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话小说中的民歌——以《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为例*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徐文翔·

　　明代白话小说中的民歌
——以《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为例*

　　·徐文翔·

　　在传统的诗词之外，明代白话小说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韵文——时兴民歌。民歌的频繁被引用，不是作者依循话本传统的习惯性点缀，而是有意为之的苦心经营。以《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为例，民歌在小说文本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增强故事的存在感和现实感；2.更好地承担起文本的叙事功能。这两种作用，都是同类作品中的诗词所无法比拟的。明代白话小说中民歌的大量出现，是小说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

　　明代白话小说民歌文本叙事

　　明人卓人月曰：“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①“我明一绝”的说法影响颇大，它代表了李梦阳、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等为数众多的文人对时兴民歌的肯定与揄扬。事实上，明代文人对民歌的接受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上，在创作上，他们也受到了民歌不同程度的影响。关于民歌与诗歌、散曲创作的联系，学界已多有关注；但对民歌在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文本中的作用，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笔者认为，《挂枝儿》《山坡羊》等时兴民歌在明代白话小说中的大量出现，并不能简单地以引用韵文这一“话本传统”来看待。与诗词相比，民歌与文本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叙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更显著。因此，与其说是作者“信手拈来”的习惯性点缀，倒不如说这是“有意为之”的苦心经营。本文中，笔者便以明代白话小说引用民歌的三种代表性作品——《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为例，来对民歌在文本中的作用进行论述。

一、作品的选择——《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

今天能见到的明代白话小说不下百余种，要将其中引用民歌的作品全部论述，在如此有限的篇幅内是不可能的，鉴于此，笔者便选择了《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作为代表。之所以选择这三种，是因为：

　　1.从文体上说，《金瓶梅词话》是明代长篇白话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视为首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此类作品。“三言二拍”则是延续话本传统的“拟话本”，其中的每一卷，都是一个独立的短篇白话小说。这样选择，可以兼顾长篇和短篇。

　　2.从内容上说，《金瓶梅词话》毫无疑问是描写世情的，它也被称作是“世情小说”。“三言二拍”中公认的最具艺术水平的，也是那些描摹世情的作品，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就是那些写历史人物的，也带有浓厚的世情色彩。而明代民歌则完全是世情的产物，因此，在世情作品中使用民歌是最合适的。

　　3.从接受上说，在当时，《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就在社会各阶层中拥有较为广泛的读者；时至今日，不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对这三种作品也都比较熟悉，而选择接受较广的作品，显然要比选择几种冷僻的更有说服力。

二、《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中的民歌

既然选择了这三种作品，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其中民歌的引用情况进行概括地了解。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散曲和民歌的区别。以《金瓶梅词话》为例，因为涉及到作者的问题，所以学者们对其中的民歌、散曲关注较早。冯沅君先生认为：

　　《雍熙乐府》与《词林摘艳》都是嘉靖时编成的，而在《金瓶梅词话》中所引的八九十条中，见于《雍熙乐府》者凡六十条，见于《词林摘艳》者凡四十六条。这种现象很可以证明《金瓶梅词话》与这两部曲选纵非同时的产品，其年代当相去不远。因为三书的作者或编者所采用的当然都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曲子。②

　　吴晗先生也对此进行过考察，他说：

　　《金瓶梅词话》中所载小令极多，约计不下六十种。内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综计书中所载在二十次以上；次为《寄生草》《驻云飞》《锁南枝》《耍孩儿》《醉太平》《傍妆台》《闹五更》《罗江怨》，其他如《棉搭絮》《朝天子》……散列书中，和沈氏所记恰合。③

　　对于吴晗先生的统计，赵景深先生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小曲有《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山坡羊带步步娇》《耍孩儿》《驻云飞》《寄生草》《罗江怨》等……以上计小曲二十七支。

　　小令有《棉搭絮》《落梅风》《朝天子》《折桂令》《锦堂月》《桂枝香》《柳摇金》《一江风》《水仙子》《荼蘼香》……以上计小令五十九支。④

　　我们注意到，冯、吴二先生都将书中的散曲、民歌笼统称之，冯先生称之为“小曲”，吴先生称之为“小令”。赵先生则分成两类，一类是“小曲”，一类是“小令”。笔者认为，赵先生称之为“小曲”的，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民歌”。周玉波、陈书录所编的《明代民歌集》，在“附录一”中收录了“小说、笔记、戏曲等所见明代民歌(谣)”，首先收录的便是《金瓶梅词话》。编者在注释中说：

　　《金瓶梅词话》中所收散曲、时兴小曲甚多，然诚如学者所说，大部出自《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曲集(冯沅君《古剧说汇》)。兹录两套曲并《山坡羊》《锁南枝》等以为代表。⑤

　　可见，《明代民歌集》的编者也是将其分为“散曲”和“时兴小曲”两类，与赵先生类似。但“时兴小曲”和“民歌”还不完全一样，或许正因为其中有个别作品性质实在难以区分，才用了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仅选取了部分作品为代表吧！

　　笔者在综合诸位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对书中的“小曲”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应当属于民歌的，列表如下⑥：

　　

　　《山坡羊》一首第一回《山坡羊》两首第八回《寄生草》一首第八回《驻云飞》一首第十一回《山坡羊》四首第三十三回《耍孩儿》一首第三十九回《十段锦·二十八半截儿》套曲，带《尾声》共二十一首第四十四回《山坡羊》两首第五十回《山坡羊》一首第五十九回《山坡羊》两首第六十一回《锁南枝》两首第六十一回《罗江怨》四首第六十一回《闹五更》套曲，带《尾声》共二十一首第七十三回《寄生草》一首第八十二回《寄生草》两首第八十三回《山坡羊》带《步步娇》两首第八十九回《山坡羊》两首第八十九回《山坡羊》一首第九十一回

　　相比而言，“三言二拍”中的民歌就容易区分得多。笔者也进行了统计⑦：

　　

　　《吴歌》两首《喻世明言》第十二卷《吴歌》一首《警世通言》第十二卷《挂枝儿》四首《醒世恒言》第三卷《小尼姑曲》一首《醒世恒言》第十五卷“小词”一首《醒世恒言》第十五卷《黄莺儿》一首《初刻拍案惊奇》卷十《黄莺儿》一首《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六《挂枝儿》一首《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山坡羊》一首《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黄莺儿》一首《二刻拍案惊奇》卷四“歌儿”一首《二刻拍案惊奇》卷十《银绞丝》一首《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山坡羊》一首《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小词”一首《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小词”一首《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

三、民歌在小说文本中的作用

阅读明代的章回小说或拟话本小说，我们通常都不会对其中的诗词留下深刻印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在结构上还保留着“说话”的痕迹，其中的诗词常穿插于段落之间，或起头，或过渡，或收束，主要是照顾“说话”的表达而起着结构上的作用，与情节的关系不大。另外，也有一些诗词是用于描述人物外貌、风景地形等，但多落于俗套，缺乏文采。因此，单纯就这些作品中的诗词来说，除了其结构层面的作用，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诗词之外，明代白话小说中又加入了一种新的韵文体裁——时兴民歌。尽管它们的艺术水平通常也不甚高，但其在文本中的作用，与传统的诗词相比还是大不相同。具体表现在：1.增强故事的存在感和现实感；2.更好地承担起文本的叙事功能。

　　1.增强故事的存在感和现实感

　　我们先来看“三言二拍”。尽管其中很多题材并非取自当代，但作者在叙述中仍努力地营造出故事的存在感和现实感，让人们读来，并不感觉那些人物与事件是遥远的、毫不相干的，而是仿佛就生活在自己身边。比如《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其中一个情节是柳永在酒楼饮酒，忽听湖上采莲人唱《吴歌》：

　　采莲阿姐斗梳妆，好似红莲搭个白莲争。红莲自道颜色好，白莲自道粉花香。粉花香，粉花香，贪花人一见便来抢。红个也忒贵，白个也弗强。当面下手弗得，和你私下商量。好像荷叶遮身无人见，下头成藕带丝长。

　　柳永听罢，也做了一首《吴歌》题于壁上：

　　十里荷花九里红，中间一朵白松松。白莲则好摸藕吃，红莲则好结莲蓬。结莲蓬，结莲蓬，莲蓬生得忒玲珑。肚里一团清趣，外头包裹重重。有人吃着滋味，一时劈破难容。只图口甜，那得知我心里苦？开花结子一场空。⑧

　　这两首《吴歌》是晚明流行于江南一带的，而故事本为敷演宋朝事，却出现了明代民歌，这岂不是“穿帮”了吗？但事实上，读者却并不会理会这个“失误”，反而会觉得非常亲切，尤其对于平日熟稔《吴歌》的吴地读者，似乎柳永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这种感染力是无可替代的。再如《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此故事敷演宋徽宗年间小商人秦重与名妓莘瑶琴的爱情故事，但其实除了时间为宋朝外，一切情节都与明朝无异。尤其是随着情节发展而连续出现的四首《挂枝儿》，更令故事平添了许多现实感。至于那些本就描写明朝之事的作品，民歌的使用更为自然。比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春花婢误泄风情》，故事发生在“国朝山东曹州”，文中说：“有一只小词儿单说那缘法尽了的”：

　　缘法儿尽了，诸般的改变；缘法儿尽了，要好也再难；缘法儿尽了，恩成怨；缘法儿若尽了，好言当恶言；缘法儿尽了也，动不动变了脸！⑨

　　再如同书卷十七《同窗友认假做真女秀才移花接木》，故事发生于“国朝洪武年间”，文中便使用了一首时兴的《山坡羊》，等等。

　　再看《金瓶梅词话》。《金瓶梅词话》在故事时间上承袭《水浒传》而来，描写的大约为宋徽宗年间事，但其实故事里所反映的，完全是明代的社会现实。宁宗一先生在《金瓶梅词话·前言》中说：“《金瓶梅》……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它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封建社会的市井生活。”⑩对于这样一部世情小说，无论明人还是今人，读来恐怕都不会有一种“此为宋朝事”的感觉。而为了增加故事的存在感和现实感，作者在文本中更是使用了为数众多的民歌。例如第八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荡声》中，西门庆因新娶孟玉楼而久疏潘金莲，金莲怅怨不已，小厮玳安为其出主意道：“六姨，你休哭。……你写几个字儿，等我替你稍去，与俺爹瞧看了，必然就来。”金莲于是“取过一副花笺，轻拈玉管，款弄羊毛，须臾写了一首《寄生草》词曰”：

　　

　　像这样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尽管《金瓶梅词话》在韵文的使用上仍承袭了“话本”的传统，但其中当代元素的加入应当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不然的话，如同此前的同类作品一样，仍旧使用诗词就足矣了，又何需民歌呢？此点也涉及到作者问题。通常来说，创作接受必以理论接受为前提，《金瓶梅词话》对民歌的大量使用，说明作者必定是熟悉和欣赏民歌的。此外，通过文本中的民歌，还可对此书的写作时间进行探究，这方面学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周玉波先生《明代民歌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第八章“另一种视角——以《金瓶梅》中的‘小曲’研究为个案”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2.更好地承担起文本的叙事功能

　　

　　篇数作品集含诗词总数平均每篇所收诗词数《喻世明言》4044811．2《警世通言》4045411．35《醒世恒言》4040910．23《初刻拍案惊奇》402666．65《二刻拍案惊奇》383238．5

　　拟话本小说的五个部分，其实只有“正话”属于正文，也就是说，真正与文本叙事最为相关的，只有“正话”；其他四个部分只是沿袭了话本小说的传统而已，如果没有，也不会对情节的完整性造成损失。根据笔者的统计，“三言二拍”中的诗词，大约只有三分之一是在“正话”部分，即只有三分之一是与文本叙事关系较为密切的——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中间铺叙与证明”。再进一步研究，这些诗词是怎样被用来“铺叙”与“证明”的呢？大概有三种情况：

　　

　　可以看到，这三种诗词，前两种更像是套话；只有第三种比较切近于叙事，但“全知叙事”的角度又过于明显。作为比较，我们再看“三言二拍”中民歌的情况。首先是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笔者亦列表如下：

　　

　　民歌数量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诗词《喻世明言》22《警世通言》11《醒世恒言》66《初刻拍案惊奇》44《二刻拍案惊奇》66

　　可以看到，全部十九首民歌中，只有一首是在“入话”这部分，其余全部在“正话”里，其比例要比诗词高得多。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相比诗词，民歌在语言上还是过于通俗了。即便是白话小说，其“开篇引首”和“临末断结咏叹”所引的韵文，通常也要句式整齐，语言虽不能太文雅，但也不能太俚俗，因此民歌不适合被用在这两个部分。其次，更重要的是，相比诗词而言，民歌似乎不擅长“宏大叙事”。我们看“开篇引首”和“临末断结咏叹”的诗词，通常以论古今成败、世理人情为主题，而民歌所惯于表达的是较为细微的情感，因此更适合用在情节的发展之中。

　　下面我们再看民歌在“正话”这部分所起的作用。“正话”中的诗词最主要的三种作用上文已经分析过，那么，民歌与诗词相比，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是民歌更善于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情感活动。比如上文所引的《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中柳永所作的那首《吴歌》，其中“肚里一团清趣，外头包裹重重。有人吃着滋味，一时劈破难容。只图口甜，那得知我心里苦？开花结子一场空”，这实际上是柳永内心的自白：身负大才，自命清高，却不得朝廷赏识，只能青楼女子那里觅得知音，心里自有一番凄苦。再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中，杨佥事的恶奴在滇南红花场害死五条人命，事将败露前的一幕：

　　其时杨佥事正在家饮围年酒，日色未晚，早把大门重重关闭了，自与群妾内宴，歌的歌，舞的舞。内中一妾唱一只《黄莺儿》道：

　　积雨酿春寒，见繁花树树残。泥涂满眼登临倦，江流几湾，云山几盘，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这首民歌本身所表达的就是凄苦之情，它所渲染的气氛，正与叙事中杨佥事所要面临的下场暗合。而歌词中的“滇南”二字，又无意中触及了杨的心事，“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既暗示杨之为人歹毒无情，又是他罪行败露、丧身狱中的谶语。类似的还有同书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吴宣教慕赵县君之容色，起了非分之想，但一时却又不得其便，文中写道：

　　真是一点甜糖抹在鼻头上，只闻得香，却舔不着，心里好生不快。有《银绞丝》一首为证：

　　

　　这首《银绞丝》，将吴宣教内心欲进无由、欲罢不能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鼻凹中糖味，那有唇儿分”的比喻，是诗词难以表达出来的，而且“挨光已有二三分”这种流行俗语，也只有在民歌中才适合。此处使用民歌，要比使用诗词效果好得多。

　　《金瓶梅词话》虽然名字里也带“词话”二字，但其结构上承袭话本的成分要比“三言二拍”少得多，只保留了“篇首诗词”、“正话”和“篇尾诗词”，去掉了“入话”和“头回”。笔者所统计的书中民歌共三十一首(套曲算作一首)，全部在“正话”中。而这三十一首民歌在叙事中的作用可以归类为五种：

　　

　　刻画内心传情达意演唱娱情宣泄感情韵文叙事441751

　　这其中，“刻画内心”是指用民歌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微妙活动；“传情达意”是指写作民歌传递给他人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演唱娱情”是指在宴会等场合演唱民歌来助兴、消磨时间；“宣泄感情”是指人物唱民歌来宣泄哀伤、愤怒等情绪；“韵文叙事”比较特别，是指民歌本身被人物用作叙述的方式。这五种类型中以第三种最多，占了一半稍强；第一、二、四种相差不多，加起来也将近一半；第五种只有一首。我们看到，《金瓶梅词话》中的民歌，在“正话”中所起的作用不但与话本小说“正话”中的诗词不同，与“三言二拍”“正话”中的民歌也有所不同。原因何在呢？

　　先看第三种。这类民歌之所以占如此大的比重，首先是因为《金瓶梅词话》为长篇小说，其叙事的空间非常大，这使得作者有充裕的篇幅去细致地描写一次宴会或内帏的聚会——作者甚至记录下每一次演唱的歌词，哪怕这次演唱是由十几首曲子所组成的套曲。其次是因为作为一部以描摹细致著称的世情小说，作者会尽最大的努力在“细致”和“真实”上下功夫。作品中最频繁出现的两个场景是青楼妓馆和家庭内帏，所刻画的主要人物都是世俗男女，以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物，再加上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除了演唱民歌小曲，还有更恰当的娱乐方式吗？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文中很少见到吟诗作词的场景，便是为此。

　　再看第一、二、四种。“刻画内心”“传情达意”和“宣泄感情”都侧重于人物精神世界的描写，民歌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金瓶梅词话》与“三言二拍”是类似的，可参见笔者在上文对《二刻拍案惊奇》里那首《银绞丝》的解读。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旨在描写市民社会的世情小说，不管它是长篇的还是短篇的，市民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都是它要考虑的首要因素——这里的“市民”，既指故事里的人物，又指作品的读者。既然如此，让故事里的市民去题诗作词，或者让故事外的市民去吟诗读词，便远不如民歌来得合适。这就是为什么《金瓶梅词话》中的潘金莲要用民歌《寄生草》来“折简达意”了。

　　还有一种是比较特别的，仅有一首，笔者称之为“韵文叙事”，就是以韵文的形式来讲述故事。这种方式并不新鲜，我们在同时代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以长篇诗词来叙事的例子，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就屡次以大段的韵文来讲述自己的“光荣战斗史”。但《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一回中的这段“民歌叙事”，却与我们惯常见到的“诗词叙事”有所不同：

　　衙内那里按捺得住，说道：“你休管他。这奴才无礼！”向前一把手採住头发，拖踏在地上，轮起拐子，雨点打将下来。饶玉楼在旁劝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这丫头急了，跪在地下告说：“爹，你休打我，我有句话儿和你说。”衙内骂：“贼奴才，你说！”有《山坡羊》为证：

　　

　　玉簪儿本是李衙内的大丫头，自从孟玉楼嫁来后便失宠，遂生怨恨，借由头骂玉楼，被衙内听见，因而有了此出。玉簪儿所唱的这首《山坡羊》，同传统的诗词单纯叙事不同，歌词中有叙述，有心理描写，还有抒情，内容丰富而有感染力。并且在人称上，是一种“你”与“我”对话的口吻，以读者的角度来看，显然其艺术效果更好。如果将这段民歌换成长篇诗词，可想而知，其表现力就要打打折扣了——更何况，一个普通丫头是当场作不出诗词的。

四、结语

引用时兴民歌的明代小说还有很多，如《石点头》《型世言》《玉闺红》《巫梦缘》等，总计不下二十余种。但民歌在小说文本中所起的作用，大致不出本文所论述的两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民歌”与“文本”发生关联，一是在白话小说中，文言小说则很少；二是在世情小说中，其他题材的则很少。试想，如果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一首明代流行的民歌，该是多么滑稽的事！民歌与白话小说的结缘，是与明代(尤其是中晚明)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审美世俗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也导致了文学创作的世俗化。白话小说本身就属于通俗文学，时兴民歌在文本中的大展身手，正是理所当然。其次是明代文人空前的“当代认同感”，即便是复古观念占据文坛主流的时候，文人们也时刻表现出浓厚的当代意识，更不用说李开先、袁宏道等人所大力提倡的“今古同情”“宁今宁俗”了。总之，时兴民歌在明代白话小说中的大量出现，既是民歌传播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又是小说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注释：

　　① [明]陈洪绪《寒夜录(外一种)》，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② 冯沅君《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95页。

　　③④ 胡文彬、张庆善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6、340-341页。

　　⑤ 周玉波、陈书录编《明代民歌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⑥ 其中的两首套曲《十段锦·二十八半截儿》和《闹五更》，其中所包含的单支曲子比较复杂，有可以视为民歌者，也有可以视为散曲者。《明代民歌集》将其作为民歌套曲整个收入，笔者依照此书来处理。又：这两首套曲在文本中均为众女眷消磨时间所唱，是类似接力性质的轮番“展示”，其内容与故事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⑦ 其中的《小尼姑曲》，原文中并无曲牌名；“小词”或“歌儿”，原文中没有曲牌名或曲名，只是称“有一首小词”或“有首歌儿”。根据笔者分析，其体式、语言都与民歌非常接近，故将其作为民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