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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合映春柳堂
——关于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霑

　　·张云·

　　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曹雪芹研究资料的重要发现，《春柳堂诗稿》在1992年以后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迄今仍争议不断，成为红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敦诚、敦敏和张宜泉写曹霑的诗的对比，认为张宜泉诗中的曹霑与敦氏兄弟的好友曹霑应为同一人。本文还对1955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有关《春柳堂诗稿》著作权及其作者生活年代等热点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与检讨，对曹霑墓石真伪研究与张宜泉诗句的关联性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旨在强调在当前的红学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固然重要，红学观念、红学方法的不断超越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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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刊本《春柳堂诗稿》中的四首诗，因为关乎曹雪芹的姓名、字号、性格、才情和其晚年的生活状况及生卒年，自1955年在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中首次公布以来①，一直作为曹雪芹研究的重要材料，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春柳堂诗稿》在1955年当年即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发行，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再度影印出版，此后各种选录自不在话下。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书的作者甚至诗稿本身的真伪都受到过质疑；在达成作者为张宜泉的共识之下，对张宜泉的生活时代又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由它引起的学术论争与其受重视的程度恰成正比。这些论争的归结点，着落在考辨张宜泉友人曹雪芹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否为同一人上。对《春柳堂诗稿》由信到疑、由疑而辨的过程正是曹雪芹研究在材料处置方面相当审慎的写照。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聚焦《春柳堂诗稿》的真伪与作者，到了本世纪的一十年代的今天，关于张宜泉的新材料还在不断地被挖掘出来，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红学研究走向了深入与细化，其在实证风格及新资料、新方法的运用上也具有了多元性。而张家湾曹霑墓石于1968年在平整土地时悄然出土，虽迟至1992年才被作为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公布，但很快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真假文物之争和曹雪芹死于何时何地之辩，成为红学又一公案。如今再提张家湾与曹雪芹，又必将把张宜泉《春柳堂诗稿》推到红学之作者研究的第一线。此时，回顾张氏诗作的发现、研究的历程，评价其内容的红学价值，分析相关研究的路径、方法的异同得失，探讨张家湾墓石发现所激发的研究走向，对红学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张宜泉诗中的曹霑与敦氏之友曹霑

将敦诚、敦敏和张宜泉写曹霑的诗进行对比，在他们所勾勒的人物特征里，我们可归纳出多方面的相似性，甚至是同一性。

　　张宜泉《题芹溪居士》注曰：“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其《伤芹溪居士》的诗注则有“其人素性放达”，诗中记他“好饮”。这与敦诚《寄怀曹雪芹霑》和敦敏《题芹圃画石》可对看。敦敏又有诗《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光从这充当题目的小序似的文字，即可见出雪芹狂放好饮之情状。敦诚《佩刀质酒歌》的诗注曰：“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再，敦敏《赠芹圃》咏道：“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张宜泉《题芹溪居士》写有：“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连用了诗人李白和画家阎立本的本事。可见，二敦和张氏对曹霑“好饮”“工诗善画”的说法极为一致。张宜泉提到的“芹溪”之号，与甲戌本第十三回“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畸笏叟所批“因命芹溪删去”的称谓是一致的，可视作“雪芹”之外的又一个别号。

　　张宜泉的诗和敦氏兄弟的诗，对曹雪芹居住环境的描写也极为相近：“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张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庐结西郊别样幽”(张宜泉《题芹溪居士》)以及“谢草池边”“翠叠空山”(张宜泉《伤芹溪居士》)所勾画的西郊山野，与“日望西山餐暮霞”(敦诚《赠曹雪芹》)，“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敦敏《赠芹圃》)，“野浦冻云深，紫扉晚酒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敦敏《访曹雪芹不值》)所描绘的郊野山居，山水之间，幽静偏远，可见，曹霑庐结西郊是大体无疑的。

　　再看他们为曹雪芹所作的挽诗，敦诚《挽曹雪芹甲申》作“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张宜泉的《伤芹溪居士》注作“年未五旬而卒”。对于“四十年华”和“年未五旬”存在的几年之差，专家的解释是，“张宜泉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才闻知曹雪芹过世消息的，说不准他确切岁数，只好笼统说‘年未五旬’”②。这种推测并不见得不合情理。因为，缘有深浅，交有久暂，见有偏全，诗有侧重。张宜泉或许与曹雪芹来往不频繁，交情也不及敦氏与雪芹的深厚，他对雪芹“子殇”“一病无医”这些令敦氏深以为痛的事件，或许并未及时知晓，甚或连雪芹的死讯都是很久之后才得知的。彼时，交通不便，一般情况下，文人为生活所迫而离家治生，友人之间通讯不易，消息不通，是为常情。

　　总括而言，敦氏兄弟的诗中好友与张宜泉诗中的曹霑，有这样八个方面是相似或相近的，即：姓曹名霑，字号中有“雪芹”，工诗，善画，狂放孤傲，嗜酒，野居荒村，中年而逝。

　　虽说嗜酒狂放、工诗善画、野居荒村、中年而逝，都不足以将一个人与其他兼具李贺之才华、阮籍之狂放、刘伶之痴酒和立本之擅画这样英年早逝的才子区别开来，甚至可以说这些诗句描绘的狂放英才，各朝各代、九州四方多有，但我们联系脂批所提及芹溪的才情与处境，不能不说他们的描述是相似的。张之芹溪，与敦之芹圃，也不能说毫不相关。至于雪芹之外，而又有“梦阮”其字，虽不尽合名、字相依之理，但前人命字，也多有此例，而且，若是景慕阮籍之意，也与敦氏兄弟诗中都用到阮籍“白眼”的典故相关合。更何况，诗中姓曹名霑，字或号“雪芹”，又都结庐京西山郊之地，且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如此这般的时、地、人物性情特征的相似相近性，恐远非巧合所能解释，而应有一定的把握认为，张宜泉诗中的曹霑和敦氏兄弟的好友曹霑，就是一人③。

二、《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霑与《红楼梦》作者曹霑

1955年，王利器首次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中公布了宜泉《春柳堂诗稿》的相关信息：

　　北京图书馆藏清汉军镶黄旗兴廉《春柳堂诗稿》刻本一卷，内有四首有关曹雪芹的诗。据巴噜特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别集五著录所记，《春柳堂诗稿》作者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1819)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

　　王利器推测兴廉与曹霑的关系是：“由1763年曹雪芹之卒至1819年兴廉中举，相隔为五十六年，则兴廉当是年十五六岁左右便已作曹雪芹的忘年之交了。”他认为兴廉这四首诗和两条诗注提供了四个问题的资料：一、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二、曹家败落后，雪芹是住在北京西郊；三、曹雪芹的善画和清宫画苑的关系；四、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

　　王利器重在使用新发现的四首诗以“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并未对《春柳堂诗稿》作进一步介绍，并采信巴噜特恩华的说法以兴廉为作者。就在王文发表后的次月，即1955年8月，文学古籍刊行社编辑部为影印《春柳堂诗稿》所撰写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春柳堂诗稿，张宜泉撰。”并指出，巴噜特恩华认为张宜泉就是嘉庆己卯举人，曾任福建侯官知县、鹿港同知等职的兴廉，是不可靠的。而王利器恰恰是采信了恩华之说的。此出版说明没有提供否定恩华之说的根据。笔者推想，光绪刊本上贵贤在《序》中说张介卿“持伊先大父遗稿命余为序”，既然其孙姓张，宜泉先生也应张姓。这或许就是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春柳堂诗稿》署名张宜泉的依据。

　　《春柳堂诗稿》的著作权定给了生平不详的张宜泉。文学古籍刊行社依据国图所藏的光绪原刊本进行影印时，将卷首两篇他序和自序及卷末的跋一并影印出版了。这样，卷首赐进士出身礼科给事中贵贤、赐进士出身沈阳督学使者延茂分别撰写的两篇序，宜泉先生自序，卷末赐进士出身四品衔国史馆协修会典馆协修工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济澄的跋，就都提供给了广大读者。像是草蛇灰线，这些卷首材料，在三四十年后成为《春柳堂诗稿》公案的火器库，直到今天的争论也还离不开它们。

　　1955年的《红楼梦》研究，还在1954的红学高潮之中，学者发表的文章不少，却少有讨论《春柳堂诗稿》的。这之后，文章涉及曹雪芹字号生平的，已自然而然地将张宜泉关于曹雪芹的诗与敦诚、敦敏的诗一般对待了④。即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张家湾曹霑墓石论争中，研究者在使用张宜泉诗句和诗注提供的信息时，基本上也都是不论不证，以自明性视之而直接采用的⑤。自张诗进入研究视野后，或依之为据上推曹雪芹生年，或猜测张宜泉就是批书的畸笏叟，或依据相关诗句再现曹雪芹才情、境况……总之，张诗后来居上，成为曹雪芹研究的重要材料。

　　1992年，欧阳健《〈春柳堂诗稿〉曹雪芹史料辨疑》首先对《诗稿》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出质疑，一年后支持与反对者都拿出了证论文章，并很快在《明清小说研究》和《红楼梦学刊》上集中发表了出来。两个专业杂志，正反兼收，本刊同期就形成了对立观点的论争。同时，也有其他报刊拿出版面加入论战。2014年创刊的《曹雪芹研究》，在创刊号上就加入了此问题的学术对话。可以说，这个关于《春柳堂诗稿》真伪及作者的争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未曾中断，其间还出现了两个高潮。前一个高潮，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争的是《诗稿》是否真实可靠，问题归于作者为兴廉还是张宜泉。到世纪之交，还在争论作者为谁。后一个高潮则发生在近几年，在共认《诗稿》为真的基础上，争论的是张宜泉生活的时代，出现了宜泉生于乾隆前期和后期两个时间段之辩。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差，关乎张宜泉与曹雪芹有无共有时空的可能性，是他们二人有无时间上的交集问题。可以说，张宜泉与其《诗稿》问题，是红学史上参与人数最多、讨论最深入的几大公案之一⑥。

　　第一次高潮，论争的问题有这样几个：《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宜泉先生”究竟是张宜泉还是兴廉？如何解释张宜泉与张介卿的年龄差距问题?《春柳堂诗稿》中关于曹芹溪的字、号及其他注释是否合理?“宜泉先生”是否做过官及其活动区域等。论争双方阵容势均力敌。

　　以欧阳健、刘广定为代表的一方，承继王利器1955年公布材料时的说法，继续相信恩华及杨钟羲的记载，以兴廉为作者，提出张宜泉与张介卿年龄相差太大，不可能为祖孙，认为宜泉诗特为“芹溪居士”加注有违全书体例，推断芹溪居士不是曹雪芹，指出，字梦阮不合取名、起字的通例，以为“芹溪”是一地名，“芹溪”之号是杜撰，甚至怀疑诗注是他人付刻时添补的。针对反方以脂批中有“命芹溪删去”为据的反诘，刘广定则以甲戌本眉批可疑予以回应(这暗合当时刚起的“程前脂后”论)。欧阳健举出几个乾隆朝因使用“明”或“日月”等字获罪的例子，推论《诗稿》中既有“得仰大明悬”，其作者就不可能是乾隆时人。此方引宜泉《诗稿》中的三首诗，并联系贵贤、延茂的序，断定《春柳堂诗稿》作者做过官。

　　以刘世德、蔡义江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否定恩华及杨钟羲的说法，认为作者是张宜泉，以诗稿内证和《自序》为佐证。关于诗作时间，则以考证为主，如蔡义江指出《红楼梦》抄本五十三回写有“大明角灯”，这足以说明乾隆年间文字狱并不那么无孔不入；严云受将宜泉诗《哭子女并丧》自注的“出痘”信息与相关史料记载(乾隆二十八年北京地区痘疫流行)相联系，判断诗作的写作时间。关于张宜泉与张介卿年龄差距太大的问题，则以推论解说为主。诗注问题则通观《诗稿》的体例、用语等，以学理析之。针对曹霑号“芹溪”的问题，则联系《红楼梦》脂批予以解说。他们认为宜泉先生做官的证据明显不足，对方辩友对诗句的分析有误。

　　争论双方你来我往，盯着的问题和使用的诗稿材料基本是相同的，也都拿不出令对方信服的过硬而有力的材料，方法也是分析推理大于硬性考证。争论虽说没有达成共识，但以张宜泉为作者的观点，因为考证的成分相对大些，对方的反证无力，略占上风。

　　第二次高潮是针对张宜泉生活年代的考证。第一次高潮过后，又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学界基本接受了张宜泉是作者的观点，然而，张宜泉的生平依然不甚明了。近几年，随着新材料、新方法的出现和使用，张宜泉生平研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本阶段，在材料上更多地使用历史文献，对《春柳堂诗稿》某些诗中提及的事件或地名进行考证，以确定某诗确切的写作时间，希求给诗集定一个时间段，从而断定张宜泉的生活时代，以便考察他所记之曹雪芹与《红楼梦》作者是否为同一人。比如，援引乾隆自十一年起每年援例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以确定其诗写作上限。胡铁岩细寻诗中本事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将两者作了更多的勾连，比如考索“钓鱼台”的建设、苑丞的设置以确定张诗所记的访友时间，查出“四时殊气”与乾隆五十四年顺天府乡试试帖诗同题，并核定朝廷恢复试帖诗是乾隆二十二年。再如，“龙二府”关涉的官职设置，诗中涉及的可以稽查出生平的时人，这些都被用来作为考订诗作时间的论据，从而圈定《诗稿》的写作时间段，以确定作者的生活时期。

　　之前因为论者以为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春柳堂诗稿》是孤本，怀疑文学古籍刊行社在1955年据以影印出版时，是按意愿在标注张宜泉为作者的同时，还伪造了说明曹雪芹名、字、号的诗注。其实，光绪十五年的《春柳堂诗稿》刊本，上海图书馆有，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还藏有两本。黄一农目验后排除了有关曹霑的小注乃钤贴的假说，并引用权威的《续修四库全书》中的材料，证明“霑”字有多种俗写，解除了对诗注中“上雨下沽”之字不是“霑”字的怀疑。

　　本阶段，传统方法之外，一些学者还利用数据库和网络搜索进行e考据⑦。这种方法在辨析勾勒人物之间的关联时固然独擅胜场，在进行用语的比对上效果也是突出的。如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查看古诗中的对仗，以确定《红楼梦》中诗词的用语与张宜泉诗中相同用语的关系。找出《四库全书》中多处出现“大明”字样，用反证法推翻了以一词定作者时代的武断论证。关于敦诚诗中的“四十年华”和张宜泉诗注中的“年未五旬”，举出古人悼亡诗多例，以证明二者并不矛盾。

　　就结论而言，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黄一农等断定张宜泉生年的绝对下限为乾隆十一年，认为张宜泉与曹雪芹确定有生活在同一时空的可能。胡铁岩通过对诗稿中五篇作品的写作时间的推断，认为张宜泉大约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认为他与曹雪芹没有交集。

　　关于《春柳堂诗稿》研究，虽则每阶段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方法也多种多样——有以实证为主的，有以假设推论为主的，有不论不证以自明性视之而直接采用的，也有极力维护、只讲立场不究是非的，却都值得我们总结与反思。《春柳堂诗稿》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曹雪芹研究的问题。张宜泉所记曹雪芹到底是不是织造曹家的雪芹，能诗善画的芹溪到底写没写过长篇小说《红楼梦》，答案还不够明确，肯定或否定都冒大风险。故此，我们说，《春柳堂诗稿》的研究问题，正在于它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在方法的多样性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张宜泉是乾隆时期的人，当没有问题，至于具体生年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证，现在就断言乾隆时期同样结庐北京西山、性格才情相类的两个曹霑完全没有关系，证据不足，反证亦乏力。也就是说，《诗稿》中的曹霑与织造曹家雪芹还可能有相同的时空，并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三、曹霑墓石与张宜泉诗中的曹霑

1968年乡里平整土地时出土的“曹霑墓石”，于1992年7月进入学术视野，一“石”激浪，在红学界和文物界引发了墓石真假和曹雪芹卒于何时何地的大讨论。该墓石也成了1992年10月在扬州召开的“’92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两年间，《红楼梦学刊》《文学遗产》《文物》《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文艺报》等报刊都为此提供了研讨阵地，但最终未能形成基本的共识。

　　在讨论曹雪芹葬于城西还是京东通州时，研究者必引张宜泉诗句为据。如用《怀曹芹溪》，以“见面尚无期”说明曹雪芹行踪难觅，并推测他可能意外病死于张家湾⑧。用《伤芹溪居士》的“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来识别曹雪芹葬地环境以推断雪芹葬处⑨。所有对张宜泉诗句的运用，都以张诗可信为前提，认为其诗中之曹芹溪就是织造曹家之雪芹。在《春柳堂诗稿》作者是张家湾人张宜泉的共识之下，据现有研究，张宜泉的生活时代与织造曹家雪芹的时代，还不足以排除有交集的可能性。张家湾为张宜泉故乡，那里又发现了“曹霑墓石”，考证与解读又将别有洞天。

　　“曹霑墓石”仅从考古鉴定角度判断，不外两种结果：或为真(出土文物)，或为假(今人伪造)。若为造假，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若为真，则又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或张宜泉有关，一是又出现了一个与此无关的曹姓人。若是后一种情况，也对红学无甚意义。而若是前一种情况，则局面就会显得复杂。墓石若与曹雪芹有关，就有三种可能：其一，仅是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所写曹霑；其二，是张诗与敦诗合一的曹霑。其三，是真的《红楼梦》作者曹霑，但与张宜泉《春柳堂诗稿》所写无关。事实胜于雄辩，一旦事件成为颠扑不破的事实，再石破天惊的结果都有可能。而此三点，都足以把张氏及其《春柳堂诗稿》问题推上风口浪尖。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争论基本聚焦在墓石的真假上，似未在同样以其为真的阵营中出现两个曹霑的设定，更遑论三个、四个了。而事实上的可能是：张、敦所结识的曹霑或一或二，还会有一个同样姓曹名霑的“第三者”；更不能忘记的是，另一个真正的而非文本描画的曹霑亦有呼之欲出的可能。

　　如果墓主为张宜泉所结识的曹霑，此墓发现的意义在于，张宜泉《春柳堂诗稿》所写不虚，二人之交也应非泛泛。张家湾为张宜泉故里，此曹霑葬于此地，张氏所了解的当更多更深。即使他不幸而非为敦氏所写《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依敦氏诗中所写的雪芹形象，其与曹雪芹同姓名、同字号、同才气、同性格，也值得纪念、研究，我们爱屋及乌，也会把对曹雪芹的敬重与呵护分享与他的。

　　如果墓主不仅是张氏诗中所写之曹霑，而且与敦氏诗中所写之雪芹确为一人，那就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张氏与敦氏之诗所写雪芹是否为一人，不仅威胁到曹氏直接资料的半壁江山，而且严重到影响敦氏诗沦为不立之孤证。若墓石研究与考证能突破此点，将是红学中第一大功。这样，与曹雪芹有过直接接触并曾经深入交往的人，写出的第一手的铁证文字，不仅可封住否定曹雪芹其人及其著作权者的悠悠之口，而且使《红楼梦》这一伟大作品不致成为无主之物或无家之人。

　　如果此墓主曹霑确为织造曹家之雪芹，则曹雪芹问题纠结不解处就更多了，远非发现宜泉《春柳堂诗稿》的王利器于1993年年初在《试论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墓地》一文中推论的那样简单⑩。它会启人思索：曹家与通州张家湾，除了早先的“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到曹雪芹时代可能还有什么关联？曹霑墓石于平整土地时被挖出，据几个挖土的农民回忆，出土的男性白骨没有棺木，像是裸葬。有以为裸葬是可能的，也有人说是坟墓被盗所致。但无论有多少疑问，有实证作用的东西，总是权威的。

　　由此，不能不想到另一件与张宜泉有关的发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北京一个张姓人家平常使用的一对松木旧书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经吴恩裕和冯其庸的研究，书箱的声名大振。吴恩裕认为书箱应与张宜泉有关，据说原藏书目单上有“春柳堂藏书”五个字，惜已不见。两个书箱的正面刻着对称的两小丛兰花，其一在兰花旁刻有一石，兰石的上面刻着四句诗，诗的上款是《题芹溪处士句》。显然，这里的“芹溪处士”与张宜泉诗稿里的“芹溪居士”相吻合。诗画的下款在第二个书箱上，署“拙笔写兰”，日期是“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据考，这个“拙笔”与出现在西山地藏沟口的正白旗三十九号(现位于北京植物园内，为北京曹雪芹纪念馆)西轩的题壁诗之署名、书法都完全相同。有关专家认为，书箱之材质、形制、工艺也是乾隆时物。而书箱出现在北京的张姓家里，书箱上的文化信息又与题壁诗关联，题壁诗就写在被敦诚敦敏明确记载为曹雪芹生活过的西山营地，那里又是曹雪芹旗籍所属的正白旗，书箱上的“芹溪”又在《春柳堂诗稿》中出现过，并且诗人还记他作“曹雪芹”。这些，虽然大有怀疑者在，但对张宜泉这一有争议的与曹雪芹有关的信息源，书箱实物的出现，对肯定的证据链的构成，必然又增加了砝码。

　　所以说，对张家湾出土的曹霑墓石，调动历史、考古、文物鉴定甚至现代科技手段，协同红学专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我们重新审视张宜泉及其诗作的契机，也是推动红学方法论发展的途径。知诚难，而行亦难。学术研究不能异想天开，不能一蹴而就。道路肯定是艰难曲折的，正反是非的争论与结果可信度的起伏也是极为正常的。本文回顾张宜泉《春柳堂诗稿》的研究历程，就是旨在梳理研究方法的异同得失，并都一律视为红学的成果积累。伴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曹雪芹研究一步步地深入了，曹雪芹的面貌亦在学者的群策群力之下渐渐地清晰了起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红学专家和爱好者的发现之旅中，新材料的发掘固然重要，红学观念、红学方法的不断超越同样不容忽视。严谨的科学态度，护惜古人之心和对前贤研究成果的尊重，无疑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近伟大的作家曹雪芹。

　　注释：

　　① 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光明日报》1955年7月3日。

　　② 蔡义江《敦敏敦诚张宜泉诗文的史料价值》，《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张诗中之曹雪芹与芹溪是否一人，虽有疑问，但疑点在自注。芹溪、曹雪芹皆不注，却注了芹溪居士的两首，即若作者随意为之，也与诗作性质(题、伤)有关。

　　④ 诸如：茅盾《关于曹雪芹》，《文艺报》1963年12期；何其芳《论红楼梦》，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吴恩裕《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诗的发现及其意义》，见《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叶玉华《〈红楼梦〉撰写、编录和增窜过程——兼论曹雪芹文艺创作的道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徐恭时《文星陨落是何年——曹雪芹卒年新探》，《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

　　⑤ 如周汝昌《“曹霑墓石”之再质疑》，《北京日报》1992年9月12日。在扬州召开的’92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墓石为主要论题；《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上发表了几篇专题文章，如陈毓罴《何处招魂赋楚蘅》、刘世德《曹雪芹墓石之我见》、杜景华《何处凭吊曹雪芹》等，都径直引用张宜泉的诗或注为依据。

　　⑥ 据粗略查看，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即有欧阳健、魏子云、刘广定、贾穗、刘世德、周郢、蔡义江、严云受、张书才、黄一农、胡铁岩诸先生先后在《南都学坛》《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曹雪芹研究》等期刊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下文的引述皆出于以上诸文，不再一一标注。

　　⑦ 参见任思蕴、李纯一对黄一农的采访《当乾嘉学派遇上互联网》，《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

　　⑧ 严云受《曹雪芹可能卒于通州——也谈张家湾曹雪芹墓石》，《文艺报》1993年1月9日。

　　⑨ 周汝昌《弄巧定成拙》，《新民晚报》1992年8月19日；刘世德《曹雪芹墓石之我见》，《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

　　⑩ 王利器《试论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墓地》，《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

　　张云(1964—)女，安徽淮南人，文学学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审，研究方向为《红楼梦》研究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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