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何以失载清代南京《流寓志》*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吕靖波·

　　吴敬梓何以失载清代南京《流寓志》*

　　·吕靖波·

　　吴敬梓长期流寓南京，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诗词作品，《儒林外史》也以较大的篇幅描写了金陵的风物，但有清一代，各种南京地方志均未将他收入《流寓志》。可能的原因包括作家本人功名不显，文坛声望又不够高，加之在时人眼中，他对南京政事与文化的贡献非常“有限”。同时代的袁枚则在各方面符合所谓“寓贤”的标准，从而成为《流寓志》记载的重要人物。作为著名的白话小说作家，吴敬梓未入南京《流寓志》，折射出晚清以前，白话小说自身的文体地位和作家的社会地位，均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提升。

　　吴敬梓《流寓志》功名声望贡献

　　文人流寓，指文人离开乡里，客居他地。“流寓”一词，首见于《后汉书·廉范传》，而“流寓”作为古代方志体例的一个重要组成则出现于两宋时期，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陈耆卿《(嘉定)赤城志》较早设立了类似“流寓”的门类，史能之《(咸淳)毗陵志》人物卷和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祠祀卷均明确列有“寓贤”一门。自兹而后，“流寓”几乎成为后世方志编纂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名目则有“寓贤”“流寓”“侨寓”“游寓”“寓公”“迁客”等(为方便叙述，本文统称《流寓志》)，所记多文人名士。《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被胡适誉为“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是举世公认的著名文人，他于雍正十一年(1733)从家乡安徽全椒移居南京，生活近三十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小说也是在南京写就，并以较大的篇幅描写了金陵风物。在我们今人看来，这样的文学大家，久寓南京，去世后也葬于此，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南京流寓名士，入南京《流寓志》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现存各种清代南京方志中，均寻不见关于吴敬梓的只言片语。对于这一现象与个中原因，实有探究的必要。

一、南京方志难觅“吴敬梓”

现存清代南京官修府志有四种，分别是《(康熙)江宁府志》(陈开虞修)、《(康熙)江宁府志》(于成龙修)、《(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吕燕昭修)和《(同治)续纂江宁府志》(蒋启勋修)，其体例都有《流寓志》。陈修本和于修本编纂时间早，姑置不论，吕修本与蒋修本则是在吴敬梓逝后所修，均未收入他的任何事迹、著作，其他如《金陵通纪》《金陵通传》《金陵琐记》和《金陵待征录》等私修志书亦未收。

　　除府志外，清雍正之后、民国以前，南京还编纂了《(乾隆)上元县志》《(道光)上元县志》《(乾隆)江宁县新志》《(乾隆)六合县志》《(光绪)六合县志》《(乾隆)溧水县志》《(光绪)溧水县志》《(光绪)续修高淳县志》等二十余种县志，这些方志也无一例外地未收入吴敬梓的任何信息。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浙江文人徐渭仅以过客身份短暂寓居异地，却先后入《(康熙)龙门县志》《(光绪)富阳县志》与《(光绪)镇海县志》等多处的《流寓志》。《(康熙)龙门县志》解释徐渭入选的理由是：“徐文长北游上谷，远览沙漠。及披遗文，考其岁月，盖寓宣府者，历冬徂夏，而龙门之朝阳洞、八里庄，题诗在焉，盖栖迟寒谷，杖屦所经者，匪伊朝夕，不比驱车过之者。借光流寓，确有可征，岂徒私乡之前辈乎？”①《(康熙)龙门县志》的纂修者章焞乃浙江会稽人，他怕别人误会自己出于同乡之私心，所以辩称徐渭确实到过山西龙门，还留有诗作，反映出地方志修撰者选择流寓人物的审慎态度。但客观地说，这样的解释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对比在南京生活了近三十年、留下大量文学作品的吴敬梓，却与《流寓志》无缘，似乎显得格外的不公平。

二、吴敬梓未入南京《流寓志》的原因

那么，自称“秦淮寓客”的吴敬梓为何没有被视作“寓贤”呢？考虑到《(嘉庆)重刊江宁府志》的主纂者姚鼐与吴氏长子吴烺、吴氏至交程晋芳都有交往，而《(同治)续纂江宁府志》的材料也是“周诹博访”而成，并且还在原有府志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流寓人物，所以他们疏漏或故意略去的可能性都很小。笔者认为，吴敬梓未入南京《流寓志》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是功名不显。南宋《舆地纪胜》是较早设立类似“流寓”门类的志书，记载的流寓人物被称为“寓客”“迁客”，均是附于“官吏”一门下，也都是各类文武官员或进士，如柳州“官吏(迁客寓客附)”所载毕君卿、常同、许尹诸人皆为柳州地方官②，而王安中、折彥质、刘洪道三人虽未在柳州为官，但王、刘是进士，折以荫补官，为一代名将，可见志书编纂者很早便重视有功名的流寓之士。明清官修方志多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修纂的，对功名显赫或有仕宦经历者往往青眼有加，《流寓志》一般会优先选入这些人物。像《(嘉庆)重刊江宁府志》所载“国朝”流寓之士中，黄国琦为“明崇祯丁丑进士，仕至兵科给事”③；章宸“福王时，官吏部尙书”④；熊赐履“顺治戊戌进士，文渊阁大学士”⑤；梅瑴臣“康熙时……供奉内廷，赐翰林”⑥；吴日“崇祯中，官中书舍人”⑦；何采“顺治己丑进士，官至左春坊”⑧；黄文焕“由山阳令入为翰林”⑨；王泽宏“顺治乙未进士，入翰林，官至礼部尚书”⑩；高辰“以翰林改官华亭县知县，次年因行取礼部主事，袁枚“乾隆己未科进士，改庶吉士，这些官员的总数在所有“寓贤”中占到一半。《(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寓贤》的收录情形也是如此，即使有的传记并不言及功名和官职，其实仍不乏高官显宦，如“孙星衍”条，仅记载“孙星衍，字渊如，一字季逑，阳湖人。筑五松园于旧王府东北隅，极水木明瑟之致，隔道南为祠以藏书，所谓孙祠书目也。实际上孙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山东布政使等职。吴敬梓终其一生，不过是个生员，从未担任一官半职，因此，没有获得方志修纂者的关注亦在情理之中。

　　

三、吴敬梓未入《流寓志》所折射出的白话小说文体地位问题

吴敬梓以小说闻名，但众所周知，在古人的文体观念中，小说体卑，白话小说尤卑。时至清代，白话小说的创作已经有了不少文人的加入，像丁耀亢、陈忱、董说、吕熊、曹雪芹、李汝珍、夏敬渠等，然而这些作家，没有一人是进士出身，从当时的标准看，甚至算不上一流文人。可见，白话小说一直未能获得精英阶层的普遍认可，也就未能摆脱“稗说”的话语困境，其文体地位自始至终未获根本性的提升，相应地，白话小说作家的整体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也远不及传统诗文名家，吴敬梓失载南京《流寓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现实。

　　不仅《流寓志》，明清方志的其他部分也罕有著录白话小说作品的，所记载的文人更绝少以白话小说作家的身份出现。相比较而言，清代文言小说及其作者受到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我们通过方志的记载很容易感受到两者的差异。文言小说不但频频在清代方志中出现，而且常常作为材料的文献依据，例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不少内容便被《(道光)宝庆府志》《(光绪)保定府志》《(光绪)富阳县志》《(光绪)五台新志》等方志所征引，袁枚《子不语》中的一些篇章也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光绪)巴陵县志》《(光绪)丹徒县志》《(同治)鄱阳县志》等方志之中，方志编纂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两部文言小说的故事视作资料来源。如果说《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是因为纪昀、袁枚的地位和名声被编纂者所看重的话，那么《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只是一介布衣，而《(乾隆)历城县志》记载济南蒋稼事、《(道光)续增高邮州志》记载于成龙事、《(光绪)东光县志》记载直隶张不量事、《(同治)即墨县志》记载郭琇事等，均标明出自《聊斋志异》。蒲松龄本人也出现在《(乾隆)淄川县志》《(道光)济南府志》中，还有相当篇幅的介绍，并且专门提及《聊斋志异》，这些都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清代文言小说的地位要远高于白话小说。

　　

　　综上，吴敬梓之所以未能入清代南京《流寓志》，并非纂修者的疏漏，而是由于其功名不显，声望又不够高，加之对当地贡献“有限”。只有到了民国之后，随着白话小说文体地位的大幅提高，吴敬梓和《儒林外史》才被社会各阶层真正认可，并一齐被多种新地方志采入。

　　注释：

　　① 章焞纂修《龙门县志》，清康熙五十一年刊，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第430页。

　　② 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一二“广南西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