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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在《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最能反映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思想艺术特色。这类作品反映了明末清初反理学、反封建礼教，肯定情、肯定人欲的进步的社会思潮。作者通过一系列花妖狐魅同人的恋爱故事(只有少部分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爱情的)，热情地歌颂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寄托了他的爱情理想，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自由，并且有真挚的爱情做基础。

　　婚恋题材是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传统题材，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艺术传统，这就是通过爱情婚姻问题来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新的进步的社会思潮，反映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评价。同样是描写爱情，不同的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格调、境界可能是很不相同的。《聊斋志异》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从总体来看，反映的社会内容非常丰富，表现了如下的特色：思想新，格调高，形象美。

　　从整体来看，《聊斋志异》是一部将暴露和歌颂结合起来的作品，是既歌颂真、善、美，也抨击假、恶、丑。但具体分析，政治问题小说和人才问题小说(内容主要写科举考试制度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却是偏重于暴露(暴露中也有歌颂)，较多地表现出讽刺文学的特色，写得犀利深刻，于冷峻中透出隽永，读后发人深思；而婚恋问题小说则是偏重于歌颂(当然由于具体题材的不同，有些作品在歌颂中也有暴露和批判的成分)，较多地寄托了作者的正面理想，艺术上某些作品还表现出一种诗的特色——洋溢着诗情，创造出诗的意境。在这类作品中，蒲松龄不仅写出了真挚美好的爱情，而且还写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广大青年男女向往的充满理想色彩的自由恋爱的世界。

一、创造“情痴”“情种”形象，歌颂人间之真情、至情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情痴”形象，通过这些形象，蒲松龄热烈地歌颂爱情，将“情”置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赋予“情”以一种可以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这是与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等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聊斋志异》中创造出一系列的“情痴情种”的艺术形象，这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的情痴情种形象，其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也是相通的，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强调男女之间爱情的真挚和执著。表现男女爱情的真挚和执著，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从《诗经》开始就有鲜明的反映。但《聊斋志异》中所反映的爱情观念，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他所歌颂和强调的“情”，是作为“理”——封建礼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情”与“理”产生矛盾甚至尖锐对立的时代条件下，强调“情”本身，就具有否定“理”和批判“理”的思想意义。《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爱情，多是一种真情、至情，一种能感天动地、超越生死的爱情。

　　《阿宝》中的男主人公孙子楚，就是一个“情痴”的典型。他在爱情上的追求，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阿宝是一个大富商的女儿，长得十分漂亮(书中说是“绝色”)，其父为她择婿，富家子弟争着找上门去，都不中意。孙子楚是个名士，家贫，生有枝指，为人诚朴迂讷。以孙子楚的相貌、门第、性格论，他是绝对不可能娶阿宝为妻的。但由于他执著追求，精魂以赴，终于以一片真情打动了阿宝，最后赢得了许多富家子弟想得而不可得的阿宝的爱情。小说中阿宝对孙子楚产生爱情的过程写得非常曲折而又真实动人。开始时阿宝对他的求婚，回答是：“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这只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孙子楚却非常认真，就真的把自己的枝指剁掉了。这表现了他的“痴”，也表现了他的“诚”。但在这时，阿宝还只是看到他“痴”的一面。阿宝的话是以一种不太严肃的戏谑口吻说出的，近于一句玩笑话，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将来会真的要嫁给这个人。但这句玩笑话也表现了这位富商小姐的思想性格：比较开放而又略带矜持。这些都同后来的情节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如后文写孙子楚家人到阿宝家为孙子楚招魂时，她无所避忌，而能“不听他往，直导入室，任招呼而去”，就是颇为开放的一种性格，而这又同最后她能自己做主选择孙为终身伴侣这一毅然决定分不开)。由此到“亦奇之”，再到“请再去其痴”，都仍然带有“戏”的成分。及至孙子楚在众人散去后，仍为了她而“痴立故所”，“魂随阿宝去”时，阿宝这才在惊骇之余(小说中写她“骇极”、“益骇”)，“阴感其情之深”。后来在道中相遇，她“自车中窥见生，以掺(同纤)手搴帘，凝睇不转”，顾盼之间，已是两情相通了。再后，孙子楚化为鹦鹉，与阿宝坐卧相依，这时，阿宝终于由玩笑而趋于严肃——“深情已篆中心”，于是发出“能复为人，誓死相从”的誓言。一曰“去其枝指”，二曰“去其痴”，三曰“誓死相从”，由戏言而发展为誓言，其间发展的轨迹十分清晰，都是由孙子楚的一片真情所感。听到阿宝的誓言以后，孙子楚灵魂所化的鹦鹉深情地“衔履飞去”，恢复了人身，两人最后实现了美满的结合。

　　这里作者是以幻写真。孙子楚魂依阿宝和身化鹦鹉的情节，是一种幻想，一种艺术的虚构，但由于作者充分地、真实地写出了孙子楚情痴的种种表现，而这些表现虽然有些夸张，却是真实而可信的，因此这些幻想，不但不使人感觉荒诞不经，反而使人能通过艺术的夸张和幻想，体会到隐含其中的真实，并通过这种真实感受到美。再从阿宝一面来看，她被孙子楚的真情感动并决心爱上他以后，就表现得十分坚决。不顾其母“此子……但有相如之贫……恐将为显者笑”的警告，“矢无他”，表示“既诺之，处蓬茅而甘藜藿，不怨也”。在她的身上，同样表现了爱情的纯真和执著，也是十分感人的。因此，阿宝虽然在爱情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被动者，但同样也是一个情痴，是孙子楚以痴换来的痴。清代的《聊斋》评论家但明伦，在这里评论说：“生以痴感，女以痴应。”这篇小说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在青年男女中，两颗真诚相爱的心的感应，会产生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决一切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似乎是不可逾越的种种障碍(诸如门第、地位、贫富、相貌、性格等等)，而实现最终的结合。篇末的“异史氏曰”中有一段论“痴”的文字，颇能发人深思：“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他把“痴”解释为情志的专一，并从爱情而扩展到文章、技艺，这就概括进了更丰富的生活内涵，带有更深入普遍的社会意义。

　　《莲香》也是《聊斋志异》中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之一。篇中写鬼女李氏与狐女莲香同时与桑生相爱，开始鬼狐间相互窥视，并分别向桑生揭破对方的狐、鬼身份。鬼女与狐女之间的矛盾，绝无现实生活中一般三角恋爱的庸俗气息，而表现出一种“不以爱结仇，而以爱相亲”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美好关系的艺术概括，同时也是作者对理想的呼唤与寄托。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逐渐展现出来，这个世界不是丑的，而是美的，是一种内在的风神灵秀之美。他们之间的相疑、相妒，实际上并非真的嫉妒，而是同样出于对桑生的深挚的爱。所以文中写鬼女，是“生疑其妒，漫应之”；写狐女，是“生意其妒，默无语”。一曰“疑”，一曰“意”，都是出于桑生个人主观的猜想和推断。这些都写得非常准确而极有分寸。莲香和李氏，一狐一鬼，正是同出于对桑生的真挚的爱，才能最后由相互间的相疑、相妒，变为相亲相爱的和谐美好的关系。李氏是鬼女，但不是害人之鬼，而是痴情之鬼；莲香是狐女，但不是祟人之狐，而是爱人、助人，品德优美之狐。后来鬼女李氏附魂于富室之女燕儿身上，得以复生为人而与桑生结合，这是为了爱情由死而生。莲香则为桑生生一狐儿后病死，燕儿抚之如己出，这是为了爱情由生而死。莲香死时说：“子乐生，我乐死。”狐女死后亦投生为人(这又是为了爱情死而复生)，十四年后又复与桑生、燕儿相会合。这里表现了蒲松龄一种与当时进步的时代思潮相关的独特观念：真挚的爱情追求，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还可以死而复生。其主要的思想仍然在歌颂“情痴”。篇末的“异史氏曰”中作者说：“嗟乎！死者而求其生(指鬼变成人)，生者又求其死(指狐先死而后又变成人)，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腆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也即是说，他感叹现实人生中所缺乏的这种对真挚爱情的执著追求，缺乏像莲香和李氏那样优美的思想品格。王士祯评云：“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通过这两个幻想形象的塑造，作者寄托了他的爱情理想。

　　另一篇写人鬼之间恋爱的是《鲁公女》。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多情书生，女主人公是一个多情鬼女，而且同样是一夫共两妻的模式。书生张于旦性疏狂不羁而有情，见县令鲁公之女“风姿娟秀”而“极意钦想”。后女暴卒，张“叹悼欲绝”，倾慕之情不已，于祭祝中表示爱慕之情。“日夜祝之，几半月”，竟感动女之魂灵，“一日挑灯夜读，忽举首，则女子含笑立灯下”。鲁公女感张生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而与张生欢会。后张生应女之请，为她念《金刚经》以超度其杀生之罪；张生与女鬼情爱甚笃，偕归乡里，考试亦载与俱。后女父罢官，死后苦无葬地，生献薄壤并力为之营葬。女为生之恩义所感，将投生时，与生泣别，告知将投生于河北卢户部家，相约张生于十五年后往会。生诺之，届时应约而往。同样是情之所至，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超越生死。故清代的另一位《聊斋》评论家何守奇评云：“情之所钟，固不以生死隔。”但明伦评云：“以身相报，不计其年，而且订于再生，约以异地。自古及今，以至百千万亿劫，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一个情字。”后因张生为善，受到菩萨的奖赐，竟返老还童，以近五十岁之龄而宛如十五六岁少年。往见卢氏女时，卢女见其状不符，意绪懊丧，啼数日忧郁而卒。又托梦张生为其招魂，复活，终与张结为夫妇。就因为情之所钟，故鲁公女能死而生，生而死，死而又再生，与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所歌颂的生死之至情一脉相承。

　　与《莲香》近似，写人鬼、人狐之间恋爱的，还有《巧娘》。同样写得深挚而又缠绵。巧娘为鬼女，与傅生相爱，后狐妇华姑为傅治愈天阉之病，阴将其女华三娘嫁与傅生。但傅生不忘巧娘，寻至其墓地。时巧娘已为之生一女满三月，迎归，二女和谐相处。傅生告其父将娶巧娘、三娘时，父不允，生曰：“彼虽异物，情亦犹人。”并表示：“非华氏不娶。”前八字不仅概括了本篇两个女主人公的特点，而且也概括了《聊斋志异》婚恋小说中幻化为妇女的精魅形象的基本特点。

　　通过人鬼恋爱故事来写情，比较著名的还有《连琐》。连琐是一个鬼女，是凄怨之鬼，风雅之鬼，多情之鬼。杨生则为风雅文士，多情书生。由于“情”，接受生人之气息，得到生人之精血，鬼女在死了二十余年之后尚可复生。这一篇气氛渲染得非常好，读来觉森然鬼气满纸。冯镇峦评云：“一起悲风满纸，阴幽逼人。”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充分，不仅写出了连琐的凄苦，也写出了她的风雅和善良，因而并不令人感到可怖，而使人既同情又喜爱，忘其为鬼。

　　《菱角》的思想内容却比较复杂。写胡大成之母素奉佛，因而感动神灵，菩萨化为老媪，帮助胡大成在乱离中与其未婚妻菱角结合，且母子团聚。但宗教迷信和果报思想只是其外衣，其内核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美丽动人的自由恋爱故事。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一见倾心，订婚后胡大成北上奔伯父丧，适逢动乱，遂浪迹民间。菩萨化身为老媪帮助大成完婚时，菱角初不知所嫁就是她日思夜想的胡大成，表示：“娶我来，即亦非福，但有死耳！”后道其原因：“我少受聘于胡大成；不意胡北去，音信断绝。父母强以我归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夺也！”表现出坚守爱情、永不改变的态度。但明伦于此句下评云：“身不能自主，所得自主者此志耳。一对情种。”

　　其他歌颂真挚爱情的作品还有不少，比较重要的有：《香玉》写人与牡丹花之间的爱情，极写爱情之深、之真、之美，同样表现的是生可以死、死又可以复生的至情。黄生爱上了牡丹花精香玉，当牡丹花枯死时，他日夜精心浇灌、培护。香玉死后本来神气已散，由于黄生的一片至情，感动了花神，终得聚而复生。对黄生的一片痴情，小说渲染得极为炽烈、深沉、动人。最后，黄生为了爱情自己也身化牡丹，和香玉实现了美满的结合。黄生病危时对儿子说：“此我生期，非死期也。”“异史氏曰”称赞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阿绣》中的刘子固，《婴宁》中的王子服等，也都是情痴情种。《葛巾》是写人(常大用)与花妖(牡丹花精)之间的爱情的。“异史氏曰”中称：“怀之专一，鬼神可通。”《王桂庵》中之王桂庵，以及附则《寄生》中之寄生，也都是情痴情种的典型。作者在“异史氏曰”中说：“父痴于情，子遂几为情死。所谓情种，其王孙(寄生之字)之谓与？”但评亦谓“此幅以‘情种’二字为根”。其他如《青娥》、《青凤》、《晚霞》、《小谢》(也是写一夫共二女的)、《白秋练》、《长亭》等，每篇所写虽各有其侧重，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体现的主题思想也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情地歌颂纯洁、真挚、专一的爱情，歌颂人间之真情、至情。许多篇写到人鬼恋爱，写到人死而可以复生，都是为了强调爱情的力量，可以出生入死，超越生死。王士祯在《连城》一篇中评云：“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冯镇峦也说：“《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此固胜之。”都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些作品与《牡丹亭》所代表的明中后期以来重情思想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总的思想倾向。

　　但《聊斋志异》中所表现的“情”的思想，与《牡丹亭》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汤显祖强调“情”与“理”的矛盾，反对封建礼教对情的束缚和扼杀，着重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而《聊斋志异》则主要是无视封建礼教的存在，多数篇章看不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蒲松龄为青年男女的相爱结合，创造了一种自由无拘的天地，让当事者能由自己的愿望和感情来决定爱情与婚姻。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妇女形象，在爱情的追求上，就显得更大胆、更开放、更主动、更自由。《牡丹亭》虽然是大团圆的结局，但实际上是一出悲剧，至少也带有明显的悲剧的色彩和浓重的悲剧气氛；而《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虽然也经历了各不相同的曲折或坎坷，甚至主人公也经受过种种忧愁和痛苦(如《婴宁》中的王子服，《阿绣》中的刘子固，《阿宝》中的孙子楚等，都几乎有形销骨立，乃至丧魂失魄的经历)，但总的来看，格调都比较明朗、欢快、轻松，绝大多数都充满喜剧的气氛，而且结局也大多是真正喜剧性的。

　　这种理想化的描写和结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浪漫主义手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固然，主人公是超现实的非人的花妖狐魅，生活环境是幻想中的仙境、冥界或梦境等，由于不受现实条件的束缚，自然有助于人物行为不受拘束，表现理想也更为自由。但从根本上说来，即便是艺术手法也一定会受到作家思想认识和生活体验的影响和制约，也是与时代条件分不开的。联系到稍后一点《红楼梦》的出现，应该主要从社会思潮的影响来认识，即在封建社会末期，在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中逐渐滋生出新的民主思想。从大的时代环境来考察，当时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封建礼教以及一整套的宗法制度，已经濒临崩溃，很难维系人心了。这在《红楼梦》中就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蒲松龄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系列热情、大胆、自由无拘、冲破礼教束缚的“情痴”、“情种”的艺术形象。

　　在有些篇中他也写了情与理的矛盾对立，但更多的时候是让“情”压倒了“理”，像《婴宁》和《小翠》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种全新的妇女形象，不止是眼里没有礼法，简直是将礼法踩在脚下，大胆、开放、自由，足以惊世骇俗，使当时许多封建思想严重的人不免瞠目结舌。

二、歌颂“知己之爱”，突破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

《聊斋志异》中婚恋题材作品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突破传统爱情题材小说“郎才女貌”、“夫荣妻贵”的窠臼，强调一种知己之爱。

　　从表面上看，《聊斋志异》似乎跟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类似，一则女主人公大多是绝色女子，二则青年男子大多是书生，三则又往往是一见钟情。但其中的优秀之作，跟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不同，格调很高，不给人一种肤浅庸俗的感觉。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强调“知己之爱”，强调男女双方的心心相印。很多故事，在曲折情节的演进中，写出了青年男女的相知、相亲、相爱的过程，这种爱情以及由这种爱情决定的婚姻，可以克服由于容貌上的缺陷、贫富上的悬殊等原因所造成的各种障碍，实现美满的结合，因而跟过去小说中常见的“郎才女貌”、“夫荣妻贵”的爱情婚姻迥不相同，显示出一种新的风貌，新的思想特色。上举的许多作品中，多数男主人公都是出身贫寒的穷书生，以后也多数没有成为大富大贵的状元公，但是他们又多数都相爱并最后实现了美满的结合。如《阿宝》中，阿宝就曾有感于孙子楚的一片真情，而不顾孙子楚有“相如之贫”，嫁给他有“为显者笑”的后果，表示了“既诺之，处蓬茆而甘藜藿，不怨也”的坚决态度。又如《素秋》中的素秋，在婚姻问题上，明确提出“不愿入侯门，寒士而可”的择婚标准。某甲求婚，甲第连云，裘马驺从，容貌秀雅，但“素秋殊不乐”，不为财富所动，表现出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独立的人格和超人的眼光识见。经过种种曲折(小说写得非常奇幻，非常吸引人)，最后嫁给了一个姓周的穷秀才。《细侯》所写不涉怪异，是现实的人物，现实的生活内容。细侯是一个妓女，不但貌美，而且聪明、多情、有志气、有理想、有主见，她以一个“身价颇高”的妓女，爱上一个设帐教书，家中仅有“薄田数顷，破屋数椽而已”的穷书生满生，表示她“愿得同心而事之”。这里的“同心”二字很值得注意，就是说她所要求的婚姻，是要建立在共同的生活理想的基础之上的。她的生活理想是什么呢？是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家庭：“种黍”、“织绢”、“纳太平之税有余”、“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即不慕富贵，安于贫贱，衣食自足，夫妻相爱，祥和幸福。所以她情愿嫁给一个“骨清”的穷书生，而不愿嫁给一个“衣锦而厌粱肉”的“龌龊商”。这个形象，显然是反映了蒲松龄本人的生活理想和爱情理想的。

　　写“知己之爱”最突出的是《连城》。前面提到，不少人提到这篇作品时都认为在歌颂真情上，本篇与《牡丹亭》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但连城与乔生相爱的基础和最后结合的条件，却不像《牡丹亭》那样是郎才女貌、夫荣妻贵(虽然是由杜丽娘的父亲杜宝提出的，却也完全符合男女双方的心愿)，而是生死不渝的知己之爱。连城之父史孝廉，出其女连城所绣《倦绣图》，征少年题咏以择婿。乔生献诗，连城读后大悦，孝廉却嫌乔生家贫，食言不允。后连城违父命暗遣人送金资助乔生。乔生叹连城为“知己”！不久，连城被其父强许给盐商之子王化成；连城病，须男子胸肉一块作药引，王畏痛，惜不与。史孝廉又约：有能舍肉者以女妻之。乔生闻而割肉送往。史将践约，王氏怒，欲讼官。孝廉畏惧，谢乔生以千金，以示歉意。乔生怫然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拂袖而归。这几句话，真是语切情真，感人肺腑。这使连城大受感动，托一媪抚慰乔生，并告之曰：“我三年必死，不必与人争。”生告媪曰：“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真知我，不谐何害。”这是一种全新的爱情观念，不为色，不为财，不顾生死，只为彼此心心相印的知己之爱。后连城果死，乔生往吊，一恸而绝。一对情人在阴间相会，因能永远相爱不分离而不愿再生；后在朋友顾生的帮助下，连城和乔生又返魂结合。王氏知，又讼官，官府判归王，连城复悬梁欲绝，王无可奈何，只得允归乔生。经过一段曲折的磨难过程，一对知心的爱侣终于获得了美满的结合。这是着重表现不以贫贱易情，知己之爱可以不计富贵，可以超越生死。

　　还有一篇《瑞云》，也是非常突出地表现知己之爱的，但着重点却又有所不同，与钱财无关，主要在写不以妍媸(美丑)变心。瑞云是一个色艺无双、身价颇高的名妓，应客之初，鸨母为其定价十五金，由瑞云自择客人(即此已可见其不凡)。客求见必以贽(见面礼品)，厚者接一奕，酬一画，薄者仅留一茶。而贺生虽有才名，然家不富，仰慕瑞云，亦竟竭微贽，冀得一睹芳泽而已。但见面后大出贺生意料之外，瑞云不因他穷困而见疏，相反非常热情地接待他，给予破格的厚爱，还赠诗给他。其间原因就在于贺生虽穷，但“唯有痴情可献知己”。是贺生的一片真情感动了瑞云。瑞云的热情接待使贺生很受感动，但考虑到家中贫困，即使将家产全部卖尽，也只能尽一宵之欢，不能永远相爱、结合。于是“热念却消”，“音息遂绝”。后一书生在瑞云头上用手指点按了一下，额上便有“指印如墨，濯之益真。过数日，墨痕渐阔；年余，连颧彻准矣”。因此而变得奇丑无比，于是“车马之迹遂绝”，被鸨母“斥去妆饰，使与婢辈伍”。在瑞云意外地遭遇不幸的情况下，贺生不变心，闻而往，果见“蓬首厨下，丑状类鬼”。瑞云见生，“面壁自隐”，而贺生这时不但不嫌弃她，仍然爱她，而且还立即表示“愿赎作妇”。瑞云自惭形秽，“牵衣揽涕，且不敢以伉俪自居，愿备妾媵，以俟来者”。贺生这时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容色)衰故忘卿哉！”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她娶作正妻，不再复娶，夫妻二人情爱愈笃。后来贺生在苏州偶遇和生，和生正是在瑞云额上点墨而使其变丑之人，这时他说出了当初施术让瑞云变丑的目的，是为了“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怜才者之真鉴”。这时和生有感于二人之真诚相爱，又略施小伎而使瑞云恢复美丽：“随手光洁，艳丽一如当年。”和生赞叹说：“天下唯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蒲松龄以奇幻的艺术手法，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热情地歌颂了这种超脱于美色之外的真诚高洁的知己之爱。其思想格调高出于传统的郎才女貌许多。

　　表现类似思想的作品还有：《连琐》、《吕无病》、《林氏》、《陈锡九》、《凤仙》、《姊妹易嫁》(批判婚姻问题上的嫌贫爱富思想)等。《乔女》也是写知己之爱的，只是很遗憾二人最后没有结合。知己之爱是现代爱情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稍后的《红楼梦》中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我们惊喜地看到，在《聊斋志异》中，已经开始露出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新时代新思想的明亮的微光。

三、广泛的社会内容和多方面的思想意义

《聊斋志异》中的婚恋问题小说，除了上面所讲的两个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内容外，还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在一部分描写爱情的作品中，还直接表现出反封建礼教的社会意义。

　　在爱情不被承认甚至被扼杀的封建时代，歌颂真挚的爱情本身，应该说就具有反礼教的积极意义。但除此而外，在《聊斋志异》中，也还有一部分作品是正面直接地描写了反封建礼教和反世俗观念的内容，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争取爱情的过程中，同封建礼教进行了曲折的斗争。例如《葛巾》、《青凤》、《连城》、《鸦头》等篇就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

　　《葛巾》中的葛巾，也是一个大胆而又主动地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与常生邂逅相遇，就主动约以花梯越墙，夜里幽会。第一次幽会未果，第二次亲自先为设梯。她自称为“离魂之倩女，偶为情动”。这一篇与《婴宁》不同，篇中写到了她和常生的爱情受到了“是非之口，捏造黑白”的威胁，因而她的大胆主动的行为就具有与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直接冲突的性质。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微有浮言，势不可长”的情况下发展，葛巾甚至主动出谋私奔到洛阳，且坦然无所畏惧，亦无所顾忌，声称“无论千里外非逻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孙当无如长卿何也”。自比于历史上大胆私奔的卓文君。

　　与葛巾大胆、主动、泼辣、锋芒毕露的性格不同，《青凤》中的青凤虽是一个狐狸精，却具有现实女性的许多特点。她是一位由叔父管教、闺训极严的少女；她的性格沉静、含蓄、娇羞，但她只是“弱态生娇”(由耿去病眼中看出)，并不是真正的怯懦。这一点小说写得非常准确。她在爱情上同样是很勇敢的，只不过表现形式比较含蓄、温婉、羞涩而已。篇中写青凤秉烛自房中出，骤然看见耿生，“骇而却退，遽阖双扉”。但她明知狂生耿去病住在这里(从下文的表现来看，她实际上还期待着他的到来)，她的惊骇就只是一种娇羞的表现，而不是慑于封建礼教的威严而退缩的表现。下文写耿生向她表达爱慕之情，说：“亦不敢望肌肤之亲，但一见颜色足矣”时，小说这样写青凤：“女似肯可，启关出。”“似”字下得极为传神，正是“弱态生娇”的一种极微妙的表现：其实，“启关出”的行动已确定无疑地表明了她已“肯可”；而着一“似”字，就在肯可与非肯可之间表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意向，让读者去想象女主人公在当时情境之下那种娇弱羞怯的情态。她虽然遭到叔父的呵斥而离去，但后文写她因遇劫难(被犬逼逐)而被耿生救出，两人邂逅相遇时，青凤竟以“可与君坚永约”而感到因不幸而得大幸，说得字字有情，感人肺腑。说明她对耿生的爱情是深沉、执著，铭刻于心，不因叔父的严格的闺训和严厉斥责而动摇、改变、却步的。这一篇写礼法的束缚比较明显，但青凤的性格虽然比较温婉、娇弱，礼教的束缚却也未能阻止和破坏人狐之间的真挚爱情。正因为青凤的这一性格特点，她的爱情更表现出一种深沉和坚韧的特色。

　　2.男女关系的自由和开放，还表现在对离异的态度上。

　　《聊斋志异》中所写的青年男女的爱情，不仅自由相爱，而且离散也相当自由。《阿纤》一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阿纤是一个老鼠精，除了善于储存粮食表现出我们于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鼠性以外，其他丝毫没有平日使人们厌恶的老鼠的习气，而是一个秀外慧中的优美的妇女形象。她与奚山的三弟相爱，结为夫妻后，寡言少怒，昼夜绩织，十分勤劳。当她知道大伯奚山发现她原来是一只老鼠精并对她产生猜疑时，她因不以人齿为辱，主动提出“请赐离婚”。在封建社会里，离婚对一个妇女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从夫家回来，都会使人觉得是犯了被逐的“七出”之罪。在蒲松龄的时代，只有“休妻”之说，没有“离婚”之说。“休妻”表现的是男尊女卑，而“离婚”表现的则是男女平等。阿纤的行为，表现了一个不受封建道德束缚的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妇女的独立人格。“离婚”一词出现在《聊斋志异》中，闪射出新的思想的亮光。

　　3.与歌颂真挚爱情相联系的，是对见异思迁和喜新厌旧的负心薄幸行为的谴责。

　　如《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是一个狐女，一个有眼光、有主见、有情义、有心机的妇女形象。而梁有才却是一个轻薄无赖之徒，他见云翠仙长得很美，就拼命追求，并“朴诚自表，切矢皦日”，对云翠仙母女献尽殷勤，终于获得云媪的喜爱，答应将女儿嫁给他。但梁有才却狂赌滥饮，先是盗女簪珥佐博，后竟经常吵穷，“频频击桌，抛匕箸，骂婢，作诸态”，听博党之挑，将云翠仙卖作妓女。女怒，出藏金(如杜十娘之开百宝箱)，痛骂梁之轻薄寡义：“……念汝儇薄骨，乞丐相，终不是白头侣！”“鬻妻子已大恶，犹未便是剧；何忍以同衾人赚作娼！”众人以锐簪剪刀痛刺梁；后又从山崖上坠落，挂枯树枝上，一身尽肿，被樵者救出后沦为乞丐，肿溃为癞。后因忿杀劝其妻者，被收狱瘐死。但明伦评谓梁有才：“内存鬼蜮，外饰朴诚，甘其言，令其色，一若情种也者。”对这种貌似情种而实际上轻薄无义的无赖子，蒲松龄对他们的批判和鞭挞是毫不留情的。

　　《翩翩》一篇是对爱情不专一、见异思迁者的一种警告和批判。浮浪子弟罗子浮，被人诱作狭邪游，至金陵居娼家半年，金尽，生疮被逐，沦为乞丐。归途中遇仙女翩翩，从入深山洞府，女为之治疮，又为之剪大叶类芭蕉者做衣，又以山叶制各种佳肴，遂“大相欢爱”。一日，翩翩之女友少妇花城娘子来，罗生见其“绰有余妍”，心好之而“恍然神夺”。心方动，所着衣即化为芭蕉叶，“顿觉袍裤无温”，于是“惭颜息虑，不敢妄想”。翩翩嘲笑他说：“薄幸儿，便值得寒冻杀！”主旨在劝诫浮浪子弟的幡然悔悟。

　　《阿霞》则表现了对喜新厌旧的薄幸男子的惩罚。阿霞没有确切的身份，不知是狐、是妖、是仙，但却是一个有情有义、有鲜明是非观念的女子。她爱上书生景星，先于书斋欢会，后许以禀命父母，愿相从以终。女别去后，景生为了使阿霞入内长期居住，竟以出妻为计。先是无端诟骂，后借故逐妻出门外。后妻请于景，景不纳，卒将其改嫁夏侯氏。然阿霞却并未践约复来，越年余亦无踪迹。半载后忽于途中遇阿霞，知其已适南村郑公子为继室。景生忿责阿霞未践约(未准时回来)，阿霞却反责景生为“负心人”(“负心人何颜相见？”)。阿霞的回答出人意外，却很有识见，很有眼光，很有思想：“负夫人甚于负我！结发者如是，而况其他？”在她的心中，负他人即是负自己，乃至甚于负自己。在一般自私而眼光短浅、心胸狭窄的人看来，景生出妻正是为爱阿霞，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了。阿霞的认识表现了她美好的思想品德，不同凡俗，过人一等。这是反映了作者蒲松龄自己的思想认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他反对喜新厌旧，谴责寡情薄义的男人。

　　4.蒲松龄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写婚恋问题，而是常常将婚恋问题同其他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作者具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完整地认识和表现生活的思想艺术才能。

　　许多作品在热情歌颂男女真情的同时，又具有揭露社会黑暗的意义。例如前面讲到的《窦氏》揭露地主豪绅的罪恶；《梅女》揭露下层官吏的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红玉》揭露豪绅恶霸的罪恶以及官府如何与豪绅勾结共同迫害善良百姓等，都是在婚恋问题的大框架下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张鸿渐》。张鸿渐是一个为人诚实笃厚的名士，因为“卢龙令赵某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毙，同学忿其冤，将鸣部院，求张刀笔之词，约其共事，张许之”。妻子方氏晓以利害，劝阻之(两条原因：一是秀才做事可共胜不可共败；二是“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张虽服其言而悔，但仍“为创词而去”。后“赵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党被收，又追捉刀人。张惧，亡去”。他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狐仙施舜华，人狐产生爱情同居。后张回家看妻孥，被人发现，以“缚送官府相狎逼”，张愤杀恶少某甲，为了不连累妻子方氏，赴县自首。由郡解都途中又遇狐仙施舜华，帮助其脱逃，至太原郡托名宫子迁居十年，最后才归家与妻子团聚。时子亦高中，途中父子相聚一起归家，全家悲喜团圆。

　　篇中写出了两个很有光彩的妇女形象，一个是张鸿渐的妻子方氏，一个是狐女施舜华。方氏极有眼光识见，又有突出的治家能力。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有极清醒的认识。张逃亡后又独立支撑家庭，教子成材，使其考中举人。狐仙则有情有义，能救人于急难之中，聪明机智，善良多情。当她得知张仍眷恋自己的妻子方氏时，克服了内心的嫉妒心而主动地送张回家与妻子方氏团聚，表现出美好的思想品德。张的思想性格也写得极好，诚实，富于正义感，敢作敢为，有情有义。这几个人物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在同罪恶势力作斗争而遭受迫害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也是构成三人复杂爱情纠葛的原因。因此在完成对美好爱情和人物美好性格的歌颂的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

　　又如《小翠》，也是《聊斋志异》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小翠的形象可跟婴宁媲美。天真活泼，聪明可爱，是一个不受封建礼法约束的妇女形象。但她比婴宁更聪明机敏，眼界更开阔，因为她的活动涉及到官府人物。王给谏忌恨王太常，计中伤之，王太常知其谋，忧虑无所为计。小翠却以游戏的方式(妆扮成宰相去访王太常，后又喝出，返回家，王给谏误以为真，事后不敢再构陷王太常)为公公解气；后又让丈夫痴儿扮皇帝，王给谏以此告至朝廷，朝廷调查不实，论诬，给谏终被充军云南。

　　其他还有《细侯》纯写现实故事，在歌颂青年男女真挚爱情的同时，又揭露了商人的阴险狠毒，妓院老鸨的贪财，官吏的贪赃枉法等等。《鸦头》写人狐恋爱，对狐鸨的卑鄙残酷作了愤怒的谴责。还有《公孙九娘》也是在描写爱情的同时揭露了清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血腥镇压。

　　5.通过婚恋故事，歌颂妇女的美好品德，塑造了一大批品格优美的妇女形象。

　　这些形象中有现实人物，但多数为花妖狐魅，作者写出了她们在才情、智慧、品德、胆识、眼光、意志等等方面都远远地超出于世俗男子。如《王桂庵》中的芸娘，《婴宁》中的婴宁，《小翠》中的小翠，《张鸿渐》中的施舜华和方氏，《娇娜》中的娇娜，《宦娘》中的宦娘，《阿绣》中的假阿绣狐女，《鸦头》中的鸦头，《细侯》中的细侯，《霍女》中的霍女，《云翠仙》中的云翠仙，《胡四娘》中的胡四娘，《乔女》中的乔女等等。尤其是在男女爱情关系中极为敏感很容易产生的嫉妒心，不少形象都有所超越，表现出宽阔的胸襟和无私的品格。如《张鸿渐》的狐女施舜华与逃亡中的张鸿渐相爱，张告知自己离家三年想念家中的妻子时，求她帮助回家探亲。狐女初闻时对张的“守此念彼”感到不快，但听张鸿渐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后日归念卿时，犹今之念彼也”以后，就十分通情达理，检讨自己说：“妾有褊心(指不公平，有私念)：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于是主动热情地帮助张轻而易举地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同妻子见面。但第一次却是狐女化作张之妻子同张相见，故意在张对她表示亲热时说：“君有佳偶，想不复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然后亲耳听到了张鸿渐的真情吐露：“不念，胡以来也？我与彼虽云情好，终非同类；独其恩义难忘耳。”也就是他了解到了张对妻子的想念是出于真正的爱情，而对自己的感情却仅仅是出于感恩。狐女这时立即现身，致使张鸿渐十分惭愧。但狐女并没有因此而嫉恨张和他的妻子方氏，或甚至加害于他们，或至少破坏张和方氏的关系(这在一个具有超现实能力的狐仙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夫妻团聚。回家后张因杀人而再吃官司时，被解押途中偶遇施舜华，施舜华又以其狐仙的法术，无私地帮助张脱逃。在处理复杂的爱情关系时，狐女既无嫉妒之心，亦无苟且(凑合)之态，表现出广阔的胸襟，在给张以热情帮助之后，便立即退出，使相爱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狐女的表现真正称得起是品德崇高，超凡脱俗。品德可以与此相媲美的，是《阿绣》中的狐女和《宦娘》中的鬼女，她们都在爱情上有所追求，有所爱，甚至还先于对手而获得私心所爱者的爱情，但却能自我牺牲，成人之美。

　　值得注意的是，优美的妇女形象还不止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而是一大群，一系列，人物的优美品格也不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而是表现在多方面，不止表现于男女关系和家庭生活中，甚至也表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如《红玉》、《张鸿渐》、《小翠》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如此。对妇女在爱情追求上的大胆肯定，对妇女人格的尊重，对妇女才情品德的热情赞美，都表现了蒲松龄非常进步的妇女观。在《红楼梦》中贾宝玉以半痴半傻的方式和语言所表现出的反男尊女卑的朦胧意识(即著名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天下的灵淑之气都钟于女子”等等)，如同在曹雪芹的笔下一样，在蒲松龄的笔下，也化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聊斋志异》的爱情小说中，除了看到男子中心主义以外，还应该看到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的另一面。

　　6.在一些婚恋问题的作品中，蒲松龄表现出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非常进步的思想，即男女之间除了可以有真挚的爱情以外，也可以存在非常真诚和纯洁的友谊。如《娇娜》中的娇娜和孔生，《乔女》中的乔女与孟生，所写实际上都是知己之情谊而非知己之情爱。类似的还有《宦娘》、《素秋》、《香玉》等。这也是一种很新的思想观念。

四、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辨析

在《聊斋志异》的婚恋小说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如何认识值得探讨。

　　1.蒲松龄在歌颂真挚爱情和知己之爱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春风一度”的爱情，即一见面就发生性关系，然后就再也不往来了。这个问题如何认识？

　　在《荷花三娘子》中书生宗若湘“诘其姓氏”，荷花三娘子回答说：“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双方没有更多的了解，也说不上感情基础，简直跟美国电影中的一些镜头很有点相像。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第一，在封建时代，男女之间没有接触了解的机会，因而多为一见钟情式的爱情，而且由于没有机会互相深入了解建立情感，因而多是由性爱开始的，《西厢记》中的崔、张，《牡丹亭》中的杜、柳，都是这样，并不奇怪。第二，在人欲(当然也包括情欲和色欲在内)被否定和窒息的时代，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也有它的进步意义。第三，应该说，从总体上看，蒲松龄是在灵与肉的结合上描写男女爱情的，即把男女间的性爱(即书中所说的“肌肤之亲”)同精神文化的内涵相结合，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意义。不过灵与肉毕竟还是两个层面，也有的作品是偏重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但蒲松龄在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合理性的同时，又反对好色和好淫。所以他还是有界限的、有分寸的。在他的笔下，人的自然的性要求，是正常的、健康的、合理的，但过分的追求和过滥，就成了淫乱，两者是有区别的。蒲松龄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试读《荷花三娘子》中宗若湘所言：“以卿丽质，即私约亦当自重。”再看看《画皮》、《瞳人语》等戒淫的作品，就会体会到这一点。

　　2.《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一夫共双美”的故事，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莲香》、《巧娘》、《小谢》以外，还有《寄生》篇中写男主人公所娶郑闺秀、张五可，一为妻，一为妾，但二人相爱如姊妹；《陈云栖》中写真生同时娶两个女道士为妻；《嫦娥》写仙女嫦娥与狐女颠当都同时爱上了书生宗子美，嫦娥为妻，颠当为妾，闺阁肃清，美满幸福；《青梅》中写狐生女青梅与王阿喜同时与男主人公相爱，等等。不少人批评蒲松龄肯定一夫多妻，是以男权为中心的落后思想观念的反映。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但这是时代使然，这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和现实状况，反映当时时代生活的蒲松龄不可能超越时代，我们当然也不应该要求蒲松龄具有今天才可能有的女权主义思想。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他的笔下，一夫共双美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是作者提出的在一夫多妻制度下解决极其普遍的妻妾矛盾的一种理想。如果将这些带有理想色彩的作品与《恒娘》和《妾击贼》对读，就可以看出蒲松龄提出的理想模式和产生这一理想模式的社会现实基础及其积极意义。当然也还要注意到，蒲松龄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肯定和主张一夫多妻的，如《黄英》，写黄英与马生有情，但要等马生之妻去世以后才让黄英嫁给他，此前马生曾问陶生(黄英之弟)：“贵姊胡以不字？”答云：“时未至。”“时至”就指四十三个月之后马生妻死之时。在这里为什么不让马生同时获得双美呢？因为作者既赞美马生之廉介，又赞美黄英之勤劳、自食其力，因此而不愿处理为黄英嫁给马生做妾。《张鸿渐》也是如此，作者并没有让方氏与狐仙施舜华同时嫁给张。而《王桂庵》中的芸娘更是一个自尊自重，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绝不愿做小妾，也是受到蒲松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的。

　　3.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婚外恋的问题，如何认识？

　　其实一夫多妻既然成为一种制度，男人的婚外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自然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最典型的如《青凤》中写狂生耿去病爱上了狐仙青凤，明知其为狐，却还要想住到那栋破落的旧宅中去同她相会，这件事他不仅不向妻子保密，还同妻子商量：“欲携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从，生乃自往，读于楼下。”这样的描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则是现实生活中某种真实的反映。蒲松龄描写婚外恋，肯定婚外恋，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很不好的；但在当时也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旧时代无爱婚姻的一种补充。但如果原配夫妻之间有真挚感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张鸿渐》中张外逃与狐女施舜华相爱，却不忘家中的妻子，最后仍执意回到了妻子的身边。

　　4.在婚恋问题小说中，蒲松龄也表现出生活于封建时代的作家不可避免的一些落后意识，比如封建礼教的观念，反对寡妇改嫁等即是。

　　如《耿十八》中写耿十八病危将死，对妻曰：“永诀在旦晚耳。我死后，嫁守由汝，请言所志。”妻默不语。耿固问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伤？行与子诀。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断也。”说得异常通达。妻乃惨然曰：“家无儋石，君在犹不给，何以能守？”耿闻之，遽握妻臂，作恨声曰：“忍哉！”言已而殁。手握不可开。在他死而复生后，“由此厌薄其妻，不复共枕席”。而耿十八却是作者所肯定的一个人物。又如《红玉》中写狐女与书生冯相如私相结合，夜夜幽会，约半年许。后被冯父发现，父“怒，唤生出，骂曰：‘畜产所为何事！如此落没，尚不刻苦，乃学浮浪耶？人知之，丧汝德；人不知，促汝寿！’生跪自投，泣言知悔”。翁又叱女曰：‘女子不守闺戒，既自玷，而又玷人。倘事一发，当不仅贻寒舍羞！’骂已，愤然归寝。女流涕曰：‘亲庭罪责，良足愧辱，我二人缘分尽矣！’”于是二人分手。父亲的叱责完全是出于对封建伦理观念的维护。作者对此态度也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以上两篇都另有命意，都写出了非常值得肯定的进步思想(耿十八具有反抗命运的自主追求，与许多篇中所宣扬的命定论思想很不一样)，上文所引部分虽只是侧面涉及，但也流露了蒲松龄思想中确实是进步与落后的成分并存的。

　　另外也有写妻子因为不能生育而劝丈夫娶妾等，也是既反映了“孝”的观念，又把妇女看作是生儿育女的工具，也是落后意识的表现。

　　总之，在《聊斋志异》婚恋题材的作品中，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蒲松龄本人思想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是精芜并存；但主要的方面，却是非常进步的，是闪耀着新的思想光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