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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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补》成书与版本考

　　·胡海英·

　　摘要《世说新语补》为明代王世贞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与何良俊《何氏语林》二书删定而成，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说的删定者为凌濛初。明清以降，此书风行于海内外，带动了整个东亚的“世说体”仿作热潮，影响持续数百年不衰，是中国小说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耀眼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梳理与探讨此书的成书、刊刻行世、版本流传，发隐探微正本清源，打好基础，对进一步研究极为必要。历来论著论及此书者众，但因其成书、版本、流传、影响诸方面情况复杂，不但本有的问题难以厘清，而且研究过程中又产生了诸多误说。经过考证可以发现，此书最早的刊本为万历十三年张文柱校刻本，亦即吴郡(太仓)王泰亨刻本，并不存在所谓的明万历八年庚辰王世懋刊本、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所谓乾隆七年刊本、乾隆二十年刊本、乾隆五十七年刊本亦不存在，而将《世说新语补》与《何氏语林》《世说新语》的版本混为一谈的种种版本误说也亟待辨正。

　　关键词《世说新语补》成书版本

一、《世说新语补》的成书与刊行

明代出现了《世说新语补》一书，由王世贞据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明代何良俊《何氏语林》两书删定而成，门目则遵循《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类。此书版本众多①，流传很广，影响极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说新语补》不仅为“世说体”仿作热潮作代言并争取了极大的关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世说新语》的地位，《世说新语》因此湮没不彰。明王思任《世说新语序》曰:“自弇州伯仲补批以来，欲极元畅而续尾渐长，效颦渐失，《新语》遂不能自主。”②于是，《世说新语补》风行一时，人人争赏，不复知有《世说新语》。明詹世显《南北朝新语序》曰:“盖自王氏《新语补》出，而世争赏之，皆自认为人人王谢语，语临川已不知临川。”凌濛初《世说新语鼓吹序》亦曰:“乃临川本流传已少，独《补》盛行于世，一再传，而后海内不复知有临川矣。”此情形一直持续到晚近时期③。于此相反相成的是，世人知道并重视《世说新语》，也往往得益于《世说新语补》。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九即曰:“《世说》重自弇州。”④黄汝琳《重订世说新语补序》谓:“余曩家东瀛，时与诸同人游，聆其随风欬唾，往往隽永超绝，间窥诸书，大都粉本《世说》，亦尝购诸枕中以为《论衡》一助。”黄汝琳所谓当时日本社会所“粉本”的“《世说》”，实指《世说新语补》。凡此种种，皆可见《世说新语补》的巨大影响。

　　四库馆臣曾经怀疑《世说新语补》并非王世贞删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世说新语补》:

　　良俊《语林》三十卷，于汉晋之事全采《世说新语》，而摭他书以附益之，本非补《世说新语》，亦无《世说补》之名。凌濛初刊刘义庆书，始取《语林》所载，削去与义庆书重见者，别立此名，托之世贞，盖明季作伪之习。绂从而信之，殊为不考。然绂序字句鄙倍，词意不相贯属，疑亦出书贾依托。观其所刊目录，列补编于前，列原书于后，而三十六门之名，一页中重见迭出，不差一字，岂识黑白者所为哉?

　　即认为删定者不是王世贞，而是凌濛初。馆臣之说纯粹出于误解，后来并无多少人附和。这个失误，完全是因为未看到相关版本，再加上主观武断所造成。王重民已经辨正此事:“余未见凌本，而馆臣则未见此本。张文柱校刻是书，远在凌氏前，余疑凌本殆从张本出;馆臣所辩，无一语中的，因未见此本故也。”⑤此不赘述。

　　(一)王世贞的删定

　　关于《世说新语补》的成书，王世贞自己有所说明:

　　余少时得《世说新语》善本吴中，私心已好之，每读辄患其易竟。又怪是书仅自后汉，终于晋，以为六朝诸君子，即所持论风旨，宁无一二可称者?最后得《何氏语林》，大抵规摹《世说》，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词错出，不雅驯，要以影响而已。至于《世说》之所长，或造微于单辞，或征巧于只行，或因美以见风，或因刺以通赞，往往使人短咏而跃然，长思而未罄。何氏盖未之知也。余治燕赵郡国狱，小间无事，探槖中所藏，则二书在焉。因稍为删定，合而见其类，盖《世说》之所去不过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则不过十之三耳……⑥

　　王世贞作《世说新语补小序》的时间在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季夏⑦。据《王世贞年谱》，王世贞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始受察狱北直隶(即其自序所谓“治燕赵郡国狱”)之命，三十五年正月出使察狱畿辅⑧。至季夏已删定此书，则《世说新语补》的删定成书，就在这半年之内。

　　《世说新语补》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多个版本，各个版本不断被辗转加工，与王世贞删节本以及张文柱校注本已有较大差异。统计张懋辰四卷本《世说新语补》(由二十卷本剔出的原属于《何氏语林》的条目部分)，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有374条，而且还杂入了原《何氏语林》所无的《世说新语》材料3条，实际上采纳的《何氏语林》只有十之二不到。以黄汝琳刊二十卷本《世说新语补》为例，其《仇隙》一门共11条，对原《世说新语·仇隙》8条全部采用，顺序亦沿用不改。《何氏语林·仇隙》原9条则只采用3条，分别为第1、3、7条。就全书来看，《何氏语林·仇隙》一门被采纳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对比如下:

　　

　　附:采纳二书条目比对举例——以黄汝琳本《世说新语补》卷二十《仇隙》第三十六为例⑨

　　

(二)《世说新语补》的刊刻行世

王世贞删定《世说新语补》后，并未立即刊行。王世懋作于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的《世说新语补序》称:“家兄王元美，尝并《何氏语林》，删其无当，合为一编，久乃散落。友人张仲立，得而嗜之，次第修注而编之，更为订何氏之乖迕，与益其注之未备。铅椠经年，杀青满室。会予将之闽中，手以相示，且请序作者之意。予豫章后重校善本，不吝授之。……是岁乙酉初春，世懋再识。”⑩

　　根据王世懋的序言，可知王世贞的《世说新语补》成书后，稿本搁置很久，已经散落。友人张文柱(仲立)得到后，乃“次第修注而编之，更为订何氏之乖迕，与益其注之未备”。所以张文柱是《世说新语补》成书后的第一个重要整理者。不过，张文柱的稿本并非直接得自王世贞，而是得自吴郡王泰亨。据王泰亨《题世说新语补后》云:“余往岁负浚冲灭性之讥，呕血数升，神气都损，尝得此编，时置案头，以当枚《发》。友人张仲立、秦汝约，数相慰存，见而赏焉，将分校刻之。余病弗果，于是校注之任专之仲立，雠对则汝约预有劳焉。”(11)据此文可知，是王泰亨先得此书稿，而且病中置于案头，将之视作枚乘《七发》。殆亦期以令自己“霍然病已”之效，可见王氏对此书之推崇。其友人张文柱、秦汝约在王泰亨病中慰问探望时，见到《世说新语补》，非常欣赏，原意襄助整理，从而分担了校注与部分雠对的责任。

　　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颇感疑惑:“王世贞稿本又似为王泰亨所得，张文柱不过负责校注而已，今未审孰是。”(12)笔者认为，这几个说法并不矛盾，可以调和。即王泰亨先得到书稿，其后张文柱加以校注，由于张文柱与王世懋相熟，因而又请王世懋作序。故吴郡王氏(泰亨)刊本是《世说新语补》的第一个刊本。王重民先生所说的万历十三年张文柱校刻本(13)实即吴郡(太仓)王泰亨刻本。张文柱在其中分担了校注的任务，并由王世懋作序。由于王世懋序中未曾提及其他几个人参与此事，故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以致容易产生误会，以为张文柱校刻本与吴郡(太仓)王氏刊本非同一版本。如有研究者认为:“四川省图书馆所藏本所论‘明万历十三年(1585)吴郡王氏刊本’，则当是‘张文柱原刊本’之误失。”(14)此论误在不明就里，因为二者实即同一版本。

二、《世说新语补》版本诸说丛考

《世说新语补》流传既广，版本繁多。历来研究者辈出，《世说新语补》的版本探究成果丰硕，然亦不无可商榷之处，许多误说迷雾亟待廓清，试考如下:

　　(一)是否有王世懋的豫章刻本《世说新语补》

　　有不少学者以为在吴郡王氏刊本之前早已有一个豫章本，如戴佳琪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国善本书目》著录万历庚辰(公元1580年)刊本，其版刻状况如下:‘明何良俊补，万历亥辰(1580，案:亥当为庚之误)王世懋序刊本，白棉纸，板心间有刊工姓名。半叶九行十八字。卷末有光绪丁酉(1877)，刘小衡手跋。’”据此，则戴佳琪认为有一个万历庚辰(1580)刊本，而且此本即刊刻于豫章者(15)。若果真如此，那么这该是《世说新语补》的第一个刊本。问题是，是否真有这么一个豫章刻本?

　　不错，王世懋此序作于万历八年庚辰，因文末署有“万历庚辰秋，吴郡王世懋撰”。但是，此序本来是为《世说新语》而作，序中提及“临川王”、“孝标注”、“卯金氏”，然丝毫未及《世说新语补》。又此《世说新语》虽是王世懋整理，然刊刻起因于“乔公”，即乔懋敬的赏誉。序谓:“初虽之帐中，既欲共之炙嗜。而参知乔公见之，亟相赏誉，即授梓人。爰缀末章，叙所繇梓。”(16)据乔懋敬万历九年之序，开始雕梓可能始于万历八年，但刻成必定是在万历九年或之后。而且此本现今应已亡佚，今人当亦无从寓目。(17)

　　后人认为有王世懋刊行的豫章本《世说新语补》，主要是受王世懋写于万历庚辰的《世说新语序》迷惑所致，因为后来《世说新语补》的刊刻者往往把王世懋此序加入，以提升《世说新语补》的价值并扩大影响，故容易使人产生误会，以为此序即为《世说新语补》所作。其实，如果细绎王世懋此序，是不难发现问题真相的。将这个可能的误会变成一种广泛通行的说法的，还是后来的读者与研究者。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国善本书目》即声称其所藏是“万历亥辰(庚辰之误)王世懋序刊本”。将《世说新语序》误作《世说新语补序》，是迈向“豫章刻本”误说的一大步。

　　还有比《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国善本书目》走得更远的。如戴佳琪，除了明确认为有一个万历庚辰(1580)刊本外，还进一步得出此本即刊刻于豫章者:“吴郡刊本，即为万历十三年张文柱校刻本，则此处所谓曾刻豫章，当即为万历八年之本，且可补上述所未及的刻书之地。”(18)这个失误并非偶然，因为早有导夫先路者。据戴氏引文可知，此前即有严灵峰《无求备斋文库诸子书目》称:“《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明何良俊。明万历八年(1580)王世懋刊本，十册。”(19)他们的共同失误都在于未细究“序刊本”一词，因为作序者不一定就是刊行者，而且后人也可以附刊前人所写之序。严灵峰将“序刊本”省略为“刊本”，作序者从而变成了刊行者，于是就有了万历八年的王世懋刊本。戴佳琪沿着同样的思路前进，且补上刊刻地点豫章，令此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

　　不过，要探究这个说法的源头，还应该往前发掘。明人已经声称有《世说新语补》的豫章刊本。陈文烛《世说新语补序》:

　　国朝何元朗博洽嗜古，上溯汉晋，下逮胜国，广为《语林》。王元美删其冗杂，存其雅驯者，为《世说新语补》。敬美自幼嗜好是书，钻厉有日，于字句勾棘难通者疏明之，于旧注为俗子搀入者标出之，自谓洗卯金氏之冤。曾刻豫章，续有正者。复刻吴郡，张仲立校之，已为善本。敬美又加指摘，其批判视刘辰翁加详。再刻闽中，王汝存校之，问序于不佞，因得再读。(20)

　　细绎其文意，是说《世说新语补》先刻于豫章，复刻于吴郡，再刻于闽中。很明显，陈氏认为《世说新语补》有一个豫章刊本，而且似乎还是他所知道的最早刻本。其实，是陈文烛误会了。其误在于，将王世懋所整理的《世说新语》刻本当成《世说新语补》的第一个刻本。其误说亦有渊源可寻，按王世懋《世说新语序》曰:

　　余幼而酷嗜此书，中年弥盛，恒着巾箱，韦编欲绝。第其句或勾棘，语近方言，句深则难断，语异则难通，积思累校，小获疏明。终乎阙疑，以遵圣训。至于孝标一注，博引旁综，前无古人，裴松之《三国志注》，差得比肩;而颇为俗夫搀入叔世之谈，恨不能尽别淄渑，时一标出，以洗卯金氏之冤。(21)

　　陈文烛所谓“敬美自幼嗜好是书，钻厉有日，于字句勾棘难通者疏明之，于旧注为俗子搀入者标出之，自谓洗卯金氏之冤”云云，显然都来自于王世懋《世说新语序》，很明显，是陈文烛将万历八年开刻于豫章的《世说新语》当成了《世说新语补》。前已论及，王世懋万历八年之序是为《世说新语》所作，而非为《世说新语补》所作。不过，王世懋又有作于万历十三年的《世说新语补序》，其中有:“予刻《世说》豫章，旧所并勾棘难通者，亦既有伦矣。……若孝标一注，疑有羼入中间，稍为指摘，终未得起斯人于九原，令千载洗染也。”(22)可见，此序中有与万历八年《世说新语序》相似的内容。如不仔细辨认，容易将二者混淆，从而将王世懋刻《世说新语》误作王世懋刻《世说新语补》。总之，由上文可见，陈文烛对《世说新语补》的刊刻问题弄得也不是很清楚。然陈氏之误会，恰是《世说新语补》豫章刻本说的源头。

　　由于《世说新语补》在后世流传广泛，版本繁多，后人从陈文烛本属误会的序言里，得出豫章本《世说新语补》的信息，未遑考证即信以为真，相承沿用。近代学者如王重民等人，也未曾措意该问题(23)。王能宪在“万历间张文柱校刊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六卷《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条下，谓:“此本北大所藏称万历八年刻本(卡片著录，书中无刊刻年月)，误，书中收有乔懋敬万历九年序，可以为证。窃以为此本之刻在下一种张文柱校刻本之后。”(24)王能宪认为此本非刻于万历八年，这是对的。因为第一个问世的《世说新语补》刊本即万历十三年张文柱校注本。此前不可能有《世说新语补》的刊本。刻书者将历来名家的序跋批点附刻，以提升书籍的价值，是极为常见的做法，加拿大所藏《世说新语补》情况亦是如此。以一篇序言来判定版本的刊刻时间不一定可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王能宪据书中乔懋敬的万历九年之序，从而否定了万历八年刊刻之说，又根据该本子已经有“张文柱校刊”的注明，推断“此本之刻在下一种张文柱校刻本之后”。不过，虽然王能宪否定了万历八年刊刻之说，但仍然未能发现豫章刻本的本质问题(25)，这不免有点遗憾。

　　至此，我们可以回顾这一个由逐步积累产生的误会。先是万历八年，王世懋于豫章作《世说新语序》，至万历九年刻成《世说新语》于豫章。其次，则有万历十三年张文柱(仲立)校注王世贞《世说新语补》(书稿得于王泰亨)，并请王世懋作序，由王泰亨刻之于吴郡，这是《世说新语补》的第一个刊本。再其次，有万历十四年王汝存校本《世说新语补》刻于闽中，并请陈文烛作序，这应该是《世说新语补》的第二个刊本(陈文烛误认为是“再刻”，即第三个刻本)。

　　豫章刻本说既滥觞于陈文烛之《世说新语补序》，由于《世说新语补》在后世流传广泛，版本繁多，学者多不暇细辨其非，致其说流传渐广。于是纷繁复杂的《世说新语补》版本说法中间，就逐渐被塞进了一个本不存在的豫章刻本。如果说严灵峰还只是把“序刊本”认作“刊本”，那么，戴佳琪便是进而让“王世懋万历八年刻《世说新语补》于豫章”的说法最终完整成型。

　　戴佳琪还曾提出:“独未见嘉靖三十五年至万历八年之间的刊本，是否尚有更早刊本，今已不得而知。”(26)现在已知最早的刊本即万历十三年序刻本，肯定不会有早于此年的刊本，自然更不会有万历八年之前的刻本了。

　　还有不少研究者将《世说新语补》与《何氏语林》的版本混为一谈，称《何氏语林》“成书后，三十余年间在江苏、福建与江西等地均有翻刻本”(27)。近来还有研究者在论著中承袭这种误说(28)。这个误说，实际上是重重误会的迭加与拼合，其中即有陈文烛序的影响。将刻于豫章的王世懋批点本《世说新语》当成《世说新语补》，是最初的一重误会。将《何氏语林》与《世说新语补》混淆，则是最终的一重误会。

　　(二)有无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列有“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此本卷首有焦竑、王世贞、陈文烛、王世懋序，刘应登、袁褧、董弅、陆游等《世说》序跋，及文征明、陆师道等《何氏语林》旧序。序后又有凡例十则，并附《释名》，卷末有王泰亨后序。”又谓:“此本在日本亦颇流行，安永己亥刻本即据之翻刻。”(29)

　　此刊本笔者未见到，然必非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本。《世说新语补》中的李卓吾批点来自于《初潭集》(王重民说及二者的对比与区别，还曾认为李卓吾的批点移到《世说新语补》，应在万历末年)。李贽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移居湖北麻城县龙潭，《初潭集》一书，即是李贽定居龙潭以后，读《世说新语》和焦竑的《焦氏类林》等书后所著(30)。是书编成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为李贽初落发时所作。书名“初谭”，李贽《初潭集序》曰:“初谭者何?言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31)故《初潭集》之成书，即已在万历十六年。万历十四年自然不可能刻出李卓吾批点本《世说新语补》。

　　因为卷内不记重刻年月，此本子刊刻的具体时间现在难以确定。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谓:“按是书原有万历十三年张文柱校刻本，此本则就张刻本增入李贽批点而又重刻者。卷内不记重刻年月，观其版刻当在万历末年〔李贽卒后的十几年内〕。此本将李贽、刘辰翁、王世懋批语刻于顶栏，书名上冠以“李卓吾批点”五字，因知此次重刻重在李贽批点。”王重民认为应该刻于万历末年，但未举出具体的依据，有学者认为或可信之(32)。

　　另外，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判断“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版本的不存在。因为王泰亨已有万历十三年的刻本，即陈文烛序所说的:“复刻吴郡，张仲立校之，已为善本。”估计不会在第二年又刊刻一次，而且陈文烛序作于万历十四年丙戌秋日，若刊印之后，王泰亨才得到陈文烛序收入，那么万历十四年接着再刊刻于吴郡，时间上恐怕也太仓促。刻书是很不容易的事，鉴于王泰亨将《世说新语补》当“枚《发》”，于万历十三年已刊刻后的第二年再刻也不是不可能，不过，那一定要有特殊的理由。比如版本有重大调整或者改变，比如有名家批点的加入。否则重印已经足矣，何必重刊?

　　再据王能宪引焦竑序:“我明何良俊增补，接有删释，而卓吾李翁又从而批点之。夫批注删释，特解之云尔;至于批点，则直探心髓，而推究竟，笔则笔，削则删，简远幽邃，又在《世语》之上，亦深远矣。李翁具默，成不言之识，有海外之见，一言一字之间，特尔移神，人所不到。亦以今世文明尽泄，理学大彰，士多脱落之思，人皆域外之识，亦世使之然也。”(33)焦竑之序，极力推崇李卓吾之批点，可见李贽批点为人重视之程度。《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因为有李贽的批点而大受欢迎，据王重民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安永己亥(1779)翻刻本，后记称明代豫章刻本［按指王世懋刻本］后，‘李老批评本最行于海内外。’极是。”(34)鉴于李卓吾批点的重要性，若万历十四年有王氏重刻本，那么其所作序必然会大书特书李贽批点，若如王世懋作序之阔略，前面已论及，不言及情有可原。但是主持者王泰亨的后序怎么可能对此不着一语?其实，王泰亨此序实即作于万历十三年者(35)，被人再次收入附刻而已。

　　所谓“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是由于后人刊刻时将之前的序言一并附刻所致。误会过程很可能是:由万历十四年陈文烛序，得出时间为万历十四年;由王泰亨后序，得出主持刊刻者为太仓王氏。但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故此说也是一个误会。

　　(三)对其它刻本说的考察

　　还有一些据称为《世说新语补》的版本。如南京图书馆有据称为乾隆七年江夏黄汝琳刻本二十卷《世说新语补》。又戴佳琪引王能宪之书，认为乾隆二十七年有两个刻本，又有乾隆二十年刻本，还有一个乾隆五十七年刻本:“仅以黄汝琳茂清书屋为例，乾隆二十七年一年之间，即曾两度刊印《世说新语补》，而乾隆二十年亦曾刊印此书，后又有乾隆五十七年刻本，足见此书畅销、广泛流行之程度。”(36)这些说法中，乾隆七年刊本、乾隆二十年刊本、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实际上皆不存在，乾隆二十年有两个刊本之说，亦不可信。试分析如下:

　　茂清书屋藏板《重订世说新语补序》曰:

　　余曩家东瀛，时与诸同人游，聆其随风欬唾，往往隽永超绝，间窥诸书，大都粉本《世说》，亦尝购诸枕中，以为《论衡》一助。速于役燕冀，藻书相对，无暇清谈。移疾以来，复取之庋阁，时一展玩，而旧本漫漶，乌亥不可胜摘，乃思重为校订，以付剞劂。

　　序末有“乾隆壬午春日，江夏黄汝琳砥崖补订重刊，男曰延凝斋，曰和心耘，曰勉兰畹校字”，则黄汝琳之序作于乾隆二十七年春日已经有校字者名字，且三人似皆为其子。又黄汝琳在序中讲得很清楚:“速于役燕冀，藻书相对，无暇清谈。”因为公事繁忙，连清谈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实际上对《世说新语补》展玩的时间也不多。在生病以后，“复取之庋阁，时一展玩，而旧本漫漶，乌亥不可胜摘，乃思重为校订，以付剞劂。”所以，其《重订世说新语补序》说的就是看到此书旧本错误不可胜数，因而考虑校订重刻。故其结尾又曰:“是役也，丹黄甲乙，束于时日，吾友顾广文寿峰实有将伯之功焉。刻成，序之如此。乾隆二十有七年壬午上元日。”

　　重订《世说新语补》刻成，黄汝琳随即有此序，则整理刊刻应始于乾隆二十七年之前，但既然书成即作序，那么黄汝琳必然不曾有过更早的刻本。再说关于“重订”一词的理解，应该是相对于此前早期刻本“旧本漫漶，乌亥不可胜摘”而言的，并非说重订自己以前的一个刻本。故“重订”亦不能证明黄汝琳之前有更早的《世说新语补》刻本。则南图所著录的乾隆七年黄汝琳刻本、戴佳琪所存疑的乾隆二十年黄汝琳刻本自然都不存在。

　　再看所谓“乾隆二十七年一年之间，即曾两度刊印《世说新语补》”的问题。按王能宪列曾举“乾隆二十七年江夏黄汝琳刊海宁陈氏慎刊堂藏板《世说新语补》二十卷”以及“乾隆二十七年重刊茂清书屋藏板《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戴佳琪之谓“两度刊印《世说新语补》”殆即源于此处。然王能宪又称:“此本与黄汝琳补订本略同，卷末有校字者姓名。”(37)刻书极为费工，一年之中，黄汝琳何必刊刻两个“略同”的本子?且序既作于上元，上元日之前，属于乾隆二十七年的时间只有十四天，也来不及刻就一部二十卷的书。所以乾隆二十七年黄汝琳实只有一个《世说新语补》刊本。

　　再看“乾隆二十七年江夏黄汝琳刊海宁陈氏慎刊堂藏板《世说新语补》二十卷”，王能宪谓:“实为明张文柱校注本之翻版。”此语必有疏误。“海宁陈氏慎刊堂藏板”的《世说新语补》笔者未见过，不好发挥议论。但黄汝琳序曰:

　　临川原本为王氏所删者，十有二三，遂精审，其尤要者，重为补入，新旧注之烦芿者，汰之。刘氏王氏，以笺评之谛当者采之，务使夜光不遗，而鱼目不混，盖向之《世说新语补》，删《世说》而以《语林》补之也。今之重订《世说新语补》，补正王氏之删《世说》也。仍王氏之名，溯临川之旧，而亦不废元朗之补，庶几可云两美必合。其间去重复而加剪裁，则于广川所云，又窃取之矣。方今文运昌隆，风雅振兴，缀文之士罗星宿而贯珠玑，则于是书也，可为珊瑚木难，牛溲马勃之需矣。家置一编，亦不无助于江氏笔花、李家舌本矣。其或俊逸有余而不轨于正义矣，徒饰于文，间附鄙意，缀以琐言。虽竹林而下，雅不欲以绳尺臧否。然人伦忠厚之遗，谅亦世之君子所乐闻，而不笈为拘迂也。所殛于欲就正于斌郁之林矣。

　　据序言，黄汝琳的版本虽出于张文柱校注本，但相对于张文柱校注本，还是有不小的差异。如果慎刊堂藏板的《世说新语补》即黄汝琳刊本，那么与张文柱校注本差别较大，而与茂清书屋藏板者则应完全一样。因为二者实即同一版本。至于藏板的主人何以不同，一时难以确知，可能经过了转手，并且后来有重印，所以导致我们看到的书籍形态略有差异。但那最多只是重印或者递修的问题，版本决无不同。同理，戴佳琪等人所说的乾隆五十七年黄汝琳刻本应该也是出于误会。

　　另有一些版本说，其实也是误会。如潘建国说:“翻刻、选刻张本者，亦不在少数，较为著名的有……;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吴瑞征刻本，删去注文与评语，止留正文，小本八卷八册。”(38)所谓吴瑞征刻本，据王能宪介绍，应为《世说新语》，而非《世说新语补》。

　　注:

　　①康熙丙辰富阳章绂《世说新语补序》序称:“(《世说新语补》)几百年来，梨枣不啻数十易。”宝旭斋藏板。

　　②据华国出版社《蠡测编》，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

　　③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五《重刊世说新语序》:“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说新语补》本。”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④［明］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九，明崇祯刻本(续修四库册1133)。

　　⑤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小说类，第390页。王重民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世说新语补》二十卷〔九行十八字(19×12．5)〕撰写此条，称:“原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

　　⑥［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一《世说新语补小序》，明万历刻本。

　　⑦［清］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六《世说新语补》(函六册) :“明王世贞以刘义庆《世说》、何良俊《语林》合辑成书，采刘辰翁评点书二十卷，门目如《世说》之旧，前有嘉靖丙辰(1556)世贞自序。”又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亦有此说，第93－94页。

　　⑧见郑利华《王世贞年谱》，第99页。

　　⑨首列数字为黄汝琳本《仇隙》类的各条目编号，又，截取每条开头数字作为条目名。

　　⑩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412页。

　　(11)王泰亨《题世说新语补后》，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413页。

　　(12)(32)(38)潘建国《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3)(3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391、391页。

　　(14)戴佳琪又谓:“在万历十三年的藏本中，尚有异本的存在，其中包含间断的评语、圈点在内，且历来的著录亦略有分别。题作‘万历间太仓王氏刊本’，实为张文柱校本，该本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见于戴佳琪《〈何氏语林〉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7年硕士论文，第25页。按:戴佳琪所说的异本，只是各藏本之异，即评语、圈点有异，并非刻本之异。已知的种种迹象表明，万历十三年应该只有一个王氏刊本，没有其它的刊本问世。

　　(15)(18)(19)(26)戴佳琪《〈何氏语林〉研究》，第23、24、23、24页。

　　(16)［明］王世懋《世说新语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411－412页。

　　(17)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列有“万历九年乔懋敬刻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三卷”，第74页。又认为:“世懋批点《世说》，并刻之于豫章，此本今已无存。”第104页。

　　(20)(21)(22)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413、411－412、412页。

　　(23)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于“《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五册(北大)”条曰:“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安永己亥(1779)翻刻本，后记称明代豫章刻本〔按指王世懋本〕后‘李老批评本最行于海之内外’，极是。”第391页。王重民的按语表明了他未曾注意到《世说新语补》“豫章刻本”的可疑之处。

　　(24)(29)(33)(37)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75－76、76、76、79页。

　　(25)王能宪用的是简单的内证法，可惜没有仔细推敲王世懋作于万历十三年的《世说新语补序》，否则的话，不仅可以确认其所见者非万历八年刻本，而且能够进一步发现，此即通常所说的豫章刻本，而所谓豫章刻本从来就不存在。

　　(27)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

　　(28)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又李丽《〈何氏语林〉影响研究》，《天中学刊》2008年第1期。

　　(30)根据种种迹象看，李贽作《初潭集》之前最重要的作为基础的底本是《世说新语补》而不是《世说新语》。

　　(31)李英娇《李贽〈初潭集〉研究》，台湾南华大学文学研究所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

　　(3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此书，即注明王泰亨后序作于万历十三年。

　　(36)戴佳琪《〈何氏语林〉研究》，第36－37页，其中乾隆五十七年刻本说出于严灵峰《无求备斋文库诸子书目》。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通识教育部、国际学院责任编辑:胡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