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研究(1882－2002)”(项目编号14AZW010)、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5YJ010002)阶段性成果。

　　目前，中日学术成果的交流存在不平衡现象，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为例，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了解非常充分，因此可以及时参考和吸收;相反，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则非常有限，从而得不到应有的参考和借鉴。因此，笔者希望能对当代日本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了解和介绍，希望这种“逆输入”能为中国学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在对照日文原著和中文译著、反复认真研读的基础之上，拟对中川谕先生(为了行文简洁，下文皆简称中川)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进行介绍和探讨，并顺便纠正或补充中译本中的个别错漏。

　　据中川自己在该书《后记》中介绍，他对《三国志演义》的兴趣，始于1983年入东北大学初学汉文之时。后来，其本科、硕士、博士论文都与《三国演义》有关，于1994年3月以题为《〈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的论文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加工整理之后，于1998年由汲古书院出版，201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其中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部分曾被介绍到中国，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至于这部专著，黄霖先生和顾越先生曾撰文给于高度评价，并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天津师范大学赵莹博士新近的博士论文《〈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介和研究》亦设专节做了简单介绍。不过，即使有了黄先生的高度评价和推介，又有了中译本，中国学者对中川研究成果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新近发表的一些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并未涉及即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关于版本分类、版本源流、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毛评本的底本及成书过程等等，这些《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在中川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一书中都提供了答案，非常值得重视和参考。本文首先对中川主要研究的问题及观点做比较详细的梳理、介绍;然后，分析中川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特点和启发意义;最后，寻找问题点，探讨继续研究的可能性空间。

一、版本分类

中川指出，“现存《三国演义》版本已经超过30种”，并对32种本子做了较具体的介绍。对这些版本进行分类处理，可以说是讨论其他有关版本问题的基础。中川对小川环树、西野贞治、金文京、上田望、魏安等诸位先生的分类一一做了检讨，指出其特点及不足，然后以自己的标准，将现存32种版本分为三个系统，分别为:1、“二十四卷系统诸本”，包括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郑以桢本、夷白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含吴观明本、绿荫堂本、黎光楼本三种)、钟伯敬本、英雄谱本、毛宗岗本、李渔本等12种;2、“二十卷繁本诸本系统”，包括叶逢春本、余象斗本、志传评林本、郑少垣本、郑云林本、杨闽斋本、种德堂本、汤宾尹本等8种;3、“二十卷简本诸本系统”，包括诚德堂本、刘龙田本(亦即乔山堂本)、笈邮斋本、朱鼎臣本、天理图本、忠正堂本、黄正甫本、杨美生本、魏某本、北京图本、刘荣吾本、聚贤山房本等12种。(译著，第14－24页)需要说明的是，“天理本”与“北京图本”因出版者不详而被中川以所藏馆名之，“魏某本”则因刊刻者只能看清姓氏“魏”字而得名。此外，中川还提到了他在东京神田神保町山本书店出版的《山本书店古书目录》中的记载的一个题为《新刻京本全像演义三国传》即与畊堂本，虽未纳入上述三类做具体研究，但是根据“书目”提供的内容作了简单介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线索。(译著，第229－234页)

　　据中川自己介绍，他的分类依据，主要是“着眼于三国故事的叙述方式以及版本间文章的差异，同时也关注插入的诗歌、故事。”(译著，第31页)具体的做法是，分别选取嘉靖本、余象斗本、朱鼎臣本为代表，提供了两个具体的例证来证明说明其分类的理由。至于通行本毛评本因为经过了毛宗岗的大幅修改，所以另行讨论。

　　第一个例证，选取“迁銮舆曹操秉政”中的一个片段进行文字比对，得出结论:嘉靖本与余象斗本文字繁简没有多大差别而故事内容有差别;而朱鼎臣本文字比嘉靖本和余象斗本简略，故事内容则更接近余象斗本。对此，中川有个概括性陈述:

　　『三国志演義』諸版本を比較したときに見られる大まかな文章の違いとしては、ここに示したような三つの傾向を指摘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文章の違いを指標として『三国志演義』諸版本を分類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原著，第48页)

　　译:比较《三国志演义》诸版本可以发现，(诸版本)文字上不拘小节的差异像这里显示的一样，表现出三种倾向。以这类文字差异为指标，可以对《三国志演义》诸版本进行分类。

　　第二例证，选取“袁术七路下徐州”、“曹操会兵击袁术”中的一个片段进行文字比较，三个版本故事内容几乎没有差别，文字繁简还如第一例一样，朱鼎臣本比其他两个本子要简略，而中川特别关注的是“改则”的位置，三个本子“改则”的地方各自不同。因为“改则的地方是叙述过程中的一个小终结。改则地方不同，意味着文章的叙述方式不同，所以就表现为版本系统的不同。”(译著，第37页)对此，中川有个概括性的陈述:

　　そして毛宗崗本を除く『三国志演義』諸版本について、この場所における改則の場所を調べてみると嘉靖本と同じ箇所で改則するもの·余象斗本と同じ箇所で改則するもの·朱鼎臣本と同じ箇所で改則するものと、はっきりと三つ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によって、『三国志演義』諸本を、嘉靖本と同系統のもの·余象斗本と同系統のもの·朱鼎臣本と同系統のもの、の三つ系統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原著，第53－54页)

　　译:而且，对除毛宗岗本之外的《三国志演义》诸版本，查阅这些地方的改则情况，很清楚地分为三种情况:与嘉靖本相同、与余象斗本相同、与朱鼎臣本相同。因此，可以将《三国志演义》诸本分为三个系统:与嘉靖本相同的系统、与余象斗本相同的系统、与朱鼎臣本系统相同的系统。

　　中川说，他曾“查阅了大概30多种版本的《三国志演义》”，(译著，第31页)在两段概括性陈述中分别强调对诸版本的比较、对诸版本的查阅，因此，这里的结论应该是建立在相对全面的考察基础之上的，即对他所提及的所有相关版本，在可能情况下都进行了调查。遗憾的是，中文译著的编译处理大意虽然不错，但是未能体现中川原文中所强调的版本调查对象的周延性，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误解。

　　很显然，中川这里据以分类的理由主要有两点:“文字差异”与“改则”位置。两相比较，笔者认为，后者更为新颖并且更具说服力。至于毛宗岗本隶属于嘉靖本，中川的论证过程是，将前述第一例“迁銮舆曹操秉政”中相关内容与毛宗岗本内容相同的地方(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吕奉先趁夜袭徐郡”)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毛宗岗本虽然词汇有了很大不同，但是故事情节在三个本子中更接近嘉靖本;再加上后续的研究还将证明，毛宗岗本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的，而李卓吾评本在上述分类中属于嘉靖本，基于这两点，中川将毛宗岗本亦划归嘉靖本系统。(译著，第37－38页)

二、版本源流之二十四卷本系统

黄霖先生和顾超先生在著文推荐中川研究的“硕果“时，特别推崇三点:第一，嘉靖本并不是二十四卷本系统的最初本子;第二，叶逢春本可能最接近原本;第三，关于李、毛评本的成立过程。的确如此，祖本问题，版本演化问题，毛评本的成书过程，等等，这些既是《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无疑也是中川著作的重中之重。

　　在《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史上，郑振铎先生的开山之作《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提出，万历以后出现的诸本，内容上均与嘉靖本“一无差别”，只是到了清初，毛宗岗本才做了修改。由此，嘉靖本为现存《三国演义》诸本的祖本、也是毛宗岗评改的底本这一观点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定论而为学界广泛接受。在后来的反对意见中，最有说服力的当属以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提出来的“关索”故事说。小川博士在『關索の伝説とその他』(《关索的传说及其他》)中指出，在周曰校本出现了嘉靖本中没有的关索故事;而且，关索故事在明代其他刊本中有不同的形式，毛评本中的关索故事应该是来自嘉靖本之外的其他版本，从而否定了万历以后诸本在内容上与嘉靖本没有差别以及嘉靖本为毛评本底本的观点。中川沿着小川博士这一思路，除了关索故事之外，发现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等还增加了嘉靖本所没有的另外10个故事，并查明了这10个故事的来源:除了关索来源于宋代民间故事之外，其他10个故事或来自《三国志》裴注，或来自晋书、吴书等正史，或来自《资治通鉴》，并且以夏侯女故事为例，将周曰校本与资治通鉴、《三国志》裴注进行比对，结果显示，小说文本更接近《资治通鉴》，周曰校本中插入的其他故事比起正史来，也更接近《资治通鉴》，从而得出结论:流行于明朝中后期的《资治通鉴》成了通俗历史书的蓝本，而这些通俗历史书又孕育了《三国演义》文本中的插入故事。(原著，第39－48页)

　　除了小川环树之外，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中指出，福建建阳出版的《三国志传》系列与嘉靖本所代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列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异，并且提出:《志传》之祖本，固在嘉靖本《演义》之前。”此外，周邨、金文京、周兆新、上田望、魏安等诸多先生的研究皆指向一个共同的观点:有比嘉靖本更古老的古本或者说旧本存在，建阳本与嘉靖本分属不同的系统。

　　围绕祖本以及版本源流问题，中川按他自己的分类，分别对二十四卷本系统以及二十卷繁本系统、二十卷简本系统等不同系统中的诸多代表性版本进行了小心谨慎的考察和分析。首先来看二十四卷本系统。

　　1、考察了同属二十四卷本系统的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之间的关系。他以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为例，并引入二十卷繁本系统的余象斗本作为参考，节选“关云长袭斩车胄”故事中的片段，从文章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不是以嘉靖本为底本;同时，从刊行年代等资料分析，嘉靖本也不是以周曰校本或者夏振宇本为底本。再节选“吴臣赵咨说曹丕”故事中的片段，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者进行对比，就周曰校本与夏振宇的关系得出结论:二者同样不存在互为底本的问题;不过可以确认，与嘉靖本相比，夏振宇本与周曰校本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晚于周曰校本。因此，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虽然属于同一个系统，但是，不存在纵向的相互关系，而是以某个文本为祖本、分化衍生出来的三个本子，属于横向并列的关系。(译著，第48－52页)

　　2、考察了二十四卷本系统的李卓吾评本与其他版本的关系。中川首先说明了在李卓吾评本中选取吴观明本、绿荫堂本、黎光楼本三本进行考察的理由。其次，以插入的、在嘉靖本中没有的11个故事为据，证明李卓吾评本与周曰校、夏振宇本一致。第三，从刻工姓名和避讳等方面论述了吴观明本、绿荫堂本的刊行时间，分别为天启年间(译著，第71页)、康熙九年(译著，第72页)，再通过文字比对，论断三者的演变次序先后为吴观明本－绿荫堂本－黎光楼本，故以吴观明本为李卓吾评本之代表。(译著，第75页)第四，论证李卓吾本与二十四卷本系统其他本子的关系:选取“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中的片段，对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吴观明本进行比对，得出结论，吴观明本更接近夏振宇本，并强调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译著，第77页)又选取“孙策大战严白虎”故事中的片段，同样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吴观明本进行文字比对，发现前三者文字没有差别，而吴观明本有脱落，可见夏振宇本比吴观明本年代更为久远;相反，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吴观明本比夏振宇本年代更为久远的例子，因此，中川推断:夏振宇本有可能是吴观明本的底本。(译著，第79页)总之，关于李卓吾评本，中川的结论是:现存最早的李卓吾评本是吴观明本;在二十四卷本系统中，李卓吾评本与夏振宇本关系最为密切，而且成书晚于夏振宇本。

　　4、论述了毛评本的成书过程。自郑振铎先生以降，也有学者根据毛评本《凡例》第六条提及“李卓吾先生批阅”而认为毛评本的底本应该是李卓吾评本。中川在毛评本成书过程这一问题上的贡献有二:第一，进一步落实了李卓吾评本为毛评本底本这一观点。中川以他所认定的现存最早李卓吾评本——吴观明本为依据，逐一检验毛评本《凡例》其他九项，结果发现，吴观明本符合毛宗岗所说“俗本”的特点;同时指出，毛宗岗本亦有11个插入故事，也再次证明了嘉靖本不是毛评本的底本。第二，大致厘清了自嘉靖本至毛评本之间的版本演化轨迹。中川经过文字比对，认为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为三个横向并列的本子，而夏振宇本有可能是吴观明本的底本，吴观明本则是毛评本的底本，也就是说，夏振宇本－吴观明本－毛宗岗之间存在纵向继承关系。

　　5、考察了郑以祯本的性质及其在二十四卷本系统的位置。郑以祯本除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的简单记载之外，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小说月报》第20卷10号上刊载的卷1第1页的照片，乃“祭天地桃园结义”的片段，全书已佚。中川将这仅存的一页书影与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吴观明本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文中加入的注释部分来看，郑以祯本接近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再通过比对个别字句发现，与夏振宇本比，郑以祯本更接近周曰校本，而周曰校本早于夏振宇本，因此，郑以祯本也就早于夏振宇和吴观明本，因其封面有“李卓吾先生评释圈点”等字样，结合“李卓吾”名字被伪托的时代背景推测，“郑以祯本的刊行年代应该在万历三十年左右或者之后。”(译著，第95页)

　　6、考察了夷白堂本的性质及其在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位置。中川首先根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中关于“夷白堂”书肆的相关记载，推测夷白堂本《三国志演义》刊行于万历三十年代后半期;(译著，第96页)其次，根据夷白堂本具有11个插入故事这一特点，推断其与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等一样，属于二十四卷本系统;再次，选取“玉泉山关公显圣”故事中的片段，将夷白堂本与同属二十四卷本系统的嘉靖本、周曰校本，以及二十卷繁本系统的郑少垣本、二十卷简本系统的朱鼎臣本进行文字上的比对，结论是:夷白堂本最接近周曰校本;再分别选取“袁谭袁尚争冀州”、“吴臣赵咨说曹丕”故事中的片段，将夷白堂本与同属二十四卷本系统的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吴观明本等其他四个本子放在一起进行比对，结论还是夷白堂本非常接近周曰校本。不过，当选取“黄忠严颜双建功”故事中的片段，将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夷白堂本等四个本子进行比对时，结果发现另一种情况:与嘉靖本相比，周曰校本存在明显脱漏，文意不通;夏振宇本虽然也有脱漏，但字数比周曰校本多，文意也通顺。再细看，在夏振宇本增加的内容的“你见诸人”等字同样见于嘉靖本，而中川在前面已经证明了嘉靖本与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等并不存在互为底本的问题，因此，夏振宇本与周曰校本不同的部分，有可能是夏振宇本修改所致，也可能是夏振宇本继承了比周曰校本更古老的版本。在这个例子中，与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相比较，夷白堂本基本上与嘉靖本一致。因此，尽管夷白堂接近周曰校本，在刊行时间上也晚于周曰校本，但却不是以周曰校本为底本的，换句话说，周曰校本与夷白堂本有可能是以某一相同的底本为基础各自成书的。(译著，第102页)

　　除了判断夷白堂本在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位置之外，中川还指出了夷白堂本两个具体特征:第一，与周曰校本比较，大概删除了三分之二的诗歌;与嘉靖本、周曰校本比较，删除了与故事情节无关的说明性文字，比如说删除了“诸葛亮六出祁山”故事中对“木牛流马”制作方法的介绍。中川推测，刊行者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为了减少篇幅、节约纸张成本。至于刊行者既要节省成本，何以选取二十四卷本系统，而不是采用二十卷简本系统?中川的推测是，夷白堂地处杭州，有可能看到了主要刊行于南京的二十四卷本而没有看到刊行于建阳的二十卷简本。

　　从对比夷白堂本与嘉靖本、周曰校本等三个本子出发，中川还探讨了早期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卷数问题。从刊行时间来说，嘉靖本为嘉靖元年，周曰校本为万历十九年，夷白堂为万历三十年代后半期，因此，周曰校本更接近嘉靖本;可是，从卷数来说，嘉靖本为二十四卷，周曰校本为十二卷，夷白堂本则与嘉靖本一样，也是二十四卷。对此，中川的推测是，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为二十四卷，每卷十则，嘉靖本和夷白堂本继承了这种形式;当属于二十四卷本系统的周曰校本或者周曰校本的底本在插入11个故事和周静轩诗歌时，将两卷合成一卷，每卷二十则，这样就形成了十二卷本。(译著，第107页)

　　7、除了上述版本之外，中川还就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钟伯敬本、英雄谱本、李渔本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钟伯敬本。中川结合被冒名的钟伯敬和校阅者陈仁锡的生平推测，钟伯敬本刊行时间当在天启至崇祯年间;(译著，第114页)其底本应该是吴观明本或者与吴观明本很接近的其他李卓吾评本;(译著，第117页)正文部分，忠实地继承了李卓吾本;评论部分，有对李卓吾本评语的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引用之后加以批驳以及直接提出相反观点等几种情况，不同的批语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译著，第120－125页)

　　关于英雄谱本。中川在小川环树和金文京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详细比对英雄谱本、周曰校本、余象斗本/郑少垣本、朱鼎臣本等四个本子，根据“花关索”与“关索”出现的情况，再结合其他10个故事的插入情况，得出结论:英雄谱本基本上是以二十四卷系统中插入了11个故事的版本(如周曰校本)为底本，但是这个底本存在缺失;在缺失部分，则参考了二十卷繁本系统亦即“花关索”系统的版本(如余象斗本、郑少垣本)。从花关索出场的前后文文字来看，比较周曰校本、余象斗本、英雄谱本三个本子，英雄谱本更接近没有花关索故事的周曰校本，却插入了余象斗本的花关索故事;从关索出场的前后文字来看，比较周曰校本、郑少垣本(因为余象斗本相关内容缺失，故代之以同系统的郑少垣本)、英雄谱三个本子，虽然“关索”出现在周曰校本和英雄谱本中，文字上，英雄谱本却更接近没有关索故事的郑少垣本，对此，中川同意金文京先生的观点:这一部分文本，英雄谱本是以“花关索故事”版本(亦即二十卷繁本，有花关索故事而没有关索故事)为底本，加入了二十四卷本的一小部分。总之，英雄谱本是二十四卷本系和二十卷繁本系的组合体。

　　关于李渔本。李渔本晚于毛评本并且参考了毛评本，这一点早已是学界共识。关于李渔本，中川的贡献是，通过具体的文本比对，进一步落实了李渔本的编纂过程及其与毛评本的具体关系。首先，分别选取“孙策大战严白虎”、“废献帝曹丕篡汉”两个故事中的片段，比较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吴观明本、李渔本，证明李渔本更接近吴观明本;接着，选取16条例文，比较吴观明本、绿荫堂本、藜光楼本、李渔本之后发现，李渔本与三本各有一致与不一致的地方，不能证明李渔本更近哪一本，从而间接证明有可能在这三者之外，还有其他李卓吾评本存在。李渔本是以某一个李卓吾评本为底本、参考毛评本而成书，至于李渔本与毛评本的关系，郑振铎先生曾经认为，李渔本“在原文与毛本之间，时时择善而从之。”中川就毛评本“凡例”中所提到的修改的十项内容，比较李渔本，发现除了“昭烈闻雷失箸”一项之外，其他九项均未按毛评本修改，而是沿袭了李卓吾本;同时选取“安喜县张飞鞭督邮”、“王允定计诛董卓”两个故事中的片段，对吴观明本、毛宗岗本、李渔本进行文字比较，发现李渔本引用毛本的文本内容很少，而且存在很多不同于毛本的改编。第三，通过举例统计，证明李渔本的评语有摘自毛评本的，也有自创的，二者“数量同样多。”(译著，第157页)

三、版本源流之二十卷本系统

如前所述，中川所说的二十卷本包括两个系统，即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其中，繁本系统包括叶逢春本、余象斗本、志传评林本、郑少垣本、郑云林本、杨闽斋本、种德堂本、汤宾尹本等8种;简本系统包括诚德堂本、刘龙田本(亦即乔山堂本)、笈邮斋本、朱鼎臣本、天理图本、忠正堂本、黄正甫本、杨美生本、魏某本、北京图本、刘荣吾本、聚贤山房本等12种。

　　关于二十卷本繁本系统。这一系统的8种本子中除了叶逢春本之外，其他7种都有花关索故事。对这8种本子，中川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论述了7种含花关索故事的本子之间的关系;第二，论述了叶逢春本与其他7种本子属于同一系统的理由以及文本特征。

　　含有花关索故事的7个版本中，郑少垣本与郑云林本为同一个版本，所以实际上只需考察6个版本。中川经过文字比对得出结论:余象斗本、志传评林本、郑云林本、杨闽斋本等四个本子存在一定的相通点，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纵向继承关系，而是由同一个祖本派生出来的横向关系。(译著，第176页)尤其强调，志传评林本与余象斗本虽然同为双峰堂所刊行，但志传评林本并非以余象斗本为参考刊刻的，有可能是以同系统内另一个已经失传的版本为参考重新刻板的。相对来说，种德堂本与郑少垣本关系密切，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先后继承关系。至于汤宾尹本，比余象斗本等诸本晚出，但是，余象斗本、志传评林本、郑少垣本、杨闽斋本都不是它的底本;再则，在“花关索”系统诸本中，基本上没有繁简差异，只有汤宾尹本相对简略，编者可能对正文进行了简化和修改。

　　至于刊行于嘉靖年间的叶逢春本，金文京先生曾指出，它是最早的插图本，没有关索和花关索的故事，但是加入了大量的周静轩诗歌。井上泰山先生认为，余象斗本可能直接继承了叶逢春本。中川进一步指出，叶逢春本也没有插入前述其他10个故事，但是，选取“袁术七路下徐州”、“曹操会兵击袁术”故事中的片段，将嘉靖本、余象斗本、朱鼎臣本、叶逢春本放在一起进行文字比对，发现叶逢春本基本上与余象斗本一致，而且，脱落的地方与“改则”的地方都与余象斗本一致，因此，判断它与余象斗本属于同一系统，亦即二十卷繁本系统。再选取“杨奉董承双救驾”等其他四个故事中的片段，将叶逢春本、余象斗本、郑少垣本等三个本子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叶逢春本比余象斗本、郑少垣本都更为古老，应该是介于周静轩诗插入之后、花关索故事插入之前的本子，它是没有根据史书修订的、比较接近原本的文本;同时，因为余象斗本、郑少垣本、杨闽斋本之间呈横向并列的关系，在它们之前，可能存在“二十卷花关索系统祖本”，因此，余象斗虽然是现存花关索故事版本中最古老的版本，却并非最初插入花关索故事的文本，与叶逢春本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继承关系。(译著，第188－189页)

　　关于二十卷简本系统。中川指出，这个系统诸本的共同特点是:第一，都含有“关索故事”，所以，也称“关索”系统;第二，文本比其他两个系统简略。在12个本子中，刘龙田本与笈邮斋本是同版，所以，其实只需要讨论11个本子。中川首先根据“故事的有无”及“文章的简略方式”将这个系统的本子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包括诚德堂本、刘龙田本、朱鼎臣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等5个，另一类包括杨美生本、魏某本、刘荣吾本等3个。根据书名，又将前者称为“志传小系统”;将后者称为“英雄志传小系统”。(译著，第195页)而北京图本因为只残留卷四、卷五、卷六，聚贤山房本有一些特殊性质，所以，特选取“刘玄德三顾诸葛亮”故事中的片段，将这两本版本与朱鼎臣本、杨美生本放在一起进行比对，以确定其属于两个小系统中的哪一个，结果显示:这两个本子与杨美生本一致，都属于“英雄志传小系统”。(译著，第195页)

　　“志传本小系统”中5个本子的关系。中川首先选取“安喜县张飞鞭督邮”故事中的片段，将5个本子进行比对，发现:诚德堂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三者关系较为密切;刘龙田本、朱鼎臣本二者关系较为密切。接下来，进一步考察前三者之间以及后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选取“瓦口张飞战张郃”及“吕布刺杀丁建阳”两个故事中的片段，将诚德堂本、天理图本、黄正甫本三者进行比对，结论是:诚德堂本与天理图本之间并非纵向继承关系，而是由同一个祖本派生出来的横向关系。在上述两个文字片段的比较中，黄正甫本都显示更接近诚德堂本。在此基础上，再结合选自“董卓议立陈留王”、“司马昭破诸葛诞”等故事中的片段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黄正甫本中有诚德堂本、天理图本乃至二十四卷本系统及二十卷繁本系统诸本都未曾出现的文字，因此推断:黄正甫本增补了诚德堂本。(译著，第201页)再选取“孙坚跨江战刘表”及“曹操会兵攻袁术”等故事中的片段进行比对，发现刘龙田本与朱鼎臣本之间不能确定纵向继承关系，可能为同一祖本派生出来，为横向并列关系。(译著，第202页)中川还设专节从关索故事、文字比对等角度论证了忠正堂本明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的“志传小系统”，与天理图本关系密切，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先后继承关系，而是由共通的底本派生出来的版本。(译著，第216－226页)

　　“英雄志传小系统”中5个本子之间的关系。杨美生本与魏某本之间关系密切，魏某本有可能是杨美生本的重刻本;杨美生本与刘荣吾本之间是横向并列关系;北图本有的部分接近志传本系统的朱鼎臣本，在英雄志传小系统中，可能是早于杨美生本、刘荣吾本派生出来的本子。至于聚贤山房本，中川的结论是，它接近杨美生本，而且指出:其开头部分与其他关索系统(二十卷简本系统)诸本不同，而与周曰校本等二十四卷诸本一致，卷1前5则之后具备了简本系统诸本“志传小系统”的特征。(译著，第211页;原著，第311页)还有，它虽然封面题有“毛声山先生原本”，事实上与毛评本没有关系。

　　至于二十卷简本系统中的“志传”与“英雄志传”两个小系统之间的关系，中川推测，它们拥有一个共通的祖本，它的文本接近《三国演义》原作，但较为简略。中川将这个推测出来的本子称为“关索系统祖本”。(译著，第215页)

四、启示与问题点

综上所述，中川在分类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做了细致的分析

　　和推测，其基本脉络为:原作《三国志演义》(推测本1)以抄本形式传抄而广泛流传;有的抄本依靠《通鉴节要》、《通鉴纂要》等通俗历史书进行修订，有的则没有被修订。由被修订过的抄本《三国志演义》(推测本2)发展出来的刊本就是现存二十四卷本系统，具体演化情形为:一种抄本的刊行本为现存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另一种抄本被插入了包括关索故事在内的11个故事以及周静轩诗，成为十二卷、一百二十回祖本(推测本3)，这个祖本派生出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等除嘉靖本之外的二十四卷本系统诸本。另一方面，没有被修订的抄本《三国志演义》(推测本4)在传播过程中被插入了周静轩诗，这一抄本又衍化出两种本子，一种本子的刊行本即为现存叶逢春本，与叶逢春本同类的本子再加入了花关索故事，就形成“花关索系统祖本”(推测本5)，由这一祖本派生出余象斗本、志传评林本等二十卷繁本系统诸本;与叶逢春本并列的还有另一种文本被大幅简化的版本即“简本系统祖本”(推测本6)，这个本子又被加入了“关索故事”，形成“关索系统祖本”(推测本7)，派生出刘龙田本、朱鼎臣本、杨美生本等二十卷简本系统诸本。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版本关系，中川最后以图示之，一目了然。(译著，第268页)

　　纵观中川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深具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就启示与借鉴意义而言，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掌握和参考既有研究成果，找出问题点。这一点本来属于学术研究的常识，不过，做与不做、做得好与不好，常常会因人而异。从郑振铎、孙楷第、周邨、周兆新、张颖、陈速，到小川环树、金文京、井上泰山、上田望、魏安，等等，这些在《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史上的中外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中川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样，不仅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对话”基础，而且使他准确地找到了新的“问题点”。

　　第二，建立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的版本描述。迄今为止，除英国学者魏安之外，中川是考察《三国演义》版本最多的学者。他所论述的32种版本，在全面、认真考察的基础之上，每一种有尽可能详细的文献描述，甚至对“天理图本”、“北图本”等特殊的称名也都有相应的解释。在版本研究领域，有些文章作者本身对版本的基本文献特征不甚了了，只是人云亦云、语焉不详，结果往往使读者堕入云雾之中。

　　第三，独到的分类方法——对“改则”的关注。在中川之外，对《三国演义》全部文本的分类，主要有两种意见:中国大陆学界一般分为通俗演义版本类、志传版本类、批评版本类、毛氏版本类;英国学者魏安分为AB系统及其分支、CD系统及其分支。这些分类，从不同标准出发，各有其理据和不足。如前所述，中川的分类原则，“着眼于三国故事的叙述方式以及版本间文章的差异，同时也关注插入的诗歌、故事”(译著，第31页)，其中，最具特色和启发性的是对“故事的叙述方式”——“改则”的关注和运用。所谓“改则”，就是一则故事结束之后另起一则，有时在上一则结束时有“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有时没有。中川认为:“改则的地方是叙述过程中的一个小终结。改则地方的不同，意味着文章的叙述方式不同，所以就表现为版本系统的不同。”(译著，第37页)而他之所以将改动很大的(包括将两则合并为一回)毛评本与嘉靖本划为同一版本系统，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毛评本源于李卓吾评本，而从“改则”位置来看，李卓吾评本与嘉靖本一致，故然。无论认同不认同中川对《三国演义》版本的分类，关注“改则”位置这一角度本身的确为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源流研究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非常值得参考的新途径。

　　第四，贯穿始终的“双向互比”的文本比对方法。无论是版本分类，还是考察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中川贯穿始终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文字比对。事实上，在版本源流研究中，在缺乏外证的情况下，除了“文字比对”，几乎别无他途。魏安在《〈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中对“串行脱文”的考察其实也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文字比对。中川的文字比对工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一以贯之的“双向互比”的方法。典型如，在考察关系密切的郑少垣本与种德堂本的关系时，先通过比对“何进谋杀十常侍”故事中的文字片段，指出郑少垣本有可能出自种德堂本;接着，又反过来，通过比对“董卓议立陈留王”故事中的文字片段，否定了郑少垣本出自种德堂本的可能性，从而得出结论，二者虽然关系密切，但是不存在先后继承关系。(译著，第169页)这种正反、顺逆“双向互比”的思路和方法，保证了结论的科学和严谨。在版本研究领域，不时有学者在进行文字比对时，由于先入为主或者其他原因，只做单向度的比对，结论经不起“逆向”的质疑与考验，其可信度和说服力自然大打折扣。顺便提及，中川在讨论中也注意到了内证与外证之间的“互证”问题，如李卓吾生平与李卓吾评本刊行年代的互证，钟惺、陈仁锡生平与钟伯敬本成书时间的互证。反观国内学界前些年对黄正甫本是否最早刊本的讨论，有论者对众多学者从黄正甫生平等外证提出的质疑不予回应而一味坚持己见，不论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五，全局与细节结合——脉络清晰的版本源流的系统。综合来看，中川通过对“改则”的地方、文字、故事情节内容等诸多内证的考察，再尽可能结合相关人员的生平、刻工、书肆等外证，对他所考察的《三国演义》现存32种版本之间的关系，一一进行分析和厘清，绘制出了具体的关系图，使得错综复杂的版本关系变得一目了然。这张系统图，既是对32种版本的全景描述，又有具体版本之间的关联细节，可谓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极富启发意义的参照。

　　总之，中川的研究已经成为《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领域一座无法绕开的高峰。当然，也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以下三点商榷意见。

　　(一)分类及称名问题。如前所述，中川将32种版本划分为二十四卷本系统、二十卷繁本系统、二十卷简本系统;在二十四卷本系统中，嘉靖本又单成一个分支，与推测本3“十二卷、一百二十回祖本”并列。关于这一分类及称名问题，笔者有两个疑问:第一，将没有插入故事的嘉靖本与插入了11个故事以及周静轩诗的周曰校本等诸本作为一个系统是否合适?第二，在中川所指称的属于二十四卷本系统的12种本子中，只有嘉靖本和夷白堂本是二十四卷，其他11种本子，周曰校本、夏振宇本、郑以祯本等3种为12卷;三种李卓吾评本以及李渔评本共4种为120回;毛评本为19卷120回;钟伯敬本为20卷;英雄谱本为20卷240回，将这些或者称卷或者称回或者卷、回兼称而数目各有不同的版本，通称为“二十四卷本系统”是否合适?二十卷繁本与二十卷简本亦有类似的问题，如二十卷繁本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甚至被认为是比嘉靖本可能更接近《三国志演义》原作的叶逢春本即为10卷，聚贤山房本则为6卷。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的思考是:第一，既然插入故事与周静轩诗与否是版本分类的重要原则之一，那么，像魏安那样，将嘉靖本当做一个单独的类别来处理，也许更为合适，尽管这一类在目前所见的版本中只有一部;而且，就目前所见，这一印制相对精良的版本却没有关系密切的其它本子存在，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的理解，中川所说的“二十四卷本”、“二十卷本”云云，显然不是对版本实然状态的描述，而是从版本源流着眼。笔者注意到，中川讨论过“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卷数”问题，认为很可能“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为二十四卷本，嘉靖本和夷白堂本继承了这种形式”(译著，第107页)。因此，中川的思路应该是，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二十四卷，而周曰校本等多种本子虽然卷数不再是二十四卷，但是均源自这个抄本，因此，统称为二十四卷本系统。这种思路和命名方法自然很有道理。问题是，在中川的版本系统图中，推测本4是另一个“没有修订的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能够直接或间接证明这个抄本是二十卷本，与修订过的二十四卷抄本并列，这样，二十四卷本系统与二十卷本系统的区分就完全符合逻辑了。可是，不能排除推测本1即原作本身以及推测本4即“没有修订的抄本”都是二十四卷的可能，因此，以二十四卷与二十卷来指称不同版本系统，虽然有其合理性，在操作层面也相对便利，但是，其“称名”本身的理由还有进一步补充论述的必要。

　　(二)例证的周延性问题。作为版本源流考证的基础，版本的分类在中川的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对这一重大基础性工作，中川的基本办法是，先列出分类的结果，再以例证法的方式证明分类的合理性。面对存在30多种版本这一客观事实，这种先结论再举例论证的方法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例证法面临很大的逻辑上的风险，很容易落入以偏概全的陷阱。中川虽然专设一节论证其分类的合理性，但是篇幅只有8页，具体提供了两个例证，一个从“文字内容”的角度，一个从“改则”的角度，论证了嘉靖本、余象斗本、朱鼎臣本分属三个系统。(译著，第31－38页)如前文所述，这两个例证之后的总结性文字在中文译著中又被做了高度简化的编译处理，漏掉了全称性的“比较《三国演义》诸版本”等关键性信息，所以，笔者初读时，颇感疑惑。原文虽然在理论上不存在逻辑不周延的问题，但仍有例证过少、不够周延之憾。相对来说，对“文字内容”脱漏增补现象的理解尚有见仁见智的问题，“改则的地方”则是相对客观的存在，对众多版本“改则的地方”一一进行查验固然不太现实，但是如果能够提供更多一些的例证，无疑会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或者，学界同仁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留心，随机抽查、比对相关文本，检验中川的结论是否可靠。如果证明中川的结论可靠，无疑有助于在《三国演义》版本源流问题上达成共识。除了对分类的总体论证之外，中川关于一些具体版本关系的论证也有类似问题，比如说，在论述夷白堂本与其他本子的关系时，采用的办法也是文字比对，具体选取“玉泉山关公显圣”故事中的一个片段，将夷白堂本与嘉靖本、周曰校本、郑少垣本、朱鼎臣本等分属不同系统的四个本子放在一起，结果发现夷白堂本与周曰校本接近，从而得出了“夷白堂本与周曰校本属于同一个类别”的结论。(译著，第98页)尽管方法可取，但是，仅只一例难免有孤证之疑。

　　(三)推测性文本的可信度问题。如前所述，在中川所绘制的《三国演义》版本源流关系图中，有7个推测性本子分别存在于不同环节，具体包括:1、原作《三国志演义》;2、依据《通鉴节要》、《通鉴纂要》等通俗历史书做过修订的抄本《三国志演义》;3、修订过之后又被插入了11个故事以及周静轩诗从而成为十二卷、一百二十回祖本的本子;4、没有被修订的抄本《三国志演义》;5、叶逢春本在加入花关索故事之后形成的“花关索系统祖本”;6、与叶逢春本并列的、文本被大幅简化的“简本系统祖本”;7、由“简化本祖本”加入“关索故事”形成的“关索系统祖本”等等。这7个推测性本子中，第一个毋庸置疑，肯定曾经存在;至于其他6个则全部是在考察现存诸多文本时根据一些文本现象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出的推论，比如说，从“改则”的情况看，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于同一系统，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现:从文字脱落情况看，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不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同时，从刊行时间和体裁上看，嘉靖本也不可能是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那么，要合理解释这一现象，只能推测，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祖本，这就是推测本2。其余各个推测本的情况大体如此。这种推测，在中川的研究体系中，的确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因为缺少文本证据，其可信度自然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川研究的意义，与其说是提出了有关问题的答案，毋宁说是给后续的研究指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意义的方向:如果再有新的版本出现，不妨考察其文本性质是否与中川所说的某个推测性本子相符。

　　总而言之，中川先生对《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无论结论还是方法，都深具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商榷问题，并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

　　(2013年3月21日初稿于京都大学;2015年3月7日修改于北京语言大学)

　　注:

　　①段江丽《金文京的〈三国志演义〉“综合”研究——日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系列之一》，《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

　　②中川諭『「三国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日本］汲古書院1998年12月。与中国习惯称《三国演义》不同，日本习惯称《三国志演义》。

　　③中川谕著，林妙燕译《〈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

　　④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中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12]黄霖、顾越《〈三国〉版本研究的硕果:读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的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⑥赵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介和研究》，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论文，2012年。

　　⑦例、黄晋《〈三国演义〉版本流传考证》，《学术论坛》，2012年第3期;何红梅:《十年来〈三国演义〉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述要》，《荷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关于毛评本的评改者，笔者倾向于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说，本文为表达的方便，一律按中川先生著作中的提法，称为毛宗岗评本。关于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说，参见拙作《明清鼎革与乱亡之悲——毛评本〈三国演义〉的历史叙事之一》，“明清鼎革变动与文化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台湾)中央大学·2012－3－16日。

　　⑨中川谕著，林妙燕译《〈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第13页。下文所引中川著作译文除特别注明之外皆引自该书，只随文注出页码。对于一些译者做了编译处理的地方，为了更准确地传达中川原文的意思，笔者则提供日文原文，随文注出原著页码，并做中文翻译。

　　⑩此段文字，译著编译为:“这三个版本的区别分别体现了三个分类系统。”译著，第33页。

　　[11]此段文字，译著编译为:“查阅《三国演义》诸本改则地方，可以明确划分为嘉靖本式、余象斗本式、朱鼎臣本式。”译著，第37页。

　　[13]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原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1923年;收入氏著《中国文学研究》(上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4]小川环树《関索の伝説そのほか》，见氏著『中国小説史の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版。

　　[15]柳存仁《三国演义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周邨《〈三国志演义〉看校札记》，《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金文京『花関索伝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版，『「三国演義」版本試探——建安諸本を中心に——』，《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周兆新《旧本〈三国志演义考〉》，见氏著《〈三国志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田望『「三国演義」版本試論——通俗小説の流伝に関する一考察』，《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史综述见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中译本第2－12页。

　　[17]译著第68页顺数第10行:“但孙目中并没有记载《李卓吾评本》”为“但孙目中并没有记载宝翰楼本“之误译，原文见原著第94页:“ただし寶翰楼本は孫目にも所在は記されず、現在も所在は知られない。”

　　[18]译著第81页顺数第14行，论及“凡例”第5项“关于各回分则”时，“吴观明本的则题，为对仗的句子”为“毛宗岗本的则题，为对仗的句子”之误译，原文见原著第118页:“一方毛宗崗本は百二十回仕立てであることは呉観明本と同じであるが、各回は呉観明本のように二則に分かれることはない。また則題も対句からなる二句なっている。”

　　[19]译著第101页倒数第2行“嘉靖本中同样没有‘你见诸人’”为“嘉靖本中同样有‘你见诸人’”之误译，原文见原著第150页:“あるいは「你見諸人」は嘉靖本にも見られる文字であるので”云云。

　　[20]中川参考金文京先生的研究，列表详示关索与花关索在各文中本的出现情况，关索出现在二十四卷系的周曰校本及二十卷简本系的朱鼎臣本中;花关索出现在二十卷繁本系的余象斗本中。至于英雄谱本，则关索故事与花关索故事各出现了一次。中川文中所说“‘花关索故事’版本”指出现了花关索的二十卷繁本系余象斗本、郑少垣本等。参见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中译本，第128－129页。关于关索与花关索故事的详情参见金文京『花関索伝の研究』，第42－47页。

　　[21]关于种德堂本与郑少垣本的关系，译著有两处误译，乃至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第一处，译著第168页倒数第4－5行:“种德堂本有可能出自郑少垣本”，应该为:“郑少垣本有可能出自种德堂本”，原文见原著第248页:“種徳堂本から鄭少垣本が出たという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第二处，译著第169页第9－10行:“不能否认种德堂本出自郑少垣本”，应该为:“郑少垣本出自种德堂本的可能性又被否定了。”原文见原著第249页:“種徳堂本から鄭少垣本が出たという可能性が否定される。”

　　[22]关于汤宾尹本的讨论，译著第170页顺数第13行“由此可以推测”前有一段文字漏译，不影响上下文的理解，故此不予补充;倒数第8－9行有误译:“刘备暗杀曹操未果。曹操讨伐刘备向徐州进攻。”事实上，小说中并无刘备暗杀曹操的情节。应该为:“曹操为了讨伐暗杀曹操计划的首谋之一刘备而攻打徐州”。原文见原著第251页:“曹操は曹操暗殺計画の首謀者の一人である劉備を伐っために徐州へ攻めてきた。”

　　[23]金文京『三国志演義の世界』(增补版)，东方书店2010年版，第212页。

　　[24]『「三国志通俗演義史伝」解説』，收入『三国志通俗演義史伝』(下)，关西大学出版会1998年。

　　[25]译著第190页倒数第6行:“还有，分析北京图本、聚贤山房本分别属于什么类别”为编译，或者说，漏译了原文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使读者感到突兀。原文见原著第281页:“また順序として、29北京図本·聚賢山房本を除く版本が二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けられることを示し。それからこの二種の版本がどちらのグループに属するかを考えたい。これは北京図本は巻四·五·六しか残らないこと、聚賢山房本はやや特殊性を持っている(これについては後述する)ことによる。”

　　[26]从上下文来看，原文中此处的“志传小系统”疑为“英雄志传小系统”之误。

　　[27]为了下文讨论的方便，笔者将中川推测出来的版本以“推测本”之序号一一标示出来。

　　[28]韩伟表《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2期;黄晋《〈三国演义〉版本流传考证》，《学术论坛》，2012年第3期。

　　[29]魏安《〈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0]何红梅《十年来〈三国演义〉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述要》，《荷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