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与仁学·赵永刚·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红楼梦》是反封建、反儒家的，并把这种反抗传统的特质视为思想上的进步。本文则认为《红楼梦》对于儒家文化的态度是赞同的而不是反对的，尤其是在贾宝玉身上体现出了儒家的仁者风范。通过贾宝玉人物形象的塑造，曹雪芹继承了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如学以成仁、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同时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仁学思想，纠正了宋明理学对仁学思想的曲解，并且以小说的通俗语言扩大了仁学思想的影响力。
红学 儒家思想 仁学
一、引 言
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可谓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正如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所言：“《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佳人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纵观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红学发展史，对于《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很多学者从阶级斗争和反封建的角度来论述，最为典型的两篇论文就是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共同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与《评〈红楼梦研究〉》。这种观点在“文革”期间被不断强化，几乎成为《红楼梦》思想成就的盖棺之论。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自然就成了《红楼梦》集矢之处，“文革”期间大批论文都强调《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如梁效《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庞向荣《论贾宝玉的反儒倾向》、石鸣《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尊法反儒思想》、佘树森《孔孟之道挡不住历史的潮流——读〈红楼梦〉笔记》。
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殊的学术背景下，出现了上述论断是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一些学者持守类似的观点，就有些令人不解了。毕竟《红楼梦》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是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巨著，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柱，《红楼梦》不大可能对儒家文化采取彻底否定的激进态度。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红楼梦》是认同儒家文化的，而且对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有深刻体知并付诸实践的。对于这个问题，清代学者太平闲人张新之已著先鞭，他在《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中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张新之尤其强调《红楼梦》是借助小说的形式阐发《四书》中的思想内蕴，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有两处宝玉和黛玉谈论读书的场景：
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太平闲人评曰：“此回乃宝黛相合之首，而再提《四书》，故我以是书为‘明明德’之奇传，是他所自有，而我特为抉发之，非闲人迂腐而强为拉扯傅会也。看《石头记》批评，有点头者否？”
张新之断定《红楼梦》是《四书》之“奇传”，或者说《红楼梦》是《四书》的一个注脚，这种论断无疑是有胶柱鼓瑟的附会之弊。但是如果抛开这些弊端，对于张新之的论断，我们是会“点头”的，我们认为《红楼梦》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思想内涵上有诸多一致性，《四书》《五经》中的核心理念在《红楼梦》中有很精彩的呈现，下文我们就着力论述《红楼梦》与儒家仁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姑且以“红学与仁学”名篇。
二、学以成仁与《红楼梦》的教育观
儒家认为任何一个生理健全的个体都具备仁义礼智之心，也具备成为圣贤的可能性，这就是孟子所倡言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然而，儒家的圣贤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则要付出很多艰辛的努力，其中好学就是成为圣贤理想人格的必备修养。儒家的代表人物几乎都以好学而著称，这一点在孔子身上有最为典型的呈现，正如陈来在《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中所言：“‘好学’决不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普通观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好学’是孔子思想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性观念，不仅在他的教育思想，也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论语》一书对好学的强调可谓俯拾即是，开篇就以“学而时习之”统领全书，对学习的重视可谓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孔子还把好学视为比忠信更为难得的美德：
《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还指出，其他美德如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刚，这六种美德如果离开好学的约束与辅助，反而会产生诸多弊端。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红楼梦》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儒家的好学理念背道而驰，以当时世俗的读书评价体系而论，宝玉无论如何也不是好学之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宝玉与儒家的好学理念却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三回有两首《西江月》描述宝玉的性格，其中提到了他“愚顽怕读文章”，很多学者以此作为宝玉不读书、不好学的最佳例证。殊不知《西江月》对宝玉是似贬而实褒，词中所言之“文章”也不是泛指广义的图书，而是特指科举时代的八股文讲章。对于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对于八股文章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宝玉都有清醒而深刻地认识，所以他疏离科举制度、远离八股文章，几乎从来不读与之相关的图书，而且把热衷功名之人的劝慰之言视作“混账话”，宝玉视林黛玉为知己而与薛宝钗、史湘云相对隔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林黛玉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而薛宝钗、史湘云却时常以此“混账话”来游说他。
对于教育问题，《红楼梦》也是非常重视，反复强调。曹雪芹与孔子、孟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孟子是从正面对教育问题给予指导，而曹雪芹是从反面对教育所出现的弊端进行针砭。《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一个日渐衰颓、逐渐没落的大家族，这个大家族式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子孙后代的教育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就已经明白指出：
冷子兴云：“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纳罕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有一段文字介绍写作缘起，曹雪芹剖析了个人命运悲剧及家族悲剧的成因，也归咎于教育方面的失误：
贾府学堂折射出了教育的严重失误，这些失误包括：
首先，在教育目的上，贾府的教育有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贾府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科举考试的成功者，是为了家族的长盛不衰而储备政治力量，而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更不是培养君子。
其次，在教育内容方面，完全以枯燥陈腐的八股文为主，儒家强调的“游于艺”，六艺之教，在贾府学堂中几乎是天方夜谭。
再次，贾府学堂中的师生，老师贾代儒昏聩平庸，很多学生因裙带关系进入学堂，原有的尊卑等级也随之带入学堂之中，严重影响了贾府学堂的学风。
最后，教育方法单一粗暴，当处在叛逆期的宝玉犯了错误时，贾政只能一打了事，不但没有合理有效的善后之策，而且也没有防范于未然的先见之明。如第三十三回，太平闲人评宝玉挨打曰：
这样的学堂和家族焉有不败之理，反观儒家理想中学堂的学规，如王阳明《客坐私祝》曰：
与之相较，我们不难发现，《红楼梦》中的贾府在教育方面确实存在严重的失误，曹雪芹以一个悔过者的身份反思家族败落的悲剧，也将教育方面的失误视为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克己复礼为仁与《红楼梦》的由“理”复“礼”倾向
很多现代学者认为传统社会的礼教制度是对人性的束缚，而彰显人性的《红楼梦》与礼教制度的关系简直是冰炭不同炉，如余英时在《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一文中所言：《红楼梦》全书都是暴露礼法的丑恶的，并不是像脂批所云，是在有意无意间炫耀作者的门第。
曹雪芹的思想有无老庄自然论的影响，其反传统思想是否属于魏晋反礼法的类型，暂且不论，即使曹雪芹确实对以上两种思想尊崇有加，也不能推导出“《红楼梦》全书都是暴露礼法丑恶的”结论，反而有可能推导出与余英时相反的结论，即曹雪芹看似反对礼法，其实比很多儒门之士更为笃信礼法。对于这种矛盾心理、怪异行为的解析，鲁迅先生可谓是独具只眼，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深刻地指出：
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判断来分析曹雪芹的思想，我们也可以说曹雪芹是表面上的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不可否认，曹雪芹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修养工夫是十分反感的，他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过分压制，反对程朱理学末流引发的伪善流弊。曹雪芹认可食色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欲求的合理性，呼吁对女性的尊重与理解，承认男女之情的正当性，认为功利主义的金玉良缘是对正常婚姻关系的扭曲，非功利、爱情至上的木石姻缘才是婚姻的最佳状态。
对于人性、爱情、婚姻、礼法等，曹雪芹希望越过程朱理学设置的重重障碍，复归到孔子、孟子所倡导的儒家源头上去，或者说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表达了由“理”复“礼”的思想倾向。
“理”是程朱理学创造的哲学词汇，这个词汇包含宇宙论、伦理学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原始儒家并没有这个词汇，在人性修养方面，孔子更加重视践履性的“礼”而不是抽象性的“理”。如《论语·颜渊》曰：
相对于“存天理、去人欲”而言，孔子倡导的“克己复礼”更为笃实，从视听言动的具体行为上规范人性，比空悬一个抽象的“天理”，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红楼梦》很多章节都体现出对“礼”的向往，林黛玉就是曹雪芹塑造的谨守礼法之道的大家闺秀。如林黛玉六岁丧母，对于母亲贾敏的名讳，从来不敢冒犯，碰到敏字都要避讳，贾雨村说：“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第三回，荣国府收养林黛玉，林黛玉进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一举一动都符合儒家礼仪之道，林黛玉初入贾府的行为仪轨，有点类似于孔子在《论语·乡党篇》里中规中矩的表现，或者说第三回是林黛玉的《乡党篇》。
《红楼梦》呼吁主体情感真实，反对形式化礼仪的繁文缛节，所以曹雪芹对礼仪文化的态度与《礼记》“毋不敬”的规定是高度一致的。
以丧礼为例，丧礼为五礼——“吉凶军宾嘉”之一，在儒家礼仪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儒者都非常重视丧礼，孔子对丧礼主体情感的抉发对后世影响深远。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相对于丧礼仪轨节文的熟练，孔子更加看重丧礼所需的情感真实，圣贤制定丧礼的目的，是为了将丧失亲人带来的悲痛之情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而不是把丧礼作为演习仪轨节文的闹剧。秦可卿的丧礼是《红楼梦》所描写的最为隆重的一场丧礼，然而在这样隆重的丧礼之中，除了宝玉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贾府中人的悲痛之情。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忙于展示个人凛然难犯的威严和持家有道的才华；秦钟居丧期间，还在与小尼姑智能缠绵。这两位一个是秦可卿的弟弟，一个被秦可卿视为“素日相好”的知己，其表现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唯独宝玉“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真奔出一口血来”，“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苦一番”。秦可卿出殡之时，“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的盛况，在宝玉至情至性的伤痛面前，显得异常虚空且浮夸。
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宝玉从王熙凤过生日的热闹场景中逃出来，去郊外祭奠金钏，书中这样描写祭奠的情形：
整个祭奠过程没有任何祭品，连祭祀必备的香烛和香炉也没有提前准备。可是书中却两次提到宝玉落泪，仪轨虽然寒微单薄，感情却真挚浓烈。
第五十八回，藕官祭祀药官，在大观园内烧纸钱，被一个婆子训斥，“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宝玉同情庇护藕官，并通过芳官嘱咐藕官，不要轻信世俗之言，祭祀之时完全没有必要烧纸钱：
四、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与《红楼梦》的仁爱观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儒家的基本信念，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在之后的儒学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这个基本信念被普遍接受。
王阳明在前人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王阳明《大学问》曰：
王阳明继承孟子关于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的思想资源，把主体的同情怜悯之心视作贯通万物的关键。在人我关系方面，主体的同情怜悯之心可以破除个人中心主义的自私观念，消除隔阂，化解冲突，实现人我之间的和谐共处；在天人关系方面，主体的同情怜悯之心可以避免人类中心主义，避免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与破坏，实现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共存。
在宝玉身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基本信念，如第三十五回，宝玉挨打之后，原本就想攀贾府高枝的傅试为了献殷勤，派了两个婆子前来给宝玉请安。正赶上玉钏服侍宝玉吃莲叶羹，两人忙着跟两个婆子谈话，玉钏不小心把碗撞落，热汤泼在了宝玉手上，“玉钏儿倒不曾烫着，唬了一跳，忙笑了：‘这是怎么说！’慌的丫头们忙上来接碗。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的，却只管问玉钏儿：‘烫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钏儿和众人都笑了。玉钏儿道：‘你自己烫了，只管问我。’宝玉听说，方觉自己烫了”。宝玉这个异于常人的特殊举动引发了傅家两个婆子的议论，她们嘲笑宝玉是个“呆子”，《红楼梦》叙写其议论曰：
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谈论。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呆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爱惜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踏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
在两个婆子眼中，宝玉是没有刚性的可笑呆子；但是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却是有着民胞物与宽广胸怀的仁者。脂砚斋的评点指出了曹雪芹对宝玉的喜爱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观，不是对其他主体和宇宙万物无差别的博爱，而是有非常明显的类别差异的，有不可颠倒的严格序列的，即先亲亲，再仁民，最后是爱物。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坚持先亲亲再仁民。儒家的仁爱观不能等同于墨家的兼爱，对于其他主体的仁爱，要做到先亲亲再仁民。虽然孟子主张推恩，呼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及人之老”的前提是先“老吾老”，“及人之幼”的前提是先“幼吾幼”。孝悌为仁之根本，亲亲是仁爱之心的根本立足点。对于家人和普通人一视同仁、毫无差别的兼爱主张儒家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兼爱思想违背血缘亲疏的自然情感，奉行兼爱观念不会出现视路人如父亲般的温情敬意，反而会导致视父亲如路人般的冷漠无情，这就是孟子批评墨子兼爱的“无父”之弊。
在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时，要先仁民再爱物。爱惜宇宙万物，而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做法是儒家所不能允许的。孟子就曾批评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也批评梁惠王“率兽而食人”，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对于动物肥马仁爱有加，对于百姓却极其残忍，以至于出现了“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惨剧，齐宣王、梁惠王就是典型的爱物而不仁民者。
当人与物发生矛盾对立之时，宝玉首先关爱的是人，而不是物，是仁民而不是爱物。如第三十一回，袭人被宝玉误伤，因病卧床休养，晴雯替代袭人给宝玉换衣服，不小心把扇子跌在地上，将扇股子跌折了，宝玉原本就心情不好，就与晴雯发生了激烈争吵，把晴雯气得痛哭一场。宝玉劝解晴雯，竟然“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而且还发了一大段被麝月视为“作孽”的非常可怪之论：
宝玉撕扇子博晴雯一笑，其气魄可比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不过宝玉所为不是暴殄天物，而是仁民为先，爱物为次，不因物而累人，是役物而不役于物，符合儒家仁爱等级差异的基本原则。
五、结 语
本文采用文学与思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粗略论述了《红楼梦》与儒家仁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对于《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红楼梦》是反对儒家思想的，尤其是反对儒家礼法制度，揭示暴露儒家礼法制度的罪恶。这些观点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时过境迁之后，再来审视这些观点，其不合理之处应该被修正。
第二，《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孕育出的文学精品，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无疑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当然，《红楼梦》确实也批评了儒家文化的流弊，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端，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批评简单地视作对整个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
第三，本文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同时吸收了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的思想精粹。《红楼梦》与儒家文化有深层的一致性，本文只是简略论述了红学与仁学之间的关系，其实《红楼梦》所蕴含的儒家思想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曹雪芹不是保守僵化地接受儒家文化，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文化，《红楼梦》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卷第419页。
②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第9期。
③ 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1954年10月10日第24期。
④ 梁效《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人民日报》1974年6月28日。
⑤ 庞向荣《论贾宝玉的反儒倾向》，《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2期。
⑥ 石鸣《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尊法反儒思想》，《武汉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
⑦ 佘树森《孔孟之道挡不住历史的潮流——读〈红楼梦〉笔记》，《解放军文艺》1974年第5期。
⑩ 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魏文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5CZW010)、贵州大学2014年度人文社科校级项目一般项目“唐传奇本事考”(项目编号：GDYB2014007)阶段性成果。赵永刚(1981—)，男，山东邹城人，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儒学与文学、东亚孟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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