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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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学与文学:以《镜花缘》与《七侠五义》为例

　　·胡涛·

　　摘要义理、考据、辞章分途后，朴学家与文学并不是彻底绝缘。李汝珍和俞樾身为朴学家，即分别创作和改编了长篇章回小说《镜花缘》和《七侠五义》。细读二书，不难发现二人的小说创作都受到了朴学的很大影响。朴学所具有的元素如“崇实”、“思辨”、“致用”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对小说叙事语言的精炼、故事结构的优化贡献尤其突出。

　　关键词朴学小说关系《镜花缘》《七侠五义》

　　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指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柢。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①

　　到了清代，义理、考据、辞章三者更已分途，乾嘉考据学者、朴学大家辈出，但已多不复措意于文，故考据学者已难有以文学名世者。而班中却有李汝珍与俞樾二人，以小说的创作(改编)为世人所知晓，殊为难得。

　　李汝珍生于乾隆中叶，卒于道光十年(1830)。他少年时师从著名考据学家凌廷堪学习古代礼制、乐律、历算、疆域沿革。他的学问渊博，尤其精通音韵学，著有《李氏音鉴》、《字母五声图》两部音韵学著作。同时，他与乾嘉考据学派人物交往密切，“深受乾嘉汉学、特别是乾嘉汉学中扬州学派的影响”②。中年后，花二十多年心血创作了章回小说《镜花缘》。

　　俞樾(1821－1907)则是清末著名学者，被视为清代考据学之“殿军”、朴学大师。光绪乙丑(1889)年，他改编章回小说《七侠五义》成。因此，他在朴学大师的称谓外更获得了“小说家”的头衔③。

　　或可知，考据学者、朴学家也不是不能创为小说。而反观其作品，却也处处体现着考据学、朴学的影响。以下试图对此进行具体分析，以窥朴学与文学的关系之一斑。

一、朴学“崇实”作风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清代朴学承明季理学空疏学风而起，对那种空疏学风进行了全面否定，“崇实”作风在清初几大学者的大力提倡下，逐渐成为朴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其论大概为:

　　今天下之衰亦甚矣，而其敝在不知学术。……然非空谈本心，便可为学术也。必实实穷经通史，读破万卷，识见始高，胸襟始阔。④

　　而李汝珍在《镜花缘》第十八回中借卢亭亭之口也对这一作风进行了直接的宣扬，她说:

　　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若浮光掠影，中无成见，自然随波逐流，无所适从。⑤

　　也正是在朴学“崇实”口号的宣扬下，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中设计了许许多多有真才实学的人物，比如唐敖、多九公。而不具实学者则成了批判、调笑的对象，比如林之洋、白民国的学究。然后，作者还为这些实学之人穿插安排了众多谈论文字、音韵、注疏等所谓“根柢之学”的场景。其中，作者最擅长的音韵学自然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小说第二十二至第三十一回的情节，便全依音韵学因是绝学而更见宝贵、深奥之特点来设计。可知朴学之加于小说，非仅可有可无之皮肤而已。

　　与明末“空疏之学”的“束书不观”不同，朴学“崇实”则要求“实实穷经通史，读破万卷”。在小说中实实写到“万卷之书”的，恐怕也只有朴学家李汝珍的《镜花缘》。这可以说是朴学赋予这部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对该小说中提到的书籍名、篇名稍作统计，不下百种，比如:《女诫》、《史记》、《拾遗记》、《博物志》、《晋书》、《易经》、《春秋》、《五簋论》、《礼经》、《老子》、《庄子》、《毛诗》、《汉书》、《左传》、《周礼》、《仪礼》、《尔雅》、《论语》、《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古今注》、《月令》、《夏小正》、《古论》、《齐论》、《鲁论》(以上三种是《论语》的不同版本)、《周易》、《周易传》、《十翼》、《系辞》、《甘泉赋》、《璇玑全图》、《公羊传》、《孟子》、《西游记》、《本草》、《滕王阁序》、《河渠书》、《沟洫志》、《内则》、《千金方》、《帝典》、《旧唐书》、《中庸》、《韵谱》、《养生论》、《任中丞集》、《竹书纪年》、《博雅》、《方言》、《山海经》、《北齐书》、《玉篇》、《抱朴子》、《北史》、《南史》、《世说新语》、《鼎录》、《司马文园集》、《风俗通》、《谷梁传》、《东观汉记》、《说文》、《吴越春秋》、《战国策》、《七发》、《中论》、《新语》、《渔父》、《搜神记》、《北征赋》、《何水部集》、《道德指归论》、《辨命论》、《金刚经》、《文心雕龙》、《尸子》等等。这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或许是无趣的掉书袋，但在当时，因为生活于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乾嘉，李汝珍在小说中是以极大的自豪感，在一个巧妙构思的故事中兴趣盎然地向读者展示着传统文化的众多方面。虽然“《镜花缘》无疑的正在‘古董化’中”⑥，但相比于朴学家分散而枯燥的一部部学术札记，总有趣得多。

　　《七侠五义》本名《三侠五义》，清乾嘉时期说唱艺人石玉昆所作。俞樾将之更名为《七侠五义》，其自言:

　　余不知所谓三侠者何人?书中所载: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即将柳青、陆彬、鲁英等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因改题《七侠五义》以副其实。⑦

　　可以看出，俞樾也将朴学所讲究的“崇实”作风纳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来。但这一改，所受非议较多。首先，此书已约定俗成的呼为《三侠五义》，可不须改。其次，书中所写何止三个侠士、五个义士，如果要改的话，何止“七”呢，“三”、“五”可以是虚数，泛指多，根本不用坐实⑧。

　　大家之非议，或许更多来自对于考据学派、朴学家的刻板印象，而不知如“高叟言诗”和“郑玄解礼”那样的机械、拘泥做法，考据学家们自己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我认为小说本身都可以进行修改，单单名称为什么不能改呢!而且，从《三侠五义》卷首问竹主人(石玉昆)自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可以知道，此处的“三”、“五”都不是虚数，所谓“三侠”指的是南侠、北侠和丁氏双侠四人。俞樾也正是考虑到“三侠”却有四个人，或不副实，才干脆再添作品中着墨较多的三人以成“七侠”，有何不可。另有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不无嘲笑地说“三王”可以指禹、汤、文、武四人，“三侠”也是沿其成例⑨。但查考古籍中“三王”之语，或指夏禹、商汤、周武王三人(《谷梁传》)，或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三人(《孟子》)，或指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三人(《尸子》)等等，都只包括三个人，并没有如《小说小话》中所言可以包括禹、汤、文、武四人。他嘲笑俞樾学问罔称赅博，不知却正暴露出自己的学问不精。

　　改书名之后，俞樾又以朴学“崇实”的作风对《三侠五义》的第一回做了大量改动。他在自序中说:

　　惟其第一回，叙述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白家老妪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余因为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

　　小说作为文学作品，自然虚构的成分会比较多，俞樾以史传记载与之覆核，自然会有不同。今观俞樾所改第一回，俨然一篇考订文章，相比原《三侠五义》之文字，文学性大大降低。鲁迅评其为“既爱臆造之谈，又不忘考据之习”⑩，可知此处体现出朴学对于文学之影响十分明显。

二、朴学“思辨”精神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虽则李、俞二人“不忘考据之习”，颇受揶揄，但二人将朴学元素带进小说创作(改编)，也不全是负面效果。朴学考据所讲究的思辨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逻辑严密而论证有条理，对章回小说这类长篇叙事文学作品的创作即有很重要的作用。

　　俞樾正是运用了这种思辨的逻辑力量，在对《三侠五义》第二至第一百二十回进行修改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做出如第一回中那么重大的情节改动，而仅仅是增删、修改某些字句，但却令整部小说叙事更加优秀。那些认为俞樾对《三侠五义》除第一回外没有什么更动，或者有更动也仅限于修订字词(如将某些俗字改成古字)，因而认为俞樾的改动无关紧要的看法(11)，显然是低估了朴学之于文学的作用。

　　比如《三侠五义》第四、五回的衔接处写皮熊进店喝酒，写道:

　　只见从外面来了一人。酒保见了，让道:“大爷少会呀!”那人拣个座儿坐下。酒保转身提了两壶酒，拿了两个盅子过来。那人便问:“我一人如何要两壶酒，两个盅子呢?”酒保答道:“方才大人身后面有一个人，一同进来，披头散发，血渍模糊。我打量你是劝架，给人和息事情。怎么一时就不见了?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

　　不知那人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第四回完)

　　(第五回起)且说酒保斟上一壶酒来。那人一面喝酒，一面带有惊慌之色，举止失宜。只见坐不移时，发了回怔，连那壶酒也未吃完，便匆匆会了钱钞而去。(12)

　　第五回的“惊慌”、“举止失宜”从何而来?读罢这几句，不免让人不明就里，与第四回末的叙述明显脱节。

　　经俞樾改编成《七侠五义》后，此处写成:

　　不知那人闻听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第四回完)

　　(第五回起)且说酒保回答那人说:方才还有一人，披头散发，血渍满面，跟了进来，一时就不见了，说了一遍。只见那人一闻此言，登时惊慌失色，举止失宜，大不象方才进来之时那等骄傲之状。

　　只见坐不移时，发了回怔，连那壶酒也未吃，便匆匆会了钱钞而去。

　　对比《三侠五义》原来文字，俞樾修改后的第五回紧承第四回而来，叙事逻辑更加严密，对皮熊的神态的前后转变及转变的原因交待得更清楚，读来更加流畅。

　　在第十五回中，写包公因催马不行而路访冤案，《三侠五义》如此书写:

　　禀明包公，吩咐带马。将马带过，老爷(指包公)搂搂扯手，翻身上马。走不几步，老爷将马带住，叫包兴(包公侍从)唤地方。

　　从上文看来，是包公自己将马带住，呼唤地方。如此，似包公有超验感应一般，路过一地而知此地附近定有冤情，实不符合常理。从后文看来，包公也根本没有此项超人能力。俞樾查此不合理处，于是在《七侠五义》中改为:

　　禀明包公，吩咐带马。将马带过，老爷刚然扳鞍上去，那马哧的一声，往旁一闪。幸有李才(包公侍从)在外首坠镫，连忙拢住。老爷从新搂搂扯手，翻身上马。虽然骑上，他却不走，尽在那里打旋转圈。老爷连加两鞭，那马鼻翅一搧，返到往后退了两步。老爷暗想:“此马随我多年，他有三不走:遇歹人不走，见冤魂不走，有刺客不走。难道此处有事故不成?”将马带住，叫包兴(包公侍从)唤地方。

　　如此一改，极写马的非正常反应，加上包公暗想的“三不走”，于是包公下马，传唤地方，后在左近确实访得冤情，有因有果，叙事严密而自然，实较原本出色。

　　俞樾用朴学讲究的严密逻辑审视原本《三侠五义》，也发现了一些因相隔较远而叙事前后不接的地方，并进行了相应改动。比如《三侠五义》第三十回写展昭应丁氏二侠之邀前往松江府，让随从先自己回家:

　　《七侠五义》将此处最后一句改为:

　　从人连连答应。刚要转身，展爷又唤住悄悄的道:“展忠问时，你就说为联姻之事去了。”从者奉命，拉着马匹各自回去不提。

　　展忠为展昭家的老仆，喜欢说道展昭，心心念念让展昭“总以接续香烟为重，从此要早毕婚姻，成立家业要紧”(第二十七回)，展昭却对此不是很上心，只想出门去西湖游览。但怕老仆在面前说道，拿他没办法，于是临出家门时骗他说是前去联姻。可如今将从人遣回家，从西湖改道去松江府，是何缘由呢!心细考虑到此，于是必然悄悄跟从人串话说仍是为“联姻之事”而去，以消将来还家时老仆展忠的啰嗦言语。补这一句，老仆展忠一段文字才算有了交待，收束得自然、完满。《三侠五义》原本或因前后有近四回多个故事的间隔，于是将这个话头忘记，叙事的逻辑性不够完备。

　　相比于原本《三侠五义》，《镜花缘》这部朴学家精心创作、打磨的小说，更具有思辨的严密逻辑和更出色的叙事语言，“故事发展中没有矛盾，没有粗心大意;而这些缺憾损害了几乎所有旧小说”(13)。

三、朴学“致用”目的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的评价已不甚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虽然随着时间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朴学家们的身影，但大多数朴学家仍拘执“君子弗为也”的圣贤古训，亲身创作小说的十分少。即使有少数朴学家创作或改编了小说，他们也与一般的小说家不同，而带有极强的“致用”目的，“更能以社会的批评者自任”(14)，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一定有自觉而浓厚的针对当时社会的说教意识和意味。李汝珍、俞樾二人也不例外。这也是朴学作用于文学的又一方面。

　　朴学的这种“致用”目的，其源也来自于清初几位朴学大家的大力提倡，其尤力者当属昆山顾炎武。他的言论多次言及于此，其《与人书》曰: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5)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4月27日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公共工程事关国计民生，决不能把民生工程搞成劳民伤财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如果一些地方能够多关心百姓民生，多了解民间疾苦，恐怕就不会有那些只顾形象与政绩的工程了。

　　同时，他认为文章务求“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16)，时刻以天下为己任，“正人心，拔乱世以兴太平之事”(17)。这种“致用”的目的，深刻影响了清代的学风。风向所及，再加上官方的提倡，也影响了当时的世风，于是凡创作小说者或多或少也会在小说里说教、宣扬因果报应等。但是朴学家背景的小说家有更加强烈的自觉。

　　这种自觉在俞越的改编中体现的最为直接。只要仔细对比《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就会发现俞樾增加的文字，过半都在强调善恶因果报应和宿命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劝善人心、改易世风。其文略如:

　　这也是大爷夫妻一点至诚感格，故有此机会。可见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人怀恶意，天必诛之。李氏他陷害包公，将来也必有报应的。(第二回)

　　真是主仆五行有救。(第三回)

　　(他比杀人放火的强盗还利害呢! )不想他今日也有此报应!(第三回)

　　真是时衰鬼弄人。我张三平生不做亏心之事，(如何白日就会有鬼?) (第五回)

　　凡事皆有先成的造化，我连一个枕头都消受不了。(第十四回)

　　真乃福至心灵，不错的。(第十七回)

　　(娘娘慈善，待人厚道，当初如何受此大害?)这也是前生造定。(第十七回)

　　人生穷通有命，显晦因时，皆有定数。(第二十三回)

　　李保到了此时，也顾不得天理昭彰。(第二十四回)

　　大凡妇人晓得三从四德，不消说，那便是贤德的了。(第二十九回)

　　功勋世胄，如此家风? (第三十一回)

　　幸遇某家，这也是你昭彰报应。(第三十二回)

　　(可见这恶贼利欲熏心，)甚么天理全不顾了。(第三十五回)

　　人要天理良心，看昭彰报应要紧。(第三十六回)

　　有报应没有?昨日那么拦你们，你们不听，到底儿遭了报了。(第三十七回)

　　事成不改命中所造，大料难逃。这也是前世冤孽，今生报应。奈何，奈何! (第三十八回)

　　真也是劫数使然，无可如何。(第四十三回)

　　另外，俞樾将颜查散之名改为颜昚敏，其自陈原因谓:

　　颜查散为后半部书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为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后半部竟是包孝肃替人，非如牛驴子、苦头儿、麴先生、米先生诸人，呼牛呼马无关轻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昚敏”之讹。“昚”为古文“慎”字，以昚敏为名，取慎言敏行之义。

　　论者谓“此亦其考据习癖之自然流露”(18)，但却没有道出俞樾此处改名更主要的动机，仍然是从教化的“致用”目的出发，教人“慎言敏行”，而不仅仅是为考据而考据。

　　相比于俞樾改编《七侠五义》“致用”目的之单纯，李汝珍创作《镜花缘》的目的或许就复杂得多。首先，当然也有教化意义。比如，写唐小山历千难万险出海寻父，是劝孝;对实学的褒奖、对不学无术者的讽刺，是劝学;写打破“酒”、“色”、“财”、“气”四大关隘，是劝节欲。其次，正如胡适等学者所论，李汝珍借着小说的形式，宣传了某些在那个时代看来有些特异的想法。比如，反对妇女缠足，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19)。但是，大家容易忽视的是，李汝珍是怀着极大的自足感将其所具有的才学、所熟识热爱的文化巧妙的融入《镜花缘》的故事之中。以手写心，那么，整部小说就是李汝珍心迹的自白，其“致用”的目的就是自我的充分表达。

　　注:

　　①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2页。

　　②参考张蕊青《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③参看谢超凡《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俞樾卒后不久，《月月小说》以“中国近代大博学家兼小说家德清俞曲园先生遗像”为标题，刊登俞樾画像，附文曰:“德清俞曲园先生为近世之大博学家，海内文坛咸推祭酒，而犹兼长于小说，《七侠五义》一书，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自先生为之删润一通，遂成一种义侠小说，使我国民读之，振起尚武精神不少，是故先生亦小说家也，表其遗像于右，以为吾小说光。(《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另外，李汝珍可称为小说家自不待言。

　　④黄宗羲《上徐果亭先生书》，《南雷集附·学箕初稿》卷二，康熙本。

　　⑤本文所引《镜花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下引仅标回目，不再一一出注。

　　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小说之部(三)，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244页。

　　⑦本文所引《七侠五义》为宝文堂书店1980年版，下引仅标回目，不再一一出注。

　　⑧⑨(11)(18)参考吴继刚《俞樾改〈三侠五义〉为〈七侠五义〉之不妥》(《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谢超凡《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

　　⑩鲁迅《小说史大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12)本文所引《三侠五义》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仅标回目，不再一一出注。

　　(13)(14)夏志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8页。

　　(15)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16)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9页。

　　(17)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19)胡适认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参看胡适《〈镜花缘〉的引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王思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