著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处细节描写都必须保留，但如何增删取舍，如何对某些地方有所强化，有些地方有所弱化或虚化，以至某些方面需要舍弃割爱，却需要进行艺术上的一番处理。例如，《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读者可以通过那些文字，比较准确地得悉人物彼时的内心活动，而在影视剧中，这些不可见的心理活动就只能通过演员的内心独白或画面闪回来加以表现，但从蒙太奇镜头的组接特别是实际的艺术效果考虑，影视剧中闪回也不宜频繁使用，内心独白不能太多，否则会使得镜头不好处理，因此，如何处理好《红楼梦》原著中的心理描写，对编剧来说并不容易。尽管小说文本与影视剧本是两种艺术表达方式，但大量割舍《红楼梦》中精彩的心理描写，对于全方位了解原著人物形象毕竟是种损失。又如，《红楼梦》的原著本来分为两个叙事层次：其一是“超现实”层面的叙事，主要包括“绛珠还泪”和“太虚幻境”的神话，其二是“现实”层面的叙事，主要叙述了在贾府这一贵族家庭由盛而衰这个大背景下宝黛二人相识、相恋直至生死离别的过程。对于《红楼梦》原著内容的完整性而言，“超现实”叙事与“现实”叙事本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尘世人间的离合悲欢故事。小说第一回在甄士隐的梦中，曹雪芹讲述了一僧一道携带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以及贾宝玉的前身“神瑛侍者”下凡历劫的故事，是为了向读者交待“木石前盟”前缘作铺垫；此外，第一回中甄士隐女儿香菱出场旋即被拐卖也暗喻了红楼女儿“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共同命运，他本人失去爱女后家中又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的遭遇更是预示了《红楼梦》“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盛衰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的主题可以说是“家族盛衰”与“爱情悲剧”的双重变奏；再从艺术构思的叙事角度，“通灵宝玉”石头的功能对传统叙事手法的突破，太虚幻境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对小说虚实创作手法的揭示等，都对我们深入理解小说原著有启示意义，但遗憾的是，“87版”《红楼梦》电视剧却舍弃了原著绝大多数“超现实”层面的叙事。割舍第一回的很多铺垫性情节尤其是“绛珠还泪”的故事，就使得观众感觉故事主人公之间前世情缘的不知所踪，而原著第五回“太虚幻境”故事的被舍弃，与小说原著相比较，就使得观众对原著主要人物命运的结局的联想、想象的空间被大大压缩、限制住了。舍弃绝大多数“超现实”层面的叙事，也必然导致原著浪漫诗意的神话故事失落。造成这种改编思路的原因，固然是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电视剧摄制技术及经费的制约，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红楼梦》仍被普遍地视为一部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并且长期积淀的儒家思想理念“不语怪力乱神”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束缚着编剧的手脚，因此“87版”《红楼梦》电视剧仍采取“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风格定位，从而舍弃原著中那些“超现实”层面叙事，也就可以理解了。在编剧的这种指导思想下，“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以“现实”层面的叙事为主，第1集仅以旁白“据说这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故事……”为开端，镜头即转入跛足道人唱着《好了歌》进入姑苏城的繁华街市的场面，继而甄士隐开始出场，由此完成了由仙界到尘世人间的迅速转换。以后各集的叙事内容，展示了“黛玉进府”“秦可卿出殡”“元妃省亲”“宝黛读西厢”“宝玉挨打”“刘姥姥进大观园”“晴雯补裘”等一系列以贾府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的流程，这种依靠镜头语言推动叙事的手法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其优点是很好地发扬了小说《红楼梦》叙事中的现实主义特色，与编剧的主题阐释方式具有一致性，保持了“87版”电视剧作品风格的完整性。同时，这种创作风格也使观众感到《红楼梦》中人物所经历的离合悲欢仿佛是当下发生的真实故事，更容易把故事讲好。此外，着意表现曹雪芹笔下的“现实”世界，比表现其笔下的“超现实”世界有着更强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层叙事交织带来的结构混乱，但这一切又是以牺牲“超现实”叙事那些精彩的内容为代价，从而遮蔽了《红楼梦》的文本意义。

　　其实，即使是原著中“现实”层面的叙事，在“87版”《红楼梦》电视剧中也有不少被舍弃的部分。如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也许编导认为原著中贾雨村与冷子兴对话中那些抽象的人物介绍没有必要在画面上出现，然而我们知道，《红楼梦》原著共写了400多个人物，如果没有二人的对话先铺垫介绍，这些众多人物的集体出场多少会显得凌乱无序。冷子兴介绍贾宝玉的来历后，贾雨村关于“正邪两赋”的议论其实也并不多余，因为这涉及到对原著主题意蕴的理解问题，通过有才华也有缺点的贾宝玉一人而写出了人才的命运。《红楼梦》从“女娲补天”的那块弃石写起，那个年代自然远非“封建社会”所能涵盖，弃石的命运实际写出了传统文化的困境。但“87版”《红楼梦》电视剧编剧也许认为这样的“非情节画面”可有可无，于是舍弃了原著中二人的对话。这种改编思路，也造成了曹雪芹原著中的要义在《红楼梦》电视剧中出现了部分的流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原著主旨的一种遮蔽。

　　以上还仅仅是围绕着无太多争议的曹雪芹前80回的原著文字转化成《红楼梦》电视剧镜头画面时遇到的问题，那么《红楼梦》80回后的“探佚改编”情节画面，究竟是对曹雪芹原著的有益补充和主旨意义的阐发还是一种遮蔽甚至曲解？围绕着“87版”《红楼梦》电视剧这方面的争议就更大。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宝黛爱情悲剧”结局的处理方式。毋庸置疑，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在《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结构中都处于中心地位，然而，“87版”《红楼梦》电视剧侧重表现的是封建家族兴盛衰亡的“社会悲剧”，因而“宝黛爱情悲剧”的表现上是相对弱化的，具体表现在电视剧第33集“惊噩耗黛玉魂归”的叙事，明显失之于头绪芜杂，诸如王熙凤暗中收下史家被抄没的家产、贾琏凤姐二人为收财产事起争执、贾家众人等人得知迎春已死等偏重于“社会意义”的情节，都不能不在客观上冲淡“黛玉之死”的悲剧意味。就具体镜头画面而论，“惊噩耗黛玉魂归”这集的开头，黛玉的突然病重也没有充分依据，黛玉“魂归”的那一刻，只用了一个特写镜头来交待，收束得过于仓促，确实不能引发观众充分的同情，尤其是没有宝玉的出场，“宝黛爱情悲剧”也更像是黛玉单方面的悲剧。

　　比较而言，现存的通行本《红楼梦》后40回中的黛玉“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以及宝玉于痴傻蒙昧中与宝钗成亲等情节，虽然可能有悖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但在影视及戏曲作品中，这些凄绝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仍不啻为感人至深的悲剧佳作。将“黛死”与“钗嫁”二者置于同一时间背景，虽不免有人力穿凿之嫌，但无疑更适合搬上荧幕。相反，在“87版”电视剧第33集中，黛玉对宝玉的那种无限思念心理，反而不容易用影视语言表现出来，因而画面流于空洞，不足以撼人心魄。看来好评如潮的“87版”《红楼梦》电视剧，也并不能完全消解流行了200多年的百二十回《红楼梦》文本的影响，至少在“宝黛爱情悲剧”结局的处理方式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续书以及影视、戏曲改编，并没能超越这个情节设计。此外，还有条很重要的艺术规律，这就是在《红楼梦》电视剧中由真人去扮演原著人物，读过原著的观众则不免感到演员与想象中人物的落差，这正是由于“落了实相”所致。通过电视剧的改编，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的原著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世间百态，而《红楼梦》电视剧改编所“忠实”的只是自己头脑中的“红楼”映像。尽管“87版”《红楼梦》电视剧致力于恢复“曹雪芹原著精神意旨”，但它仍只是编剧的一种“再创作”。需要正视的是，由于有关80回后情节线索目前来看仍十分有限，因此对于《红楼梦》80回后的作者“原意”，影视改编可以无限趋近，但却很难复原。相对而言，《红楼梦》原著在保存确切的情节与作者原意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并且更适于承载深度的思考，这也是“图像阅读”尚不能完全代替《红楼梦》原著文字传统阅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视觉文化中心时代小说名著“读不下去”的生存策略

在当今快节奏的视觉文化中心生活时代，影视欣赏是《红楼梦》等名著最活跃的文本存在形态，人们通过影视剧获得原著的主要信息，出现了名著“死活读不下去”的现象，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就《红楼梦》等文本改编成电视剧后的实际效果看，其传播也远比小说文本更迅捷，因而也更容易在短时期内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带动了国人重温名著、诠释经典的热情，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否认，视觉文化中心时代的“图像阅读”对“文本阅读”带来了很大冲击。尽管如此，由于文字本身具有的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征，使得文本的优势依然存在，是任何艺术形式都难以代替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字的符号诉诸于思维和想象，影视的符号诉诸于视觉和听觉。在文学中，人们从思想获得形象，在影视中则从形象获得思想。预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名著的接受存在影视剧欣赏与文本阅读并重的局面，因此探讨视觉文化中心时代《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名著的“生存策略”，是个很有价值的话题。

　　当代很多学者面对“图像阅读”导致的“文本阅读”的尴尬与困境，从不同角度探索了“死活读不下去”的文本“生存策略”。宁宗一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以心理描述形式剖析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的心路历程在艺术视屏上的显影，所以应该考虑如何为读者构建一条心灵通道，为此他提出了下述几条应对措施：

　　一、保持学者和艺术家的求真求实的态度，不玩五花八门的“流行色”，贯注以科学的实证性，熟练地把传统的重意会和现代的阐释学重言传有机地结合起来，阐释《红楼梦》文本及其他文化现象。

　　二、对《红楼梦》不作居高临下的裁决，把重心放在建设上，以立为中心。在与作家与文本进行对话和潜对话时，处于平等地位，同时又保持适当的审美和理性情感距离。以自如而又清醒的态度面对《红楼梦》，为读者构建一条心灵通道。

　　三、绝然排斥用凝固的死板的艺术教条，先验地框住鲜活的经典文本的艺术生命，进行严谨而有序的美学的历史的透视。

　　综上所述，CT检查与MRI检查在周围神经鞘瘤诊断中具有典型的影像学表现，依靠影像学表现可为该病的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四、尊重“红学”的微观研究，但不赞成把《红楼梦》“碎片化”，进行无谓的考索。呼唤“红学”的大气象格局，从而将《红楼梦》的气韵之生动，天纵之神思，幽光之狂慧，真正体现出来。

　　五、大力提倡“亲自读书”(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语)，不全靠电脑的检索成文成书，努力把握曹雪芹至微至隐之文心。

　　六、不回避《红楼梦》的负效应，对《红楼梦》的消极面，也应以不虚美不隐恶之态度待之。⑤

　　这里宁先生强调不玩五花八门的“流行色”，更不赞成把《红楼梦》“碎片化”，进行“无谓的考索”，正是呼唤红学的“大气象格局”，这些不失为解读《红楼梦》等经典文本的有效途径。《红楼梦》既有总体性寓意，又有局部性象征，小说本身或多或少存在支撑某一倾向的依据，这是由于曹雪芹在具体创作时常将一些小故事像珍珠似的镶嵌在《红楼梦》中，让它们各自独立去散发出折射现实的光芒，看似信笔写来，实则机锋百出、醒目警世。因此，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均有相对的合理性。尊重红学的这些局部的“微观”研究，不代表因此就可以将《红楼梦》肢解进行“碎片化”阅读。所谓“碎片化”，在《红楼梦》研究中主要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游离于红学本体之外而泛谈文化，如《红楼梦》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医药文化”等五花八门的“流行色”联系，这种研究虽然也能拓展读者的视野，但实际上是借助名著效应带来的娱乐式“戏说”，是一种对其他任何名著都可以套用的研究模式，这样就势必将名著消融于无所不包最终又一无所包的“泛文化”之中，从而取消了经典名著自身的独立性。《红楼梦》作为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也不该进行“碎片化”阅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由于《红楼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容易让人从“文化”的视角去阐释，但主要还是归结于“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的新大陆，各学科都在“文化”这块无边的处女地上跑马占地。然而《红楼梦》绝不是“知识摆摊”，它是中华文化的活生生的传播感染的伟大表现与载体，我们研究的红楼文化，应该是这样一种能体现国民灵魂的高层次的文化关照。另一种倾向就是对《红楼梦》“无谓的考索”，进行无关宏旨的一字之辨、一事一考，支离破碎，使得许多重大的红学现象往往有意无意地被置身于脑后，特别是对《红楼梦》审美视线的遮蔽。尽管红学文献方面的研究把某些问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广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日渐遥远。《红楼梦》被研究者“考索”得神秘莫测，也是这部名著令读者望而生畏、“死活读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识”是难于得到圆满解释的。《红楼梦》体现的形上思考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实质上指向了生命的真谛，人们之所以对那些连篇累牍的红学考证文章有成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很少指涉《红楼梦》的精神向度。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体现了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才是读者追索的终极目标。研究者不能单纯把《红楼梦》视为文献考证的“学问对象”，还应作为灵魂拷问、生命感悟的“审美对象”。

　　《红楼梦》面世200多年来，对它的研究，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之人，尤其是与20世纪那一百年的民族兴亡、知识分子命运、中华人文学术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致于既有学界泰斗参与，又有政坛领袖介入，更有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喜好，可以说民间、庙堂、学院均入“楼”中。正如刘梦溪先生形象描绘的：“《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中国人又都能从中找到自己。”⑥红学能成为“显学”，自有其道理在。毋庸讳言，《红楼梦》走向“经典化”的历程，是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及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等复杂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古典作品的现当代价值转换，才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力。把《红楼梦》当作参照坐标，读者会发现：家族题材的继承、婚恋主题的偏爱、悲剧艺术的体认、人物系列的发展等，说明了《红楼梦》这部古代经典的现当代转换的再生意义。诚如赵建忠先生为女作家计文君专著《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而在《文艺报》写的书评中阐述的：

　　《红楼梦》可以经典化，但不能圣化或神化，夸得它高不可攀、望尘莫及，让它高高在上变成顶礼膜拜的对象，实际上是将之束之高阁、弃之它置的做法。这种方法不可取，在学术上也是自掘坟墓、自寻死路的选择。而“本体性”，是指小说本体。《红楼梦》的现当代继承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古代经典叙事文本的现代影响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演进问题。研究《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问题，为我们思考中国小说叙事百年嬗变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域，使我们能够在“本体论”意义上，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特有的内在规定性。⑦

　　文学只有关注现实，生活在当下的读者才能不将其遗忘，古典名著更是如此。本来古代文学作品因时代距离而产生的语境落差，就容易给当代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如果借助于《红楼梦》对后世的影响，以逆向的方式显现《红楼梦》的文学意义，也是一种名著的再生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存策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任何作品只有被接受的才是实际存在的，就《红楼梦》而言，其刻画的人物形象对现当代作家和读者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形而上生命语境的思考，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著名作家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的《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均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吴子林在《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一文中也曾指出“文字的接受是心智性的，而荧屏则是全息性的”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更能充分调动读者的主体意识，与作者共同完成文本意义的生成并不断深化，即使视觉文化中心时代的“图像阅读”带给“文本阅读”的冲击，原著文本的潜在优势也有待继续发掘。

　　注释：

　　② 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文艺研究》2014年第9期。

　　③ 习斌《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④ 李芬兰、孙逊《中国古代小说图像研究说略》，《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

　　⑤ 宁宗一《面对“死活读不下去”的〈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6期。

　　⑥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⑦ 赵建忠《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文艺报》2014年5月29日。

　　⑧ 吴子林《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