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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游学、应举情节结构的晚明元素

　　·董定一·

　　繁盛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一种较具文人特色的题材类型。在故事讲述过程中，这一类作品一般会选取学富五车、儒雅风流的才子作为主人公，同时引入游学、应举等涉及地域流动的情节，对才子游寓他乡的大致过程进行连续而系统的描述。考察这些描述可以发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走出乡里、出游天下的才子在漫游动力与目的、所历行程以及所观所见等方面具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上述创作倾向的形成既与晚明时期的小品创作遥相呼应，又受到晚明相应社会风气的间接影响，同时亦与部分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前朝情结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所描述的游学、应举情节与本朝关联不大，它们实则是适时文人托稗官之俗笔而展开的对晚明社会情境的一种回顾与追忆。

　　才子佳人小说 晚明 科举 游历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繁盛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类型。这类小说大多出自怀才不遇的下层文人之手，其作品常取才识渊博、风流俊雅的“才子”为主人公，将其与貌美贤淑、才德兼备的“佳人”之间所发生的爱情故事视作情节的主体，行文过程中对文士的性格兴趣与生活境遇多有涉及。应当说，这一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故事叙述方面具有一定的自我指涉性①：它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才”“貌”为情感基础而建立并展开的自由、理想的婚恋模式，更借助对构成这一模式的诸多情节要素的详细摹写而向我们展现了适时下层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与社会认知。正因由此，才子佳人小说里所出现的诸多涉及科举的情节描写便格外值得我们关注——对处于作品中的大多数才子而言，科场称雄、登第中试无异是其在探访知己之外的最高人生理想，科举考试是否进行、怎样进行实为关乎自身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对处于作品外的创作者而言，“人生在世不称意”的他们不得不转向乌有先生以消心中之郁郁，出于“借人酒杯、浇己块垒”的创作目的，他们同样亟需结合自身对科举与教育的所知所解来对笔下才子在少年得意、蟾宫折桂之前的遭遇与命运予以精心设计，以求最大限度地获取心理抚慰与精神满足：科举左右了书外才子与书内作者的思想与行为，称之为此类小说的主要内核毫不为过。

　　自上世纪以来，对科举与文学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也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这其中亦不乏以才子佳人小说之中的科举内容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论著。不过在这些论述中，涉及科举与小说人物性格、小说情节结构间关系的讨论为数并不多。这显然与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合。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皆为志求一第的举子，他们无时无刻不被科举制度影响并左右；相应的，对才子们的生活细节与应举过程的描述又正是构成才子佳人小说的大抵情节与基本结构的核心要素。在大部分隶属这一题材的小说中，作者都会将才子围绕科举而展开的游学、应举②等地域流动行为作为故事的叙述重点。有鉴于此，本文即对清初此类小说中事关科举的游历情节与旅行结构予以归纳爬梳，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情节结构所展露的特征进行归纳，进而对造成这些特征的原因给予初步的阐述与总结，以求较为清楚地阐明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过程。

一、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述的才子游历情况概述

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因其思想艺术上的接近而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流派。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诸多描述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很少涉及世情、战争等题材因素，专以男女双方的婚恋经历作为主要叙述内容，其基础主题极为相似；这自然导致了游历情节与旅行结构的程式化——在此类小说中，行走于求学应举之路上的才子们尽管各具特点，但在漫游目的、所历行程以及所观所见等方面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在这里，我们即选取21部出现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③作为代表，查本究末，以构建游历情节所应具备的三大基本要素——“情感、游踪、景观”④为切入点，佐以时间、地点、人物等坐标，借助如下表格来对其中所牵涉的描述才子游历情况的情节予以分门别类地列举，以求完成下文中对上述情节所普遍具备的基本特征的归纳和分析。

　　表1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述的才子游历情况统计⑤

　　

　　

　　

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游学、应举情节的共同特征

由上表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在叙述才子与科举相关的游历过程时，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彼此之间会在人物个体的情感表现、小说整体的格局结构以及作品所依托的背景环境等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相似性。具而言之，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些相似之处予以概括：

　　第一，小说中才子出游动力及所怀目的的相似。对于这一问题，这里不妨进一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对之进行总结：

　　首先，出游动力。在小说中，才子们决定出游时大多动力充沛、态度积极，并无过往文人在离家时所惯有的忧伤凄楚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居民大多习惯于固守家园以维系生存，缺乏与外界的联系；“出游”即使对普通社会成员而言亦属超乎于常态之外的举动，对为人之子的少年才子来说就更是如此——“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可以推断，当熟娴礼义的他们违背“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圣训，脱离家庭而走入陌生的环境中的时候，很容易会因所历风物人情的更迭而引发出心中的羁旅愁思。但是，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相关描述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场景，有的只是出行才子对远游的期盼与热衷，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两交婚》中的才子甘颐。甘颐不甘于老于桑梓间，提出了“隐僻过于空谷，才非太史，而足迹不涉市廛，岂能成一世之名哉”的疑问，决意抛家远行，其表现积极乐观，全不见一丝伤感。离家之人固无黯然销魂之病，送行之人亦少愁云惨雾之态。即使才子本身因留恋故园双亲而对出行心存顾虑，才子的父母也会主动为之开解：《绣屏缘》中的才子赵云客与《定情人》中的才子双星最终作出离家远游的决定，就与其父母的催督不无关系。在这里，才子与其家人对游历甚为向往且并不抵触，表现出了一种乐游而不畏游的情感性格。

　　其次，游历目的。从表1中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虽然多数才子佳人小说在描写才子负笈远游的时候亦会涉及到科举因素，但科举却并非促使才子弃家离舍的本质原因——“事实上，尽管号称‘游学’，但更多的游学者的目的并不在‘学’上……倘若细细探究，便会发现游学往往是与‘寻芳’联系在一处的”。《玉娇梨》中的苏友白有感于无才情相得者与己相配，离家随叔父出游而决意“访得一个佳人”，后因担心双方门第难符方决意纳监入学而求功名；《春柳莺》中的石液在闻得凌春女子之才美后，亦决意不再前往扬州处馆备考而转行淮安；《宛如约》中的司空约得知有才情出群的佳人在，更是果断结束本就动机不纯的游学之行而归家以寻计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至于才子因贪恋佳人之情而失科举之机的情节，在相关作品中就更是不胜枚举；很少有作品能够像《好逑传》那样，让书内才子真的为读书求仕而进行一番以“学”为目的的游历。由是观之，才子佳人小说中踏上游学应举之途的才子实则并未以举业为念；他们的真正出行目的乃是寻访学识禀性与己相当的闺阁知音，借机求姻以毕平生夙愿。

　　第二，小说中才子所历行程的相似。从上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有关才子游踪的描述具有较为鲜明的共通性。在这些作品中，游学、应举的才子们在游历路线的选择上可能会各行其是、千差万别；但其在所经城市的择取上却往往所见略同、殊途同归。在这里，我们将表1中所出现过的作为才子家乡及出游所经地的城市标记于地图上(图1)，以求更为直观明了的对这一状况予以揭示。

　　

　　图1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出行才子所历城市分布图

　　从图1中可以较为明晰地看出，除个别特例外，这些小说中出行才子的活动轨迹基本集中在两个固定的区域内，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并横向辐射至江西、湖广等地的长江沿岸带以及以南京(南直隶)为中心并纵向辐射至河南、山东、京师(北直隶)等地的运河沿岸带。作为才子的主要游历地带，这两个区域皆以南直隶与浙江为出发点，并分别向北方与西方延展，形成了近于T字形的空间分布格局(如图中椭圆区域所示)。

　　第三，小说中才子所见景致的相似。才子佳人小说在叙述才子们的游学应举过程的时候，有时会记录其沿途之上的所见所闻、所访所察，其中亦有对山水胜景、人文景观乃至风土人情的描绘。由于才子的漫游之旅大多会经过江南地域，故而在部分小说的游历叙事中也会有江南自然山水景象与江南社会生活景象的介入。从表1所胪列的相关描写来看，出现在大多数出行才子眼中的江南皆是一个环境清新婉丽、社会繁华安定的所在。对其而言，美好而欢乐的江南似乎是一个足以令他们欢喜忘忧的世外桃源。可以这样说，借游子之口赞美江南、称赏江南已成为了这一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种写作套路。

三、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游学、应举情节的产生原因

如上所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普遍存在着围绕才子的游学、应举等游历行为而展开的故事情节。这些情节涉及到故事人物、故事框架乃至故事环境等多个方面，具有独特而鲜明的叙事特征；它们丰富了小说本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内涵，可谓产生于才子佳人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文学现象，是一个值得深究且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笔者认为，与其他情节主题不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所包含的大量事涉游学、应举的情节在成因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影响其创作面貌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小说本身所处的时代环境，而是来自于“前朝”——它既与晚明时期的小品创作遥相呼应，又反映了明后期的相应社会风气，同时亦体现了适时文人所普遍具有的旧朝情结。下面对之分而述之，一一阐明：

　　第一，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在描述因科举而出行的才子之时着意将之设计成为好游乐游、重情重才之人，这一做法实则是对晚明小品中所述文人的个性特征的体现。

　　首先，晚明文人的好游乐游。在这一时期，意在抒怀身心、遣兴觅趣的旅游活动在大众群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像明朝中后期那样如醉如痴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为历史上所罕见”。这些不专执于居家守乡的游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属于来自江南的文人。可以这样说，“士绅阶层是晚明旅游的主导者……来自江南地区的中年士绅是其中的主力军”。这一阶层以在任官吏、退养要员以及备考士子为主，文化素养普遍较高，因而也留下了不少描写山水胜景的游记小品。在这些文章中，晚明文人毫不隐讳自己“好游”而不以家乡为念的达观心态。袁中道即认为“家累逼迫，外缘倥傯，俗客溷扰，了无闲时，以此欲离家远游。一者，吴越山水，可以涤浣俗肠；二者，良朋胜友，上之以学问相印证，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东游记》)，指出出游有久居所不能及的妙处；袁宏道亦质疑“人岂虾蟆也哉，而思乡乎？夫乡者，爱憎是非之孔，愁惨之狱，父母师友责望之薮也。有何趣味而贪恋之”(《华中翰》)，以为家乡不足牵挂；王思任则在以“儿女守闺阁”，“负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游唤序》)之语来嘲讽枯坐家中不愿出游者的迂弱的同时，又为受堂前尽孝之念所困不能出游者提出了“不远有方”的“近游”建议，认为此举于德行无亏，“亦达孝之一端也”(《吴越集小引》)；王士性、朱国祯及钟惺等人亦曾在各自所作小品中屡次提及自己的“好游之性”。要之，观晚明小品可知，适时文士大多并无安土重迁之心，而是以出游为赏心乐事；这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所述游子的情状几无二致。

　　其次，晚明文人的重情重才。晚明本就是一个“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的时代，身处其间的文人自然亦难以免俗。在许多晚明文人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大量以情欲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中固然有因宣扬渔色纵欲之俗趣而情调粗鄙、不足为观者，但亦有不少作品能够以一种较为理想的态度来表现合理的感情追求，如冯梦龙所编撰的《情史》。《情史》一书以使“善读者可以广情”为目的，“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其书所录作品中即多有演说适时文人重情任情之行的小品，这里以其卷十八《情累类·陶懋学》为例：“宝应陶成，字懋学，号云湖，狂而任侠。中式后，以挟妓事露。御史惜其才，欲全之，览其赠妓诗，谬曰：‘此殆非成作。’成曰：‘天下歌诗，无出成右者，此诗非成，谁能作乎？’御史怒，遂除名。”为了一段短暂而非正式的感情，陶懋学便宁可舍去功名举业；作者对才子浪漫疏狂的“情痴”之态的描绘令人感觉如在目前。

　　如果说《情史》中所述才子情事多基于适时现实事件的话，那么《鸳鸯牒》中对才子佳人情缘的描述则更多是出自作者的想象。在这篇晚明小品中，作者程羽文以艺术虚构的方式来为不同时代中姻缘有缺的才子佳人重新择配，如将崔莺莺配于李商隐、关盼盼配于白居易等。程氏在卷首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动因：“冥数当合者，须鸳鸯牒下乃成。……随举彰彰缺隐者，各下一牒，为千古九原吐气。”作者无视时空限制而任下“鸳鸯牒”，只依据男女双方的禀性与才能来遴选“冥数当合”的才子佳人，这种做法无疑寄托了晚明文人对待理想婚姻的某种期许——既要超乎俗规常约之外，又要在品性学识上足以门当户对；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类似设定。可以这样说，在现实事件与本心需求的共同影响下，晚明小品作者刻画了大批具有痴情而重才的个性特点的文人形象；在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身上，我们似乎仍能够看到这些文人的影子。

　　总而言之，在晚明小品的作者中，事涉林泉者常抱有好游乐游的人生态度，而言及烟粉者则多怀揣重情重才的婚恋观念。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种述出游乐趣、言儿女才情的文字在入清之后便开始走向衰微：一方面，明清易代后，“以描摹闲情逸趣、感悟人生世故的小品游记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之中的‘学人游记’应时而出，成为清代尤其是清前期游记的创作主流”。清初经学兴盛，游记亦多以学驭文，许多作品充斥着考据式的论证，其文章常以客观陈述的方式来描述出游过程，缺少对游者内在世界的关注，自然也谈不上体悟出游之乐。另一方面，入清之后，在国破家亡的历史反思中，清初文人首先批判了晚明小品儇薄轻佻的习气；康乾时期，正统文学流派与清朝官方机构又分别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对晚明小品轻艳恣肆的文章风格予以合力贬抑。言情小品不拘礼法而言说浪漫情怀，自然更是这些思想观念所“清剿声讨”的对象；其后纵有袁枚、沈复等复谈才情者作文为之支撑，亦难掩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颓之势。小品在晚明与清初的发展轨迹与特征表现截然不同，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对游学、应举者的爱好品性的设置又只与前者若合符契；单从这一点来看，称它为晚明小品的“跨文体、跨时代”的文类承继者，一点都不为过。

　　第二，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在描述才子的行程行踪之时，多将其出游区域设定为江南与运河沿线，这一做法实则是对晚明社会中士绅旅游群体出游状况的继承与反映。有学者曾对晚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士绅阶层所进行的旅游活动予以统计，并在地图上对其所提及的出发地进行了标记。为讨论之便，这里不妨转引其图如下：

　　

　　图2 晚明旅游者出发的城市与地域分布示意图

　　通过对图1与图2的对比，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晚明旅游者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出游才子的相似之处——这两个群体最为活跃的区域都集中于以下两个地段：以江浙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带以及起于江浙、终于京师的运河沿岸带。那么，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先来分析以士绅为主的晚明旅游群体呈现出如上分布格局的原因。这一情况的出现实则与上述地域在晚明之时所逐渐形成的科举中心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太湖流域形成了当时，也是明清全国区域面积最大、登科人数最多，巍科人物最集中，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佳的科举中心……明下叶科举中心扩移到太湖流域，从此该地区的人才一发而不可收”。作为科举重镇，晚明时太湖流域乃至江浙地区成绩优秀的士人是全国最多的。由于人才基数大、质量高，相对于其他地区，这里有资格参与各级科举的应考士人为数最多，这实际上促成了旅游活动的区域性繁荣：一方面，无论是较低等级的县试、府试、院试还是较高等级的乡试，其考试地点都不可能与所有应考者的居留地完全一致；加之备考者在应考之前尚有四处游学之习，这些都会引起相应的地域流动。考虑到江浙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风景优美的状态，在适时崇情尚趣的价值观的指引下，这种盛行于彼的地域流动往往会演化成为旅游；它虽以考试学习为结果，却以赏景怡情为过程。另一方面，京师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又是更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会试的唯一举行地，这使其成为了江南(尤其是江浙)地区的诸多应试者必然会前往的目的地，沿运河沿岸地区而展开的南北之行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这里的风景虽不似江南般多姿多彩，然走上此路者多为已有功名在身的举人，其心态之得意、轻松却要胜过周旋于江南的一般士子，这也使得他们的出行过程具有了几分游赏的性质。

　　再来讨论才子佳人小说对出游者的相应设计。如上表所示，这些作品中的才子多麇集于江南地域并选择江浙府县与京师作为其游学、应举的目的地，其大体状态与晚明旅游者的相应分布情况甚为接近；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出身籍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作者活动范围来看，与晚明士绅旅游群体的分布情况相类，多数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者同样属于江南人；这些小说作者皆属文人士子，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创作自然而然会受到前代江南地域文化精神的浸染；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也包括关乎游学、应举之处的情节设计在内。

　　第三，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在描绘游者所见所闻之时，既以曲折之笔提及了清初的江南现实境况，又以直白之笔铺叙了江南山水风光的美好繁华，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易代之际文人怀念晚明故国的心理状态。

　　如前所述，部分才子佳人小说会借游学、应举情节来向读者展现江南繁荣安定的情态风物，并令才子们流连其间、乐在其中；这似与清初江南兵祸连绵、生灵涂炭的现实境状甚为不符。多数研究者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流派出现这一时间段的社会现状以及文化现状基本不为该流派内容所反映”。以笔者之见，这一说法虽有其参考价值在，但亦有言之不周之处。这里，我们不妨结合才子佳人小说所涉内容来对上述观点予以补充，以求更加清楚地说明江南风景描写中所包含的“故明”元素。

　　首先，部分才子佳人小说除盛赞江南胜景之外，对适时的社会现状与文化现状仍有所关注，只不过所言并不直露而已。才子佳人小说虽未直接反映清初江南的兵祸战事，但这并不代表其创作者完全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抛于脑后、只字不提。事实上，在一些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颇多借古喻今以表露怀旧之感的婉曲笔墨。在《平山冷燕》中，慕平山堂之名而前往游赏的燕白颔与平如衡便被作者泼了一盆冷水：“寻到其处，只见其基址虽存，而屋宇俱已颓败。唯有一带寒山，高低掩映，几株残柳，前后依依。二人临风凭吊，不胜盛衰今昔之感。”文士才人观今鉴古，心有所感而生黍离之悲，其景其情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张岱在面对胜景难再的西湖之时的慨叹：“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嗟嗟！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在《醒风流》中，作者借佳人冯闺英之口向勤勉且惟恢复是图的皇帝献“内修外攘”之策以求恢复受损的社稷，称其所言实为明末崇祯朝的现实境况亦不为过；在《蝴蝶媒》中，才子蒋青岩的姑父华中葵原为陈朝刺史，因陈亡不肯仕隋乃坚守气节、隐居不出，在中葵的身上，似可觅得清初那些心念故明而不肯仕清的遗民文人的影子；甚至在极力摹写吴地胜景的《吴江雪》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诸如“蕞尔小国”入犯京师要地这样有所喻指的描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才子佳人小说专注于叙说理想的婚恋故事而忽视与社会现状的联系固然不假，但若就此完全认为作者在山河变色、国破家亡之时一无所动、不恋旧朝，恐亦不当。

　　其次，才子佳人小说中体现江南繁华风物的部分内容同样婉曲地表达了文人的故国之思。清初文坛弥漫着一种感伤主义的风气。相对于宋元易代而言，明清鼎革发生的甚为突然。适时文人多有久居江南者，易代巨变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环境，使得他们富庶安定、繁华风流的生活倏忽间尽成梦幻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文人都会自觉诉衷情于笔端，借追思故国过往以感慨人生无常。吴伟业重游南京深为易世景象所触动，乃作《秣陵口号》一诗，追忆“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火旧秦淮”的旧朝胜景；黄周星困于新朝时局而思念旧时江南，始作《将就园记》一文，幻想出将就园这一美好富庶、和谐纯朴的“天下山水最佳胜之处”；即使是成长于新朝的孔尚任，亦曾在其剧作《桃花扇》中借渔樵答问一幕戏来凭吊旧时之秦淮：“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由是而观之，清初文学作品多会借追忆昔时人文胜迹的兴盛之景来寄寓故国之思，而才子佳人小说中事关江南风俗场景的叙写实际是与之共通的——“与弥漫清初文坛的江南怀旧情结相一致，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江南其实是清初怀有故国之思的人在心灵上建的乌托邦，灵魂的家园”。对于这些小说的作者来说，逃避现实的目的是为了描摹过去，而描摹过去的方式则是想象旧朝的江南，将之具象化地呈现在纸面上，以繁华富贵地作为背景来讲述一个可以取信自己的故事。

四、总 结

总而言之，一方面，才子佳人小说兴盛之时去明不远，包括晚明小品在内的记录晚明才子事迹的很多文字材料对于文人而言仍然鲜活生动、具体可感，明代士绅旅游者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依然还留存在文人的记忆之中；另一方面，明清易代给江南所带来的连绵兵火与无尽灾难同样不时牵动着文人的故国之念，使之在作品中或以曲笔而吐露旧朝之思、或描丽景以寄托旧朝之情。可以说，清代初期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正是在创作时参考了作为晚明小品中所记录的文人游赏的态度表现，把握了同在江南的前代文人群体的出游规律与价值观念，并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对之加以镌刻改造，方完成了自身作品中的游学、应举内容。

　　注释：

　　① 在对才子佳人小说中带有“自我指涉”色彩的故事叙述进行讨论时，研究者多将其与彰显了作者人生体验与自我感悟的《红楼梦》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将前者视作后者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前奏或引子。相关讨论参见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说研究的回顾与探讨》(收于陆晓光主编《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这种研究方法虽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发展脉络，但其未将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独立存在的文学个体而予以有针对性的分析，亦有自身的弊病在。

　　② 同为因科举而发生并展开的地域流动类型，游学之旅与应举之旅间实际存在着一些区别：应举举子直接以参加不同级别的科举考试为其出行目的，而游学才子整装启程的初衷则多非直接前往试地参考。不过，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备考期与考试期皆会根据情节发展而随意更迭，才子的游历目的也往往会随其情性而变化无常；小说所描写的这两种旅行间并无明确界限。因此，后文不再刻意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是将之视为互通互联的单一研究对象来加以讨论。

　　③ 王颖曾对出现于清前中期的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全面而完整的列举，参见其著作《才子佳人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其依据才子佳人小说在题材要旨上的不同，将之划分为风雅纯正、杂糅世情、涉笔战争三大类。本文对这一归纳结果有所借鉴。如上所述，考虑到在这三类小说中，风雅纯正类小说出现最早且存量最多，其在情节结构与情调风格上的模式化程度最高，且书中描述的才子游学、应举情节亦具有一定的类型性与规律性，本文选择此类小说中出现于顺康年间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④ 这里所列出的构成小说游历内容的基本要素源于王立群先生对游记的文体要素的相关概括，参见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笔者认为，游记散文与描述游历过程的小说作品虽然在语体特征与表现对象等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然二者皆选择以情感、游踪、景观三大要素以完成作品的体制建构与体式设计，其在基本构架与表现方式上又不无相类之处；在不涉及由语体特征所决定的细节的前提下，引入上述要素以求整体而宏观的把握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游历情节结构，是完全可行的。

　　⑤ 本表按照小说大致成书年代的先后来排列其前后次序，表中所涉地名一律遵循小说原貌；另外，由于本文重在讨论才子在游学、应举之时的游历活动，故表中“游历路径”仅罗列其中举之前的行动轨迹。

　　⑥ 大连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校《中国古代孤本小说4：万锦情林·山水情》，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⑦ [清]荑秋散人编次《玉娇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⑨ [清]南北鹖冠史者编《春柳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⑩ [清]天花藏主人述《玉支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董定一(1983—)，男，河北沧州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胡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