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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小说家王兆云生平著述考

时间:2023/11/9 作者: 明清小说研究 热度: 2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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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小说家王兆云生平著述考

  ·袁媛·

  王兆云,字元祯,一字启夏,号赤冈,湖北麻城人,约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是万历时期重要的小说家、藏书家。他传世的作品有《皇明词林人物考》《王氏青箱馀》《惊座新书》《乌衣佳话》《挥麈诗话》等。由于古今研究者均对其生平、交游等信息掌握不详,故累积了数处谬误,亟需辨别。例如,王兆云名下有校正过《艺文类聚》《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等作品的记录,实际上校正者是与他同一时期的王元贞;落款为汤显祖的《青箱馀序》,被视作汤氏的重要小说观念,但作者却是万历文坛的另一位名士李维桢。

  晚明 王兆云 小说家 著作

  笔者在整理明清两季志怪小说与史料笔记的故事来源时,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多部知名著作均选录了万历时期小说家、藏书家王兆云的作品,这些著作是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王同轨的《耳谈类增》、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陈田的《明诗纪事》、焦循的《剧说》等。其中,又以王初桐的《奁史》与褚人获的《坚瓠集》选录最多,前者有近20篇,后者更是达到了90余篇。这一现象的浮现,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兆云的作品在明代已颇受重视,在清代则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受到上述重要作家的关注,也充分显示出其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与史料学价值。

  王兆云,字元祯,一字启夏,号赤冈,湖北麻城人,因随父宦游与访书求学常年旅寓北京、江苏、浙江诸地,有《皇明词林人物考》《王氏青箱馀》《惊座新书》《乌衣佳话》《挥麈诗话》等作品传世。他博古通今、刻意好奇、交游广泛,受到王世贞、汪道昆、李维桢、焦竑、顾宪成等名士推奖,被誉为“楚材之杰”。目前,尚未发现与王氏相关的墓志类文字,且他又无别集传世,以致重构其生平的资料缺失,故今人对其研究仅局限于在一些目录学著作中收录其作品。例如《湖北艺文志》《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书海蟫踪》等书对其作品进行了简单介绍,在提到他时,则称其生平不详。笔者在考证中发现,这种“不详”不仅造成了明代小说研究中对王氏近30卷小说作品的忽视,还导致了相关研究者将其与他人信息相混淆的情况。例如,王氏名下有校正过《艺文类聚》、《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等作品的记录,实际上校对者另有他人。此外,王氏的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些给后世研究者带来困惑的资料,例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中所收的《王氏青箱馀》总集中有一篇落款为汤显祖的序文,发表了对稗官家言的见解,被认作汤显祖的小说观,而据笔者考证,这篇文章实为李维桢所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对王氏生平、著述乃至相关文献作更深入的发掘。

一、名号、家世考

王兆云,字“元祯”,然而在《大泌山房集》所收的《青箱馀序》①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明词林人物考十二卷》②提要二文中,均被写作“元桢”。这是误写,还是二字可通用呢?

  据相关资料考证,“桢”字应属笔误。其一,王氏著作每卷卷首均题有“楚麻城王兆云元祯”字样,不存在有意将“祯”字写作“桢”字的情况。其二,除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中写作“元桢”外,王氏的其他友人如梅鼎祚、孙继皋、吴国伦、王世贞等,均在给他写信或与他唱和时称他为“元祯”。其三,按字面意思,“兆云”即有好征兆之云气;“元祯”,其意为大吉。在此处,字与名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桢”则当作“坚硬的木头”解,引申为“支柱”,与“兆云”之名无甚联系,不符合古人起名、字的规则。古人在雕版印刷时,由于“木”字旁与“礻”字旁相似度高,极易造成混淆,如李维桢的“桢”字,就常被人写成了“祯”。误写为“元桢”也是相同的原因。

  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中,将王兆云的字写作元桢,称“兆云事迹史传未载,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知为麻城(今属湖北)人,字元桢”③。笔者在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漱石闲谈》的相关信息时,也发现著者被写成“王元桢”。反映出前人的错误已经被今人沿袭,足以知区别二字的必要。

  “元祯”与“元贞”也同样给研究者带来了困惑。因读音相同,王兆云常被误认作与他同时期的重要刊刻家王元贞。例如,俞冰在《书海蟫踪》一书的《艺文类聚》条目下写着“(明)王元祯校 明万历二五年(1597)刻本”④。王显谟在《惠安县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的整理工作》中列出了一组“国家善本图书”的目录,其中《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的介绍里就写着“王元祯校正”⑤。将王元贞误认作王兆云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例如台湾“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查询系统中,《漱石闲谈》的作者一栏赫然写着“王元贞”。

  王元贞,字孟起,南京人,曾与李登、陈所闻等人共结白社。产生这样的误会,除了两位王姓才俊的字与名读音相同外,还源于二人生平信息的多个巧合。他们都活跃在万历年间,均是诸生身份,且常年在南京活动,都以笃信好古、闳览博观为世人所称道。此外,二人的交游对象也颇多交集,他们都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以及著名学者焦竑往来甚密。王元贞刊刻过王世贞的《王氏书画苑》,王世贞则提携过王兆云,并校阅了他的《王氏青箱馀》与《惊座新书》总集;焦竑为王兆云的《皇明词林人物考》作过序,王元贞则校刊过焦竑的《焦氏类林》《庄子翼》《老子翼》等书。诸如此类的信息无疑混淆了二人的辨识度,造成了后人的误解。

  除“元祯”外,王兆云还有别的字号。据汪道昆记载,他曾将王兆云的字改为“启夏”⑥,然而,现存文献中无其他称“启夏”的记录,可见此字并不常用。另外,焦竑在《题词林人物考》一序中称王兆云为“友人王赤冈氏”⑦,杨起元、顾宪成等人提到王兆云时也称其为“王赤冈”,则“赤冈”应是他的号。理清了王兆云这些名、字、号相关的问题,我们方能减少在研究相关的作家及作品时张冠李戴的情况。

  王兆云生于官宦之家,其家世在汪道昆的《明故兵部武库司郎中王大夫墓志铭》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王氏的先祖为太原人,明初自江西武宁迁往湖北麻城会水湾⑧。曾祖父王,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举人,官至常熟县丞,以清廉公平见称。祖父王廷言,祖母李氏,生平均不详。

  父王采,字以素,里人称会川先生,生于正德三年(1508),十余岁时即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善治《春秋》,嘉靖十三年(1534)中举。王采特立独行,为世所不容,故数奇。他先后做过吏部司务、礼部祠祭司员外郎,升兵部武库司郎中;嘉靖三十六年(1557)大察,被罢免;万历八年(1579),以天年终,年七十二岁,是年八月十日葬于故里。

  王采婚彭氏,媵徐氏,始生王兆云。王采有两个女儿,还抚养了宗人及舅氏各一女,并以长者的名义帮她们操持婚事。可见在家族责任方面,他是很有担当的。

  妻陈氏,卒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王兆云的《神取陈室》篇收入陈氏事迹,对妻子颇多赞许,称:“亡妻资品最高,一腔之内空洞无所染著,在圣门亦大贤以下人物也!”⑨

  子升,字连允,生平不详。

  王兆云的人生选择与人脉交际均受到父亲的影响。对他提携照顾的汪道昆、王世贞、吴国伦等人,都曾与王采同僚。王世贞的《赠王吏部之子太学元祯》一诗谈到王氏父子,称:“今日郎君长,居然乃父风。”⑩吴国伦的《吴门遇王元祯与之饮酒》一诗亦称:“父风殊不忝,游兴亦何长。”从“父风”二字,可知父亲对其影响不只是以科举为业,还关系其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塑造。

二、生年与重要行迹考

由于现存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王兆云生年的资料,研究者们大都依据其作品的刊刻时间以及作品中记载的时间来推测其生活的大致时间段。例如《明诗话全编》曰:“王兆云,约一六○一年前后在世……生平仕履皆不详。所作《明词林人物考》,记明洪武迄万历已故文人四百六十七人。可见其当为万历时期人物。”

  不过,笔者找到了一处王氏记述其幼年经历的材料,可作为推测生年的重要线索。《赵文肃》篇记载:

  赵公,名贞吉……公生平问学及相业之大者,已备在国史及家乘中矣,不遑复述。惟是庚戌虏变,余方离襁,随家大夫官北都,目击其难。稍长,而家大夫述公定难之功,今略记之。庚戌八月,北虏犯阙,京师戒严,势甚危,急集百官会,议未定。

  “庚戌努变”是嘉靖朝非常重要的时事,此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八月时已兵临北京城,作者的相关记忆应是深刻且较为准确的。按《汉语大词典》释义,“襁”指婴幼时,不满周岁,“方离”说明去周岁不远。据此,王氏的生年应不晚于嘉靖二十八年八月(1549)。

  此外,《汪伯玉》篇中有一段记载也与王氏的出生时间相关,虽没有前一则材料确切,但也可以提供参考。其文曰:“公名道昆……其为主事时,先大夫为其曹长,且比屋而居……是时,公竭力于古文词,名甚著,而余才离襁褓,不知所向往。”据《汪道昆年谱》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汪氏改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此时提“才离襁褓”,可知该年亦距其生年不远,按前文不晚于嘉靖二十八年的推测,在没有获得更准确的资料前,将其生年推定在该年会更接近事实。若再往前推,王氏撰写此文时就会改用别的年龄称谓了。

  推定其生年后,我们才能获得把握王氏生平轨迹的时间坐标。例如,孙继皋在约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写过两首绝句赠王氏赴试,其中有“太学诸生旧有名,青衫彩笔老纵横”、“时名快晚达,行色动秋色”、“高堂看擢桂,老亦倚婵娟”句,从“老”、“晚达”等词,可知王氏此番赴试时年纪较大。而有了王氏的生年,我们就可以得出他此时已有约60岁,际遇的悲剧令人越加印象深刻。

  王氏的卒年已无从考证,其生平大概也只能根据其作品中的只言片语以及友人所记录的交游材料来重构。

  受家庭文化影响,王氏屡次参加科考,是一名久困场屋的太学生。他曾问学于汪道昆、习孔教等名士。据《汪伯玉》篇回忆:“往及公(指汪道昆)巡抚湖广晋兵侍,乃因父执故,时时得请教焉。”《习豫南》篇记载:“时余以文艺受知,极蒙赏誉。(习孔教)延余一鉴亭中,日课其子博士业,夜则公与余促膝,扬扢千古,莫逆于心,忘分忘年。”

  王氏坚持科考显然是迫于家庭压力的。顾宪成在《两忘说赠赤冈王先生》一文中记载了王氏迫于母命赴试的事迹:

  王赤冈先生,楚材之杰也,海内无不传先生名矣!孰知尚困青袍乎!乃先生固恬如也,不为意。惟日依依太夫人膝下,曰:“吾何必以是区区者易我一日。”今年秋,太夫人复命之赴南京兆试,赤冈婉辞以谢,太夫人不可。勉而南,偶遭舟子之阨,不乐中,复念太夫人不已,遂病怔忡。叹曰:“吾身,太夫人有也,奈何以是区区者易我七尺。”遂飘然而归,且贻书别予。

  因母命难违才去赴试,又因思念母亲辗转返家,可见他并不十分在意仕途。那么,这位“楚材之杰”,为何久困青袍,却毫不介怀呢?这还得缘于王氏读书别有怀抱。

  王氏有书癖,他多年浮迹于江浙诸地,最关心的事便是添购异书。现存资料中已无法窥知王氏藏书的数量,然而根据他与明代大藏书家胡应麟、梅鼎祚、徐等人交游的资料,可以得知他藏书颇富。

  万历二十九年(1601)冬,胡应麟与王氏会于杭州,相见甚欢。胡氏邀约王氏在第二年将所藏书中他所未见过的带到南京来。据王世贞记载,胡应麟的藏书达四万余卷。能引来胡氏向往,足见王氏是颇多秘籍的。第二年的会面由于胡氏病卒爽约,藏书史上也因此少了一段佳话。

  另一位藏书家梅鼎祚也因同有藏书之癖而与王氏惺惺相惜,二人尝约盟于南京,携彼此没有的书籍带来互相抄录,而王氏藏书中,就有梅氏“闻所未闻”的。梅氏的《答亭州王元祯》尺牍记载:“昨秋约以各抉其藏,互缀其阙,不作帐中之秘,更备乘后之遗,亦大快事。”

  除藏书一事可窥王氏情志外,结社交游也是他的乐趣所在。王氏年轻时与刘凤嵎、丘肖崖(二人资料不详)等人在湖北五峰结社,王氏之父王采曾参与诗歌唱酬活动。《五峰结社诗》记载:“余与刘凤嵎、丘肖崖结社五峰,各有题咏。先大夫次韵,颇为士林推许。”五峰为武陵山支脉,位于湖北省西南部,今属五峰县。由于现存文献中难以见王兆云的诗歌作品,故不能确切地把握其风格,然而,从他的交游对象来看,应是崇尚复古。王氏的好友多为复古派阵容中人物,例如王世贞是“后七子”领袖,吴国伦是“后七子”成员,汪道昆位列“后五子”。

三、著述考

明、清两季重要的藏书目录中均收有王氏作品。据考,他传世的传记作品有一种,为《皇明词林人物考》;诗话作品有一种,即《挥麈诗话》;小说集单行本一种,即《乌衣佳话》。另有笔记总集两种,一是《王氏青箱馀》,收小说五种,即《绿天脞说》《广莫野语》《惊座摭余》《客窗随笔》《碣石剩谈》;一是《惊座新书》,收小说五种,即《湖海搜奇》《挥麈新谈》《白醉琐言》《说圃识余》《漱石闲谈》。后人曾将《惊座新书》总集加入《乌衣佳话》四卷,翻刻为另一部名为《王氏杂记》的总集。《王氏杂记十四卷》提要曰:“是编凡《湖海搜奇》二卷……《乌衣佳话》四卷,皆杂记新异之事。本名自为书,后人裒为一帙,总题曰《王氏杂记》,非其本名也。”

  除《王氏青箱馀》的“十二卷”之说没有异议外,藏书家们对王氏其他作品的具体卷数都有不同的说法。例如《皇明词林人物考》有“十二卷”之说与“十六卷”之说;《乌衣佳话》有“前后两集四卷”之说、“前后续六卷”之说、“八卷”之说;《惊座新书》有“八卷”之说与“十卷”之说。据各家藏书记录,以澹生堂、千顷堂收录王氏作品较全,均为40卷,但对各种作品具体卷数的描述不一致;其他依次是四库全书总目(共26卷)、八千卷楼(共17卷)、传是楼(共16卷)等。

  在上述线索的基础上,笔者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中重印的王氏著作以及各个图书馆相关书籍的收藏记录进行了统计与梳理。其情况大致如下:

  (一)《皇明词林人物考》

  又名《国朝词林人物考》《词林人物考》《明词林人物考》。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均收藏有该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1~112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32册)分别据北大(以下称存目本)、复旦(以下称续修本)藏本印行,这两个藏本根据同一个刻本印刷。该刻本总计12卷,在第12卷末别出《词林人物考姓氏补遗》。卷首有李维桢《皇明词林人物考叙》、焦竑《题词林人物考》,存目本李序在前、焦序在后,续修本焦序在前、李序在后。根据目录所示,该书共收入明代词林人物506人,有的是单传,有的是合传。而按实际上所录的传记或人物来看,续修本比存目本略全,两个印本同缺《谢文卿》《罗文毅》《陈大声》《胡懋礼》《金元玉》《黄首卿》《孔愿之》7传;均比目录多出《倪文毅》《谢文卿》《陆延之》3传。据此,现存印本收录传记所涉的人物实为502人。《明词林人物考十二卷》提要中称,该书录“凡四百二十三人,又补遗四十四人,共四百六十七人”。这一说法与该书实录人物数目相去甚远。

  焦氏落款中有“万历甲辰夏”语,故该书的刊行时间应在约万历三十二年(1604)。每卷卷首题有“楚麻城王兆云元祯辑著,豫顺阳李荫褶微阅订”。李荫,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

  王氏本着知人论世的观点编撰此书,《凡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取其生平履历,辑为是集。”王氏很重视书写他与传主的交游经历,意在传独家之秘,如《汪伯玉》篇,重点写了王、汪两个家庭的交往以及他向汪道昆求教的事迹;《胡元瑞》篇,重点介绍了胡应麟的著述以及他与胡在杭州会面的情况。

  该书不盲目追求传统传记体例上的完整,而是根据可考证的资料撰文。《凡例》曰:“然采取先后,随笔短长,殊无定体,总之欲其便考云尔,固不以文之短长而短长之也。”例如为刘基所作的《刘文成》篇近2000字,而为袁凯所作的《袁景文》篇才约160字。

  (二)《惊座新书》总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8册按《惊座新书》总集原貌集齐了《湖海搜奇》《挥麈新谈》《白醉琐言》《说圃识余》《漱石闲谈》五书,第一种的版本为北京图书馆藏明徐应瑞等刻本,第二、三、四种的版本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徐应瑞刻本,第五种的版本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抄本。五书卷首的题款除《湖海搜奇》多出有“舒世忠三泉绣梓”数字外,其他均为“麻城王兆云元祯辑著,吴郡王世贞元美阅订,三衢徐应瑞思山梓行”。思山堂是徐应瑞在南京的书坊,他字东山,刊刻过李梦阳的《空同先生集》。

  杨起元的《湖海搜奇序》就该集编选标准、素材来源及《惊座新书》其他四种书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余友楚人王元祯氏……疆圉作噩之岁,来顾余秣陵。余发其帐中秘,则有《湖海搜奇》一书在焉。询其所得,则以遨游湖海,往往求奇事奇谈而录之,纳之奚囊中,积有岁年,因而成帙。余阅而惜其易尽也。元祯又出《挥麈新谭》《白醉琐言》《说圃识馀》《漱石闲谈》以视余,总之皆搜奇类也。载细检其中,又间出己臆,列为论议,多名理之宏谭,即雅俗并阵,安得概以稗官家视之哉。元祯游屐未辍,余因期元祯更为随得随增,而预弁此数语于其首,观者其直如元祯凡例所云,用之以醒睡魔而已耶。虽然,魔醒而道可从人矣。

  “疆圉作噩之岁”指万历二十五年(1597),据此,《惊座新书》总集中的五种书都应刊行在此年或略前。王氏遨游四方的经历不仅让他增广见闻,也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故事素材,而“奇事奇谈”正是这些小说集的重要编选标准。另外,据此序还可以得知《惊座新书》总集卷首原应有《凡例》。从现存文献来看,这一内容已在流传中遗失。

  五书各分上、下两卷,所收篇数如下:《湖海搜奇》156则、《挥麈新谭》157则、《白醉琐言》156则、《说圃识馀》163则;《漱石闲谈》上卷残缺,存60则,下卷目录收94则,实为98则,共存158则。

  (三)《新刻王氏青箱馀》总集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37册印行了《新刻王氏青箱馀》总集,共收书五种,各两卷。每种书的第一卷又命名为仁集、义集、礼集、智集、信集;第二卷为续集,又命名为乾集、元集、亨集、利集、贞集。不过,这些命名与所收故事的主题并无明显关联,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卷次编排方式。

  总集封面题有“丁巳孟冬月书林聚奎楼李少泉梓”,各集卷首的落款为“楚麻城王兆云元祯甫辑著,聚奎楼李潮时行父刊行”。丁巳指万历四十五年(1617),则总集应刊刻于此年十月。聚奎楼是万历年间的知名刻坊,“少泉”是坊主李潮的号。李潮,字时行,江苏南京人。他刊行的书有《轮回醒世》《纂定古今大全》《六经类聚》等。

  总集前有一篇《青箱馀序》,落款为“古临汤显祖义仍父书于玉茗堂中”,据此应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所作。序文借褒奖该书,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小说家言的价值与地位,例如“盖小说出古稗官家,与典籍并存,亦询荛风听胪言之义”;“隽永以资谈助,错综以辅名教”。这是否应当作汤显祖的小说观呢?令人疑惑的是,汤显祖的文集中没有刊载此序,而笔者在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中,却发现了一篇同题且内容完全一致的序文。那么,此文到底是谁写的呢?

  现存文献中,暂未发现王氏与汤显祖交往的资料。而王氏与李维桢是同乡,都是湖北人,一在麻城、一在京山,李维桢还给王氏的《皇明词林人物考》作过序。又按李集中收有《青箱馀序》,而汤集中不存,故可以推测此序实属李维桢所作。颇为蹊跷的是,既然是同乡友人所作的序,王氏却为何将其假托为汤显祖。书籍刊印时,汤已不在世,李却在世,这样做有悖情理,也会得罪李维桢,更何况李维桢也是万历文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大泌山房集》中收录有序文四百余篇,像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谢肇淛等在当时名望颇高的士人都请他作序,可见能够得到他的序文,亦足以为作品扬名。出现这种特殊的假托情况,很可能是书坊主在后来的翻印中所为。

  假托名家撰写、点评、作序以提高作品的知名度,获得读者更多关注赚取高额利润是明代书坊主惯用的营销手段。程国赋先生曾考证过明清时期小说书名中假托的名家,排在前几位的就有汤显祖。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篇序要假托汤显祖了。

  《新刻王氏青箱馀》总集是“杂记新异之事”的稗官家言。据《青箱馀序》载:“此编广见洽闻、惊心夺目,而其理不诡于正,可以明经术,可以佐史评,可以通世故,可以析物理,王充之《论衡》、刘义庆之《新语》,殆此类乎!”

  五书所收篇数如下:《绿天脞说》160则、《广莫野语》163则、《惊座摭遗》169则、《客窗随笔》142则、《碣石剩谈》156则。

  (四)《乌衣佳话》

  《乌衣佳话》在《青箱馀序》及《澹生堂藏书目》中又被记作《乌衣佳语》,后者称“前后续共六卷,三册”;《千顷堂书目》《明史》则记录《乌衣佳话》有八卷。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该书有四卷,分前后二集,每集分上、下卷。

  目前已无《乌衣佳话》的全本,只有南京图书馆藏有《乌衣佳话后集》二卷。卷上收作品42则,卷下收作品67则。两卷卷首分别题有“楚麻城王兆云元祯辑著,友人新安谢陛少连阅校”;“楚麻城王兆云元祯辑著,友京口陈永年从训阅校”。据考,谢陛,字少连,著有《季汉书》《闺典》等;陈永年,字从训,是万历时期的书画家。

  纵览王氏的11种小说集,其在内容编排上的不加拣择与随意任性,不免令人对这位藏书家在编目方面的专业性产生困惑。以《湖海搜奇》一书为例,《先儒撰著》篇摘录了《通志》儒术类中的目录文献;《王元美》篇记录王世贞赠给作者的一首诗;《儒以治生为要》篇简述对元代理学家许衡“儒者,以治生为要”一语的看法;《林下盟》篇抄录范应宫《林下盟》中的《清课》《俗因》篇以及陈继儒的题词与范明泰的跋;《行香子》篇抄录无名氏以此为词牌填的四首词;《脉理》篇考证诊脉之术;《前妻取后妻命》《周恕妻魂归》《城隍责礼》等篇则是志怪小说。此类情况极为普遍,不一一列举。

  倘若我们单凭感受到的“零乱”印象来鄙薄王氏的作品,则未免不能领会他的藏书之乐与读书之趣了。王氏的友人徐在《读书乐》一文中写道:“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于闭户读书。得一癖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逾其快也!”这句话恰能解读王氏编排目录时的用心,即遇到“癖书”“奇字”“异事”“佳句”等,均遵从自己的兴致一一抄录。例如,《抄书》《题书厨上》二诗后王氏注明“乃杨循吉先生作也,余有书癖,故并录于此”;《百别诗》曰:“王蜕岩未老作《百别诗》,深识死生之理者,今录其数首”;《花快意与折辱》曰:“袁礼部著《瓶史》甚奇,不能悉录,仅摭末段中数语”。王氏还很重视留存文献,他抄录了唐寅的《七十歌》《桃花歌》《花下酌酒歌》《一年歌》,因为“原无刻本”;在驿壁上看到妙词,也细心抄录。这种无视内容、文体,仅强调个人体验与藏书家经验的编排方式,在崇尚“自适”、“性灵”的晚明,已是一种文化时尚。

  此外,王氏作品集中除摘录一些他属意的诗词外,部分故事也是抄录他人的。如《诗人志向各不同》篇,比王氏更早收录此篇的有明代王良臣的《诗评密谛》;《蜀中神童》篇则在沈周的《客座新闻》中早有记录;《评画竹》《张梦晋绝句》《辛幼安词》三篇均来自俞弁的《逸老堂诗话》,不一一列举,在具体研究中应注意甄别。

  (五)《挥麈诗话》

  丛书集成初编第2582册收录有《挥麈诗话》刻本一卷。书前写有“本馆据砚云甲乙编本影印初编各丛书仅有此本”,卷首题有“麻城王兆云元祯辑”。该书的内容大都是根据王氏此前的著作中有关诗话的篇章辑录成集的。据考,该书共录39则作品,其中,至少有26则见于王氏两部笔记总集,很可能还有不少作品摘录自笔者未见完全的《乌衣佳话》。

  《挥麈诗话》中的故事来源见下表:

  

  

  现存明代文献中没有关于《挥麈诗话》的记录。在清代,书目文献中仅有八千卷楼收入了《挥麈诗话》一书,其他别集与小说集则有《元诗纪事》与《巧对录》中收录了该书的名字及书中的若干篇故事。可见此集的辑录时间应较晚。

  除上述成书的著作外,明代的几种尺牍集中还收录了王兆云的若干篇章,如沈佳胤的《翰海》收录了《白门归招张孟雨》,徐渭的《古今振雅云笺》收录了《求联句与友人》《期约与徐笾实》。屠隆的《历朝翰墨选注》收录最多,有7则,如《柬沈少林》、《与文明府》《与涂子寿》《与吴明卿》《与卢山人》《答王竹轩求文》《与张鹫山》等。这些作品展示了王氏的交游,也透露了他的志趣。如《与涂子寿》篇曰:“昔人谓虞卿以穷愁著书,仆谓惟著书乃可免穷愁也。何者?濡毫吮墨,自有佳趣在耳。足下方翱翔,亦是斋中味之不?”得著书之趣,方可以消解穷愁,涅槃于人生与生活的诸多不足,这无疑正是王氏的自况了。

  注释:

  ③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页。

  ④俞冰《书海蟫踪》,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页。

  ⑤惠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惠安文史资料》(第6辑),惠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版,第66页。

  ⑥⑧[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31、631页。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编号:2015M571398)阶段性成果。

  袁媛(1981—),女,湖南湘阴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研究。

  胡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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