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铁证

　　

　　·叶桂桐·

　　摘要对自1932年以来学界关于《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年代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阐述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两个铁证：53回—57回，“廿公跋”。关键词《金瓶梅》词话本崇祯本铁证“崇祯本”《金瓶梅》是根据“初刊本”《金瓶梅词话》改写的，但这种初刊本今已难以复见，遂将《新刻金瓶梅词话》误以为是“初刊本”《金瓶梅词话》。其实《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晚于“崇祯本”《金瓶梅》，而且也不是明代刻本，它实刻于清初。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年代研究大事记

　　《新刻金瓶梅词话》于1932年在山西省发现，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金瓶梅》研究进入了新纪元。

　　研究首先涉及到的是这种《新刻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初刊本，还是翻刻本？它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80多年过去了，迄今为止海内外学术界对此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归结起来不外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刊本；一种意见认为它只是初刊本的翻刻本。

　　现将80多年来其刻印年代研究的主要观点记述如下：

　　1.20世纪30年代初

　　鲁迅先生说：“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中国小说史略》)

　　叶按：谢肇淛《〈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该跋写于万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又魏子云先生据民国《吴县志·职官》，已考出马仲良榷吴关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则鲁迅先生所说的《金瓶梅》“万历庚戌本”根本不存在已成定论。

　　2.1933年7月

　　郑振铎先生说：

　　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见。

　　3.1934年1月

　　吴晗先生说：

　　最近北平图书馆得到了一部刊有万历丁巳序文的《金瓶梅词话》……这本子可以说是现存的《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内容和原本相近……但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

　　叶按：万历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

　　4.1962年

　　美国学者韩南先生说：

　　因此要说明甲乙版本(叶按：甲系指现存“万历本”，即“词话本”；乙系指“崇祯本”即明代小说本，也被称为“说散本”)之间的关系，只能先认定流传下来的版本之外有另一种甚至一种以上的版本存在的事实。最简单的说明则只需要认定有另一种版本的存在就行了。只是这个版本须得是甲乙版本分别据以改写的版本才行。

　　5.1991年7月

　　梅节先生说：“今本词话(叶按：即《新刻金瓶梅词话》)曾部分据说散本(叶按：即崇祯本)校改过。”

　　6.1999年7月

　　叶桂桐考证说：“‘廿公跋’写于崇祯末年(约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廿公跋’的作者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7.2002年3月

　　叶桂桐又考证说：“《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清初。”

　　小结：

　　1.“崇祯本”《金瓶梅》是根据“初刊本”《金瓶梅词话》改写的，因此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词话本”早于“崇祯本”，只有梅节先生根据自己校对这两种本时所得到的材料，认识到《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晚于“崇祯本”，而且根据第二代“崇祯本”内阁文库本校改过。

　　2.《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序”明确地载明是序写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冬季，因此中外学术界或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明万历年间，故被称为“万历本”；或认为刻于明天启年间，或认为刻于崇祯年间。总之，包括梅节先生在内，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是明代刻本，只有叶桂桐认为它其实刻于清初。

　　二、《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铁证之一：53—57回

　　《金瓶梅》第53—57回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在版本研究中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凡认真研究《金瓶梅》的人，对于这五回几乎没有不留意并认真加以研究的，这种研究包括将词话本《金瓶梅》这五回与全书的对比研究，词话本这五回与崇祯本这五回的对比研究。而据我所知见，关于这五回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南、魏子云、朱德熙、郑庆山、石昌渝、许建平和杨国玉等先生的研究。

　　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沈德符所说的“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时作吴语”即情节、方言两个方面进行。在情节研究方面有韩南、魏子云、郑庆山、石昌渝、许建平等，在方言研究方面有韩南、朱德熙、杨国玉等。

　　情节研究：

　　韩南先生的研究。他说：

　　第一，甲系(指词话本)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下结论，(甲系——词话本)第53回与54回的作者并不是写甲系55回至57回的同一个作者。两种当然都不是原作，都是后来增补的；又是由两个不同的编梓者所增补，而且增补入刻时间也不同。其中，甲之第53回及54回，明显的是较晚才补刻的，在若干实例中已看出其优于另外的那三回。

　　由这些结论，可知甲乙系(叶按：指词话本和崇祯本)最初的版本间(叶按：指53回至57回)并无直接演化的关系。

　　因此要说明甲乙版本之间的关系只能先认定流传下来的版本之外，有另一种甚至一种以上的版本存在的事实。

　　魏子云先生的研究。魏子云先生关于《金瓶梅》第53回至57回的研究，集中在其长篇论文《〈金瓶梅〉这五回》中。魏子云先生对词话本和崇祯本《金瓶梅》第53回至57回的文字进行了非常认真细致的比对，他的结论是：

　　经过比对校勘，已证明沈德符说的“53回至57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话，可印证在20卷本(按：指“崇祯本”)身上，按不到10卷本(按：指“词话本”)头上去，例如第53、4两回，是彻头彻尾重写过的。第55、6两回，也有改写不衔的痕迹。

　　但他也承认：“若是情形，(沈德符)自在暗示20卷本以前还有一部10卷刻本。”

　　郑庆山先生的研究。他说：

　　由以上比较分析，可见张批本和词话本(指《新刻金瓶梅词话》)全渊于丁巳初刻本。词话本的底本就是丁巳初刻本，词话本对底本又作了极少量的文字修改。

　　郑庆山先生的研究首见于《〈金瓶梅词话〉本与张竹坡评本》，已收入其专著《金瓶梅论稿》中，又见于他为1986年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金瓶梅补作述评——版本论补说》，估计此文已经收于其《金瓶梅新考》(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1月版)，但我未见过。

　　

　　

　　方言研究：

　　

　　

　　杨国玉先生的研究。杨国玉先生有一篇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论文《〈金瓶梅〉第53回—57回“赝作”堪疑——从语词运用的个性、地域特点看〈金瓶梅〉的“赝作”公案》，从语词运用方面与其他各回的区别所体现的个性化、地域性特点的角度，对《金瓶梅》第53回至57回进行了非常认真细致的比对，他的结论是：

　　

　　其实，关于《金瓶梅》第53回—57回这个众说纷纭的谜团，当叶桂桐考证出“廿公跋”的作者是鲁重民，写作时间是崇祯14—16年(1641—1643)，而《欣欣子序》则晚于“廿公跋”，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清初之后，这个谜团已经可以冰释了。现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或事实真相叙述如下：

　　

　　2.初刻本《金瓶梅词话》第53回—57回是一位江浙一带的读书人补入的“赝作”。其第55回—57回三回，在《新刻金瓶梅词话》中保存了下来；其第53回、54回的主要情节内容保存在崇祯本的第53回、54回之中，但由崇祯本的改写者经过与其他各回大致相同的方式改写过了。

　　3.“崇祯本”《金瓶梅》在将“词话本”改编成“说散本”(实为“文学本”)时，将初刊本中“陋儒补以入刻”的“这五回”也按照“崇祯本”改写的原则或方式改写之后，保存了下来。

　　4.《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清初，其中的第53回、54回两回则是刻印该书时换补上去的，采用的是失而复出的手抄本《金瓶梅》，即《金瓶梅》的“元本”(原作)。

　　小结：《金瓶梅》中的第53回—57回，原本是因为初刊本刊印时遗失了，“遍觅不得”，故请“陋儒补以入刻”，从此“这五回”就如同镶嵌在《金瓶梅》文本中的活化石，随着文本的不同改变着，遂成了判定《金瓶梅》版本类型及其刻印时间的文本内在的“铁证”：

　　1.崇祯本”《金瓶梅》在将“词话本”改编成“说散本”(实为“文学本”)时，将初刊本中“陋儒补以入刻”的“这五回”也保存了下来，证明载有“陋儒补以入刻”的“这五回”的“词话本”的确存在过；“崇祯本”这五回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这五回的不同，同时也就证明了它不是根据现存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改写的。

　　2.而现存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这五回中的53回、54回明显地优于“崇祯本”的这两回，又证明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否则“崇祯本”的改写者，一定会择善而从。

　　3.《新刻金瓶梅词话》这五回中的53、54回显优于“崇祯本”的这两回，而与这五回之外的，特别是前80回的其他各回风格比较接近；而54回末尾与55回开头任医官看病之间的矛盾与重复，又充分证明它是后来补进去的。

　　三、《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铁证之二：廿公跋

　　“廿公跋”这篇只有90余字的跋语是我们揭开《金瓶梅》版本之谜的关键。

　　我在拙作《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本学者荒木猛先生对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进行了认真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原来，这一刻本装订为20册，其封面是用该书肆刻印的别的书的废书页折叠起来的，根据这些废书页，可以断定该书肆为杭州鲁重民的书肆。

　　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为鲁重民所刻印。而那些用作封面的废书页，其中一种是该书肆刻印的《十三经类语》一书的，而《十三经类语》一书的序言的署名落款时间是崇祯十三年(1640)。《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当然刻于其后。假定《十三经类语》刻于崇祯十三年，那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当刻于崇祯十四到十六年。因为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而“廿公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显然是明人的口气，因此《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本)当刻于崇祯十四到十六年。

　　正是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考证出，“廿公跋”亦写于此时，“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在拙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中，有这样一段话，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与批评：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我以为我们现在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金瓶梅》共有四种最有代表性的刻本(据崇祯本修改过的“张评本”不计)：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甲系(现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乙系(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新刻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这三篇序跋的写作时间为：东吴弄珠客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祯十四到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

　　这三篇序跋在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开端有东吴弄珠客序，这有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为证；崇祯本《金瓶梅》甲系也在卷端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金瓶梅》乙系不仅收录了弄珠客序，又在其上后加了廿公跋；《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沿袭了崇祯本乙系，收录了廿公跋、弄珠客序，又在其前加上了欣欣子序(这是台湾藏本的顺序，日本栖息堂本顺序不同)。

　　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的序跋出现的顺序、分布以及四种刻本刻印之先后顺序昭然若揭，除了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有薛冈的记述之外，其余都有版本上的依据。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小结

　　《金瓶梅》“第53回—57回”与“廿公跋”这《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两个铁证是可以互相补充、相互为用的。“廿公跋”仅见于第二代“崇祯本”《金瓶梅》(即“崇祯本乙系”)，而《新刻金瓶梅词话》收录了它，这就充分证明了它晚于“崇祯本”《金瓶梅》。而“廿公跋”的写作时间是明末的崇祯十四至十六年(1641—1643)，又进一步证明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年代当为清初。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廿公跋”不仅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年代的铁证，而且《新刻金瓶梅词话》所以会收录“廿公跋”，以及据内阁文库本予以校订，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它与《金瓶梅》“欣欣子序”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毕竟“欣欣子序”出于何人之手，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原载《文学》第一卷第1期，1933年7月。

　　②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原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④梅节《〈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考校》，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又见其《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北京《燕京学报》新十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叶桂桐《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为鲁重民或其友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⑧⑨魏子云《〈金瓶梅〉这五回》，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136页。

　　⑩郑庆山《金瓶梅论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作者单位：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魏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