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中的山东文化素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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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金瓶梅》中的山东文化素

　　·孙超·

　　要想深刻理解《金瓶梅》的文学特性与其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重视对其文化素的考察。通过分析其中蕴含的主要文化素，便可证明这部奇书与山东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山东清河”作为小说人物的主要活动场地是作者精心营构的艺术幻城，这一文化素是《金瓶梅》作为小说的重要标识；“山东运河”这一文化素既指向文本内构筑起的运河市镇之“财色”世界，又指向其植根的晚明运河商性文化，在《金瓶梅》文本内外都富蕴写实意味；作为文化素，《金瓶梅》中的“山东商人”置换了《水浒传》中的“山东好汉”，小说正是通过塑造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一群好货好色之人来实现其“独罪财色”的创作主旨；“山东兰陵”作为文化素不仅有来自《金瓶梅》文本的大量依据，更重要的，它是笑笑生情有独钟的寄寓诗魂之地。

　　《金瓶梅》山东文化素

　　“文化素”(Cultureme)是加拿大人类学家波亚托斯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通过符号感觉到或认识到的文化单位”①。它为这样一种新思路服务：“把文学现象当做文化现象来看待，侧重于从传播和符号作用方面寻求理解文学特性。”②我认为对《金瓶梅》这样一部晚明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做文化素的分析十分必要，这有助我们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其文学特性与其文化母体之间的深密关系。通过分析这部奇书所蕴含的主要文化素，我们发现它的确与山东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一、“山东清河”：一座艺术幻化之城

《金瓶梅》里有一座繁华的大都会“山东清河”，乃是这部大书里众多世情人物的主要活动场地。古今读者多从“实录”角度去现实世界里寻觅这座充满酒色财气的城。有的人将其坐实为今天的河北邢台清河县，也有人说它以北宋京东西路东平府须城县为原型，有的人干脆说它就是阳谷县的替身，还有人纷纷指认它是“临清”“徐州”“北京”“杭州”“绍兴”等地。实际上，《金瓶梅》既不是一部“以文运事”的史书，亦不像《三国志通俗演义》那样去追求“羽翼信史”。它只不过将《水浒传》里武松杀嫂的故事当个由头，来精心营构一个“比真的还真”的艺术世界罢了。“窥金瓶壶奥”的《红楼梦》说得好，“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便明白地告诉读者，小说的妙处正在此亦真亦幻中。张竹坡早已指出：“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③领会了这一点，才不会强作解人地指出历史地理上的清河从来都不属于山东，也才能看清“山东清河”这座艺术幻化之城。当然，明确了“山东清河”是座幻城，也便明确了它是一个植根于历史与现实文化中的艺术符号。将其放置在文化视域中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它是《金瓶梅》中最基础、最显在的文化素。通过对“山东清河”这一文化素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直接、更准确地理解《金瓶梅》作为小说的文学特性。

　　正如学者们考证的，“山东清河”有其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不过它确实是杂取一座座城来合成的一个典型。作者借《水浒传》里武松杀嫂的故事来重构一个新的文本时，没有也不能抛弃原著中武氏兄弟、潘金莲、西门庆等主要角色的生活背景地阳谷县与清河县，而是稍作改动，将原本写得十分模糊的清河县明确为阳谷县的临县，且同属山东东平府，二县只隔着座景阳冈。《金瓶梅》里这样介绍武氏兄弟：

　　那时山东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④

　　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我便是阳谷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⑤

　　(知县)便道：“你虽是阳谷县的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⑥

　　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⑦

　　按下武松，单表武大。自从与兄弟分居之后，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⑧

　　介绍西门庆则说：“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⑨后出的崇祯本说得更加明确：“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覆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⑩这样的改动不仅使武松回乡的路线变得合理清晰，而且明示出“山东清河”是作者精心虚构的一座幻城。于是，作者便有了“因文生事”的自由。

　　我们来看作者笔下幻设的“山东清河”：那是一个交通便利、航运发达、街市热闹的“好繁华所在”。县城里不仅有东街、西街、南街、狮子街、县前街、紫石街、牛皮街(巷)、勾栏后巷、南瓦子巷、四条巷、蝴蝶巷、二条巷、手帕巷、石桥巷、王家巷、扁食巷等街巷，而且大街上有灯市，巷子里有妓馆，城内外还点缀着好多座道观寺庙以及明代特有的皇庄、砖厂等。清河城里大街小巷到处充满着商业气息与情色意味，行商坐贾熙熙攘攘，各色人物迎来送往，丽春院、私窠子，再加上林太太一流争奇斗艳。这座艺术幻城正可以满足作者揭腐败、谈风月、刺人性的需要；这座艺术幻城亦可以吸纳有助于作者营构艺术世界的众多城市的文化与风貌；这座艺术幻城还可以在《金瓶梅》的传播中得到不断丰富与更新。因此，作为艺术符号的“山东清河”便有了丰富的文学蕴含，它虽是一座纸上幻城，但又指向了作为其杂取素材的一座座现实之城；而同时作为传播符号的“山东清河”便有了复杂的文化蕴含，它融合南北文化的独特品格乃由此生成。

　　

二、“山东运河”：一条艺术写实之河

艺术幻城“山东清河”作为繁华大都会的现实基础，就是临着山东段的明代大运河。《金瓶梅》“托宋写明”，算不得纯正的历史小说，乃是披着宋人外衣的“寄意于时俗”之作。因此，《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里没有的明代“山东运河”便在《金瓶梅》里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素。

　　

　　第二，山东运河通向的苏州、徐州是明清刻本传播的中心地带。自《金瓶梅》在吴中刊刻以来，这部“云霞满纸”的小说便大受欢迎。明清两代在世间流传着各种版本，而且出现了种种续书与改编。其中最有名的是“万历本”“崇祯本”与“张评本”，其他的刻本基本上以它们为母本。据黄霖先生判断“万历本”就是初刻本，而“崇祯本”的评改者正是见到沈德符《金瓶梅》抄本后怂恿书坊重价购刻的冯梦龙。可见，苏州是明末《金瓶梅》传播的中心。而“张评本”自康熙三十四年刊行以后，以“第一奇书”的姿态风行了二百余年，以致当时的读者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万历本”和“崇祯本”，足见其在《金瓶梅》传播史上的崇高地位。评点刊刻这个本子的张竹坡正是生活在运河古城徐州的一位才子。

　　第三，现当代的研究、传播仍以山东运河及其沟通区域为重镇。“第一奇书”《金瓶梅》的风行曾经稍稍淡化了它与“山东”的关系，而1931年《金瓶梅词话》(“万历本”)的重新出现则再次将研究者的目光聚焦于“山东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写作时代、作者、评点者，小说叙事的历史背景地、故事发生地、以及书中涉及的方言、戏曲、风俗等，都有学者将笔触引向“山东运河”及沿岸市镇来加以探讨。在当代，随着文化产业热的兴起，“山东运河”及沿岸市镇更加积极地进行着《金瓶梅》的传播和研究。仅以举办《金瓶梅》全国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城市为例，1985.6在徐州，1986.10在徐州，1988.11在扬州，1989.6在徐州，1990.10在临清，1991.8在长春，1992.6在枣庄，1993.9在鄞县，1997.7在大同，2000.10在五莲，2005.9在开封，2007.5在枣庄，2008.7在临清，2010.8在清河，2013.5在五莲，其中多数城市都在这一区域，或紧靠这一区域。

　　概言之，“山东运河”作为《金瓶梅》的核心文化素之一，既是这部“奇书”植根的明代现实之河，又是其精彩呈现出来的艺术真实之河。

三、“山东商人”：一群好货好色之人

《金瓶梅》是山东运河商性文化的结晶，活动在山东清河、临清里的人物要么是商人要么必与商人有关。整部大书的主角儿西门庆就是一位山东富商，他的后继者张二官也是，就连他的女人们、亲戚们、帮闲仆役们、以及同僚上级们也无不带着世俗的商性、或本身正做着生意。因此，拈出“山东商人”这一文化素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金瓶梅》“独罪财色”的创作主旨十分关键。

　　“山东商人”在与山东有关的众多文化素中似乎很不起眼。过去也有人讨论过《金瓶梅》里的商人形象，但很少将其与山东文化挂钩。过去也有人讨论过《金瓶梅》与山东文化(齐鲁文化)的关系，但也多囿于儒家文化的视域。本文另辟蹊径，拟在与“山东好汉”文化素的对比中来讨论“山东商人”文化素。这是《金瓶梅》文本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思路，它将一个讲述“山东好汉”替天行道故事的传奇文本改写成了一个描摹“山东商人”如何暴富、如何行淫的世情文本。于是，只要循此思路将两部名著中商人西门大官人与好汉武二郎的形象异同加以分析，就能烛照出晚明山东运河商性文化在《金瓶梅》里的胎记，从而加深对其呵道谤佛、排斥儒教、突破伦常、及露骨情色描写的理解。

　　

　　第三、仁义其外，私利其中。作为“山东商人”的代表，西门庆身上时见仁义。他虽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但对自己的女人也偶有爱惜之意。例如西门庆在李瓶儿临终前后的仁义表现，让我们感到他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真人。这比之前文学史上那些“始乱终弃”的多情才子，多了一份实在感。西门庆贿赂官员也表现地大气仁义，他精心整治胜过蓬瀛的园亭以备迎来送往，他请御史们一次酒宴就曾耗去金银不下千两。西门庆有时也周济应伯爵、常时节等穷朋友，而且十分慷慨大方；他还曾邀请自己的伙计、女婿等饮宴听曲儿；他有时也斋僧奉道，且布施丰厚。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西门庆的上述表现并不能完全跳脱其获利的内在商性：他通过女人来谋财并非什么秘密；他要拉拢贪官污吏一起做稳国家的蛀虫；他的生意和生活需要各色人物来帮闲、帮忙、甚至是帮凶；他并无宗教信仰，投资神佛不过是为了要保其富贵不断。

　　第四、附庸风雅、市井俗流。商人暴富便要附庸风雅，这几乎是一个通例，西门庆也不例外。那把西门庆出场便摇着的洒金川扇儿即是其附庸风雅的道具，也使得其形象迥然有别于《水浒传》里的西门庆。他整治的那座大园子也的确超级雅致，就连京里来的蔡状元都极口赞叹。他做官后的吃穿用度无不努力向雅，饮宴中常常听曲赏舞，甚至像封建贵族一样蓄养歌儿舞女。然而，描写西门庆的笔墨里处处写雅，反而时时露俗，对此前人已经揭出不少。仅从张竹坡评点中拈出几条略加说明：

　　

四、“山东兰陵”：一块寄寓诗魂之地

自从欣欣子透露出是“兰陵笑笑生”创作了《金瓶梅》，透过这一化名去揭开作者真面目的考索就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如此，固然因为我们有“知人论世”的文论传统，另外揭秘谁写了这部旷世奇书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兰陵笑笑生”作为作者或改定者当然是具体的，论者进行坐实的努力正一点点复原其历史的真身。不过，在现在各种答案都缺少“临门一脚”的情况下，我们不妨从文化素的视角来审视“兰陵笑笑生”，这也许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品味《金瓶梅》的丰富意蕴。

　　

　　第三，与其他山东文化素进行组合分析，可凸显《金瓶梅》的山东文化特色。有悠久历史传统、产生过原始儒学的山东文化，在它发展到晚明时期，在运河流经区域出现了富有新质的商性运河文化，生长、活动于这一地域的“兰陵笑笑生”幻设了一个纸上的“山东清河”，上演了一幕幕“山东商人”鲜活的情色大戏，大戏的背后是与儒家“诗教”遥相呼应的“独罪财色”。这部代表晚明山东文化的杰作与同时期心学高倡的人性解放思潮南北呼应，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