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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李绿园的小说思想·李正学·李绿园是清代小说思想上的重要人物。他主张小说叙事要力求客观化，不失本来面目，摈弃主观立场上的美化、丑化以及幻化；小说创作要追求个性，努力彰显出文本的主体性质，崇尚质朴切近的叙事风格；他还从“培养天下元气”的最高目的出发，提出小说应立足劝少年走正道，从而把劝诫小说的艺术发展到极致。

　　李绿园 小说思想 《歧路灯》 劝诫小说

　　李绿园以《歧路灯》名世，被视为十八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三杰”之一。其实，他与曹雪芹一样，兼具作者、论者双重身份，既是理论的倡导者又是自觉的实践者。因此，尽管《歧路灯》在乾隆年间流传范围不广，仅限于中原乡间，但在清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中李绿园的地位不容忽视，他的小说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一、“愈失本来面目”：小说叙事的客观化

李绿园的小说活动，始于对前人小说观念的批判。《〈歧路灯〉自序》(以下简称《自序》)认为，明末以来坊间佣袭“四大奇书”，不过冒其名而无其实。如《三国演义》，以陈寿《三国志》为本。当其时，社会上固为帝魏寇蜀之日。然寿以蜀仕魏，难免有故国感叹，遂在叙事中做出表面上“不得不尊夫曹”而实际“本左袒于刘”的姿态，直接导致言辞闪烁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再传为演义小说，为着“便于市儿之览”的市场需要，此一倾向进一步增强，人物故事一溷再溷，“愈失本来面目”，皆演为“身在曹营心在汉”之例，离事实愈来愈远，从而造成鱼目混珠，使后来的读者不能据此认清历史。被誉为三国“第一人”的孔明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以澹泊宁静著称，具有无限“圣学本领”，《出师表》又自谓刘备付以托孤大事，“而演义则曰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几成儿戏场耶？”把军国大事写成一种小孩过家家似的游戏场，把旷世“第一人”塑造成一个天真幼稚的小孩子，这样的人和事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所以，在李绿园看来，小说不能为了追求叙事之奇与文之奇，而有意抹杀社会真实，完全不顾及实实在在的生活本真；小说不能单纯地追求超乎现实之上的艺术审美功能，而忽略合乎现实、在于现实之中的社会认识功能。那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拒绝冷静与客观，任意扭曲社会“本来面目”的叙事态度，确实到了应该反思、检讨与批判的时候了。

　　如果说由于描写失实，《三国》还只是让人感到可笑，《水浒》《金瓶》《西游》则让人怵惕。李绿园论到，《水浒传》以“替天行道”的字样，美化历史记载中的“淮南盗”，结果引起“乡曲间无知恶少，仿而行之”，肆暴行虐，“流毒草野，酿祸国家”。《金瓶梅》“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然“其意”盖过“其事”，丑化形容，反成“诲淫之书”，于幼学童子危害不小。《西游记》取陈玄奘西域取经一事，“幻而张之”，变出“捷如猿猱、痴若豚豕之徒”来消魔扫障，为了宣扬佛法，不惜“惑世诬民”。这三部书分别运用美化、丑化和幻化的方法，使作品与所本之人事大大脱节，从而让读者无所适从，极易产生对社会现实的误认与误读，应该予以警惕并纠正。

　　此按，李绿园着眼于小说构造现实生活的能力，强调小说要使读者获得有关社会真实的认知，通过真切实际的认知内容来感染人，而不是通过理想的和有共鸣的审美形象来感动人，这一观点摈弃了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欣赏“左国史迁之文”的一贯做法，无疑是对小说思想的一种发展。因此，他虽然站在保守的立场，对“四大奇书”的批判过于激烈，甚至否定它们具有正面而积极的社会认识价值，但是倘若据此称他是“贬低小说的小说家”，则走向了问题的另一个极端。世上并没有完全合理的小说观念，也不存在没有缺点的、不能再进行修正的小说。小说的不断发展，其实是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家，不断拿不同的材料和想法来做小说实验的结果。通过总结“四大奇书”的艺术经验，李绿园自认为已经找到了明代作家尚未发现和写到的材料，尚未产生和运用的想法。所以，他所理解的“小说”，才显示出与前人的很大不同。

　　李绿园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作者。他在《自序》中评价自己的小说，“前半笔意绵密”，“后半笔意不逮前茅”。后半较前半艺术价值有降低，原因在于前半写于壮年精力旺盛之时，中间“辍笔者二十年”，后半草成于晚年心智减损之际。所以，他恳请“识者谅我桑榆可也”。能够公开承认作品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作家此前还未出现过，即使放在整个小说史上也并不多见。这种极为坦诚的创作态度，使李绿园有勇气站出来说：

　　空中楼阁，毫无依傍，至于姓氏，或与海内贤达偶尔雷同，绝非影射。若谓有心含沙，自应坠入拔选用舌地狱。

　　《歧路灯》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创作。既不像《三国》《水浒》《西游》，皆依傍史实，也不像《金瓶》有含沙射影。它完全出于李绿园的个人虚构。即使与同时期的两部长篇比，《儒林外史》采用纪传体结构，有《史记》《水浒》的痕迹。清人黄富民《序》曰：“篇法仿《水浒传》。……是书亦人各为传，而前后联络，每以不结结之。”《红楼梦》带有《金瓶》的影子。第13回脂砚斋眉批：“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惟有《歧路灯》，无论是结构题材还是篇法人物，都不存心向别人模仿，而是以我为主，坚持自我写作，走出了一条踏踏实实的独立构思之路。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这是第一次，是非常具有开创意义的。现代学者朱自清先生曾经称，《歧路灯》“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这个观点虽是“单论结构”，然从“空中楼阁，毫无依傍”的彻底的独创性上论，也是能站得住脚的。

　　诚实，还使李绿园在创作中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片面夸张。他否认那种借笔下人物的“姓氏”做文章，或雷同或影射，通过指桑骂槐、借东说西来达到发泄作者个人情感的叙事方式。为彰明此论，他甚至用“坠入拔选用舌地狱”这样的毒誓，宣称自己的创作绝非“有心”针对他人，自己的小说绝不包含个人情感，而是十分冷静地、客观地对整个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应该看到，李绿园这种主张纯写实的创作意旨，事实上也与《儒林》、《红楼》构成很大差别。吴敬梓、曹雪芹都有意把小说写成是自己的“自况”与“自道”，视小说主人公为自己的化身或影子，自然难免在作品中倾注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脂砚斋《凡例》有言：“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吴、曹二人在叙事中的确做不到冷静客观。以作者的身份不时干预叙事者的叙述行为，在小说中是很多见的。《歧路灯》立足写“他人”，叙述谭绍闻、盛希侨两个浪荡败家子的改邪归正，与作者本人并不相干。自然可以采取严谨求实的叙事态度，还原一切事实的“本来面目”，而不存在出于作家主观立场上的美化、丑化以及幻化。

　　当然，要说李绿园自始至终都不曾在作品中露面，没有表现和流露自己的情感倾向，未免把他和他的小说绝对化了。古代章回小说的一个写作特点是，作者常常在回末站出来发表评论。李绿园亦然。如第56回叙塾师智周万因貂鼠皮诬陷辞馆，回末曰：“智周万则有我偌大年纪，焉有这事，此等语岂非下乘哉！”这里的“我”，即李绿园本人。他直接替“经纶满腹”的智周万辩护，批驳“匪类”(第55回)貂鼠皮之流的卑鄙行径。这种写法，一方面是受《史记》中“太史公曰”，以及宋代说话艺术建立起来的，以艺人主体为主导的叙事传统影响，使得古典章回小说作家不可能在小说叙事中不见踪影，完全隐身。所以，即如强调客观的李绿园，也经常忍不住“以他本人的面目”出现在叙事文的本文情境中。另一方面，我们说李绿园的小说观，与同样强调客观的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有区别的。法国作家福楼拜(1821-1880)在谈到自己的艺术理想时曾说：“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面露面，就象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人算不了什么，作品才是正经！”本着不露面的零度叙事原则，他在《包法利夫人》(1857)中塑造了女主角的堕落与自杀，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彻底批判。《歧路灯》同样着意于叙述一个良家子的堕落。但是，在作品的“后幅”却笔锋突转，描写堕落者的幡然醒悟和改悔过程。这就使作者在达成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批判与揭露的同时，又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一度隐蔽起来的鲜明爱憎之情。

二、“作文有主从，稗官小说亦然”：小说创作个性的加强

李绿园是一个非常具有创作个性的作家。他与曹雪芹一样，都力求小说不落俗套，要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特色。如第22回叙戏主茅拔茹带着戏子九娃，与帮闲夏逢若在谭绍闻家吃酒唱戏，有一句评语：“若是将这些牙酸肉麻的情况，写的穷形极状，未免蹈小说家窠臼。”意思是说，像这种为正经读书人所不齿的事情，其他小说已经有很多描述，《歧路灯》本意不在于此，故不必不惮其烦地详细叙述。第24回叙谭绍闻狎私妓红玉，写道：“一个章台初游之士，遇着巫山惯赴之人，何必深述。”第108回叙谭篑初与薛全淑洞房花烛，“二更天气，垂流苏压银蒜六字尽之，不敢蹈小说家窠臼也”。士子妓女、男女夫妻欢爱云雨之事，乃艳情小说之长。《歧路灯》对此不进行“深述”，适可而止，即意味着拒绝沿袭艳情叙事的老路，而谋求另创一条新路。第107回叙谭绍衣做了河南巡抚，力行善政，有评曰：

　　这些善政，作者要铺张扬厉起来，不仅累幅难尽，抑且是名臣传，不是家政谱了。作文有主从，稗官小说亦然，只得从了省文。

　　小说不是历史传记。史书中有“名臣传”，可以详细铺叙他们辅国治世的善行仁政。《歧路灯》虽然叙及名臣，但它立意在“家政”之间，意欲谱写一曲前人未有述及的家道衰而复兴的新篇章。因此，文字或主或从，皆视其是否与此一“家政谱”的意旨相合。合者为“主”，需详述；不合者为“从”，故略述。

　　

　　

　　据此，李绿园猛烈批评那种只强调文采与文法，而忽视作品之根柢是否朴质纯实的做法。第11回叙塾师侯冠玉教端福读《绣像西厢》，曰：

　　那是叫他学文章法子。这《西厢》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

　　又说要给他讲《金瓶梅》，“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侯冠玉的看法，显然是受金圣叹、李渔、张竹坡影响。但在李绿园看来，读书不从《五经》开始，受了八股取士重视文法的影响，于文章只看法则，不识性理，便不能移人化人。如侯冠玉，“语言甜俗，意味粗浅”，甚少“中藏”，分明是缺乏修养，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在他的教导下，端福儿“虽在案上强作哼唧，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反倒为《西厢》《金瓶》所害，渐渐生了“邪狎之心”(第19回)。小说尤其描写谭孝移一开始不知《金瓶梅》为何书，及至打开一看，“猛然一股火上心，胃间作楚，昏倒在地”，犯了胃脘疼痛病，躺在床上，“呻吟之声不绝”。这个夸张的细节颇令人惊讶。然李绿园以小说来反小说，通过打倒一种小说观念来推行自己的新的小说观念，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歧路灯》第56回，借智周万与谭绍闻的谈话，又提出小说语言应以“切”为上。何谓切？就是要求直书其事，切近事理，贴近现实，尽量做到与生活本身密合无二。智周万写了一首戒赌诗，自评“语质词俚，却是老妪能解”。谭绍闻说，这样的诗“不过为下等人说法，但求其切，不必过文”。意谓不追求文采，不以奇言俪语修饰，不讲文法，只以应景切合实际为是。倘能三言两语点出参与赌博的恶劣下场，如“强则为盗弱为丐”，能让从者警醒，便是良箴，何必用什么“横云断山法”呢？第105回谈到官府请幕友，人品须端正，文字须清顺、畅晓。写书札，要尽量避免“春光晓霁，花柳争妍”之类的修饰语，减少甚至不用“额贺，额贺”之类酸腐庸俗的客套话。写告示，更应该心里想着预设的读者，即不识字的百姓，“试想百姓尚不认的字，如何懂的'噬脐'文意？告示者，叫百姓们明白的意思，就该妇孺可晓，套言不陈。何故单单叫八股秀才读《盘庚》上下篇？”也是强调以切为上，去虚存实，去伪存真。

　　

三、“培养天下元气”：劝诫小说发展的极致

李绿园既批判“四大奇书”，欲与旧的小说传统决裂，那么他自己要做成一种什么样的小说呢？《自序》谈到：

　　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大蛊。偶阅阙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悯烈记》，喟然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已。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圆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

　　这里点出，《歧路灯》的创作乃是受同时代三部戏剧的影响。《桃花扇》暂置不论。《芝龛记》为河北董榕(1711-1760)作，演述明朝末年传奇女子秦良玉忠于朝廷，征讨判军的故事。《悯烈记》又名《中州愍烈记》，为江西周埙(1714-1783)作，演述河南延津农妇卢氏的节烈事迹。李绿园认为，这几部戏剧能“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感动樵夫牧子、厨妇爨婢，于世情大有裨益。不像唐人小说和元人院本，专以传写《莺莺传》、《西厢记》之类，有文无质、偷香窃玉，诱导不求性理、缺乏根柢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不顾一切，成为风俗之大蛊。因此，李绿园从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出发，倡导小说创作应该像朱熹的理学思想一样，扬善罚恶，“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从而能“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

　　《歧路灯》第101回，叙谭绍闻、娄朴、盛希瑗三人赴京北闱，过邯郸城经“黄粱梦”游卢生庙，讨论此一地名与唐人沈既济《枕中记》中所言，是否“果有其事”。娄朴答曰：“小说家言，原有此一说。但卢是范阳之卢，这梦在长安地方。俗下扯在这里，加上些汉钟离、吕洞宾话头。要之也不论真与不真，庙修在大路边上，正可为巧宦以求速仕者，下一剂清凉散，也好。”指出无论小说还是其地其事，都不在“真与不真”，而在有意为“巧宦以求速仕”者做针砭，以清凉之药剂，冲散趋炎附势、梦想飞黄腾达之热衷，于天下士子之仕进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一种小说有一种小说之特色。就劝诫小说而言，李绿园《歧路灯》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达到了这一文体艺术的极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劝诫的对象确定为少年。《歧路灯》之于中国小说的最大发明，是把小说的叙述对象确定为“少年”。为中国的正在成长的少年一代写一部大书，这是李绿园的初衷。小说开篇即言：“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第1回)少年是人生的基础与关键。人生的成败，莫不在少年时期做着准备。少年走正路，则一生成就可期；少年走邪路，则一生败落可知。这是个十分浅显而人人共知的道理，贵在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反映出来，难在小说史上第一个认识到并且做到。

　　从劝惩的叙事观念出发，写一个少年正而后成，与写一个少年邪而后败，这种单线型叙事劝诫意义都不甚大。写一个少年先正后败，与写一个少年先邪后成，如此复合型叙事方具备一定的劝诫价值，而又以后者大于前者。进一步说，设想一个普通人家的少年起先不走正路，其劝诫性质自然无法与设想一个世家子弟不慎误入歧途相比。而且，论其瞬间跌落之势，各方面资质突出者总比平庸者，来得更为感人。李绿园的选择就是如此。他把这个少年设定为“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的，“一个极聪明的子弟”。因此，从对象的确定开始，李绿园已经有意识要把小说的劝诫功能发挥到最大。

　　

　　视赌博为败家之首。故在回末插入大段议论，说少年学生定要择地而蹈，守身如玉，千万不可踏入赌场之地。并说小说之所以反复描写赌博之事，无非以此提耳谆言、一片苦心，“要有福量的后生阅之，只要你心坎上添上一个怕字”，绝不是为了生趣取笑、闲情解闷之故！又缀一诗曰：“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幼童不许轩渠笑，原是耳旁聒迅雷。”《歧路灯》叙少年学生不务正业，“不惮穷形极状”，并不像《瓶梅》一样为文法而文法，而是为劝诫而不得已为之的一种艺术。

　　其二，劝诫的主题定位于走正道。劝诫小说固然要惩恶扬善，且一般多流于善恶报应，尤其要借助道教、佛教鬼神精怪等虚幻形象以及虚妄之谈来实现。但在《歧路灯》中，一切迷信因果都不存在，自然就消褪了浓重的说教意味；完全是现实的、可以发生在每一个读者身边的人物故事，因而带有鲜活的质感，增强了劝诫的真实性，效果也就更为突出。特别是这里的善恶标准，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教条的演绎，而是关于谋生之路的正与邪的严酷斗争，是正者的极为痛苦的眼泪，和邪者所暴露出来的血淋淋的黑暗现实。走邪路者，诱人害人，最终也将害己，身遭其报，如夏鼎、张绳祖等一帮地痞流氓均以冷淡收场。走正路者，以读书仕进为业，小人不近，邪物不侵，虽则一时不慎，踏进歧路，流同匪类，殆将害己害家，然凭着一点灵犀和一片祖荫，终能改正，洗去一切污泥尘垢，回归正途。正道与歧路、邪路的较量，使得小说能够抛开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狭隘立场，可以离开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从而具有超越时代与个人的永远的认识意义。

　　其三，劝诫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天下元气”。劝诫具有多层面性。从小处看，一言一行的改变，一品一德的改善，均可称之。从中间看，忠臣孝子、义士节妇，无不当之。第36回评王中诗曰：“忠仆用心本苦哉，纵然百折并无回。漫嫌小说没关系，写出纯臣样子来。”不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可以塑造忠臣烈士，即使日常生活题材的小说，也可以很轻松地写出忠贞侠义的模样，为世人楷则。这两层，一般劝诫小说都能做到。不过，从大处看，“培养天下元气”——却少有作品能注意或不容易做到。根据第90、91两回，围绕苏霖臣所刻《孝经》的讨论可知，首先，这种“元气”须“为天性人所自有”的一种朴正纯良之气。人人皆有，天性不免，旨意醇厚，故可感动每一个人、天下所有的人。而不像“诲淫”、“诲盗”之作，只限于一部分人。其次，须为天下人着眼，做到语言通俗，能让五尺童子可读，为“妇稚所共喻”。而不像博雅文字，仅有饱学宿儒能解。再次，须为培养立意，做到事例真实，为人人深信不疑，只要躬身践行便有莫大收益。不似坊间搬神弄鬼、胡编假造之作，无法取效。还要如古人左图右史之样，做到图文并茂，和气化人，以使人迅速移情换性。具备以上三点，所以能如老儒程嵩淑言，“老哥这部书，乃培养天下元气”；平生只知看戏的巫翠姐说，“这本书儿，叫人看着喜欢”；爨妇老樊说，“所以感人之速，入人之深，有似白乐天的诗，厨妪能解”。对苏霖臣《孝经》的这些评价，应该视作李绿园本人对《歧路灯》的艺术要求，当然也成为劝诫小说发展的最高境界。

　　注释：

　　② 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542页。

　　③ 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④ 黄霖《脂砚斋评批红楼梦》，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224页。并按，关于《红楼》与《金瓶》的关系，今人也多有论及。如苏曼殊曾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参见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3页。

　　⑤ 朱自清《歧路灯》，《〈歧路灯〉论丛》(第一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⑥ 金和《儒林外史跋》：“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参见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谓作者乃“自道其生平”。参见一粟《红楼梦研究资料》(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页。

　　⑦ 本文引用《歧路灯》原文，均据李绿园《歧路灯》，栾星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⑧ 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杨志棠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⑨ 福楼拜《书信选》，伍蠡甫主编《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⑩ 《水浒传》有多处叙及赌博。例如第5回大相国寺菜园附近泼皮破落户赌博；第14回阮小七因赌博输钱晦气；第34回石勇“日常只靠放赌为生。……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第17回何观察兄弟何清赌博；第37回李逵因赌博与人争吵；第48回顾大嫂开赌博店等。

　　

　　

　　

　　

　　(责任编辑：魏文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文化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4BZW01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文艺思想编”、2015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 class="emphasis_bold">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阶段性成果。

　　李正学(1971—)，男，山东莱芜人，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及中国小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