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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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金瓶梅词话》的原创性

　　·宁宗一·

　　摘要关于《金瓶梅》是不朽之经典，还是“淫书”的悖论，长期存在；但四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金瓶梅》不是一时的小说，而是永恒的经典。兰陵笑笑生不是在“史里寻诗”，而是故事和人物“找”到了他。《金》书的真正原创性在于发现了人性的正面和负面，以及多侧面多层次的纠结。我们需要睁大瞳孔找出《金瓶梅》的艺术。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兰陵笑笑生原创性

　　一、面对“《金瓶梅》悖论”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追随“金学”精神同道的脚步，对《金瓶梅》进行学习、探索和研究。由于我缺乏坚实的理论思辨的能力，很难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但是，当步入晚景后，我的“问题意识”却不断强化。我深知，随着“金学”在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的各个层面的提升，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一方面是，“金学”界有一个从不动摇的共识，即这部小说伟构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是列之于世界小说之林而毫无愧色的经典。不过，严格地说，这种认知只是在“金学”研究群体这一层面；而另一方面，即广大群众中乃至官方与准官方的认知，却与研究者有较大距离。时至今日，根据我接触的读者群，“《金瓶梅》悖论”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

　　所谓“《金瓶梅》悖论”，就是一方面口头上承认《金》书是“四大奇书”之一，而且还是“第一奇书”，也知道鲁迅说过的“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论断，是小说史中的经典之作。至于阅读视野开阔的读者还看到了美国资深翻译大家、《金瓶梅》的译者芮效卫教授明快地称《金瓶梅》是“大师经典”。但是，滔滔今日，这些美誉并未使“舆情”有根本的变化。如果抛开我们这些专门从事“金学”的研究群体，去看看，去听听，才发现四百年后的《金》书在有些人的认知中仍是一部色情的性小说，仍然认为它是“黄书”“淫书”，不仅少儿不宜，即使成年人也只能看删节本，至于官方和准官方则更可以利用其权力进行花样翻新的删、禁，这实质上充分表现出他们的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这种不同的认知简直是冰炭两重天！

　　今天，面对《金》书，按逻辑学来观照，它竟然同时被推导出或证明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和难以调和的结论。当然，它由来已久，但时至今日，你能说这个“悖论”已经消失了吗？这对于从事《金瓶梅》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永恒的困惑。研究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但是总体倾向，仍然是肯定其在小说史上的突出地位并给予不同层面的高度评价。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话语权只能限于书写、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多种形式的论著中。而广大受众仍然被意识形态及其管理机构所捆绑和禁锢着。

　　面对“《金瓶梅》悖论”，基于我的感受，我在“金学”研究多元格局的态势下，仍坚持回归文本、回归文学本位的立场，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即从我有着诸多学术局限性的研究能力出发，以实事求是的姿态，做一些对《金》书的基础导读之工作。虽然我深知这只是微言微议，但我渴望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认识《金》书的经典性和不朽价值。

　　二、让历史发言：不是一时的小说，而是永恒的经典

　　400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证明：《金瓶梅》不是一时的小说，而是永恒的小说经典文本。不是随风飘荡的花絮，而是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最完美的表现，按先哲的说法，它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因为笑笑生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当时已达到的最高艺术形式把他身处的现实中的假恶丑，通过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审美体验，深深地将其镌刻在小说艺术的纪念碑上了。事实是，当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笑笑生的完美的艺术表现和他的情感体验以及他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独特发现，就成为了永恒的存在。它不能被取代，也不可能被重复和被超越。而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金》书的原创性。因为只有原创性，才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才能永葆艺术魅力。也就是，它不是一时的小说，而是永恒的小说经典的真正文化内涵。

　　事实证明，今天当你重读《金》书时，你会更深刻的发现，对于一切堕落时代的腐败分子，我们几乎无须改写，只需调换一下时间和人物符号，你就可以明晰地看到他们的面影。于是人们感悟到了一种特殊的隐喻：《金》书中的各色人等不仅是明代的、清代的、民国的，而且也包括当下的那些腐败和堕落分子今天的自己。笑笑生创作的小说所发出的回声，一直响彻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给我们的禹鼎，使今天和以后的魑魅在它面前无所遁其形。

　　是的，兰陵笑笑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第一个充分展示世道人心的探路者，更是小说家中第一个人性隐秘的探路者。令我们动容的是，他全然摒弃了时代强大指令去生活、去叙写，而是敢于面对千人所指，敢为天下先，对传统意识形态表示了质疑和叛逆。这种内心世界的磊落、袒露，那按捺不住的真性情的自我呈现，在他之前乃至他以后都难以重现。正是这种创造的智慧，才使他的小说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它争得面红耳赤，却又不能不为之征服。说它不是一时的作品而是永恒的作品，正是他的腕底春秋展示了一切堕落时代的一系列社会的和人性的问题。它几乎概括了活生生的现实中各色人等的荒悖、喧嚣、狂躁、变态和惨烈。若从人性角度观照，笑笑生也是第一个最早敏感地触摸到了堕落时代中资本动力和人性的异化，让人强烈地嗅到了充满血腥味的恶臭。事实证明，伟大的小说家都是预言家，笑笑生就是用他的小说证明了他就是这样的预言家。人们都在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是，真正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超越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功利性和狭隘性，从而进入真正的人类性的高度。否则，它是绝然不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更不会给予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以深刻持久的影响。美国的《金瓶梅》翻译家芮效卫教授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研究和翻译了这部不朽之作，才发出了那句“大师经典”的感叹。那么，我们不是更有充分理由说，《金》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它是向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开放了具有不朽意义的、永恒的叙事世界吗？对于这一点是到了我们取得上上下下的共识的时候了。

　　三、不是“史里寻诗”，是故事和人物“找”到了笑笑生

　　2013年5月20日晚观听中央电视台撒贝宁主持的《开讲了》的节目。主题是科学与文艺，嘉宾是莫言、范曾和杨振宁。在这次交流对话中，莫言说了这样一段话：“从前是我找故事，到后来是故事来找我，是人物来找我。”(大意)这是一次极普通的观看电视节目，也只是一段普通的创作经验谈，但它竟然唤醒了我认知笑笑生为什么写《金瓶梅》，又如何能写《金瓶梅》，又谁会写《金瓶梅》这样的联想！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灵感突袭。也许这对一些人是无所谓的，但当时我正在构思这篇“金学”文章，这段话却如此奇妙地触发了我进行一次“逆向考察”的思绪：笑笑生的前辈是怎样创作他们的小说的，笑笑生为什么有别于他的前辈，笑笑生又是怎样突破和超越了前辈的创作模式的……

　　众所周知，《金瓶梅》之前的《三国》《水浒》《西游》，几乎可以说它们都是从历史中寻找故事，找人物。于是传统小说创作的大格局，历来是历史故事化的格局，即历史小说—故事化的历史。历史故事化的第一形式就是传统历史小说中发育最成熟的形式：历史演义。历史演义式的历史小说，大抵是以历史朝代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演绎有关正史和野史传说，它或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或本之史传，但仍然有实有虚。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之模式，其代表作当然是划时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历史小说的第二形式，是写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式的历史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为主线加以组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实际上被淡化了、虚化了，《水浒》是为代表。这些我曾把它概括为“史里寻诗”。所谓“史里寻诗”就是指作家大多附丽于历史的某些记载，又从野史传说中攫取素材，进行艺术构思，从而写出故事，塑造人物等等，这样的写作，不可避免地是作家必须、也必然从历史中、传说中去发现他可以进行构思的题材，他很难完全跳出历史的框架，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找出有历史意味的故事，找出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即使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也还是要依附于真人真事的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这种把故事与人物同历史的天然联系，使历史回忆转化成眼中的一段纯粹风景线，在这种历史和叙事悖论中，历史作为一个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整体，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历史的史诗化仍然是历史的被挪用和转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因为它们富有了真正的文学意味。一部《三国》毕竟是以艺术形象的方式体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战略思想；而《水浒》似有站在“历史”之外的味道，但还是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一段历史，于是一连串的英雄故事就构成了一部“史”。

　　有意思的是，我们读这些艺术魅力无穷的作品时，几乎很难忘记诸葛亮、刘关张等，又不会忘却那一幕幕震撼心灵的侠义故事，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让我们永远感到亲切。不过，他们又都不是我们的“身边人”。

　　《金瓶梅》的伟大变革和超越就在于它写了“当下”的故事和“身边人”。《金》书离《三国》《水浒》不到百年时间，但小说的变革，由于《金》书的出现，我们突然发现，小说观、小说的审美意识，小说的叙事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激变！这当然不是笑笑生一人的小说智慧，也不可能是他一人之功，我想，根本的变革源于这个时期“人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群”的变化，就带动了社会生活的一系列的变革，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应是包括人的心理、情感和心态的变化。

　　我们这里说的“人群”，指的就是城镇市民阶层的激增，及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市民的审美趣味大大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审美趣味。随着人群和审美意识的变化，小说的个人化写作也趋于成熟。在城市市民的故事和人物扑面而来时，笑笑生这位小说家的特有敏感和特异的审美体验，理所当然地被这扑面而来的故事和人群所吸引。他应该是属于那最早地使自己感受到了非传统的异样成员中的一个。他以应接不暇的姿态，迅速地描绘出他身旁的人和事。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又似乎不断地模糊着他的文学感觉和现实的界限。他关注着他眼前一切有质感的生活，也被这种生活所吸引。因为这个仿真时代的有质感的生活给笑笑生带来了太多的灵感，也带来一股从未有过的原始冲动力，一种从未有过的审美体验！他不再是一点一滴地舍弃历史上的故事和各色人物，而是带有整体性地把他生活的“当下”的人物和故事在毫不掩饰的叙述中，一一展示给同时代人。这里已没有了历史的“隔”，有的则是“熟悉的陌生人”。他的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人物。生活，都是个人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人物，没有一个隐蔽在不可知的深处；人心，也在人与人“冲撞”中显示出多样的“隐私”。于是你感到了这一切似都“贴着”你的感性，你的心态，你的游动着的思绪！

　　也许人们会提到，在宋金元明的短篇白话小说中也有诸多叙写世情的作品，比如从《刎颈鸳鸯会》到《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等不都是写的“当下”的人和事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一经比较，这些短篇名作写的仍故事；而《金瓶梅》这部长篇巨制写的则是人生。即：短的，讲的是故事；长的，说的是人生。这就让我们看到笑笑生的创作智慧，他把他的叙事触角伸到各个地方，几乎“无孔不入”。这种在特定人群中全方位全视野的叙事观照，为我们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它全然突破了过去小说的审美意识和一般的写作风格。在已经显得多元的明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笑笑生特异的审美体验应属于一种超前意识，他关注的是当下的本色的生活和人物的特异的命运。

　　《金瓶梅》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它没有前出三部经典奇书那种纯度极高的浪漫情怀。对于他来说，笑笑生不是简单地挣脱历史的禁锢，去轻易的抓取当下的故事。恰恰相反，笑笑生有着强烈的历史感，他的小说正是回照了社会历史的背面。只是他用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知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从故事的温度来说，《三国》《水浒》《西游》是热的，而《金瓶梅》则是冷的。一热一冷，我们体验到了笑笑生迥异于他人的原创性思维。

　　我们不妨听听一位外国的《金瓶梅》研究专家的评论。芮效卫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这部“大师经典”的意义。他说：它对明朝时期的服装，到饮食，到司法系统到贪腐的描写都毫发毕现。比如李瓶儿死后接下来的六回书都是在讲葬礼习俗和服饰，书里对这些内容的着墨并不比那些香艳场景少。在此之前的中国的文学作品着眼点大都是王侯将相，而《金瓶梅》是中国第一本描绘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如此详尽的描写市井生活小说在那个时代也是罕见。①一位外国翻译家很客观地称道《金》书是“第一本”描绘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说，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赏。进一步说，作为一位教授，芮效卫用他对《金瓶梅》的价值评估，否定了他的同行夏志清先生所言《金瓶梅》是“三流作品”的呓语。

　　四、心灵辩证法：人性真的是猜不出的吗？

　　很多年前，对于《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我曾以“人原本是杂色的”为题谈到过《金》书给世界小说史增加了几个不朽的典型人物，也认同金学界所说，它打破它之前那种写人物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模式，提出过笑笑生已经完全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的，不是单色素的，人，“是带着自己的整个复杂性的人”。我也没回避在小说研究界多种流行的说法，如“圆形”与“扁平”，“立体”与“平面”人物，以及“性格组合”等等。这些无疑是对古典小说解读的一种新尝试，也是一大进步吧。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去用这些概念审视《金》书的人物形象创造，够吗？还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根据西方的“审丑学”，提出《金》书第一个把“丑”引进小说艺术创造中，提出“化丑为美”等小说美学的问题。然而经过这三十年认真学习“金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近年的学术反思，深深感到自己学术底蕴的浅薄。当时的思考无疑有正确的一面，但是，我的观照的方式仍停留在《金》书人物创造的第一层面。其实，今天细细思忖，《金》书的真正原创性正在于它发现了人性的正面和负面，以及多侧面多层次的纠结。

　　从人们的阅读经验来看，《金》书的写生活写人物似乎都是直击式的展露，几乎都是不加掩饰的和盘托出的。其实，这部小说有太多有待我们仔细品味的东西，有太多的隐秘有待我们揭开。比如真有一种“密码”，那就是人性的隐秘！比如，你可以否定、批判西门庆这个人物，但你又会发现你身边原来有不少西门庆式的人物的影子，甚至，你、我、他的内心隐秘竟与这一典型人物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点！正像《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在他的《肯特郡的请愿书·附录》中径情直遂的道出：

　　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

　　笛福的论人性无法和马恩论人性相提并论，然而他的人生阅历，使他对人性善恶转化的发现，还是有深刻价值的。走笔至此，突然想起了英国前首相、我把他视之为一代枭雄的丘吉尔，他生前说过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人性，你是猜不出来的……”(有人译作：“人性，你是不可猜的”)。事情真是这样吗？小说中人物的人性是不可知、是“猜”不出的吗？

　　现在我们不妨试着选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这里不想选一号人物西门庆、二号人物潘金莲，而是想就三号人物李瓶儿这位早走一步的女性观察一下她的精神裂变和人性正负两极的纠缠。

　　命运多舛的李瓶儿被花太监纳为侄儿媳妇，实际是被花太监霸占。而花子虚又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嫖娼狎妓，眠花宿柳，可以想见李瓶儿内心的孤寂，生活的无聊。就在这当口，西门庆乘虚而入，于是她迷恋于、也想委身于西门庆。巧合的是，花子虚却因房族中争家产而吃了官司。此时的李瓶儿并没有落井下石，在惶惑矛盾的复杂心情之下，就去求西门庆帮助搭救自己这个不争气的丈夫。她真心诚意想把丈夫救出来正显示了她的为人妻的一面。然而人性的复杂还在于，在情感的层面上，她却认为自己已经属于西门庆了，甚至在钱财上和西门庆都不分彼此了。李瓶儿的情感倒向西门庆，不能说花子虚太不成器以及卧花宿柳的堕落荒唐与此无关。设身处地想，一个有血有肉而且有过独特命运遭际，又有着人的本能欲求的李瓶儿，此时此刻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诸多矛盾不是不可理解的吧！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上，李瓶儿的意念和行为有其合理性。

　　只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花子虚经历了一场官司，无能的他整天在李瓶儿的羞辱、嘲骂中生活，很快着了重气，又得了伤寒病，李瓶儿竟断医停药，不久就气断身亡，这就是李瓶儿人性异化的开始。她对未来生活的选择没有错，她想越过花子虚这层障碍也不算错。错就错在花子虚病重期间，她的从冷漠到坐视不管，让花子虚挨延而死。有人说这是她“情迷心窍”所致，这也算是一个道理吧，但是，花子虚令她失望乃至绝望，应当说更是一个重要原因！李瓶儿从出场到她的走向死亡，在她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愿望：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不然，开始时她还不会幻想花子虚可以改邪归正；也不会以厚金求西门庆救助花子虚。这一切都或多或少透露出一个女人起码的需求和不失为善良的心地。不容否认，情欲成了她和西门庆的强力胶粘剂，但那首先是花子虚根本没在意她，再有她经不起西门庆的诱惑，她希望西门庆在意她，这才有以后她全身心地依附西门庆。

　　李瓶儿的命运多磨，还因为西门庆在政治斗争中潜踪敛迹，龟缩避祸。李瓶儿不知底情，在她看来好端端的一件美事，不仅被搁置了下来，而且她已怀疑西门庆的变心。这才有了“招赘蒋竹山”的一段故事。对此事，与其说是因为她不甘寂寞，欲火中烧，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她的头脑简单，没有考虑到后果。后来她和蒋竹山产生裂痕，人们往往看重的是蒋竹山的性无能，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心中始终有个西门庆的影子在缠绕着她的情感。李瓶儿何尝不像大部分女人那样，希望有一个在意她的男人陪伴？她之所以放下身段嫁给蒋竹山，难道不能证明她的一种朴素的愿望吗？

　　政治风波过后，西门庆再度出现，立即腾出手来惩罚蒋竹山和李瓶儿。李瓶儿的可悲是在这场闹剧中，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虽然最后一顶轿子把她抬到西门府第，但在羞辱和绝望中还负气自尽过！以后，她对西门庆可谓曲尽逢迎，只要面对西门庆，她的性格就变得被动，就会逆来顺受，智商也不高了。当然，这种甘愿屈居人下的心态，真的不仅仅是指望西门庆满足她的情欲，而是经过三番五次大大小小的折腾，她强烈地有一种过安生日子的念头。我们看不到她性格上的“判若两人”，我们只是深深体会到笑笑生在塑造这个独特女性时，在艺术辩证法运用上的玄妙。笑笑生作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师，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艺匠，他是一位心底有生活的人，他能准确地把握人的心灵辩证法和人性的变异，正如法国伟大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

　　人性并不是永远前进的，它是有进有退的。

　　又说：

　　激情是有冷有热的，而冷也像热本身一样显示了激情的热度……②

　　李瓶儿这一人物，正是笑笑生用人的命运的演进来“记录”这个特定的环境，又通过这个环境来解读这个人物的内心和她游移的精神气质。

　　小说文本写得最深刻的地方是对李瓶儿在心灵冲撞下的梦境和幻觉；那绝对是精彩的描绘。这些梦境和幻觉的共同点是，它出现的人物都是她的前夫花子虚，梦幻的内容又几乎都是花子虚发誓绝不宽容她。梦境充分反映了李瓶儿内心的痛楚。小说第六十二回李瓶儿先后四次向西门庆述说这四次梦境的内容。李瓶儿的梦境和幻觉无疑是一种恐惧感，但也是一种负罪感、罪孽感的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她的良心发现。如把她此时的心态和潘金莲相比较，潘金莲亲手害死了那么多人，但小说没有一笔写她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对李瓶儿的这种罪孽感和恐惧感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看作是她的自我谴责，乃至有忏悔的意味。然而，潘金莲却从未陷入良心的惩罚之中，她只知道用罪恶行径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在对李瓶儿的这种心灵冲突的展开中，作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我对李瓶儿的评价之不同于潘金莲，就在于李瓶儿不是不渴望走出阴影，而是她走不进阳光，这才是她的悲剧性之所在。

　　俄国民主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深刻地指出：

　　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理性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感性和行动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③

　　我认为，笑笑生不仅是对性格勾描有着浓厚兴趣的小说家，同时他更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他才真正是深谙心灵辩证法的大师，是写人性变迁史的第一位小说家。

　　事实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他的关注点是人，是人的灵魂。文艺创作是探索和塑造人的心灵的精神劳动。艺术中的性格创造，其要点正在于通过特定的人际关系，去捕捉、去剖析人物感情世界的独特性，由此刻画和揭示出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人物特定的社会内涵及其心灵的历程。《金瓶梅》中十几个典型人物之所以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小说巨擘笑笑生是在动态的心灵流程中刻画了他笔下的各色人等。关于《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伟大意义，我也想“套用”莫言这次随李克强到哥伦比亚时的一次讲话，他说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确没有一本书像《百年孤独》那样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说，自《三国》《水浒》《西游》这些长篇经典小说产生以后，世界上也的确没有一部小说像《金瓶梅》那样产生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五、睁大瞳孔找出《金瓶梅》的艺术④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有的是显性的，有的则是隐性的。具有原创性特质的文学作品，它们的艺术特质往往是隐性的，它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发现，去认知，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其例。近读陈丹青先生整理其先师木心先生的讲稿《文学回忆录》，竟然发现，木心先生正是这样审视中外名著的艺术性的。我深深为其独辟蹊径的认知和艺术化的发现所折服。他有两小段话不妨向朋友介绍一下：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⑤

　　木心先生还不无夸张地说：

　　我读《金瓶梅》比《红楼梦》仔细(《红》书明朗，《金》书幽暗，要放大瞳孔看，一如托尔斯泰明朗，陀思妥耶夫斯基幽暗)。⑥

　　木心先生这种言简意赅的对文心和风韵的把握，确实对读者认知《金瓶梅》的艺术创造大有启示。再联系吉尔伯特和库恩合著的《美学史》中引用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尔维屈罗的一句名言，更会引发我们对名著艺术化创造的追索的兴味，卡氏说：

　　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对困难的克服。⑦

　　是的，我们解读和欣赏《金瓶梅》是否欣赏到、捕捉到笑笑生对独特艺术追求的艰苦行程？我们又是否用坚毅的阅读心态对《金》书的艺术进行了既愉悦又艰辛的追索？我们是不是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找出了笑笑生的小说智慧所创造的艺术？

　　读了“金学”界朋友的诸多论著，又读了木心先生的精彩提示，引发我的思考如下：

　　1.《金瓶梅》为什么是属于现代的，又是一部心理小说(木心语)，这样的论断你是否认同？但有一点万不可偏离，即我们的文学阅读必须牢牢地把《金》书作为小说艺术来读。我们研究小说万不可把小说研究成非小说，把《金瓶梅》研究成非《金瓶梅》。

　　2.冯友兰先生谈人生有“三境界”说，我们研究《金瓶梅》其实也有三种境界。我们已经或将要达到的是：A，价值发现；B，精神提升。远的不去说了，从《金瓶梅》学会诞生到今天整整三十年，我们比较彻底地否定了“淫书”说，让受众逐步看到了笑笑生对假恶丑的审美批判的价值，肯定了这部小说在终极意义上是捍卫人性的。但是，我们似乎还没达到C，即通过对《金瓶梅》的解读，逐步进入“感悟天地”的境界。我们需要的是深入《金瓶梅》之底蕴，寻觅其象征意味，把我们的智性、灵性、悟性调动起来，从而真诚地感悟天地，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共勉。

　　总之，不要“走出文学”，不要“远离经典”，让我们深信，《金瓶梅》的审美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它永远是说不尽的。让我们睁大眼睛找出它的艺术；让我们通过这部具有原创性的小说经典文本的研究提升我们的智性、灵性和诗意。

　　2015年6月于南开寓所

　　注：

　　① 芮氏当然也有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他说：“《金瓶梅》的故事虽然设定在清河县，但你仔细研究书中的地理特点，就会发现，清河其实就是京城，而西门庆影射的就是那些勾心斗角的大臣，所以作者不能真说，也不敢署真名。”这个影射说，能否成立，待考。

　　② 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0页。

　　③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1页。

　　④ 2013年，我参加了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本来准备提交一篇论《金瓶梅》原创性的论文，但因诸多原因没能完成论文的写作，只是将论文的一节提交大会讨论。这次算是初步完成了论文的各节，于是就把当时的发言，也是本论文的组成部分置于此篇论文之中。

　　⑤⑥ 木心讲述《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页。

　　⑦ 吉尔伯特、库恩著，夏乾丰译《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倪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