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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生葆真：贾宝玉的生命哲学析论

　　·周翎游越·

　　《红楼梦》一书表达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对于天人合一之精神自由的追求，这是作者对道家全生葆真思想的汲取和认可。贾宝玉秉天赋气质而成为世道难容之人，当入“情痴情种”一类，他一生积极求索生命之价值，实践其一生所爱之事业，在造历幻缘之后回归顽石之自由自在，最终成为与道合一的“高人逸士”。

　　贾宝玉 生命哲学 全生葆真

　　全生避害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其理论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作为公元前3世纪各家哲学汇编，《吕氏春秋》的“阳生贵己”观点，亦即《淮南子》所说的“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之意，此为杨朱学说的主要思想。“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遵生者，全生之谓也”①。在人世中，人如何可入其中而不受其害，杨朱的办法是“隐者”之“避世”，藏身匿迹于山泉林木，以避开人世的恶。老子之学是发现宇宙间事物变化之通则，知之者能应用之，则可希望“没身不殆”。庄子之学较之《老》学更进一层，最终是庄子解决了先秦道家固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全生避害。“齐生死，一物我”之理论，从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而超越现实的世界，既实现全身避害，又得到精神自由②。道家哲学探讨生命的本质和生命过程，把生命个体置于整个物理世界之中加以关照，注重个体本性的守持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突显个体生命的自身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哲学。

　　曹雪芹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他通过《红楼梦》表达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天人合一之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于自然、贵真之美的推崇，都达到了老庄之学的哲学高度，是对道家全生葆真思想的汲取和认可。对《老》学的自然之道和《庄》学的自由价值取向的尊崇，曹雪芹在现世红尘中为贾宝玉建造了大观园，作为其暂时栖身的桃花源，让他在理想和现实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游走，让他经历苦忙浮生、悲喜千般之荒唐，感悟华宴散场、情痴恨长之梦幻。贾宝玉以“全生葆真”为人生旨趣，抵御种种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功名诱惑，因其秉性气质而成人世难容之人，成为“情痴情种”的典型。他是如何求索生命的价值而游走于尘世之中？如何积极避世以实践其一生之事业？为什么在造历幻缘之后回归顽石之自在，从而得到真正的逍遥？本文试从以上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探幽析微，以期解读贾宝玉完成入世与出世、超越现实和超越生命，最终与道合一的“高人逸士”的历程，请益方家，同时以期抛砖引玉。

一、贾宝玉之秉性：承“正邪两赋”之气成世道难容之人

《红楼梦》第2回借贾雨村之口提出“正邪两赋”之说，认为人各秉其天真之性而生，气有正邪，故人有善恶，世间除有大仁大恶者外，还有一种人是“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则亦不能为大凶大恶”，属第三种人性即“正邪两赋”之人，他们或为“情痴情种”、或为“逸士高人”、或为“奇优名娼”，皆因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而被视为“狂狷之士”：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③

　　作者在开篇时就告知读者本书的内容是“大旨谈情”，紧接着冷子兴向贾雨村“演说荣国府”，这部分是故事之总帽，旨在微露端倪，贾宝玉到底是“情痴情种”抑或是“高人逸士”？他从小“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周岁抓周时，那些纸、墨、笔、砚、金元宝、书本……等物，“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贾政勃然大怒，斥其“将来酒色之徒耳”。贾宝玉的口头禅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④一向为自己是“渣滓浊沫”而自惭形秽，一出场其母王夫人就定义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西江月》评宝玉曰：“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⑤

　　贾宝玉满口谬论、极恶读书、行为愚拙偏僻，其痴傻邪谬个性溢流满纸，一目了然。为督其寄心于尘世事业，在小说第5回宁荣二公之灵就委托警幻仙姑安排宝玉游历太虚幻境，让他领略那里的仙闺幻境之风光，以期警醒宝玉之痴顽，敦促其改悟前情从而步入正道，以便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在经过了太虚幻境之后，宝玉依然冥顽不化，反而“倍偏，倍痴”。警幻仙姑送“意淫”二字给宝玉，按仙姑之训诫，所谓的“意淫”指贾宝玉“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只可“神通而不能语达”，大异于“世之好淫者”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警幻仙姑惜爱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但同时感叹独得“意淫”二字的宝玉“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实则是“见弃于世道”。分析这些“正邪两赋”之人，无论是作为“情痴情种”的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还是陶潜、阮籍、嵇康之类的“高人逸士”、抑或是薛涛、崔莺、朝云之类的“奇优名倡”，虽贫富贵贱不同，而本质则俱为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⑥

　　结合贾雨村的“正邪两赋”之说，贾宝玉贵为富贵公侯之后，首先当入“情痴情种”一类。到底何谓“情痴情种”？何谓“意淫”？[甲侧]批曰：“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⑦由此看来，宝玉之“意淫”乃指其作为“情痴”或“情种”的“以情而不淫”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是一种有“心会”更有“神通”的自由审美体验，是对美的事物(包括人)的本能追慕和守护，完全有悖于当时的“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一人片刻之趣兴”之时尚。他的所谓“情痴”，就是具有真情至情的“正邪两赋而来之人”⑧。这种“情”的实质是一种秉性、情怀、视野、志趣，一种个人的价值体系，远远超越儿女私情，是坚守自己的天赋秉性，不以任何现有的主流标准来束缚自己，因而遭万人“眦睚诽谤”。第8回[甲眉]批曰：“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⑨由此可知，宝玉之“情不情”实为“意淫”，往往是体贴他人而忘掉自我，书中许多地方都有对“情不情”的描述。当贾宝玉因为生病在家几天，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过时，看到已经结满子儿的杏树，禁不住流泪叹息，忽见雀儿飞来落在枝头，就暗暗想到：

　　“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否？”⑩

　　第19回也描写了贾宝玉性情的“至痴至呆”。元宵节贾元春省亲之后，贾府上下如同烈火烹油，夜夜笙歌，繁华热闹无比，贾宝玉厌烦这种不堪的热闹却惦记着宁府小书房墙上的画中美人，生怕美人寂寞而专程去望慰一番。这里[苏双]评曰：“写出绝代情痴，宜乎众人之疯傻。”

　　第70回宝玉与众姐妹放风筝，当黛玉的美人风筝断线飘去，转眼不见了，宝玉感叹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烟处，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无人烟处，我替他寂寞。想起来把我这个放去，教他两个做伴儿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宝玉在花下读《会真记》时，看到落红成阵，不忍脚步践踏，乃兜了花瓣放入池内，让其随水流去。他的种种多情之举往往被人取笑甚至不屑，且看第35回傅试家两个婆子打趣宝玉的对话：

　　“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外相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别人疼不疼，这可不是呆子！”那个也笑道：“我前一回来，还听见他家里许多人说，千真万真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儿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且一点刚性儿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遭塌起来，哪怕值千值万都不管了。

　　在这里，“情不情”还可以理解为“赤子童心”，贾宝玉处处对“无知无识”的大自然充满怜爱之情，无论是怡红院的玲珑芭蕉和超逸绝俗的海棠、还是潇湘馆凤尾森森的竹林、拢翠庵冰肌玉骨的红梅、抑或是稻香村的菜花稻浪、蘅芜苑的香草藤蔓都能引起他无限的喜悦，他用一双婴儿般明净的眼睛来环顾世界，惜爱一切美的事物(包括人)。在续书第118回，贾宝玉正在看《庄子·秋水》，玉钗二人有何谓“赤子之心”的辩论，宝钗教导宝玉说“自古圣贤皆以人品根柢为重”，据此，她认为“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宝玉却断然辩驳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

　　“赤子之心”一词最早出自孟子的名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在这里，宝钗所说的“赤子之心”就是读书做官，报效天恩祖德，而宝玉是“自比夷齐”(夷齐是古代在世道险恶中能保持节操的代表)，据此他认为“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彻底否定“文死谏，武死战”之忠孝为“赤子之心”的儒家人伦责任的价值体系。宝玉的“赤子之心”就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如同婴儿，因为无知无识，所以对世间万物没有“分别心”，对万物就有一种纯粹的诗意审美；因为挣脱了知识和理性的束缚，就没有了成见和心机，一切的物像都有了灵性；因为没有名利贪欲的蒙蔽，就拥有阔大的胸襟、宽厚和开放的情怀。这正如《老子》所说的“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贾宝玉天性秉承的这颗童心，至真、至纯、至诚、至善，可谓之赤子之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贾宝玉的“情不情”其实就是“情”与“不情”的辩证统一：“情”是以“赤子之心”看待万物，“不情”是所谓的“离经叛道”“不忠不孝”，其实是否定“立身扬名”的仕途经济之路。关于“赤子之心”的辩论是玉钗二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交锋，其实质是个体生命的自由价值与人伦纲常的责任义务之间的冲突，这种关乎“价值观”的争辩自始至终一直贯穿于全书，是贾宝玉与其父母之间、与宝钗之间一直以来都有的矛盾和冲突。《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却是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成为人世难容之人，并不单单源于贵族家世之衰亡，也不仅仅源于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同那些“情痴情种”们一样，因为对世事用情就会有本能的敏感和责任，就会深悟现实诸多的邪恶，怜惜他人的苦难和悲剧，就会产生苦痛，进而思考人生和命运，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所在的社会产生激烈冲突，因而成为不入世俗的“狂狷之士”或“畸零之人”。

　　第5回里贾宝玉赏梅宁国府，午饭后准备在上房里午休，当他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联时，便断然不肯留在那里，有此对联，“焉能入梦”？这幅对联概括了数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信奉的犬儒哲学，人人学会世故、圆滑，人人学会钻营、醉心于心机和权术，人人学会媚权、媚俗，进而泯灭个性，沦落为戴着面具的伪人。《红楼梦》里自称为“畸人”的妙玉，“为人孤高”，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所以投到栊翠庵修行。何谓“畸人”？在《庄子·大宗师》里有对“畸人”的释义：

　　子贡曰：“敢问畸人。”

　　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这个“槛外人”妙玉，盛赞庄子之文，万人不入其法眼，却独独推重宝玉，可见二人性情相通，均属“畸零之人”，行为做事通常不合于世法，与那些圆滑世故的尘世君子凿枘不入。正如《庄子·逍遥游》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他们的思想其实是无比宽阔和高远，能超越现实功利世界的种种桎梏，去追寻生命本真之路，以“畸人”之身游走于尘世，却能以“真人”之心超越现世，能入一种忘我的自由境界，成为“能体纯素之真人”，最终成为与道合一的“高人逸士”。

二、贾宝玉之“游世”：求索生命价值

庄子的隐逸思想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对现世的超越，其体现的人格理想及人生智慧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庄》学重视个体能否充分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性，追求一种无待之自由，正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珍爱，庄子提出“游世”之策略，即是所谓的“心隐而身不隐”，以期达到全身避害，葆全真性之目的。“世界的无法逃避并不就引申出我们必须积极地进入世界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既不是逃避的，也不是进入的。我们可以做到，人在这个世界，但是又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也许对于庄子来说，他很喜欢的一个字眼——‘游’，比较适合表现这种状态。‘游’其实就是若即若离，也是不即不离，这是庄子选择的和世界相处的方式。”庄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寄沉痛于悠闲之中”。“游世”的目的是珍视生命，追寻生命内涵，寻找本真自我。

　　贾宝玉肩负振兴贾府门第之重任，他无法逃避责任与义务，去做退隐山谷的“非世之人”，只能学习庄子，游心于方之外，游走在现实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中。一方面不能公然反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只能消极抵抗读书、考试等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来说，先天的“情痴情种”之秉性使他敏感于生命的存在，积极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为王公贵族子弟，他首先要面对的最大生存问题是关乎读书的问题，因为读书是他的年龄和门第必须选择的事情。《红楼梦》第3回就提及贾宝玉从小“极恶读书”，需要探讨的是贾宝玉到底读不读书？不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从全书来看，他自小厌恶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不愿意做的是以“洞明世事”为动力为目的的学问，突显的是他不愿意走科举考试、诓取功名利禄之路。父子之间一直以来矛盾的焦点在于读不读某种书、走不走某种路的大问题。宝玉虽“极恶读书”，但是不可能背弃读书之路。第9回宝玉要上学了，袭人劝他奋志要强，好好念书，不然就潦倒一辈子。贾政也因此叮嘱李贵说：

　　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到了第81回，宝玉二次进学堂，贾政对贾代儒说：

　　我今日自己送他来，因要求托一番。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目今只求叫他读书、讲书、做文章。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

　　贾父认为只有一心读“四书五经”才是与“一生的正事”相关，做其它事情就是不务正业，父子二人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这种人伦本体的责任与生命本体的良知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其母王夫人也是如此，不断采取“杀鸡儆猴”的方式来威慑宝玉，逼他读书走正道。从薛宝钗的“可叹停机德”的判词可以推断，婚前婚后她会坚持不懈地劝解宝玉读书以致仕途，她曾对黛玉说：“就连做做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家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

　　袭人也不惜采取“哄”和“骗”等诸多办法规劝宝玉，从贾政到王夫人，从袭人到宝钗，自始至终结成一个强势的联合阵线，同宝玉的“极恶读书”进行着或明或暗的博弈，势单力薄的宝玉可以说是处处受敌，直到矛盾的集中爆发，宝玉被其父下死鞭笞。公允而言，贾宝玉并非“枉入红尘若许年”，在所谓的“正经学问”之外，他饱读诗书，才情横溢，其父多次试才，令其题对额、赋诗词，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逆子”是有才情的。他的《姽婳词》古风长篇，狂言乱道，一气呵成，直指乱世。《芙蓉女儿诔》更是汪洋自肆、情深意笃，其锦绣文采可见一斑。他“杂学旁收”，一生都在研读《庄子》，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枕边书。此外《楚辞》、唐诗宋词、元明小说戏曲等他都有所涉猎。不管是读书还是做任何其它事情，贾宝玉都是基于天性，发乎内心，随性自然。秉承“正邪两赋”之气，处处对“不情之物”用情的宝玉，从日常的凡人小事中，从大自然的四季更迭和平常的生死祸福现象中，体味到人生的无常和无奈，从而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于生死有本能的敏感和觉悟，“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认为生与死从来都是人生最大的也是最后的问题，参透了生死，就可以了了生死，懂得了生的价值，就懂得了如何面对死亡。在贾宝玉看来，人是终有一死，要“死得其所”方不枉一死，像“文死谏，武死战”这样“死节死名”的死法都是沽名钓誉，毫无价值，还不如不死的好，他愿意终其一生与姐妹们一起，爱惜她们体贴她们，他描绘了他所向往的“死的得时”的状态是：

　　比如我在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罢。

　　贾宝玉始终高扬个体生命的意义，与当时儒家乐生、哀死、讳死的观念完全相反，他从不畏惧也不讳谈死亡，他期盼的一种死亡状态是“随风化了”，无形无迹、无知无识，“死生，命也”，悄然回归于自然。如此“痴儿说死”，触人心神，这种向死而生的心态使他更加珍爱如何生存：“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对紫鹃语)

　　贾宝玉之所以能坦然面对死亡，是寄希望能够“活得其所”，不单单是“全生”，更重要的是“葆真”，如果能够活到“登假于道”之境界，那么死亡就是一件自自然然的事情了，与天地合一，正如庄子曰：“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大观园女儿们“活”得凶险和无奈，“观他人之苦痛”而哀伤生之苦痛，当闻知迎春出嫁受欺受苦时，他不禁放声大哭：“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当他再闻史湘云要出嫁时，不住哀叹道：“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嫁就改变。史妹妹这样一个人又被他叔叔硬压着配人了，……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没人理的分儿，还活着做什么。”

　　令贾宝玉哀痛的是如此多的青春少女遭遇外面污浊世界的涂炭而毫无缚鸡之力与之抗争，无论是被迫嫁人的迎春、湘云，还是被撵的晴雯、司棋，还有被迫出家的芳官、蕊官、藕官，自杀的鸳鸯、金钏、尤氏姐妹等等，无论她们是主子还是奴才都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死(人生)。第63回，作者借妙玉之口说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除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句，因为这句诗道尽了争名夺利的人生百态终究要面对土馒头的结局，贾宝玉对此感同身受，深恶妝害个体生命的诸如名利之类的一切外物，对现实的绝望令他更加渴望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正如李泽厚所说：“个体存在的形(身)神(心)问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了庄子哲学的核心。”像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一样，在庄子看来，个体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假如生命没有外在的种种戕害，能够以“无目的”而自由自在地尽享天年的话，那固然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可是庄子尊生而不悦生，顺天而不恶死，既然生之自然，死亦属必然，庄子站在“道”的高度观生死，认为生死变化都是大道运行之常态，死亡是生命得以安息和重新自由的机会。深受《庄》学影响的贾宝玉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期盼，他期望死亡能使他摆脱短暂、无常和无能为力的人生，回到无限和永恒。

　　每当论及贾宝玉，必然要提及林黛玉，因为他们是红楼人物中对生存和命运最敏感、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作为神瑛侍者与灵河岸上的绛珠仙草在人间的聚首，宝黛二人是知己相逢，是真性情之间的相互吸引，他们的爱情虽历经坎坷，最终二人是灵犀之间，心心相印。林黛玉率性真挚，毫无世路机心，与宝玉有着相通的审美和价值观，向往“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这样的生活，堪称大观园里的哲人和智者。她才情天分极高，性情高逸空灵，有感性至极的诗人性情和哲人般洞见，能听见雨的悲语和风的叹息，能感受花开的欢喜和落红的孤寂，大观园里只有她与宝玉能越过所有的世故人情，面对大自然敞开自己的情怀，醉听大自然的天籁之声，凝听自己的心神之音，只有她才能写出诸如“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这样极有灵性的诗句。脂批赞叹黛玉的才情：“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她的许多诗歌都表达了对自身存在的忧虑和未来的迷茫，在《问菊》里，诗人感叹菊花“一样花开为底迟”，叩问菊花“孤标傲世携谁隐”？实际是感叹自己不甘苟合流俗，将来该何去何从。《葬花词》不仅是为桃花吟唱挽歌，也是对天下所有不幸女儿们命运的悲叹，且看诗中环环相扣的诘问：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这些不仅是黛玉个人的疑问，也是每一个人的疑问，诗中有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忧患，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充满着“物换人非”“生命飘忽”“万境归空”的庄学内涵，与《红楼梦》开卷出场的“一僧一道”告诫“凡心已炽”的顽石之语异曲同工。[庚眉]批曰：“余读《葬花吟》凡三阅，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

　　林黛玉是最敏感于生命意义的人，总是站在一个至高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刘再复先生认为黛玉是宝玉的精神导师，是引导宝玉前行的女神，“贾宝玉修的是爱的法门，林黛玉修的是智慧的法门，因此最高的哲学境界总是由林黛玉来呈现的……，林黛玉总是引导贾宝玉的灵魂往上飞升”；“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空寂之境，才是最高的美学境界。从第2回宝、黛论心起，二人进入心神之交，其后二玉借禅说情、论道谈禅，直到宝玉走向黛玉所指引的“无立足境”之境。正是因为与林黛玉精神上携手并行，贾宝玉愈有足够的智慧、更阔大的胸襟、更高远的视域来实践一生的事业，那就是积极避世以竭力保持其天赋秉性和卓然独立的个性人格。

三、贾宝玉之“避世”：实践一生之事业

杨朱用“隐者”之“避世”来应付人世间他人他物之伤害，对于宇宙自然，对人事生活，老子主张退、守、弱、柔，方能保全自己，立于不败。《庄子》亦研究人如何入世而不受其害。庄子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是“乘物以游心”，心游于方之外，身可以在方之内，做入世之事业，即庄子的“游外以弘内”。庄子之避世是为了做到无用之大用，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挚爱。“避世”之人往往因为憎恶俗尘，只能消极的独善其身，艰难守持真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走。生活在钟鸣鼎食之家，贵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本应该负有中兴家业的厚望，然而他并没有以此为己任，反而憎恨自己是个“须眉浊物”，鄙视“国贼禄蠹之流，沽名钓誉之徒”，有生以来一直是在为诸女儿应酬不暇，“除闺阁之外”，并无一事他立意做出来的。宝玉从不在世道上用心，一直以来皆视世道如虎狼。第33回贾父痛打宝玉欲绝将来可能的“杀君杀父”之罪，挨打的直接诱因是会见贾雨村时“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经过官海沉浮的贾雨村全然成为官场老手，奸狡圆滑，利欲熏心，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和起码的人格。贾宝玉抱怨贾雨村每回来贾府时，回回定要点名见他，在他看来贾雨村之类的官僚政客更是浊物之最，是他所避之不及的。他不顾身份地位愿意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浊物”交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真性情以及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诸女儿相通的美感。贾宝玉种种怪诞的行止和言论完全不合当时正统的价值规范，每每遭遇其父训斥、他人讥谤和指责，处处碰壁，仍不能改掉此“痴怪诞”之症候。第34回，宝玉被打后，宝钗送药探望时表现出来的娇羞和怜惜令宝玉感慨万千：“既有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总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糊涂鬼祟矣!”而当林黛玉抽抽噎噎问他：“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戚回后]在此批曰：“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能成旷世稀有之事业。”贾宝玉一生的事业到底是什么？他一生憎恶官场利禄和仕途经济学问，是源于他天性里崇尚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对诸女儿们的不幸有着先知先觉的痛惜，因而形成其独特的审美理念，那就是“女清男浊”，女儿们极清净，贵为人上之人，男人们都是浊物，奇臭无比。在他看来，女儿们柔美、娇弱，通常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会被男人和世俗之气污染、侵害。贾宝玉愿意用一生来感受和守持人性的本真之美，用自己的一腔“痴情”去抚慰她们，不仅钟情诸女儿们，也倾心于那些不流于世俗的男子，即便因此挨打，也无怨无悔。

　　第5回警幻仙姑称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从前文论述可知，宝玉之“意淫”不过是“体贴”二字，是其作为“情痴情种”之外现，是其秉承的“正邪两赋”之气而生出的种种“情不情”之言行，如此之“情痴”总是情及天生万物、情及花鸟树木，情及诸多女儿，无论主子小姐，还是低微的奴婢，不管是故事里女子的还是画儿上的美人，都能引起他缠绵的情愫，他的深广而纯美情谊可以给予任何一个青春女儿。贾宝玉把对这些女儿的关爱和体贴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一生坚持“扬清弃浊”之理想，“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贾宝玉之喜欢女儿，正是因为女儿象征着远离仕途经济的清净，他之厌恶男子，也正是因为男子是和仕途经济的浊臭联系在一起的。女儿就如同山林草野，如同山水、田园一样，是逃避仕途经济的避难所，是厌弃仕途经济之后的寄托”。从某种意义上说，婴儿与少女状态可以等同于人类的本真状态，女儿的感性和阴柔之美，更接近天然的公正心和自然心，外面男人世界污浊不堪，有太多的邪恶、凶残与愚钝，有贾雨村之类的无耻政客、有贾珍父子之类的无伦理之徒、有贾琏之类的滥情之人、有贾赦一类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有那些附风弄雅的无聊门客、还有那些戴着虚假面孔毫无真心的贾政之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男人身上很难体会到人性的真善美，所以贾宝玉甚至不愿进入男人世界，更不愿意走一条充满男人浊臭的仕途经济之路。

　　宝玉对众多女儿的怜爱正基于此处，这是他的憨痴之处，其痴不止是对女儿蓬勃青春及纯净性灵的爱慕，更重要的是对诸女儿无常命运的悲叹，他对所有女儿们的体贴和惜爱是源自骨子里的平等的观照和接纳，任晴雯撕扇是“以不知情之物”博“娇嗔不知情时之人一笑”，在这里没有主仆等级关系，没有奴才之相，宝玉喜欢的正是晴雯可贵的风骨和爽真的性情，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所用，你爱那样，我爱这样，各自性情不同”。与庄子的“物物而不物于物”一致，不为物为形所役。

　　第44回，贾宝玉喜出望外为平儿理妆，为自己能有机会在平儿面前稍尽片心而怡然自得，同时大发感叹：

　　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她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

　　连平儿暗自称道他“果然话不虚传，色色想的周到”。宝玉的“意淫”真真只有“体贴”二字，因为怜惜平儿，能为其效微薄之力，宝玉就感到十二分快慰，这是一份何等真切的情谊。宝玉对香菱也是充满同情和怜爱，在第62回，香菱与荳官笑闹滚到草地里，弄污了香菱的红裙子，宝玉见此，知道是裙子是琴姑娘送的，跌脚叹道：

　　若你们家，一日糟蹋这一百条，也不值什么。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嘴碎，饶这么样，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糟蹋东西，不知惜福呢。这叫姨妈看见了，这顿说又说不轻。”

　　在这里，宝玉体贴之入微可见一斑，唯恐香菱辜负了宝琴，又恐姨妈责难香菱，不但理解香菱的处境，更为香菱解难：“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因他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如何？”香菱的一句“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令宝玉欣慰。他对香菱除了一腔体贴之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痛惜这么一个俊秀之人，却没有了父母，被人拐卖，竟然又卖给了薛霸王这样皮肤滥淫之蠢物。第58回，藕官为死去的药官烧纸被管家婆子发现，宝玉情急之下替其掩饰，事后在得知藕官和药官之间的“情事”之后，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天既生这样的人，又何须用我这须眉浊物玷污世界？

　　第61回，宝玉帮彩云瞒赃，是对探春的体贴，怕伤了生性要强的探春的体面。警幻仙姑所赠的“意淫”一词囊括了贾宝玉对众多女儿最深挚的体贴，远远超越了皮肤滥淫的浅薄，这种体贴有对美色的眷恋，但更是超越美色，不淫不亵，是相通性灵之间的对话，是对于美的本能的慕求。宝玉惜爱众多女儿，其博爱之下必有刻骨深情给予颦儿一人，因为只有宝黛二人心神相契，二人之间的缠绵深情可以穿越时空，直至永恒。

　　当初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稀逢，飞尘不到”，宝玉欢喜不已，想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此处过一生，总然失了家也愿意。”贾宝玉希望在这样一个清幽僻静的、无人管束的、不挨打骂的世界里，逍遥本色地活着。携诸多姐妹钗环搬到大观园生活之后，贾宝玉可谓如愿以偿，宝玉对人对物是何等用情用心，且看书中描写：

　　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

　　这座园子没有功名利禄的铜臭之气，也没有男人世界的污浊恶臭，生活在女儿丛中，远离男人的世界，诸女儿才能永葆清纯与清净，才可保持各自的真性情，真乃归去田园自在山水。贾宝玉心满意足之时写的四首小诗，描述了春夏秋冬时节不同的情景和心绪，渲染了与姊妹丫头们一起的诗意栖居。其中最开怀的是小厮茗烟从外面偷偷买来各种古今小说，他对黛玉感叹道“真真这是好文章。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能畅读其中，能携黛玉于花下共读《会真记》，是何等销魂落魄，何等的有情有景，是何等的身心舒畅，他希望女儿们也永远不要离开这里，离开就意味着羊入虎口，女人嫁了汉子也会变质，且听他的高论：“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

　　大观园无异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世外，可以说一座人间仙境，是宝玉灵魂栖居之地。挨打之后在大观园疗养期间，因受贾母庇护，宝玉更是四门不出，整日游荡于园内，恣性任情，弛荡放纵，自在之至：

　　那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得了意，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道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谏词，原为道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闺阁中亦有此风也，真真有负天地毓秀钟灵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宝玉恨不得永远这样自在下去，这期间先有“海棠”诗社、后有桃花诗社，宝玉与众姊妹即景咏海棠、吟菊花，《红楼梦》里所有最美好的场景都发生在大观园，沁芳桥宝黛共读、滴翠亭宝钗扑蝶、芦雪庵群芳联诗、怡红院众艳闹寿宴，灵黛玉葬花泣残红、俏晴雯撕扇获一笑、憨湘云醉卧芍药裀、美宝琴雪下映红梅等等，宛如一幅幅经典永恒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寄寓了曹雪芹最浓烈的情思和人生及社会理想。

四、贾宝玉之归隐：全生葆真

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官场贪黑、世道狰狞，贾府也是外表光鲜堂皇，里面污浊丑恶，“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有“渣滓浊沫”之贾氏宗亲如贾赦、贾珍、贾琏、贾环、薛蟠之流，穷奢极欲，毫无廉耻，更有一家子亲骨肉互相倾轧、你死我活之丑态，正如贾探春所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即便贾宝玉生活在富贵温柔乡之中，亦屡遭遇“无常”，从秦可卿离世、秦钟紧随其后、再有金钏投井，柳湘莲遁迹空门，“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仲之病”。这个世外桃源最终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如果说宝玉挨打是给离经叛道者的当头棒喝，那么抄检大观园就是给不同流俗者以毁灭性打击，这些“异己”们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当初挨打只是经受皮肉之苦，其内心的信念的还是牢不可破，尚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迈，甚至还有愈战愈勇的斗士般的快感，可是抄检大观园的雷嗔电怒之势让贾宝玉感受到“山风欲来风满楼”的毁灭和无助之感。

　　身为宝玉之母的王夫人借抄检之名铲掉晴雯之类的“狐媚子”，警告与晴雯眉眼长得几分像的林黛玉。在她来看，宝玉在离经叛道之路上走得愈来愈远，愈来愈坚定执着，是与黛玉的赞同和鼓励分不开的，因为林黛玉从来不像薛宝钗、史湘云等规劝他走仕途经济之路、也从不责怪他整天在女儿堆里厮混。更令王夫人恐慌的是宝黛二人已经呼吸相关，惧怕二人将来会有不才之事。抄检事件的战果是先有晴雯被逐后屈死，再有司棋出园后撞墙而亡以示其志，稍有姿色的四儿、入画也遭了瘟，而芳官、蕊官、藕官等俊秀小“戏子”们也被迫到水月庵和地藏庵为尼。这一切对宝玉来说都是不堪承受之重，尤其是晴雯死后，他一腔悲愤化作《芙蓉女儿诔》，“《芙蓉女儿诔》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遭人怨’的女奴加以热情的赞颂，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惯用鬼蜮伎俩陷害别人的邪恶势力的痛恨”。

　　晴雯是与宝玉性情最贴合，也是最信赖的丫头，与黛玉、芳官一样纯粹率真。在宝玉泣诉《芙蓉女儿诔》时，从芙蓉花影中竟然飘飘然走出了林黛玉，这是作者有意将晴雯作黛玉的影子，同寓为清水芙蓉，出淤泥而不染。随着黛玉参与挽歌的改削和评判，《芙蓉女儿诔》完成了宝黛二人的琴音之交，也暗示二人最终分离的结局，在此有【庚双】批曰：“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芙蓉女儿诔》不仅是恸哭晴雯和黛玉，也是在哀悼所有遭劫的年轻生命，既有“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之欷歔怅怏，更有“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之泣涕彷徨。自谦为浊玉的宝玉面对世道的恶浊熏然，喊出了“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悲愤无奈之音，他从中又一次深切体会到人生最终是万境归空，如何使短暂的生命超越生死？如何才能保全真性？贾宝玉有着魏晋文人类似的人格和精神韵致，其共有的特点是一方面尽情地释放真性，一方面又艰难地守持真性。于那些“狂狷之士”而言，“守朴全真”的理想是何其难以实现，其内心又是何其挣扎，正如李泽厚所说：“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抄检事件是大观园倾覆的开始，也是贾宝玉理想毁灭的开始，致使他的“痴呆”病情更加严重，曲终人散之意愈来愈明显。

　　当初宝玉因过分受宠而遭赵姨娘嫉恨，被马道婆施魔致病，差一点送命，在这里曹雪芹借癞头和尚持诵之辞表达了对是非人间的警醒：

　　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

　　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已满大半了，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

　　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

　　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

　　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

　　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

　　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

　　宝玉遭受的这一劫运并非偶然，本来通灵的宝玉竟不灵验了，原因是在其下凡游历过程中受到尘世声色货利的蒙蔽，已经失去灵性，而如何保持其赤子本性，继续走探索真性之路呢？于宝玉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什么甄贾宝玉相逢时已经互不相认？彼此互失相知？在贾宝玉看来，曾经慕求的知己不过也是个禄蠹而已：

　　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甄宝宝何许人也？按照甲戌本第2回[甲侧]批注“凡写贾宝玉文，则正为真宝玉传影”，由此可知书中甄贾宝宝乃双向传影、互藏实虚、彼此镜像化了，甄宝玉为贾宝玉的镜中幻影，俞平伯对此评价道：“甄宝玉自然是宝玉底影子，并非实有其人。”冯其庸认为贾宝玉与甄宝玉“是写思想的合而分的问题。……，曹雪芹就是要写出人的最初都是葆有童心的，后来受了当权者正统的教育，受到了世俗世界的熏染，就失去了童心、真心，变成‘假人’了”。以上二位大家都基本认可了脂砚斋的批注，甄贾宝玉应该看作是一个人物矛盾思想的两个方面，与弗洛伊德的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理论如出一辙，在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的三重夹击之下而形成的自我便是最后的甄宝玉了。甄、贾二玉思想的相互矛盾和相互斗争，在世道与人情的不断雕琢打磨之下，甄宝玉已经磨掉了当初补天顽石的粗粝棱角和随情任性，蜕变成一块温润可人的玉石，重回仕途经济之正道，成就了当时社会的理想人格，而“非我”之贾宝玉则在相反的道上渐行渐远，如何能守持本心而不受尘世声色货利的蒙蔽？葆有其性格中的混沌天性之美呢？当初当他陷入感情纠纷时读《外篇·胠箧》，偶触其机时续写了一段文字：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邃其穴，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宝玉认为假如没有了宝钗之仙姿、黛玉之灵窍、袭人之贤德，他就不会因此迷惑其中而被蒙蔽了本心，扰乱了心神。他的本心又是什么呢？这里有[蒙戚双]批曰：“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故后文才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此是宝玉大智慧大力量处，别个不能，我也不能。”贾宝玉一向用情太深而往往不能自拔，对诸女儿们的怜惜和对自然万物的用情甚至是到了疯傻的程度。当初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行至“荆榛遍地，狼虎同群，忽而大河阻路，黑水淌洋，又无桥梁可通”之迷津时，仙姑警其速回头要紧，甲侧在此批曰“若有桥梁可通，则世路人情犹不算艰难”。作者欲借仙姑来开示宝玉人性上的爱欲贪嗔，让其领略的目的不是为了沉迷，而是为了了悟。在这一点上，道家学说与源于道学的中国禅宗一脉相传，往往最有情之人更容易义无反顾抛弃尘世，挣脱桎梏走向自由之道。

　　正是因为宝玉有生以来全部身心都是在为诸女儿应接不暇，而从来视世道如虎狼，何曾想治世待人接物哉？当女儿们的劫数纷至沓来，惜春出家、探春远嫁、鸳鸯上吊、二尤双亡、迎春夭折、湘云失夫、妙玉被劫，一直到黛玉泪尽而逝，真正到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境地时，当虎狼世道无法全其本真之心时，方成大彻大悟之人。正如王国维所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而柳湘莲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于金钏”。

　　从贾宝玉听《寄生草》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第22回)，到黛玉为其续写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他开始领悟何谓立足之境，那就是要以无挂碍之身行走于宇宙，方能保持赤子的生命本真状态，这才是他的本心，这正是贾宝玉的大智慧大力量处，一旦洞察了事物本然的大道，就会斩断毒龙，跳出樊笼。王国维分析的“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一向“爱博而心劳”的宝玉甘愿为女儿们付出一切，他的理想、事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以女儿为中心，“昵而敬之，恐拂其意”，也因此经常陷入大观园女儿们各种各样的感情纠葛之中，曾令他困惑和灰心，也曾向往《南华经》的“饱食而遨游，汛若不系之舟”之境界，而往往因为其慧刀不利，不能自斩毒龙，他曾经对此感慨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再细想来，日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

　　第91回里，宝钗身体有恙，贾宝玉生恐没有及时探望，宝姐姐会因此怪罪，与黛玉有以下对话：

　　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

　　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得。……

　　《庄》学认为人如果能够自由地、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去发展就能够获得幸福，不过这种幸福还要依赖外部世界，依赖他人，所以这是一种相对的幸福。《庄子·德充符》曰：“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一个人如果能超然于物外，跳出这个物理世界，像“游于羿之彀中”一样，心从世俗中解脱出来，就能够得到自由，心出世了，身就能入世。道家始终处于出世入世之间。《逍遥游》全篇的核心是人生要具有高见，要有真知灼见，只有具有高远、空灵的境界才可以在人世间、宇宙里自由自在的遨游，才可以摆脱物理世界的束缚，摆脱世俗的枷锁，找到自己生命真正的自在与自由，得到逍遥。《庄》学追求“无所待而游于无穷”之幸福，一方面是解脱，是随性和顺其自然，另一面是逆行修道，在解脱中为自己生命做主，能够入世有所作为。贾宝玉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最终难以为继，至黛玉死而其出世之心渐决，第28回宝玉听黛玉的《葬花词》曾经设想过这种“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是黛玉之声，先不过点头感叹，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可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感。

　　众女儿们总有一天会消失殆尽，他苦心维护的女儿世界也必将“树倒猕猴散”，她们终将会到了“无可寻觅之时”，那个时候是一味“心碎肠断”吗？此时的贾宝玉胸中已经自有丘壑，而一旦全然洞悉世间万物的本性，他就会减轻因“情”而来“苦”，就不再为情所困，最终他看似无情却能享受灵魂的安宁，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只要心灵理解一切事物是必然的，那么它控制情感的力量便愈大，而感受情感的痛苦便愈少。”这个意思就是道家的“以理化情”，处于这个境界，人心就不会再受制于外部事物了，这就是道家学说所指的成功，亦即返璞归真。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或曰全生葆真。《老》学认为更高境界的“避”是遵循宇宙变化之规律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趋利避害，抵达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齐物论》是抹掉对立，万物齐一，生死相同，得失相等。这不是从人世到山水之间，很像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样的人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这样的圣人，或至人，与“大一”合一，也就是与宇宙合一，与道合一，这种独立的人就可以获得绝对的幸福。对贾宝玉来说如果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不能够做到既能避祸全身，求得身安和实现其不材之才，又能够保全真性的话，那么他唯一要做到的就是追求某种精神自由和人格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宝玉由“情不情”境界最终走向了“情极之毒”境界，说明他已经悟透宇宙人生之真相，与天地合一，这是一种大胸襟、一种大智慧，贾宝玉最后悬崖撒手，他到底去了哪里并不重要，总之是要回归到顽石之自由自在，这是赤子之心得生命本真的一种解脱，其最后解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悲剧，而是一种真正的喜悦和绝对的幸福。

　　注释：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⑥ 周汝昌《红楼小讲·正邪两赋》，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⑧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0页。

　　本文系2016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天人合一：《红楼梦》的中医哲学视角”(项目编号：16D077)、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已还会话语料分析的我国医生身份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YAZH056)、2015年度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红楼梦》的中医人文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5YB009)的阶段性成果。

　　周翎(1970—)，女，湖北郧西人，硕士，湖北医药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比较、语言与跨文化交际；游越(1976—)，女，四川广安人，硕士，湖北医药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文化与翻译学。

　　王思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