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家的身份意识与小说创作的新变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近代小说家的身份意识与小说创作的新变

　　

　　·程华平·

　　摘要近代小说家身份意识的产生与自我认定，受到了欧美、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用小说开启民智的影响，他们同样多以民众的启蒙者与教化者的身份自居，对传统小说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主张并引进域外政治之类的新小说来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从而引起近代小说创作内容与题材的新变；作为思想启蒙者与报刊从业者，近代小说家的创作普遍存在议论化的现象；而为了达到启蒙效果，小说语言的通俗化、白话化得到了大力提倡，小说语言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关键词近代小说家身份意识小说创作新变古代小说家身份不振，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家行列之外，一直遭受社会歧视，这都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清末的最后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小说家在欧美、日本政治小说家的启发与影响下，以民众的启蒙者与教化者的身份自居，利用小说发表政见，评骘时事，参与社会政治的变革，小说创作也因此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本文从近代小说家身份意识的角度，探讨近代小说家身份意识的变化所引发的小说创作的新变，以期进一步阐释近代小说特色的成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的“近代小说”，主要指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之前一段时间的小说创作。

　　一

　　在梁启超等人发起“小说界革命”之前，中国小说家一直是被人轻视的。不少人认为小说家之所以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就在于他们的作品于国于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甚至是导致整个社会腐朽堕落的罪魁祸首。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曾这样写道：“志兵谋”的《三国演义》为言兵者所汲取，“志盗”的《水浒传》为豪强所效法，言情的《西厢记》、“临川四梦”更是为无数沉浸在情天恨海中的才子佳人所追慕，他因此得出了“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的结论。梁启超则指出，“列为九流”之一的古代小说家并非一开始就被人看不起，只是后来的文人不肯辱身降志，不愿创作小说，小说创作的主导权才被那些“小有才之人”所把持。这些人用“游戏恣肆”的态度创作出来的小说，不是“诲盗”，就是“诲淫”，“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古代小说家也因此被人视为“儇薄无行者”，“多系市井无赖辈”。

　　不过，在接触到了欧美、日本的政治小说之后，严复、梁启超等人对小说家的评价发生了改变。严复与夏曾佑在上引《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指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将小说与社会政治变革联系起来，并肯定小说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清议报》创刊号刊出了梁启超翻译的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其后，他又翻译了矢野龙溪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梁启超认定欧美和日本之所以国富民强，就是因为小说家利用小说启蒙大众、使民开化的结果：“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在这里，梁启超首次明确地指出，欧美、日本各国政治小说家的身份都为“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在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原因时，他又特意指出那些翻译泰西小说、创作政治小说的日本小说家的身份：矢野龙溪“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其余的小说作家、译者如织田纯一郎、关直彦、田鸣鹤、柴东海、末广铁肠、藤田鸣鹤等，“皆一时之大政论家”。这些日本的政治小说家均为赫赫有名的政坛名流、政府大员、政党领袖，不仅不视小说为“小道末技”，不把写小说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却亲自动手写小说来教化大众，引领社会的变革。梁启超等人的这些介绍，无疑会引起近代小说家在倍感震惊、倍受鼓舞之余，对小说社会作用和小说家身份的重新思考，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小说和小说家身份的传统定位与评价。

　　

　　二

　　

　　三

　　

　　梁启超这种用写报刊政论文章的方法来创作小说，对于近代小说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小说的本土创作，除了《新中国未来记》之外，罗普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狮子吼》、怀仁的《卢梭魂》、春飒的《未来世界》、张肇桐的《自由结婚》、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王妙如的《女狱花》、雁叟的《学界镜》等作品，基本上都是议论超过描写，几无情节可言，成了当时极为普遍的创作现象。

　　

　　四

　　

　　经过近代小说家的不断阐释，小说语体的性质逐渐清晰起来。白话小说在小说中的“正宗地位”得到了确定。在此基础上，近代小说家开始用白话来创作小说，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罗普的《东欧女豪杰》、颐琐的《黄绣球》、陈天华的《警黄钟》《猛回头》等小说都是用白话写成的。虽然受制于语言、文字的长期分离的影响，有些作家在写作中只得“参用文言”，文俗并用，甚至在白话写作上还有不少一时无法逾越的难度，但白话小说的创作却在一直向前发展。近代白话小说的提倡者和创作者尽管还没有像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那样明确亮出“白话文学”这面旗帜，但他们显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白话文学必将取代古语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并在小说创作中初步展现了出来。

　　如上所述，近代小说家是以启蒙大众为目的、以启蒙教化者的身份来从事小说创作的，由此也导致了无论是在小说观念、小说的题材内容，还是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与小说语言等方面，近代小说都发生了一些列的变化，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此同时，近代小说家的这种身份意识也给近代小说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局限与不利。从主观上来讲，近代许多小说家在鼓吹域外小说社会功用价值的时候，也亲自动手创作、翻译小说，但他们往往仅是将小说当作启蒙宣传的工具，传达创作者有关社会政治思想观念的载体。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在“利用”小说，并非因为喜欢小说才去创作的，很少关注到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创作要求，因而创作出来的只是一些阐述作者政治理念的教化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也许会受到国人的欢迎，但一旦人们的政治热情消退不再，就会对这类新小说掉头而去，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很快就偃旗息鼓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从客观上来讲，近代小说家正是因为响应梁启超等人的启蒙号召才从事小说创作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创作小说的能力，创作热情有余，而创作才情不足，所以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多数缺乏最基本的艺术性，让人不忍卒读。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那些具有报人、出版者身份的小说家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大都为应时之作，追求时效性，一时想起，马上创作，立刻发表，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布局谋篇、遣词造句，更不可能花费时间去精雕细琢自己的作品。因而，近代小说虽然作品数量庞大、但整体成就不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近代小说创作半途而废的现象比比皆是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注：

　　①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清议报》第16-19册，1897年。

　　

　　④⑦ 蔡奋《小说之势力》，《清议报》第68册，1901年。

　　⑤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

　　⑥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26册，18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