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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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小说”概念界定的理论阐释

　　·张兴龙·

　　摘要本文从创作主体、叙事内容和发展区间三方面重新明确界定了“扬州小说”概念，认为：扬州小说创作群体是承载和创造扬州文化理念与精神的“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其根本特征是与其他区域文化历史承载者截然不同的审美主体。扬州小说叙事内容至少包括聚焦“物”的直观意象层面，展示扬州地理空间；聚焦“人”的行为层面，展示扬州城市社会空间；聚焦“意”的哲理层面，展示扬州城市审美文化空间等三种形态。扬州小说孕育、萌发于唐代，全面兴起、繁荣于明清，至晚清开始衰落。

　　关键词扬州小说创作群体叙事内容城市文化

　　唐宋以来，叙事文学创作成就凸显，扬州名满天下，以扬州为故事发生背景，描写扬州人事风物的“扬州小说”逐渐增多。到了明清，小说和扬州城市经济双双攀至巅峰，“扬州小说”呈现出集体爆发的态势。在众多“扬州背景”“扬州题材”小说中，有些是对唐代“扬州小说”的“接着说”和“进一步说”，有的只是明清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出现逐渐打破和重构着唐传奇“扬州小说”的范畴。

　　学界最早明确界定“扬州小说”概念的，是葛永海《从富贵长生到风月繁华：古代扬州小说的历史流变》一文，文中提出扬州小说是“自唐以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和文学作品的渲染，扬州名满天下，并经常被设置为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从而产生一批以扬州人事风物为主要描写内容的小说”①。作者从发生时间、故事场景和叙事内容三方面对“扬州小说”概念进行了描述，突出了扬州小说生成的地域文化因素，符合我国古代小说地域文化色彩明显的特点，有助于研究唐宋以来叙事文学聚焦扬州题材现象，但是，这个界定仍然值得商榷。原因在于：

　　一是从小说创作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活动的角度看，“扬州小说”的生成并不仅限于孤立的小说作品，而是包括创作主体、客观世界、接受对象等多种要素的系统生产活动，界定扬州小说概念，需要综合考量整个系统的其他要素。

　　二是从小说文本作为一个多重结构的角度看，小说文本除了表层的故事场景和叙事内容，还包括深层的审美意识、象征意蕴。空间场景和叙事内容只是小说构成的“物理元素”，小说家的审美意识、价值观念和哲理反思则是小说构成的“精神元素”。界定扬州小说概念，需要将两方面结合起来。

　　三是从小说生成原因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小说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既包括神话寓言和历史传记文学对扬州小说萌芽、创作技巧的影响，这是“不同地域小说产生、发展的共同背景”，同时，还包括本土、外来宗教，以及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等对小说现实基础的影响，这是“扬州地区小说创作之繁荣的直接的原因”②。特别是城市对小说的影响，不仅“城市和文学文本已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的历史，对城市的阅读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文本阅读”③，而且，“城市文明是明清小说发生发展及其成为文学主潮流的摇篮”④。界定扬州小说的概念，不应忽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扬州城市的特殊作用。

　　综上所述，“扬州小说”并不是一个被学界严格界定的术语，而是对唐宋以来小说聚焦扬州地域文化现象的笼统描述。基于此，如果不能对扬州小说的概念加以学理性界定，很容易导致把唐宋以来所有“扬州故事”都称为“扬州小说”的乱象。重新厘定扬州小说的概念，阐释扬州小说的内涵，明确“扬州小说”与“小说中的扬州”的本质差异，无疑是一个值得研讨的学术论题。

一、扬州小说创作群体的“身份认证”

闲逛者像都市侦探一样是都市的观察者，他隔着一定的距离观察着城市。

　　——[美]理查德·利罕⑤

　　界定任何一个区域文化特征明显的小说概念，必然遇到小说创作群体与地域关系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讲述的扬州故事，才是最具有合法身份的“扬州小说”作者。此前学界论及扬州小说，作者问题普遍“缺席”。这种以小说背景、题材或内容界定扬州小说的方法，很容易导致对扬州小说创作者认识上的两个误区：一是扬州小说的作者专指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二是扬州小说只与小说背景、题材、内容有关，而与作者的扬州籍贯、生活经历无关。

　　最具合法身份的“扬州小说”创作者是哪些人？我认为，他们对扬州生活有着长期经历或深切体会，对扬州文化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以扬州人的心态、立场对扬州生活独特反思的人。简言之，扬州小说创作群体是扬州文化理念与精神的历史承载者与创造者。陈寅恪论及王国维对中国文化理念与精神的历史承载，提出了“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者即“为此文化所化之人”⑥，这同样适用于扬州小说创作群体对扬州文化的承载与创造，可以把扬州小说的创作群体称为“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

　　“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强调的是成长于扬州文化的大背景，根本特征是与其他区域文化历史承载者截然不同的审美主体。一方面，扬州虽然地处江北，但在气候地貌、人文精神等方面，与唐宋以来环太湖为核心区的江南有着家族遗传类似性，所以，唐宋以来的扬州往往超越了地理意义的江北而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江南⑦。在这个意义上，成长于江南文化，对江南文化的长期生活体验，有助于增强扬州文化的认同感，这是“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的大背景，因此，“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并不限于土生土长的扬州人，还包括深受江南文化影响的非扬州籍人，即，有过长期的江南生活体验，亲身经历或相当熟悉扬州生活，以扬州人的心态和立场，自觉担当扬州文化的历史承载者与创造者。

　　例如，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于邺《扬州梦记》，都是著名的扬州题材小说，后人也将其视为扬州小说的代表作。但是，创作者李公佐是唐代陇西(今甘肃)人，于邺是杜曲(今陕西)人。李公佐出任过江南西道观察使判官，被罢职后长期在江南一带生活游历。江南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使他更容易成为“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于邺是否在扬州生活过，现存资料无从考证，但是依据他留下的大量以南游经历为题的诗作，如《南游》《南游有感》《夜泊湘江》等，可以推断他有过长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活经历，并且对南方地区保持深厚的情感。在清代，署名焦东周生的《扬州梦》作者周伯义，本是镇江人，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曾一度寄居扬州，著成笔记小说《扬州梦》⑧。从这些扬州题材小说对扬州人情风物、生活百态的熟悉和详细情况来看，没有对江南文化的亲身体会，或者缺少对江南文化强烈认同感之人，单凭文学想象或查阅文献，很难融入江南文化内部小传统的扬州文化。

　　另一方面，扬州虽然属于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但是，扬州文化与同为江南文化内部的其他区域文化，仍然有一定的差异，由此导致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与被扬州文化同化的外来人，在“为扬州文化所化”的程度上是不同的，体现在扬州小说创作上，出现了扬州文化表层叙事和深层叙事的差异。表层叙事可以简单概括为小说侧重对扬州风物人情、生活方式等“物”与“情”的叙事，深层叙事可以概括为侧重对扬州市井细民、兴衰荣辱等“人”与“理”的反思。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差异对扬州小说创作群体考量提供的意义是，创作者“为扬州文化所化”程度的深浅不一，决定了小说彰显的扬州人心态、立场的有无与强弱。例如，清代出现两部以《扬州梦》命名的小说，一是焦东周生的《扬州梦》，另一部是无名氏的《扬州梦》。前者是典型的外地人“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虽然书中对扬州“物”“情”的描写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在“人”与“理”叙事上的简单化，使得这部小说无法切近扬州文化的深层精神结构，多少有点“外地人看热闹”的味道。后者创作时间同为清代，全书将乾隆间扬州人情风物、社会习俗、生活百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对此，陈汝衡在《说苑珍闻·扬州梦》中说：“……审其文笔，信为乾、嘉以后扬州文士所作。盖如非扬州人，不能有此翔实之记载；作者如非文士，不能详悉文人之生活也。”⑨这些文本叙事上的差异，归根结底源自创作群体受到扬州文化影响程度深浅，以及作者对扬州文化认同感强弱的差异。

　　再如，明代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其中有许多以扬州为故事场景的小说，但作者冯梦龙和凌濛初都不是扬州人。冯梦龙出生于苏州府的长洲(又说吴县)，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均在苏州度过。凌濛初则是浙江湖州人。当时的苏州和湖州，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区，江南文化的大背景为二人认同扬州文化提供了前提，是他们成为“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的文化基础。但是，这些扬州题材小说，大多流于对广为人知的扬州民风人情的描写，例如，《型世言》第二十回、《警世通言》卷三十一回、《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等，描写了扬州妓女的风俗习气、妓女来源、骗财伎俩等，这些都属于对扬州文化最突出的“点”的描叙，但缺少对扬州文化习俗深层面、多视角的“面”的透视，小说创作者更倾向于扬州民俗风情的泛泛描述，缺少以扬州人的立场去反思扬州生活，给人一种猎艳窥视扬州风月之感，这与创作群体缺少扬州文化强烈认同感有着巨大关系。因此，这类作品是扬州小说多种形态中的表层叙事类型，它们与收录在《玄怪录》《太平广记》等传奇、笔记中的许多“小说中的扬州”故事一样，属于扬州人心态、立场缺失或不彰显的扬州小说。

　　总之，对扬州小说创作群体身份认证，既需要“增容”，即突破扬州籍贯的僵化框架，“不以出身论英雄”，也需要“深化”，即强化作者的扬州文化认同感，“只以立场论英雄”，以此保持扬州小说创作群体对扬州文化理念与精神承载的纯正，避免扬州小说沦为一个与扬州沾边就被冠以扬州小说之名的大箩筐。

二、扬州小说叙事内容的“三维空间”

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

　　——[美]凯文·林奇⑩

　　从叙事内容上看，扬州小说就是讲述有关扬州的故事。那么，究竟讲述怎样的扬州故事，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扬州小说呢？此前学界对扬州小说故事内容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以扬州为故事发生背景，二是以扬州人情风物为重要描写对象。我认为，这些只是扬州小说叙事内容的早期形态。扬州小说叙事内容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界定扬州小说的概念，需要对叙事内容进行多角度的“系统识别”。具体而言，至少可以把扬州小说叙事内容系统区分出三种形态：

　　一是在“视觉识别”层面上，以扬州作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扬州人事风物为主要描写内容，通过聚焦“物”的直观意象层面，展示扬州地理空间的叙事模式，是扬州小说叙事内容的萌芽形态。

　　唐代的扬州小说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开篇把扬州设置为故事发生场景：

　　

　　

　　

　　真实的扬州地理空间与虚构的发迹变泰故事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为小说的情节安排提供了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的空间环境，既给读者一种回到历史的真切感与现场感，同时，还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扬州地域文化氛围。这是唐代扬州小说聚焦“物”的直观意象层面，展示扬州地理空间的最常见叙事模式。较之《南柯太守传》，唐人于邺依据杜牧事迹写的小说《扬州梦记》更为明显。小说除了将故事发生场景设置为扬州，还聚焦扬州人情风物，从而创造出更为直观的扬州城市画面：

　　

　　唐代扬州小说类似的叙事内容，还见于《玄怪录》卷三《开元明皇幸广陵》，卢氏《逸史》中的《卢李二生》，《太平广记》卷十六《张老》、卷十七《裴谌》等作品。即使到了明清，扬州小说叙事焦点开始更多地投射到扬州市井细民，以及他们的心态，但是，对扬州名胜风物的“物”的关注并没有消失，依然成为扬州小说叙事内容一个基本形态。如明清最著名的扬州小说《扬州梦》《风月梦》《广陵潮》，小说中出现更多的扬州地标，并且作为故事场景反复出现，展示了扬州城市地理空间和城市地标的经典魅力。这也为我们从叙事内容层面判断扬州小说提供了一个直观路径。

　　二是在“行为识别”层面上，展示扬州市民生活习俗、消费方式等日常生活行为状态，通过聚焦“人”的行为层面展示扬州城市社会空间，构成扬州小说的深入形态。

　　唐代扬州小说中的主人公，主要聚焦官员贵族、商人等城市“非主流”人群，对占据城市人口主体的市井细民的描写通常浮光掠影。如《南柯太守传》的主人公淳于棼原本“淮南军裨将”，落魄后成为结交“吴楚游侠之士”纵酒的游民，但是，小说全篇几乎没有对游侠之士、市井细民进行正面描写，活动在故事大舞台上的是“大槐安国”的王侯将相、公主贵族。对于主人公生活行为的描写，除了小说结尾寥寥几笔梦醒后的冷清生活场景外，整篇充斥着身为贵族的荣耀和权威。《扬州梦记》的主人公杜牧在扬州身为书记官，后入朝做御史，与之结交密切的除了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就是青楼妓女，杜牧的行为活动张扬着才子的风流与优雅，极少平民气息。《玄怪录》之《开元明皇幸广陵》里的皇帝，卢氏《逸史》之《卢李二生》中的卢李二生，《太平广记》之《张老》《裴谌》里的卖药商人，都最终修炼成仙，人物身上闪耀着神圣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明清扬州小说对商人、妓女等社会下层人物的描写，普遍侧重对商人发迹的成长经历，以及妓女被迫沦落风尘的社会经历的动态叙事。如《雨花香》第二种《铁菱角》中的汪姓商人发迹变泰的经过很具有代表性：

　　

　　清代周伯义的《扬州梦》更是把妓女作为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小说第一卷分别为二十二位青楼女子作传，妓女月仙甚至被誉为“花史上第一个人物”。这些女子大多出身卑贱，被迫沦落风尘后遭受非人的蹂躏，忍受着痛苦生活的煎熬。如月仙被卖到妓院时仅有七岁，在妓院里经常被鸨母打骂和地痞无赖的凌辱。这与唐传奇中的扬州妓女的风流香艳有着很大的差异。

　　

　　三是在“意识识别”层面上，小说故事场景、人物行为、风物意象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对扬州人心态、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独特反思，通过聚焦“意”的哲理层面，展示扬州城市审美文化空间的结构图式，构成扬州小说对城市空间叙事的最核心形态。

　　

　　

　　

　　小说并没有直接写扬州的衰败，而是借助曾经香火映天的都天庙的破败，凸显扬州历史兴亡的时间感，与乞丐、土灶、黑烟等意象结合起来，历史性的时间向度向着现实中扬州的空间向度急转而下，借助历史沿革兴废更替这一线性时间，在都天庙这个具体的地理空间展示中，一个引发读者切肤之痛的哲理反思空间，如一幅徐徐展开画卷平铺开来。这就穿透了此前扬州小说自然景观展示的地理空间，以及城市生活百态聚焦的社会空间，拓展出历史兴废的哲理象征空间。这是此前扬州小说叙事内容形态中从未有过的创新。

　　总之，从叙事内容上看，扬州小说描写内容并不限于地理空间展示和地标聚焦，以及人事风物的描写，而是表现出直观感性的地理空间、纷繁复杂的社会空间和审美象征的哲理空间的“三维空间”。这为我们判断扬州小说叙事内容的不同形态，提供了一个具体图式。

三、扬州小说发生与繁荣的“历史区间”

在任何一个世代中，相应的城市时期都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同样丰富多彩的新潜力。

　　

　　我认为，厘清扬州小说发生、繁荣的历史区间，是以如何界定扬州小说概念为前提的，对概念理解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差异。把唐代传奇小说看做扬州小说的发端，认为扬州小说的繁荣有唐代和明清两个时期，这是把扬州小说叙事内容理解为地理空间的结果，忽视了扬州小说叙事内容对社会空间、审美空间的聚焦，以及小说中的扬州“主角扮演”问题。如果将这两方面也考虑在内，那么，扬州小说萌发于唐传奇的以扬州为故事场景的扬州题材小说，但是，真正的繁荣应在明清。原因在于：

　　其一，从小说叙事上看，唐传奇展示的扬州故事发生场景，普遍停留在“宏大叙事”的简单化层面，而明清扬州小说对扬州地标的聚焦则呈现出“微观叙事”的全面性、反复性特点。

　　

　　

　　在这个意义上，唐传奇中的扬州题材小说，只是扬州小说发展历程中的萌发，将这个阶段视为扬州小说两个繁荣期之一，并不符合扬州小说叙事内容系统复杂性，以及城市地理空间多重性的事实。

　　其二，从地域文化凸显程度上看，唐传奇中的扬州地域文化色彩较为模糊化、简单化，扬州地域文化的从属地位、道具功能明显，而明清扬州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色彩鲜明化、深层化特征明显。

　　

　　

　　其三，从小说创作态势上看，唐代扬州小说总体数量偏少、单篇“体量小”、故事情节简单，扬州本土创作群体尚未形成，而明清扬州小说则总体数量庞大、单篇“体量大”、故事情节复杂，扬州本土创作群体崛起。

　　唐代扬州小说比较著名的有《扬州梦记》《南柯太守传》，卢氏《逸史》的《卢李二生》，《太平广记》的《张老》《裴谌》，《玄怪录》的《开元明皇幸广陵》等作品，总体数量不多，小说单篇叙事规模十分有限，故事内容也较为简单，如著名的《南柯太守传》全篇仅三四千字。就创作群体而言，明确可考的属于扬州本土作家更是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明清扬州小说创作数量惊人，如《竹西花事小录》《扬州梦》《风月梦》《广陵潮》《金兰笺》《雅观楼》《野草闲花臭姻缘》《雨花香》《型世言》《杜骗新书》《两交婚》等，至于收录于“三言二拍”中的扬州小说更是数量众多。《风月梦》《广陵潮》等众多扬州小说，长篇章回小说大量涌现，叙事规模远远超过唐传奇，故事内容更为复杂。如邗上蒙人的《风月梦》，全书十多万字，在描绘出一幅幅独具扬州地方社会风俗图画的背后，批叛的视角触及政治黑暗、娼妓制度、家族观念、婚姻关系等。周伯义的《扬州梦》集古代小说体制之大全，包含着传奇、志人、志怪、杂俎成分。全书分为“梦中人”“梦中语”“梦中事”“梦中情”四卷，记录扬州烟花女子二十二人之多，内容涉及当时城市青楼妓女、落魄文人、盐商的生活群像以及风土人情。就这一时期的创作群体而言，扬州籍作家大量涌现，标志着本土创作群体的崛起。明清最具代表性的扬州小说，如李涵秋的《广陵潮》，周伯义的《扬州梦》，石成金的《雨花香》，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均是地道的扬州人。这是唐代扬州小说未曾有过的新现象。

　　从上述三点看，扬州小说应该孕育、萌发于唐代，全面兴起、繁荣于明清，至晚清开始衰落。此前学界扬州小说繁荣于唐代和明清两个时期的观点，值得商榷。

　　至此，可以对扬州小说概念进行如下界定：扬州小说指的是唐宋以来小说作者(包括创作、编纂、刊刻)出于对扬州文化的认同，成为“为扬州文化所化之人”，以扬州地理空间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以扬州社会生活、文化风情、价值观念等社会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为主要内容，典型地体现当时扬州人的心态，表达对扬州生活独特反思，风格旨趣相近的话本、小说和笔记。

　　注：

　　

　　② 苏保华《扬州文学镜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③⑤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93页。

　　④ 吴圣昔《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⑥ 陈寅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⑦ 参见张兴龙《江南文化的区域界定及诗性精神维度》，《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⑧ 吴春彦、陆林《“焦东周生”即丹徒周伯义——清代文言小说〈扬州梦〉作者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

　　⑨ 陈汝衡《说苑珍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⑩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责任编辑：徐永斌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江南小说’的新变”(项目编号：15YJAZH111)、2014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扬州文化资源研究”(项目编号：14ZWB003)、2015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明清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江南小说’的新变”(项目编号：2015SJB6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淮海工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