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君·

　　*本文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小说创作史”(项目批准号:09JDXM75002)前期成果。

　　黄世仲(1872～1912)，字小配，号禺山世次郎，笔名黄帝嫡裔，又署世、棣、老棣、棠、亚尧等，广州番禺人。他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报人与杰出的小说家，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关系相当密切。作为报人，他为何要从事小说创作?其报业活动对小说创作有何作用?而作为小说家，其小说创作对报业活动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学界还较少论及，本文试对之略加探讨。

一、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结缘

黄世仲最初是以报人的身份活跃于当时的政坛与文坛的。早在1900年前后，他便在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上发表政论，并充任该报主笔。1903年，他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加入《中国日报》，担任该报笔政。1904年，他又离开《中国日报》，协助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担任三报的编辑、记者或撰稿工作;并参办《时事画报》，任重要撰述员。1906年，他亲自创办《香港少年报》，任该报总编兼督印人;并与其兄黄伯耀创办《粤东小说林》。1907年，他又与黄伯耀在广州创办《广东白话报》和《中外小说林》，并参与《社会公报》的编辑、撰稿工作。1908年协助黄伯耀创办《岭南白话杂志》。1909年参办《南越报》。1911年，他又在香港担任《新汉日报》总司理兼撰述。在上述报刊上，他发表了大量的新闻与政论文章，鼓吹民主革命;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20多部中长篇小说，连载于这些报刊上。

　　为醒目起见，兹将黄世仲所作小说在报刊连载情况，列一简表，示意如下:

　　

　　作品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或出版时间《洪秀全演义》《有所谓报》 1905年6月4日起连载了前30回《香港少年报》 1907年7月26日起续载了后24回《廿载繁华梦》 《时事画报》 1907年12月6日起连载《镜中影》 《循环日报》(香港) 1906年6月出版《宦海冤魂》 《香港少年报》 1906年9月22日至10月6日连载《黄粱梦》《粤东小说林》 1906年10月16日起连载7回《中外小说林》(香港) 1907年7月1日起从第8回连载《宦海潮》 《中外小说林》(香港) 1907年6月21日起连载《党人碑》 《时事画报》 1907年10月12日起连载《南汉演义》 《世界公益报》 1908年约11～12月连载《义和团》 《世界公益报》 1909年4月约中下旬连载《朝鲜血》 《南越报》 1909年约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连载《宦海升沉录》 《实报》(香港) 1910年春出版《十日建国志》 《南越报》 1910年11月1日起连载《五日风声》 《南越报》 1911年6月14日起连载《吴三桂演义》 《循环日报》(香港) 1911年6月15日出版

　　黄世仲之所以在办报的同时，致力于小说创作，这与时代潮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兄黄伯耀曾说:“迄于今，报界之潮流，更趋重于小说。……故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而小说功用，遂不可思议矣。”他还说:“新闻报社，方盛涨小说之潮流，以歌谣寄易俗之思，即于小说导文明之线。”可见，报刊与小说结缘，以广销路，在当时已蔚然成风。梁启超就曾这样感叹:“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

　　当然，黄世仲从事小说创作，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小说具有开启民智的重要功效。他说:“处二十世纪时代，文野过渡，其足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诚莫小说若”;“观各国……皆藉小说以振国民之灵魂，甚至学校中以小说为教科书。故其民智发达，如水银泻地”，因此，“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巨矣”。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报纸“虽足以开拓心思，改良风俗，进化人群，增长智识”，但“报纸有见闻，而鲜观感;有纪录，而鲜精详”;并且报纸“散而无章，文而无情”，所以其影响“不若小说之普及”。

　　基于上述认识，黄世仲才自觉地将办报纸与写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更有效地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他最初创办《香港少年报》便“以开通民智，监督政府，纠正社会，提倡民族为宗旨”。他在《香港少年报》上发表的《洪秀全演义》，即旨在鼓吹种族革命。后来，他创办《粤东小说林》，也是“以导引文明，启迪社会为方针”;《粤东小说林》改名《中外小说林》后，他又重申其宗旨是“冀得登报界之舞台，稍尽启迪国民之义务。词旨以觉迷自任，谐论讽时，务令普通社会，均能领略欢迎，为文明之先导”。他在《中外小说林》上发表的《黄粱梦》和《宦海潮》，即揭批了清朝权贵的专权跋扈、官场的黑暗腐朽以及清廷内政外交的昏庸无能，以此激发汉人的“国家种族之感情”;另外，《中外小说林》还刊载了不少与家庭、教育、婚姻、戒烟、戒嫖等有关的小说，如家庭教育小说《妇孺钟》、艳情小说《好姻缘》、社会小说《烟海回澜》、讽世小说《猛回头》等，这些作品都意在启蒙民众，革除时弊，引导民众趋向文明。

　　黄世仲在利用报刊连载小说的同时，还在报刊设专栏，撰写了20余篇小说理论文章，如《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等，阐发小说的社会功用与文体特性等，以提高人们对小说的认知水平，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制造舆论。

　　由于黄世仲能将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民主革命宣传，因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罗香林即说:“尝闻于陈树人、高剑父诸公及先君幼山公、罗群冀兄，称颂黄世仲氏于港主持《公益报》、《少年报》，兼协理《广东报》、《唯一趣报有所谓》、《社会公报》、《中外小说林》、《广东白话报》，于穗则《南越报》等报刊以宣传革命外，兼撰小说互为推广，灌输种族革命、民主主义以感导国民，同反满清政权于南中国，收效至巨。”

二、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互动互补

如上所述，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是相互配合的，因此两者在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方面，自然就会形成一种互动互补、“互为推广”的关系。

　　(一)黄世仲的新闻评论与小说创作，往往是相因而生，先后辉映的。他通常是先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时评，鼓吹革命排满;随后便创作同题材的小说，与政论时评桴鼓相应。如他在发表长篇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以及《康有为》、《明夷》、《呆人》、《傎人》、《北海南海》等一系列攻击康有为的谐文后，就适时地创作了小说《大马扁》，以丑化保皇派的领袖康有为，反对保皇改良。在发表《清之汉功臣张广泗、柴大纪合传说》、《论平满汉之难》、《清廷拟派贵族出洋考察海中之感言》、《袁世凯之前途》、《袁世凯殆不能自安矣》等政论，揭露清政府对汉臣的防忌和拑制后，他又创作了《宦海升沉录》，以袁世凯的宦海浮沉为标本，阐明种族界限难以磨灭的道理，并试图鼓动汉臣脱满自立，谋取光复。在发表《快快岑督饬举粤路董事之改期》、《岑督之批斥顺德团练局左宗藩》、《铁路代表员联谋抵制罗少翱李戒欺》、《埋没选举董事电文者尚可徇情耶》、《岑督去粤之关系》、《铁路公司及商会之议留岑督》、《广生隆与郑观应之交涉》、《岑春萱》等一系列政论后，他又随即创作了小说《岑春萱》，刻画了以粤汉铁路风潮的核心人物岑春萱为代表的满清官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专横暴虐的形象。

　　(二)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写作，是取长补短、相互为用的。政论与小说的区别在于:政论是针对时事而发的，必须客观真实，而小说则可以谈古说今，想象、虚构;政论是通过评议时事向读者阐明事理的，长于以理服人，而小说则借故事中人物的言行来感染、影响读者，其能事在于以情动人。因为有此区别，两者才能互为补充。例如，黄世仲写过三篇关于袁世凯的政论，即《袁张二都督对于学生之政策》、《袁世凯之前途》、《袁世凯殆不能自安矣》，说明袁既是专制王朝的忠实执行者，也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改革家，并由于改革而受清廷守旧派的排挤和防忌。显然，这样的理性认识，对作者创作小说时如何取舍、提炼、加工素材以凸显其思想意义，是有所助益的;但是它给予读者的信息与影响也是有限的，比如说袁世凯出身如何，是怎样进入仕途、担任要职的，与哪些人有交往，参与了哪些较大的政治事件，与清廷的哪些人交好或交恶，有何逸闻内幕等等，这其中必有许多人、事的细节和情形，是无法也不宜通过政论来承载和呈现的，相反却恰为小说所擅长。因此，黄世仲才创作了《宦海升沉录》以弥补之。

　　值得注意的是，黄世仲还喜欢将政论巧妙地融入到小说叙事之中，以强化小说的政治宣传效果。如在《宦海升沉录》第16回中，他就让留学生张绍曾致函袁世凯，借机阐明了变法无效，宜行革命的道理:

　　年来盈廷呓语，“立宪立宪”之名词，“变法变法”之声浪，遍唱於人间，然而改换面目，袭取皮耶伪耶，早为识者所哂。足下洞识外情，熟观大势，真耶伪耶，此足下所知也。十九世纪而降，专制政体，环球将无立足之地。……某等以为，今日非改革无以救亡。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不足以实行立宪;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忆昔法倡革命，实启民权;美苦烦苛，乃倡独立;造世英雄，华拿未远……乃若以今较昔，烦苛逾于美国，专制甚于法人，炎汉声灵，淹然澌灭，如是久矣。……况复原鹿复危，城狐自舞，惨怀麦秀，将召瓜分，行使种族长沉，山河永碎，犹太往事，人所同悲。公亦人类，应有感情，念及前途，杞忧何极!不揣冒昧，聊布区区，足下图之。

　　政论与小说在宣传效果上是无法彼此取代的，只有兼事两种文体的创作，将它们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形成理性与感性叠加的效果。

　　(三)黄世仲的小说创作渗透了较浓的新闻意识，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作为报人，他对近期发生的新闻热点事件或本地要闻等颇为敏感，因而能及时地从中取材，通过艺术加工，写成小说。如《廿载繁华梦》主要写周庸枯(即周东生)被岑春煊查抄一事，这是当地的新闻热点事件，是乙巳年九月初七日(1905年10月5日)发生的。《时事画报》乙巳年第三期《旬日要事记》曾发表新闻报道《周东生一梦》;乙巳年第四期《旬日要事记》中发表了《周东生事汇纪》;乙巳年第五期《旬日要事纪》又发表了《周荣耀革职查抄矣》。另外，《有所谓报》也连续报道了周东生之事，如乙巳八月十一日(1905年9月9日)发表《周东生出使比国之传闻》，乙巳九月初五(1905年10月3日)发表《噫，富商真受骗矣》，乙巳九月初八(1905年10月6日)发表《周东生不派比使之原因》，乙巳九月初九(1905年10月7日)发表《可怜哉，周东生竟有今日》，乙巳九月初十(1905年10月6日)发表《海关库房大风潮》，乙巳九月十一(1905年10月6日)发表《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等。这些新闻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激起了读者了解此事内幕的强烈兴趣。于是，黄世仲立即着手收集有关周东生的素材，构思、创作《廿载繁华梦》，两个月后，便在1905年12月6日出版的《时事画报》乙巳年第八期发表该小说。如此，新闻报道不仅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还佐证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增强了小说的可信性与吸引力。又如《宦海潮》，其所叙张任磐的宦海浮沉(实为映射清末外交官张荫桓)，也是以新闻事实为依据的，该小说《凡例》即云:“惟是书则无一事无来历，或得耳闻，或本目睹，或向发现于新闻社会者。其余点染，出使外洋事迹，则取材于张氏原著日记、书本为多。”其它如《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等，其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就更强了。据颜廷亮先生考证，《朝鲜血》“实际上就是依据当时报纸上陆续刊载的有关安重根刺杀伊藤以及安重根、伊藤二人的历史的种种报道，忠实地写出来的”。《十日建国志》所写的葡萄牙共和革命发生于1910年10月4日，而《十日建国志》从11月1日起即开始在《南越报》连载，两者相距不到一个月。至于《五日风声》，写的是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爆发的黄花岗起义。黄世仲亲自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从6月14日起，便在《南越报》上连载《五日风声》，详述黄花岗起义的经过，讴歌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政府不惜自我牺牲的斗争精神。这三部小说因新闻性、纪实性很强，所以有不少学者干脆称它们为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式的小说。

　　(四)黄世仲的小说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能自觉地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既重视每回的精彩，也注意到结构的严谨性与整体感。梁启超曾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报刊定期、定时、连续出版的方式，势必要求小说家在一个单元内，叙述一个相对独立、精彩的故事，采用一种前后连属、开合自如、线索比较单一的结构方式。可要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黄世仲就指出当时报载小说多存在这样的弊病:“一篇之中，有散漫无结束，有铺叙无主脑，有复沓无脉络，前后无起伏，穿插无回应，见事写事，七断八续。”为了克服这种弊病，他既善于将社会热点、本地奇闻等化为小说中的章节，使每期连载都有看点，同时又注意在小说的主脑、结构与故事的连贯性等方面下功夫。如在《廿载繁华梦·凡例》中，他就对该小说的主脑、布局、诸多情节之起结，以及人物描写之详略、材料之取舍等，逐一解说。可见他对小说创作如何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是煞费苦心的;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如与黄世仲同时代的冯自由即评价说:“该书演述富绅周某宦途及家庭琐事，绘声绘影，极尽能事，大受社会欢迎，在清季出版之社会小说名著中，实为巨擘。”

　　(五)黄世仲还善于借报纸广告为其小说做宣传，以扩大报纸与小说的社会影响。如1906年7月28日，黄世仲在其主办的《少年报》上刊登《本社要告》云:“《洪秀全演义》一书，为本报社员所撰。前应《有所谓报》之请，排刊问世，久为社会欢迎。全书约六十回，乃仅刊至半渡，而《有所谓》竟以无妄歇业。此书为太平天国一朝之历时，故不得不自行续刊，以竟全书。爰自六月初六日由三十回起，逐日随登于附张《学界现形记》之部位……前经得阅《洪秀全演义》而欲窥全豹者，想当争先快睹也。”1907年9月22日，《时事画报》第21期登载了两则广告:其一预告《廿载繁华梦》将由本报社出版;其二预告《党人碑》将在该报连载，其广告云:“前著《廿载繁华梦》一书，其笔墨价值久已有目共赏。今此书实后来居上。以著者透视近事十余年，积胸已久，然后下笔成文。其资料丰富，布局奇妙，及笔墨精当，自不待言。阅者各手一篇，当不以斯言为夸大也。”1907年11月28日，黄世仲兄弟于香港筹办《社会公报》，并在《中国日报》刊登广告，声明该报“尤注重小说，以新阅者之眼帘”;同时对即将刊出的小说《广东世家传》进行介绍。诸如此类，既增强报刊对读者的吸引力，又为其小说的连载或出版营造了声势，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需补充说明的是，黄世仲将小说与报业有机结合，也有商业营销方面的考虑，其小说内容自觉地反映时事政治或社会热点问题，也可以说直接体现了市场因素的制约，所谓“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所以，他在强调小说的政治教育作用时，也就必然会重视小说的娱乐功能，他把小说列入报刊的“谐部”，其实就考虑到了小说的消闲娱乐性质，因此他在写小说时也就能较自觉地追求“寓教于乐”，从而使其小说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总之，黄世仲从事报业活动，创作小说，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开启民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小说与新闻写作是互动互补的，小说所写的人物、事件大多可以和报纸新闻与政论参照阅读，不仅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而且还带有一定的政论色彩，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宣传效果。

　　注:

　　①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载《中外小说林》2卷5期，1908年。按，《中外小说林》(含《粤东小说林》)，由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于2000年4月影印出版。

　　②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载《中外小说林》2卷第10期，1908年。

　　③梁启超《告小说家》，见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页。

　　④⑨黄世仲《中外小说林之趣旨》，《中外小说林》1卷1期，1907年。

　　⑤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1卷，第6期，1907年。

　　⑥ 亚尧《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中外小说林》1卷，第11期，1907年。

　　⑦ 黄世仲《看看〈少年报〉出世之广告》，《有所谓报》1906年5月12日。

　　⑧《〈粤东小说林〉出世》，《香港少年报》1906年9月24日。

　　⑩ 黄世仲《宦海潮·凡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1]罗香林《乙堂劄记》，转引自郭天祥《黄世钟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2]颜廷亮《黄世仲革命生涯与小说生涯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7页。

　　[13]如李育中《五十二年前的一篇报告文学》(《南方日报》1963年4月14日)即称《五日风声》为报告文学;颜廷亮《黄世仲革命生涯与小说生涯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十九章《黄世仲的三种报告文学式的小说》，则把《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视为报告文学式的小说。

　　[14]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

　　[15]棣《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绘图中外小说林》2卷，第2期，1908年。

　　[16]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