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及相关悬疑破解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李桂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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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及相关悬疑破解

　　·李桂奎·

　　摘要《金瓶梅》与“三言”大致是同生共长于明末同一历史时空的两种世态人情小说，彼此之间存在着选材影响和文本渗透等问题。我们在讨论二者之文本关联时不宜过于拘泥于以刊刻时间先后论定谁影响谁或谁不可能影响谁。通过诸多相似雷同的文段、文墨以及评语比对，我们深深感到《金瓶梅》大批量地吸收了“三言”文本，这表明它们之间存在血脉相连问题。这种紧密的“互文性”必然有一个前提，即《金瓶梅》诞生之初，“三言”已经基本定稿或者成竹在胸。《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缘于冯梦龙对二者文本的经营。关键词互文性冯梦龙共时视角抄引悬疑破解在与《金瓶梅》发生错综复杂关联的难以数计的小说中，冯梦龙编订的“三言”(即《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可谓“过从甚密”。它们不仅大致共同诞生于晚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一起摹写世态人情，而且还交互参用了许多故事情节、叙述文法乃至遣词造句。借助当今风行的“互文性”理论，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视角，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金瓶梅》与“三言”之文本关联，并加以审视，可以进一步破解《金瓶梅》“作者学”“文本学”乃至整个“金学”研究中的诸多学术悬疑与迷案。

　　一、《金瓶梅》与“三言”同年生并肩长

　　《金瓶梅》与“三言”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对此问题，人们的回答向来是非常审慎的。从现存版本情况看，“三言”刊刻的年代介于《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因刊行于明代万历年间，故又称“万历本”)与《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简称“绣像本”，因刊行于崇祯年间，故又称“崇祯本”)二者之间。它们之间的关联貌似是清晰的，其实颇含悬疑。按照时序常理，词话本可能会影响“三言”，而“三言”则又有可能影响及绣像本。对此，以往研究大多将其纳入《金瓶梅》之“作者研究”与“素材渊源研究”中，基本上采取文献记载与文本比对法进行。然而，如此单向的“传承影响”研究并不能揭示《金瓶梅》与“三言”文本关联之错综复杂。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它们传播的历史时空几乎相同。对此，我们可套用传统小说经常使用的一句熟语来说，即“同年生，并肩长”。这是二者发生文本关联的基本前提。运用这种眼光审视，《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悬案或许能够更多地浮出水面。

　　长此以往，人们乐此不疲地对《金瓶梅》与其他小说之文本关联问题进行过各种索解。为理出头绪，此姑且先作一简要追溯。在小说传播伊始，题名“欣欣子”者曾作《金瓶梅词话序》，谈到《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九种“互文”对象，即《剪灯新话》《莺莺传》《效颦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只是尚未涉及“三言”中的话本小说。上世纪30年代，《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激起一代学人钩稽和考察这部小说素材来源的兴趣，人们陆续指出其与“三言”之多重关联。如赵景深于40年代所作的《〈喻世明言〉的来源和影响》指出，《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及九十九回本自《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第三十四回引用了《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故事，第七十三回引了《明悟禅师赶五戒》的佛曲。50年代的主要研究成果是毕晓普的《〈金瓶梅〉中的白话短篇小说》。60年代，谭正璧的《三言两拍资料》在考察各篇小说的本事时，也自然将赵景深所提到的《金瓶梅词话》中的相关段落录出，并对“三言”故事之源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追索。继而，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在其博士论文《金瓶梅的写作和素材来源研究》的基础上撰成《〈金瓶梅〉的版本》和《〈金瓶梅〉素材来源》等论文发表(分别载1962、1963年的《大亚细亚》杂志)，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前人作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溯源。除了将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如意君传》以及《百家公案全传》之《港口渔翁》列为“素材”之源，还将《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戒指儿记》《西山一窟鬼》《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杨温拦路虎传》《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七种小说列入《金瓶梅》借用的对象，并一一与《金瓶梅》文本中的相关情节进行了比对分析。这不仅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而且也成为我们而今运用“互文性”理论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随之，国内周钧韬热衷于这一研究，他先后撰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等论文，并汇成《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其中，《〈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一文重点对《金瓶梅》“抄引”《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志诚张主管》《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5篇前人话本小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指出：“《金瓶梅》抄引了许多话本、戏曲中的情节和人物的形象，但这些话本、戏曲没有哪一部是讲金瓶梅故事的”，“只是金瓶梅作者在创作时，受这些话本、戏曲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启示，因此择其有用者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地抄借到《金瓶梅》之中”。这里历数《金瓶梅》“抄引”前人话本等文学作品，虽然旨在说明此书非“集体创作”，但所谓“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地抄借”云云正是而今我们所谓的“互文性”。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大致沿承这一路数进行下去，所论及的对象也主要集中于以上几种话本小说。

　　大致说，以往有关《金瓶梅》“素材来源”以及“成书方式”研究大多置于“历时性”视角下，每涉及《金瓶梅》与话本小说之关联问题，往往拿较早出版的《清平山堂话本》或所谓“影元人写本”的《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小说文本进行比照。即使涉及“三言”中的作品，人们也定要列举其中诸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宋元旧作”进行比对，以示其合乎情理，而不敢贸然择取“三言”中其他作品来与《金瓶梅》的两个主要版本来对照，以免惹出时代错乱之讥。这无形之中限制了对《金瓶梅》与“三言”文本互涉复杂性与双向性的认知与考察。事实上，以往学人在探讨《金瓶梅》素材渊源时所重点论及的《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戒指儿记》《西山一窟鬼》《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新桥市韩五卖春情》7篇话本小说，有6篇被收辑到“三言”中(仅《杨温拦路虎传》不见于“三言”)，相应为《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又称《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三言”中的6篇话本小说与《金瓶梅词话》文本关联情况大致如下表：

　　

　　“三言”《金瓶梅词话》《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第一回、第九十八回、第九十九回《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第三十四回、第五十一回《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第七十三回《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第一至二回、第一百回《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回《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第八十九回、第九十八回《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第一回

　　其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现存最早文本仅见于《喻世明言》，如果定要依据其成书于《金瓶梅》之后，那只能得出它“当有宋元旧作”的推断。另外，如果依据前人研究将《京本通俗小说》视为伪书，那么，《警世通言》之《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以及《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也该是直接与《金瓶梅》发生“互文性”链接的小说。为说明问题，且比照如下两段文字：

　　

　　《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金瓶梅词话》第一百回《韩爱姐路遇二捣鬼普静师幻度孝哥儿》张主管闲坐半晌,安排歇宿,忽听得有人来敲门。张主管听得,问道:“是谁?”应道:“你则开门,却说与你!”张主管开了房门,那人跄将入来,闪身已在灯光背后。张主管看时,是个妇人。张主管吃了一惊,慌忙道:“小娘子,你这早晚来有甚事?”那妇人应道:“我不是私来,早间与你物事的教我来。”张主管道:“小夫人与我十文金钱,想是教你来讨还?”那妇女道:“你不理会得,李主管得的是银钱。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来与你。”只见那妇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开来看道:“这几件把与你穿的,又有几件妇女的衣服把与你娘。”只见妇女留下衣服,作别出门,复回身道:“还有件要紧的到忘了。”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撇了自去。当夜张胜无故得了许多东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一日,冬月天气,李安正在班房内上宿,忽听有人敲后门,忙问道:“是谁?”只闻叫道:“你开门则个。”李安连忙开了房门,却见一个人抢入来,闪身在灯光背后。李安看时,却认得是养娘金匮。李安道:“养娘,你这咱晚来有甚事?”金匮道:“不是我私来,里边奶奶差出我来的。”李安道:“奶奶叫你来怎么?”金匮笑道:“你好不理会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来与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与你,包内又有几件妇女衣服与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爷行李车辆,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张胜那厮杀了。”说毕,留下衣服,出门走了两步,又回身道:“还有一件要紧的。”又取出一锭五十两大元宝来,撇与李安自去了。

　　通过文字比对，我们不难发现以上两段文字的相似性非常明显。进而考察，我们还会得出结论：《金瓶梅》直接抄引《警世通言》而非《京本通俗小说》。因为《京本通俗小说》“应道”下的原文是：“你快开门，却说与你。”而《警世通言》中的“你则开门”显然与《金瓶梅》之“你开门则个”更相近。这意味着，尽管“三言”较《金瓶梅》“词话本”晚出数年，但我们不要忽视二者基本上处于一个共时的话语空间之中，况且出版时间的前后并不绝对代表创作或编辑时间的先后，而且某单位时间内的文学共时创作本身也容易造成双向渗透。若运用“共时”眼光看问题，我们便发现《金瓶梅》与“三言”发生“互文性”的小说不仅上面提到的几篇“宋元旧作”，而是还有很多，且其关联也是多重的。

　　以往关于文学的“传承影响”研究通常带着“历时”意识，而《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却超越了这种观念。非但《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出版与修改几乎同时进行，而且“三言”的编辑与出版也大致与之同步；如果说《金瓶梅》的两个版本是父子关系，那么它们与“三言”则算是兄弟姊妹关系。它们的孕育与生养有赖一个人，即冯梦龙。从编撰与出版时序看，与《金瓶梅》发生关联的话本小说大多直接来自冯梦龙编撰的“三言”，而很少牵扯其他所谓的早期话本小说集。冯梦龙与其友人兰陵笑笑生相互消磨故事与揣摩字句，使得“三言”基本与《金瓶梅》“同时生，并肩长”，从而导致二者之“互文性”层出不穷。当然，《金瓶梅》在海纳百川地接受其他文本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凭着自身的渗透力，向“同年生，并肩长”的“三言”中的小说进行回馈和反哺，使得它们在明末几十年时间里形成共时双向式的“互文性”奇观。

　　二、《金瓶梅》与“三言”命相依脉相连

　　

　　首先，我们还可以对前人提到的“三言”中的6篇话本小说进一步考察，以发现其与《金瓶梅》发生“互文性”关联的更多形迹。如《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与《金瓶梅》的重叠就不限于其词话本第一回开始的抄引，更有一些行文用语的借鉴。前者有这么几句文字：“本妇便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后者有两处类似笔墨，第八十二回写道：“未免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懒匀，茶饭顿减，带围宽腿，恹恹瘦损。”第九十八回写道：“这韩爱姐儿见济一去数十日不见来，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边之目，田下之心。”除了用拆字法来道出“相思”二字，《金瓶梅》还沿用“三言”写女性害相思后让人去找寻男性下落这一故事套路。即如《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对《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抄引而言，除了开头那段说教几乎直接搬用，还表现在关于潘金莲亮第一次出场的描写中：“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试比较《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这样一段：“况这蒋家女儿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缘何豪门巨族，王孙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却这女儿心性有些跷蹊，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个纵鬓头儿，着件叩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或倚槛凝神，或临街献笑，因此闾里皆鄙之。”二者写女性化妆、穿着、作态之用语基本雷同。由此可见，《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是多么细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互相启发的相似段落层出不穷。这里通过举两组关于“打人”情景的叙述文字，来看看《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状态。先看第一组：词话本《金瓶梅》第八回写潘金莲打武大原配生的女儿迎儿：“于是不由分说，把这小妮子跣剥去了身上衣服，拏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杀猪也似叫。”《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写皇甫松听信诬陷，拷问妻子的丫鬟：“皇甫殿直拿起箭篺子竹，去妮子腿下便摔，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用语颇为相似。再看第二组：“词话本”及“绣像本”《金瓶梅》第八十六回所叙“雪娥唆打陈经济”一段与《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也似乎存在某种“互文性”关联。兹录原文对比如下：

　　

　　“词话本”《金瓶梅》之“雪娥唆打陈经济”《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月娘埋伏下丫鬟媳妇七八个人,各拿短棍棒槌。使小厮来安儿请进陈经济来后边只推说话。把仪门关了,教他当面跪着,问他:“你知罪么?”那陈经济也不跪,还似每常脸儿高扬……当下月娘率领雪娥,并来兴儿媳妇、来昭妻一丈青、中秋儿、小玉、绣春众妇人,七手八脚,按在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顿。(莫稽)才跨进房门,忽然两边门侧里,走出七八个老妪、丫鬟,一个个手执篱竹细棒,劈头劈脑打将下来,把纱帽都打脱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正没想一头处。莫司户被打,慌做一堆蹭倒,只得叫声:“丈人,丈母,救命!”只听房中娇声宛转,分付道:“休打杀薄情郎,且唤来相见。”众人方才住手。七八个老妪、丫鬟,扯耳朵,拽胳膊,好似六贼戏弥陀一般,脚不点地,拥到新人面前。司户口中还说道:“下官何罪?”

　　这两段文字有较大相似度。另如，以往人们只关注到《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中的两首赞词与《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所用的两首赞词相同，殊不知更大的文本叙述雷同还出现在第一百回《韩爱姐路遇二捣鬼普静师幻度孝哥儿》的叙事话语借鉴中。

　　附带提及的是，论赞性的诗词、俗语、熟语、套话的交互引用。尽管因为小说家对此可以从流行口语中信手拈来，而不必依托某种文本去抄录，对考证小说文本的“互文性”难以为据，但也能表明《金瓶梅》与“三言”之间关联的多重性与紧密性。从事理看，某些语句的雷同似乎是历史传承的结果。如词话本《金瓶梅》第八回与第三十一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均有这样两句诗：“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而这两句诗又见于《水浒传》《西湖三塔记》，似乎形成时间已久，流播场域也广，超越了《金瓶梅》与“三言”得以发生“互文性”的时空。再如，《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回《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有一首诗与《金瓶梅》互见，而这首诗也见于《水浒传》第三回。该诗是：“风拂烟笼锦旆扬，太平时节日初长。能添壮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闷肠。三尺晓垂杨柳外，一竿斜插杏花傍。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乡。”常理告诉我们，既然《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向来被认为是“宋元旧作”，那么根据时序推测，三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应该是：《水浒传》抄改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而《金瓶梅》又抄改于《水浒传》。而就事实来讲，这种“历时性”抄引事理其实完全可以坐实为《金瓶梅》与“三言”之间的两相关联。况且，这种两相关联更有其他例子可证。如《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与《金瓶梅》第八十三回都引用了“淡画眉儿斜插梳”一词。还有，《喻世明言》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与《金瓶梅》词话本、崇祯本第五回起首都用了这样的诗句：“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姻缘作恶姻缘。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闲花野草且休拈，赢得身安心自然。山妻本是(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费钱。”另如，词话本、绣像本《金瓶梅》第八十六回“雪娥唆打陈敬济金莲解渴王潮儿”用到这样一首诗：“云淡淡天边鸾凤，水沉沉波底鸳鸯。写成今世不休书，结下来生欢喜带。”《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文本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诗，只是改“波底”二字为“交颈”。如果将这种诗词互用纳入“互文性”审视，那么，《金瓶梅》与“三言”二者之发生“互文性”的详情实景就更昭昭然了。

　　当然，从宗教态度及其表达来看，《金瓶梅》与“三言”都将佛教世俗化，这也是二者发生“互文性”的表现。《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叙述了明悟禅师与五戒禅师同去涅槃的前世今生，融入了平凡百姓的世俗性解读。同书第三十七卷《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也以修行的和尚身份来经历轮回过程，终于觉悟而圆寂，重视佛教轮回业报。这种思想格调同样见诸《金瓶梅》。难怪有人猜测《金瓶梅》写西门庆意在影射明武宗。就性观念及其描写而言，《金瓶梅》与“三言”皆善于大胆夸饰，著名的文学家郑振铎先生认为《金主亮荒淫》(《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和《金瓶梅》“或竟是出于一个作家的笔下”。二者不仅色情描写露骨，而且有类似情节和语句。如前者这样写一场性交：“一头说，一头就抱了贵哥走进厢房。恰好有旧椅子一张靠着壁，海陵就那椅子上，与贵哥行事。”后者第五十二回也有如许描写：“穿着大红素缎白绫高底鞋儿，妆花金栏膝裤，腿儿用绿线带扎着，抱到一张椅子上，两个就干起来了。”仔细比照“三言”与《金瓶梅》，像如此这般的雷同叙事单元当有不少。《喻世明言》第十二卷所写“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与《金瓶梅》第八十九回所写“清明节寡妇上新坟”，均写清明时节多名女性祭奠一名男性，有很大可比性；《玉堂春落难逢夫》所写玉堂春被卖与《金瓶梅》所写潘金莲、庞春梅被卖，均传达出古代女性如同物品可以随便买卖的命运。

　　《金瓶梅》中的“互文性”文本之所以带有复杂性乃至双向性，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文学文本之生成环境和传播时空带有共时多元互动特点。总体而言，“三言”与《金瓶梅》“词话本”、“绣像本”这两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关联尽管“剪不断，理还乱”，但其文本血脉相依是天然。

　　三、冯梦龙使得《金瓶梅》与“三言”剪不断理还乱

　　借助文本比对发现雷同或抄引，只能确定《金瓶梅》“互文性”的广度与密度，而不能完全凭此作为鉴定其作者为谁的“内证”。否则，便会招致“可怜无补费精神”之讥。根据“互文性”并非“原创性”原则，不能仅仅凭文本求同将冯梦龙、李开先、汤显祖、徐渭、李渔等论定为《金瓶梅》的作者。可以说，若剔除错把“互文性”当“内证”的考证，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五六十候选人将去其大半。通过研究《金瓶梅》与“三言”所存在的多重关联这个话题，一系列衍生话题，诸如冯梦龙在《金瓶梅》成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他编订的“三言”与《金瓶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关联？即可昭然若揭。

　　

　　注：

　　① 现代西方文论家们针对先后或同时周围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渗互涉等现象，提出并阐发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互文性”理论体系。所谓“互文性”，又译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指的是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渗透的性质。其拉丁语词源是“intertexto”，意为纺织时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此概念最早由上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提出。

　　② 关于《金瓶梅》这部奇书的悬案与迷案，人们进行过多次考证、探讨与总结，推出许多成果，主要有刘辉、杨扬《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马征《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金瓶梅之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张丹、天舒《金瓶梅中的历史谜团与悬案》(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管曙光《金瓶梅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霍现俊《金瓶梅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许建平《许建平解说金瓶梅》(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等，除了个别流于猎奇，均各有建树。尤其是吴敢《〈金瓶梅〉研究的悬案与论争》(载《金瓶梅与临清》，齐鲁书社2008年版)从十个方面对《金瓶梅》研究的“悬案”与“论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清理与总结。未来的“金学”研究将继续探讨并努力破解谁为作者之迷、是否个人独创之迷、有无影射之迷等诸多悬疑性的迷题。

　　③ 关于《金瓶梅》两大版本系统的刊行情况，黄霖先生《〈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根据书中用字避讳，对其来龙去脉作了这样的勾勒：“假如这100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牙雕的话，刻到第57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刻到第62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95、97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万历后期《金瓶梅词话》以初始面貌问世，继而刊刻者因感觉草率，加工为崇祯本再版。

　　④ 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王汝梅说得较在理：“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按合理的推测是，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统筹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⑤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24-330页。

　　⑥ 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7、28页。

　　⑦ [美]韩南《〈金瓶梅〉探源》，参见《韩南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45页。

　　⑧ 周钧韬《〈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⑨ 《金瓶梅》这部小说首次被提到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1590)，生于1574年的冯梦龙当时已成年。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最早刊本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冯梦龙时年44岁；《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于崇祯年间(1627-1644)。《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全像古今小说》，大约成书于明朝泰昌、天启年间(1621)，有天许斋刊本；《警世通言》初版本是成书于天启甲子(1624)的金陵兼善堂刊本；《醒世恒言》有天启丁卯年(1627)的金阊叶敬池刊本。“三言”问世时，冯梦龙50岁左右。现存《金瓶梅》两个版本与“三言”刊刻年代相差仅十年左右，《金瓶梅》“词话本”稍早于“三言”，而“绣像本”则略晚于“三言”，均在冯梦龙精力旺盛的壮年。

　　⑩ 陈昌恒《〈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