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清·
摘要贤孝为盲人说唱曲艺，自明代以来，形成了以吟诵性唱腔和区域性方言为特征的说唱形式，广泛流传于西北地区。贤孝“国书”中保留有诸多的明清小说内容，贤孝艺人以说唱相间和叙事与代言相结合的方式讲述故事，或走家串户，或游走于大型民间集会，成为明清小说故事在西北地区的主要传播者。关键词贤孝明清小说民间说唱传播明清时期，小说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小说的接受层、读者面越来越广。“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这得益于小说商业出版的繁荣。自明代肇始，小说传播体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特征，书坊组织策划的翻刻、续刻、仿作之风盛行，加速了小说文本的流动传播。特别是万历、泰昌时期出版传播进入了持续繁荣的新阶段，长篇小说被大量刊行，万历三十年(1602)之后，差不多平均一年就有一部讲史演义问世，万历后期新出通俗小说近六十种，天启、崇祯时期新出通俗小说约八十种，到晚明时期，通俗小说的主要流派涵盖了历史演义、神魔、公案、世情、时事、话本等几乎所有门类。同时，自宋一代形成的说话艺术继续延演、发展，民间讲唱历史故事之风依然盛行。明中后期，文人钟情于讲说通俗小说，如袁宏道《解脱集》卷二《听朱生说〈水浒传〉》：“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张岱《陶庵梦忆》：“余听其(柳敬亭)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继明之后，清代皇帝热衷于此，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韩生评话》载：“韩生者，善评话，顺治中尝供奉内廷……此又一柳麻子也。”另，马如飞《柳敬亭开篇》载：“继而天子南巡日，驾幸苏州一座城。就有御前弹唱王周士，赐七品京官伴驾行。瓯北赵公全集内，题诗一首赠王君。”这种来自皇家的礼遇必然助推了说唱艺术的发展。清近三百年间曲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产生了许多新的说唱曲种，如八角鼓、子弟书、弹词等在各地的传播。在南方苏州、扬州等都市，鼓词、弹词、道情、牌子曲、琴书等曲艺广泛流行，成为满足市民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相对于南方文化传播方式的繁盛及形式的多元化，西北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信息闭塞，书坊商业化运作影响甚微，文化传播相对单一，而贤孝、花儿等说唱艺术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方式。特别是贤孝，以其独特的说唱方式，将诸多明清小说内容传播于西北民间，在汉、回、藏、土、蒙古、保安、撒拉等十余民族民众中讲唱三国、水浒、西游、封神演义、说唐等内容，传播区域涉及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等地区，成为明清小说在西北地区传播的有效载体。
一、以盲人为主体的民间说唱艺术
贤孝又被称之为“贤孝弹唱”、“三弦善书”，多由盲艺人持民间乐器三弦自弹自唱，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陶真”等民间艺术的影响。盲人从事音乐活动时间极早，《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明帝德。”周代有选用盲人担任乐官的制度，据《周礼·春官·序官》载，其中的演奏人员有“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郑玄注：“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宋代，随着说话技艺的日渐成熟，讲唱历史故事逐步成为盲人说唱的内容之一，特别是陶真在民间广受欢迎，南宋时期记述临安(杭州)民俗风情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云：“唱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瞿佑《过汴诗》：“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卷二十“熙朝乐事”记载当时“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此时的陶真已成为有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讲唱曲艺，以琵琶为伴奏乐器说唱“古今小说、平话”已成为盲人的主要职业。明陶辅在《花影集》卷四“瞿吉翟善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往者瞽者缘衣食，故多习稗官小说，演唱古今。愚者以为高谈，贤者亦可课睡，此瞽者赡身良法，亦古人令瞽诵诗之义也。今兹特异，不分男女，专习弦管，作艳丽之音，唱淫放之曲，出入人家，频年集月，而使大小长幼，耳贯心通，化成俗染。”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五回写道：“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可见，盲人演唱在明清时期已极为普及，而以盲人演唱为主的贤孝自然是受此影响的产物，或者说是陶真等曲艺在西北地区的变体。至迟从明代开始，贤孝已在西北重镇凉州地区就广泛流传，据明聂谦《凉州风俗录》载：
州城俗重娱乐，虽无戏而有歌曲，古称‘胡人半解弹琵琶者’今犹未衰，而此时最盛行无如‘瞎弦’，每由瞽者自弹自唱，间有自语，调颇多，喜怒哀乐之情，择其最者而表之。然所示乐器已非琵琶，大多为弦子，亦有胡琴、唢呐之类……其音苍凉粗猛，殆为塞上古音。听之令人凄然，或曰‘瞎弦’，本胡乐也，余亦谓然。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对贤孝有具体描述的文献。可以看出，贤孝在组织形式、演唱人员等方面与陶真极为近似，但其乐器及演唱曲调具有鲜明的北方特色。清代后期，盲人从艺说唱开始有了类似于专门的收养培训学校，据黄士陂《北隅掌录》载：“养济院瞽者，悉皆为三弦，唱南词，沿街觅食，谓为排门儿。”另据《西宁府新志》载，明建文二年(1400)，西宁兵备道按察副使柯忠在城内创建慈善机构养济院，内有盲人教习唱曲。光绪十二年(1856)，甘肃永昌县艺人徐宝子演唱《杨家将》《岳元帅传》《反唐》等曲目，名噪一时。青海盲人彭敬香从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在西宁街头演出《七人贤》《方四娘》《杜十娘》等曲目，其丈夫谢长德成为三皇会(民间盲艺人组织机构)会长，每年主持盲艺人的祭祀演出活动。清末民初，甘肃临夏艺人康尚德、陈德明、王有禄、李银娃等多次赴西宁、新疆、内蒙等地，收徒传艺，设摊演唱，使贤孝在以上地区得到更广泛传播。
贤孝表演有固定模式，演唱前有开场白，之后是正文，结尾一般都表明劝人向善的主旨。贤孝属吟诵性唱腔，分“大调”、“小调”、“官弦”、“越牌调”、“小曲”等几种，音调为曲牌联缀形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唱腔曲牌，同时吸收了西北民间音乐的养分，具有高昂激越、豪放粗犷的特点。据说清同治年间秀才沈其钮，因屡试不第遂转向研习贤孝，于同治七年在武威开设“同义堂”，把当地民歌和民间小曲曲调融汇于唱腔曲调之中，创立了独特的贤孝唱腔，被凉州贤孝艺人尊为艺宗祖师。贤孝曲调包括老弦、官弦、下弦、上弦四个古代小曲，常用上弦和下弦两种。上弦说唱相间，演唱长篇曲目，下弦只唱不说，演唱短篇曲目，一般都是以七字句为基础的唱词结构，个别的如《林冲买刀》用下弦调六字句式。七字句型为二、二、三结构，如：“众位神仙听罢言，驾起云头下了凡。火德真君头里走，三大财神跟到后。”(选自《三姑娘拜寿》)十字句通常是三、三、四结构，如：“你就说家里人盼你回还，老爹爹想念你眼已无光”(选自《柳笆记》)。除了七字与十字句型，多数贤孝的唱词都是长短相间。曲词一般为五声微调式，四乐句结构，属单曲体，曲体以〔前岔〕〔后岔〕作为全曲的曲头、曲尾，中间的唱词只用上下两个乐句反复咏唱。贤孝的伴奏乐器主要为三弦、二胡和板胡，或单用或合奏，有时也用碟子和钵盂。三弦是流传于西域地区的乐器，陈澧《声律通考》：“三弦即古之秦琵琶”；“三弦与琴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琴可谓之‘雅’，而三弦可谓之‘俗’，三弦常是乞丐随身携带，用于走街串巷弹唱乞食的工具，这也正应和了‘贤孝’的演唱形式”。贤孝的“唱”主要用以抒情，一般都是韵文，数百行的曲词，唱来婉转流畅，催人泪下。诗赞则以吟诵为主，字多腔少，歌唱近似说话，音调以平常语言的声调为基础，四声稍带夸张，夹以方言俚语，犹如半说半唱。“说”是贤孝的另一表演特质，一般用来叙述，由艺人自由发挥，可长可短，韵散相间，符合唱的节奏，所以听起来又像是唱，有时一句话前半句是说，后半句改为唱。说时三弦常在句逗或句末给予和音式的重拨，扫弦或换气式的点奏，抑扬顿挫，有时夹以二胡等乐器。音阶主要属五声调式样基础的微调式与宫调式，加以编音的六声和七声音阶，以二拍为基本节拍，中间常使用三拍子，唱腔前奏多以连续的三连音为主。贤孝语言以地方方言为主，诙谐幽默，通俗生动，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因此又分为“凉州贤孝”“西宁贤孝”“河州贤孝”等。
二、以明清小说为内容的口头创作传承
贤孝艺人由盲人组成，其技艺传授方式以口耳相传为主，出色的记忆能力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衡量成为贤孝艺人的标准。民间贤孝艺人拜师有严格的程序，先由中人作保，再领至师傅处，一摸额二摸手三摸脚板，额宽手细脚板硬才能过关，额宽者头大，头大则聪明；手细者有质感，弹三弦时上手很快；瞎子吃百家饭走千家门，脚板硬才能走南串北。第二关考听力和悟性，师傅先唱一段，拜师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诵读熟背，尔后放声亮嗓，考较音质和音色。学艺期间，师傅主要教授传统曲目，之后由个人创牌子。个人创牌则要过师傅关，师傅传了前半段，后半段靠自悟，若能依前面的续接，且能感动听众，才能算出师。背诵历史故事是艺人基本功，一般贤孝艺人需要背诵十余篇小说篇目，保证在不同时间段演唱，几百年来，留存下了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
贤孝内容分为“家书”和“国书”两大类。“国书”篇幅巨大，内容长，演唱形式分章分回，类似于说书中的讲史类，而“家书”却相对短小，说唱时间也比较短，类似于说书中的小说类。“家书”主要以反映日常生活中孝顺父母、人情世俗的生活故事，以“二十四孝”为主要内容。《二十四孝》是元代郭居业编的一本宣扬孝道的书，辑录了从舜到北宋期间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如《鹦哥盗桃》《王祥卧冰》《三女拜寿》《任仓埋母》《郭巨埋儿》《丁郎刻母》等。“国书”则以帝王将相、国事兴亡为主，主要取材于明清小说，内容多，涉及面广，其中历史演义内容上起战国下至清代，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按其内容可分为战国系列：《子胥过江》《庞涓丧生》《孙膑骑牛过悬关》等；汉史系列：《霸王走咸阳》《刘邦坐汉宫》《昭君和番》《刘秀跑国》等；隋唐系列：《薛刚反唐》《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成救驾》《三齐王点兵》《秦王探宫》《唐王坐江瞻》《游泥河救驾》《五女兴唐》《李旦跑国》《郭子仪贺寿》《秦琼搬灵》《秦怀玉杀四门》《唐明皇游月宫》《残唐演义》《罗义霸燕山》《李存孝三打王彦章》《王彦章打西京》等；宋史系列：《宋王访贤》《赵匡胤立功》《狸猫换太子》《宋五爷访西山》《五鼠闹东京》《宋王平吐蕃》《飞龙传》《庞太师害狄青》《狄青大闹万花楼》《五虎平西》《柴世宗三打太原》等；明史系列：《朱元璋打山东》《徐达领兵走南阳》《常遇春三打采石矶》《李自成打北京》等；清史系列：《康熙摆擂》《乾隆登基》《康熙访贤》《乾隆游江西》等。除历史演义故事之外，《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通俗小说内容也是贤孝说唱的内容，保留下的篇目有：三国系列：《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马踏连营》《关老爷收周仓》《刘黄爷哭荆州》《闯辕门》《草船借箭》《回荆州》《司马懿摆台》《黄忠出兵》《兵出祁山》《关老爷借荆州》《关云长单刀赴会》等；西游系列：《西游记》《孙悟空三盗芭蕉扇》《孙悟空大闹天宫》《白龙马告状》等；水浒系列：《水浒传》《宋江投朋》《林冲买刀》《燕青赴会》《武松打店》等；杨家将系列：《杨家将》《杨六郎下幽州》《杨六郎搬骨》《潘仁美害杨家》《孟良盗马》《金沙滩赴宴》《四郎探母》《杨满堂征西》《寇准判案》等；封神演义系列：《黄飞虎反五关》《邓飞熊醉打黄飞虎》等；说岳系列：《岳飞传》《八锤大闹朱仙镇》等；公案系列：《施公案》《包公案》《包公三下阴曹选段》《施不全除奸》《三侠五义》等。
贤孝“国书”篇目既有长篇故事，又有单体故事，涵盖了历史演义、公案、英雄传奇、神魔等小说类别。这些内容一方面是贤孝艺人对小说内容的改编。改编小说是明清时期的普遍现象，特别是说书艺人，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的改编，所改编的传统篇目包括《三国》《岳传》《西游记》《水浒》《隋唐》《东西汉》《金台传》《英烈传》《施公案》《彭公案》等，这些篇目也就成为说唱艺术中的传统曲目。贤孝形式自由多变，凡是可以讲出的故事都可以被编成演唱内容，如《包公案》中的七十二记，还有《西厢记》中的选段等。贤孝艺人根据个人讲唱需要，对小说故事进行改编，“为了调动听者的感受、思考、联想、想象等心理活动的积极运转，缩短说书人与听众的距离，除了讲说能够使听众保持情绪稳定的有趣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外，在叙事语言上，则采用接近日常生活用的口头语言”。这种口头创作与传播又与创作和传播群体密不可分，传承这些内容的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盲人，语言通俗，夹杂着地方俚语，这就决定了用方言来传承这一民间艺术，虽然这种创作的原型也可能是小说或者由文人创作的作品，但被艺人们讲述出来的故事已经有了明显的民间特征和口语风格，并且经过代代传承，形成人们喜闻乐见的地方曲艺，也正是方言这一载体赋予了盲艺人演唱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文化传播并非孤立、封闭的存在，任何传播活动都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处于一定的传播环境之中，而一定的传播环境因素也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影响、规定并制约着传播活动。相近曲艺间的吸收和共生互动影响是民间艺术发展的特质，作为民间曲艺，贤孝除对文本的改编之外，还广泛吸收其他说唱艺术的内容，花儿、鼓词、道情等曲艺中流传的小说内容均成为贤孝艺人学习创作的素材，特别是花儿中《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包公案》等本子花儿及北方鼓词中的《三国志》《水浒传》《杨家将》等名篇，由于具有区域同一性特点而成为贤孝艺人最好的学习资源，经过改编就发展成为贤孝中的曲目。
三、流动性传播模式及以举贤说孝为核心的价值传播
贤孝的演出无固定场所及预先确定的内容，随处可演、边演边即兴创作就是其主要的演出形式，城门前，街面上，茶馆里，酒楼中，大凡三教九流聚集之处，就是艺人们鼓舌说书的场所，民间庙会、法会等群众性集会是贤孝艺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市镇网络逐渐完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庙会的商品集市功能逐渐淡化，而具有商品贸易功能的庙会就多见于北方各地。据《岷州志》记载，岷县一地，每岁举行的民间庙会有十二次之多，影响较大的如每年五月十七日在甘肃二郎山所举行的求雨大会——“诸揪神庙会”。除庙会之外，西北地区影响最大的群众集会就是花儿会，有汉、藏、回、土、裕固、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群众参与，如甘肃马莲滩花儿会，有回、汉、蒙、藏等民族歌手参加；青海瞿昙寺花儿会，规模较大，参加人数不下四五万人，商贩几百家，这些群众性活动为贤孝的演出创造了条件。每年春夏季是花儿会较为集中的时间段，贤孝艺人奔走各地，摆摊设点演出，“六月十五日甘肃夏河太子山花儿会，五月五日甘肃永靖炳灵寺花儿会，六月十五日青海乐都瞿昙寺花儿会，六月六日青海大通老爷山花儿会”。贤孝艺人时常穿行于其间，被称之为“赶场”。除节令集会之外，走家串户是贤孝艺人演出的另一种形式。西北民间流传俗语：“三弦好像一头牛，瞎子背上串世头，东头走了走西头，西头走了走南头，东西南北都不收，三弦饿成空壳篓。”以“三弦”代表“贤孝”，印证其形式的简单便捷，同时也体现了贤孝艺人艰辛的生活。张澍《凉州府志备考》载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凉州一盲艺人“钱氏卖伎所唱《侯女反唐》《因果报应》《鹤哥宝卷》等，原以觅食计，其声腔浩酣，弹拨精熟，日围观者数以百人计。按，此伎久盛于凉州，多为男女瞽者所事之”。盲艺人身背三弦，走东串西，许多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正是从贤孝中“知书达礼”“通古知今”。“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贤孝的受众是市民阶层和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市民和农民阶层由于文化素质的限制，听取民间艺人讲说故事而对小说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也是通俗小说口头传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姜南《芙塘诗话》卷二“洗砚新录·演小说”条载：“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贤孝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在于讲唱通俗小说已经成为养生的主要手段。
贤孝对小说的传播是基于对传统说书艺术的继承，说书把文字阅读变成听觉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叙事状人，生动逼真，辅之以艺人表情、姿态，有小说不可替代之处。“小说所以敷衍正史，而评话又以敷衍小说。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评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如《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残唐》《飞龙》《金枪》《精忠》《英烈传》之类是已。……予昔在郡城城隍庙，见有说《三国演义》葭盟关桓侯战马超者……”贤孝中的“国书”内容源于小说，同样经过了贤孝艺人的艺术加工，可能天马行空的虚构情节会更多，这也是贤孝异于小说的根本原因所在。贤孝以举贤说孝为主旨，艺人把社会上盛行的忠义孝德、伦理道德融入贤孝中，故事情节脍炙人口，语言生动，浅显易懂，深受当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老百姓欢迎。可以说，经过说唱艺人不断的艺术加工和演绎，才使小说故事深入民心，家喻户晓。任何民俗传播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它所处社会环境的特征，同时又作用于那个特定社会环境的世道人心。贤孝以讲唱二十四孝而得名，而通俗小说由于多为受到封建正统文化教育的文人创作完成，所以大多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说教的成分，尽管说书艺人在讲说通俗小说时会对其加以改编和发挥，但其思想内容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文人的教化思想的影响，着重宣扬君臣之道，强调忠臣贤相为君王、为江山社稷不惜几代人慷慨捐躯的事迹，歌词中充分流露出民间群众对贤相良将的爱戴赞颂之情。说书艺人在讲说历史过程中，拘束在儒家说教的思想范围之内，充斥了大量天命论、宿命论之类的历史观，大肆渲染“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这是贤孝所要反映的内容。贤孝对历史上贤相良将的传唱正是精忠爱国思想的继承弘扬，特别是对在民间流传广泛、妇孺皆知的关羽、秦叔宝、杨六郎等历史名人、历史掌故的传唱，适应了广大底层百姓的欣赏趣味，在演唱者和听众都乐于接受的过程中弘扬着传统美德。从涉及的内容和社会效果来看，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发挥了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社会教育作用。
贤孝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变得鲜活起来，如提倡仁善、大义和气节，标榜勤劳、韧性和坚毅，宣扬爱国思想，贬低无道昏君，褒扬忠臣良将，痛斥奸佞小人，诸如此类，大抵反映的是普通民众的共同心声，在西北各民族民众中有着强烈的共鸣和呼应，具有“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的艺术效果。盲艺人们用自己独特的体验和理解，传唱着为老百姓所喜闻乐道的民间故事，宣扬着积德行善、为贤行孝的传统思想，渗透着教化育人的传统道德力量。对听众而言，听贤孝讲史就是感情受到激荡、内心受到震撼、灵魂受到净化的过程，也是接受历史教育的过程。
注：
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2006年版，第777-778页。
②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说唱艺术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版，第43页。
③ 魏育鲲《“凉州贤孝”初探》，《研究与探索》2005年第2期。
④ 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66页。
⑤ 寿昌《西北民歌》，《新西北月刊》1941年3卷5、6期。
⑥ [清]张树辑录，周鹏飞，段宪文校《凉州府志备考》，三秦出版社1988版。
⑦ [明]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84页。
⑧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1983版，第686页。
⑨ 仲富兰《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版，第20页。
⑩ [元]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小说开辟》，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第34页。
*本文系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导师项目“明清通俗小说在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112-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
责任编辑：魏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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