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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凡批评范式与当代红学的发展

　　·赵建忠·

　　1954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以后红学及古典文学格局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毋庸置疑，李希凡是红学史上不可回避的人物，他代表的批评范式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站在今天的学术高度，拂去历史烟云重新审视两个“小人物”的文字，不能因为他们难以走出特定时代条件的局限及由此带来的文章粗糙之处，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将其一笔抹煞。本文对当代红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指出李希凡批评范式不仅在当年对胡适考证派红学的弊端具有全面解构作用，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对红学界碎片化、娱乐化的“揭秘”“猜谜”式研究尤其是远离文本的某些“研究”乱象也是种有益的反拨，文章最后对当代红学走向进行了期待视野中的前瞻展望。

　　批评范式 红学史分水岭 学术增长点 诠释维度

　　屈指算来，1954年那场红学大讨论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而作为历史当事人之一的李希凡先生也由一位青年学人变成90老翁。无论后人对当年那场红学运动做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那场运动无疑是红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个事件对以后的《红楼梦》研究及古典文学格局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1954年也就成为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有研究者写的关于那场红学大讨论的专著直接将“1954”字样嵌在书名中①，足见这个年份标识的特殊含义；今天，拂去历史的烟云重新审视当年那场红学大讨论，回顾、反思当代红学的历程并对其走向进行前瞻式展望，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李希凡批评范式是当代红学的逻辑起点和转型标志

学术界形象地将两个“小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写出的文章称为“可贵的第一枪”，这个比喻在大部分学人中基本达成共识。当然，也颇有争这个“第一枪”的射手为谁者，如曾有人撰文指出，某研究者在某报刊上发表的类似文章要比李、蓝文章早若干年甚至统计出该文发表的具体年月，当然不排除此种可能性，然而弄清某些细节还不是这一宏观问题的关键。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去研究《红楼梦》等优秀作品，一定是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后，这种主观臆断乃是想当然的误解。实际上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涌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文艺思潮，其某些话语早已被当时的学术界尝试运用，只是尚未普及而已，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术派别被先进知识分子加以引进介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可能取得主流和正统地位。坦率承认这一点，丝毫不影响两个“小人物”文章不可替代的学术史意义。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虽也曾出现过若干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红楼梦》的著述，但总体上看，那些文字既不系统也不够深刻，因此很难切中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的要害。最主要的，是那些著述中的思考没能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也就不可能以新文艺思潮面貌出现而形成迥异于前人的红学范式。诚如梁启超所言：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②

　　倘若按照上述的价值尺度去估衡红学史上的诸研究范式，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第一次引发社会影响的重大红学建树，应该是红学索隐派与考证派的交锋对垒。蔡元培通过《红楼梦》研究期望达到“反满”政治目的，所谓“悼明之亡，揭清之失”，而胡适则通过解构红学索隐的旧范式去张扬其新的“科学方法”，他们都与自己所处其中的“时代思潮”合拍，因而其红学著述引起国人共鸣是必然的。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新旧红学此消彼长，甚至还包括如前所说的运用唯物史观阐释《红楼梦》的著述，都没有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因而其学术影响自然有限。直到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与红学权威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的红学社会历史批评范式才备受嘱目，从而在相当层次和范围内展开了《红楼梦》研究方法大讨论，由此揭开了红学史上新的一页，标志着《红楼梦》研究由近现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考证范式转型进入了当代史的新阶段，李希凡红学批评范式的确立，就是这种转型的重要标志。

　　还要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不是从当年李、蓝文章的总体意义出发去评论这一文化事件，而是热衷于挖掘些碎片化的“史料”去进行所谓的“揭秘”，试图“还原”1954年红学事件的“来龙去脉”，既无聊也歪曲了历史真相。至于认为李、蓝文章是有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受到最高领袖重视，凭借这种偶然的“运气”才侥幸一举成名，更是皮相之见。不错，两个“小人物”确实赶上了常人难逢的特殊年代，但历史机遇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任何人身上，而只能青睐有准备的人。实际上在那场红学大讨论之前，还是青年学生的李希凡本人已经在《文史哲》刊物发表过《典型人物的创造》《略论水浒评价问题》等重要文章，在学界已崭露头脚，而且李希凡自幼接受了古典小说的启蒙熏陶，他15岁前已经读过很多古典小说，以后还帮助姐夫赵纪彬(哲学家、教育家)笔录了一些艰涩的理论书籍，同时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原著，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并且一旦形成，始终不渝。正是由于以上的作品阅读和理论积淀，才为他与蓝翎合作《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做好了充分的写作准备，因此绝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就构思出了与红学权威俞平伯商榷的文章，应该说两个“小人物”的脱颖而出，是个人机遇与历史潮流的交汇契合，偶然性中蕴含着深刻的必然。不错，李希凡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但他绝非偶然飞溅的一朵浪花，不是流星划过或昙花一现的时代大潮中的匆匆过客，经过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检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此文是检验当代红学的逻辑起点和探讨新世纪红学走向的历史前提。

二、李希凡批评范式的红学史检验

放到200多年的红学史历史长河中去检验，评判一种研究范式的学术史价值，就要从学理上去检验李希凡红学批评范式的真正价值所在。而评判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其是否切中了旧研究范式的要害，在此基础上，还要考察其建立的研究范式中包含了哪些新的质素？简言之就是如何在“破”和“立”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新的学术增长点，为此有必要回溯一下李希凡之前的主要研红范式。

　　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起步，包括他的亲密合作者脂砚斋在抄本上作的自赏型评语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导读型评点，还有重点探究《红楼梦》“真事”的索隐红学，红学史上一般称这段历史时期的《红楼梦》研究为古典红学阶段，原因是清代红学评点、索隐均是以文本为依托的传统解经模式。从时间上看，脂砚斋评批《红楼梦》比较早，并且由于批语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者曹雪芹的家世背景材料特别是80回后佚稿情况，因此显得弥足珍贵，但受文献材料的限制，脂砚斋是谁目前尚未弄清楚，并且脂批文出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学术界还存在着脂本与程本孰先孰后的公案，此处暂不枝蔓。就传播受众面的社会影响而言，清代红学评点派的典范作品其实并非脂评而主要是道光以后附在120回《红楼梦》印本上的文字，如著名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等，评点派对《红楼梦》艺术尤其是结构方面的分析，确实是非常精辟的。当然，由于红学评点还停留在随感、印象式杂评阶段，特别是由于没有受过“新红学”的洗礼，没有红学版本意识，尽管这种评论是从《红楼梦》文本出发，但一般都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混为一谈，导出的论断也就缺乏科学性。另一方面，清代红学评点由于形式本身的琐碎难成系统，严格说尚未形成真正的红学范式，因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不屑于将其视为批判对象而仅锁定红学索隐派为“破”的靶标，这也说明索隐派确实是旧红学史上最具有范式意义的流派，其路数是认定《红楼梦》为一部隐去真事的清朝野史。索隐派的畅行固然离不开清末“反满”的特殊时代背景，但从文化渊源上考察，它的产生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其合理性，探求本事、史料还原，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索隐方法引入到红学领域后，出发点本欲制约文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文本情节的考证，并进而去挖掘文本的微言大义，站在今天的角度，倒是接近红学界倡导的“回归文本”立场，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很容易在解释文本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反而离文本真相愈来愈远。《红楼梦》人物极多，情节又极丰富，这就决定了索隐家们“索”出来的所谓“本事”极其有限，而且就已索出者来看，也常常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反而无涉。正是由于索隐红学范式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才挡不住胡适新红学范式的摧枯拉朽。胡适研红范式不但摇撼了索隐派的全部文献基础，而且在“破”的基础上更有“立”，即凭着曹雪芹家世生平材料的不断发现，通过改造乾嘉旧学派并吸收杜威“实验主义”哲学而建立的迥异于索隐的新红学范式，使红学史步入近现代阶段，这应该算红学第一次质的飞跃，用顾颉刚为老友俞平伯《红楼梦辨》做序时所说的，就是“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③。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居上的考证派新红学比起索隐派旧红学，更能赢得人们的信任。

　　当然，对考证与索隐这两种红学范式的反思，迄今为止，表述最为简洁醒豁、深刻全面的，还是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讲过的一段话：

　　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④

　　这反映出老一辈红学家对自己研究路径深刻反思后形成的思维亮点，同时也显示出“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式在古代小说研究界的根深蒂固。其实直到今天，也还在一个不小的研究者群体中发挥着作用，当代红学新索隐的复活，著名作家刘心武“秦学”的大行其道，便是明证。

　　美籍华裔学人余英时在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长文中，引入了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

　　科学史上的“典范”并不能永远维持其“典范”的地位。新的科学事实之不断出现必有一天会使一个特定“典范”下解决难题的方法失灵，而终至发生“技术上的崩溃”(technicalbreakdown)。……危机导向革命；新的“典范”这时就要应运而生，代替旧的“典范”而成为下一阶段科学研究的楷模了。⑤

　　余英时先生结合库恩理论对近代红学的发展进行了具体考察，他认为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标志着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所谓“典范”，就是本文所指的范式。这种红学范式延续了30余年后，终于由其燕京大学的弟子周汝昌1953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证》而集其大成。从操作方式上看，这一派是通过考索曹雪芹的家世去阐释《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因此余英时先生又认为“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⑥，“考证派这样过分地追求外证，必然要流于不能驱遣材料而反为材料所驱遣的地步，结果是让边缘问题占据了中心问题的位置”⑦。撇开余英时先生对《红楼梦》考证的偏见，他的上述言论，应该说对“新红学”范式的剖析可谓洞若观火。当时光进入1954年，实现红学转型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身上，他们《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比余英时先发表整整20年，“破”中有“立”，实际上早已击中了“新红学”范式的要害。胡适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同红学索隐派的争论仅局限在考证《红楼梦》究竟是写人还是写己这个较小的范围内，并没有把这部伟大著作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研究，因此由他创立的“新红学”范式所开拓的新路是非常狭窄的，“自传说”这个基本结论画地为牢，既是这个范式的起点同时也是它的终点，以后这一派的工作，主要就是找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其结论罢了，足见“新红学”是一个封闭的学术体系。我们应该看到，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那场运动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学发展的总体走向，是他们引导红学走出了“自传说”的危机，同时树立了新的范式，为红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对两个“小人物”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无论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分。余英时先生文章中也未否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⑧，但他同时又武断地认为两个“小人物”的红学观点“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innerlogic)所逼出来的结论”⑨，“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第二个‘革命’取库恩之义。)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⑩，甚至认为“它不但没有矫正胡适的历史考证的偏向，并且还把胡适的偏向推进了一步”，这种看法就未免偏颇。余英时先生这里所指“革命的”红学或他比喻的所谓“斗争论”，其实属于社会历史批评派范畴，这种批评范式与我国传统的侧重微言大义的“宋学派”一脉相承。当然单纯的线性描述尚不能完全解释红学从“考证派”向“社会历史批评派”范式转换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勃兴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与“五四”以降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有关，实质上却可以溯源于19世纪以前较为重视作品与时代关系的那种批评范式。强调作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如果离开历史、社会而像考证派仅从作品本身寻找答案，或像西方“新批评”那样封闭文本，人物形象也就变得难于理解甚至解读流于随意性，这方面，恰恰是李希凡红学范式对“自传说”的可贵反拔，对当代“新批评”也具有补偏救弊之效。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研究范式只强调“作者”与“版本”两项，虽然也提及“时代”，但仅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研究实绩。对“时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重要贡献，不容抹煞，可以说，李希凡批评范式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李希凡是红学史上难以回避的人物。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之所以能凌跨新旧两派红学而一枝独秀，主要是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特别是那种新的治学方法，对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学研究范式确实具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意义，对于考证派独霸红坛的历史而言，它也确实构成了一场“红学的革命”，作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角度和认知方法，“社会历史”内容在《红楼梦》中的具体描绘其实也并不外在于“红学”的内在逻辑，而恰恰是对胡适红学范式所做的重要补充，从而也必然能起到解决《红楼梦》研究具体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的示范作用。还要指出的是，正是基于胡适的曹雪芹“自传说”而形成的红学范式远离《红楼梦》文本这个轴心，才促使两个“小人物”《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研究从侧重作家身世考证的“外学”转向注重《红楼梦》文本阐释的“内学”，这个“转向”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仅从这个层面上评价，我们也可以说，不管1954年那场划时代的红学运动有多少偏颇或不足，但着重对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即使放在今天，红学界有识之士还不断发出“回归文本”的呼唤，这应该看作是1954年确立的红学范式遥远的回响。

　　改革开放以来，红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文献研究空前繁荣，文本研究出现多元格局，进入了当代红学史中的新时期阶段。从1978年起至今的三十多年，红学界发生的有影响学术论争基本属于文献的发现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话题，如关于曹雪芹香山“故居”的争论、张家湾曹雪芹“墓石”真伪的争论、关于脂本真伪的争论等，其中，关于《红楼梦》“原始作者”和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最为激烈和持久。这些争论的产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厌倦了“文革”运动转而将精力投注于纯学术方面。不可否认，各种争论都把问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广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然而，这些争论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日渐遥远，不少红学著述用力虽勤，但却存在着琐屑、苍白的流弊，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甚至一字之辨，使得许多重大的红学现象往往有意无意地被置身于脑后，以至于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红学考证形成的“热点”相对应，索隐红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先是名噪一时的霍氏姊弟出版了《红楼解梦》，其索隐结论是“曹雪芹毒杀雍正帝”，继而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的秦可卿原型“揭秘”系列讲座，引发了新一轮“红楼热”，自然也引起了红学界的激烈批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1954年的红学论争毕竟主要还是围绕着《红楼梦》的思想性展开的，两个“小人物”文章着重对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向，不仅在当年对胡适“自传说”独霸红坛30多年的历史具有解构作用，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对红学界碎片化、娱乐化的“揭秘”“猜谜”尤其是远离文本的某些“研究”乱象也是一种有益的反拨，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希凡红学范式仍然有着拨正红学研究大方向的“风向标”作用，正如2016年12月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红楼梦学会共同主办的“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上，著名红学家吕启祥的发言称他为“新时期红学航船的压舱石”。

三、李希凡批评范式的红学贡献及历史局限

像一切筚路蓝缕、开创新路的学派先行者一样，李希凡红学范式自然也不是完美无缺，正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破旧立新，体现出学术增长点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聚讼纷纭的话题一样，并不影响他作为新红学奠基人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点，红学史论家刘梦溪论述得非常精辟：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

　　上述这段话适用于估衡蔡元培、王国维、胡适创立的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同样也适用于评价李希凡红学范式。

　　红学研究大体可分为“还原”与“诠释”两个领域，但是胡适建立的研究范式始终对文学作品打外围战，虽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还原”式工作，却很少触及作品的内核，正如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一篇文章中严肃批评过的现象：

　　几乎五四以来，像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权威”们所做的那些工作，说起来是研究“文学”，其实却始终不曾接触到“文学”本身。他们“研究”作家，只是斤斤计较于作家的生卒年月；“研究”作品只是考订作品有多少种版本；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某一作品的故事演化，或对作品内容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进行一些无关宏旨的考据。他们的历史考据癖好像很深：比如研究《红楼梦》，就专门钻研曹雪芹的家世，考证这位伟大作家到底是不是壬午年死的，以及他和贾宝玉究竟是一人抑两人；研究《水浒传》，就专门比勘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的异同。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如何简直很少谈到。……既然以考据代替了研究，就很容易形成材料第一的“研究”方式。……我并非说研究这些问题全无用处，但如果把精力全集中在研究这些东西上面，就真有点“珠买椟还”，甚至把捕鱼用的“筌”看做是“鱼”，弄成“得筌忘鱼”了。

　　文献考证与文本阐释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文献考证并非意味着资料的简单钩沉、爬梳；而文本阐释亦非仅指宋学那般的空谈义理，应该重视文献与文本两者之间的联系。就红学研究而言，无前者，研究缺乏根基，近于游谈无根的空疏红学；无后者，红学难有创新和突破。而两者的真正臻于完善，仍是当代红学面临的一道艰难课题。

　　不过上面所引那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文字确实指出了一些明清小说考证文章的通病，因此还是可以帮助研究者反思一些问题的；当然文献与文本之间，并不像他说的只是简单的“珠”与“椟”、“鱼”与“筌”的关系，这在后文中还要谈到。藉此想要说明的是，李希凡红学范式的最可贵品质，就在于走出了胡适新红学文献考据的单维度“还原”模式，与“史料还原”比较而言，“思辨索原”才是红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错，文献史料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资源，但我们在阅读有关文献史料时，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服务于解读《红楼梦》本身。人们之所以反对那些繁琐无补于作品研究的的考证，就是某些有考证癖的专家为考证而考证，从来不想与元气淋漓的作品去挂钩，诚如前引余英时先生文章所指出的：“可以不必通读一部《红楼梦》而成为红学考证专家。”海外红学家赵冈也就文献考证与文本阐释之间的契合境界作过一个形象比喻：“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的。”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什么是有价值的红学考证。人们之所以提出“回归文本”，恐怕并不是嫌真正的红学考证做得差不多了，而是离这部作品愈来愈远的缘故。因此，为了对统治红学30年之久的胡适考证派研究范式弊端进行反拨，强调红学的“回归文本”或“思辨索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李希凡批评范式正是向更纵深的《红楼梦》文本诠释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由史料还原走向了思辨索原，开辟了红学研究领域的新向度，建立了红学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从而使《红楼梦》研究步入了继古典红学、近现代红学之后的当代红学新阶段，其学术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我们恐怕只有从这个高度而不是碎片化去看待1954年那场红学大讨论，才能把握住李希凡红学批评范式的真正品格和历史价值所在。

　　如果从吸取教训的角度看，李、蓝当年的文章也并非完美无缺。主要问题在于以“烦琐”来贬低“考证”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寻找《红楼梦》阐释与史料之间的天然联系义务。同时由于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又过分看重文本中的社会历史内容部分，《红楼梦》仅仅被当作一份记录一定历史时期的文本材料，这就使得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后力不接。从动态的文学观来考察，《镜与灯》一书的作者Abram曾提出文学四要素说，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认为只有从这四个维度去诠释，才有可能较全面地把握一部作品，但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只强调其中的一个维度，习惯于把文学作品当作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这就不但矫枉过正而且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艺术赏鉴的审美视线。作为中华文化的“全息图像”，《红楼梦》也不仅仅是绘出了社会历史画卷，而且即使写了“历史”，也不能说仅仅是写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史”，《红楼梦》是从“女娲补天”写起，从这一段“历史”到曹雪芹的时代，“历史”跨度那么漫长，远非“封建社会”所能囊括。曹雪芹实际是写了人类进化、人的命运、人才的命运，而且，《红楼梦》即使反映了曹雪芹所在的清代“封建社会”，从作品实际看，也不是一味暴露。《红楼梦》既写了遍披凉雾的悲剧，又写了中华文化仪态万方的华林赞歌。但长期以来，红学界侧重的是《红楼梦》如何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而较少研究曹雪芹对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后的推陈出新问题。

　　还应该看到，社会历史学派诠释的维度仅限于物质态文化，而“物质态文化”人们一般比较容易看清，形而上的“精神态文化”却不大容易把握。依照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不一叶障目谁都能得见，但水面下的冰体恐怕是冰山体积的若干倍。《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就犹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及，已经让人们高山仰止，但目光不可及之处，还蕴藏着更大的能量。其深邃让任何人不能究其底，其广博让任何人不能望其涯。这样说可能又陷入了康德所论的天才作品的“不可知性”，有点“东方神秘主义”，但这恰恰是《红楼梦》炫惑人的真正艺术魅力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红楼梦》的诠释维度就有限，因为它不可能穷尽这部伟大作品的全部，但是在此也有必要指出，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自身也有其发展的阶段，两个“小人物”当年与俞平伯先生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虽然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去研究《红楼梦》时有着简单化问题，文章本身不免存在粗糙和不够成熟之处，但毕竟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庸俗社会学笼罩下的“评红热”催生的大批判式文章不能简单画等号，它们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李希凡重新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写出大量《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很有力度的文章并结集出版，可谓壮心未与人俱老，与时俱进著华章。他的文章在坚持当年红学范式的同时，又吸纳了新时期以来的红学考证和文艺美学成果，真正做到了“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统一，这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品格。同时也说明，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是开放的体系，经过融合当代优秀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自己的学术内涵，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应该看到，在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全球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如何开辟新的方向，是红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李希凡红学范式的再评价，回顾、反思当代红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行学科走向前瞻式展望，从而把握住新世纪红学突破的契机，这是我们的红学期待视野。

　　注释：

　　① 孙玉明《红学：195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③④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1142-1143页。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项目编号：13BZW035)、2012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略”(项目编号：TJZW12-017)阶段性成果。

　　赵建忠(1963—)，男，天津人，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红楼梦》与明清小说。

　　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