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棚闲话》作者艾衲居士考_明清小说研究_佳作赏析_杂文评论

··

　　《豆棚闲话》是17世纪一部结构非常独特、而且极为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共收12则小说。其作者圣水艾衲居士究竟是谁，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学术界。笔者近来对《豆棚闲话》进行了反复披读，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并发现了一些与《豆棚闲话》有关的新材料。而根据这些新的材料与自己的新的理解，笔者认为：圣水艾衲居士即清初名臣张九征。

一、圣水艾衲居士与艾衲亭、《艾衲亭存稿》之关系

自胡适以来，学术界根据《豆棚闲话》作者署名圣水艾衲居士之“圣水”二字作了诸多猜测，但至今未有定论。这些猜测多是将“圣水”作为实际存在的地名，以推求小说的作者。近年刘勇强先生发表《风土·历史·人情——〈豆棚闲话〉中的江南文化因子及其生成背景》一文，亦对《豆棚闲话》的作者作了推测，与以往诸说相较，他虽然没有从“圣水”二字坐实《豆棚闲话》的作者具体为何地人氏，但他指出：小说中“与苏州及相邻地区有关的题材、描写与语言，则在提示我们，艾衲居士及其同好，当在狭义的江南一带寻找”。这是极富启迪意义的意见，值得学界重视。

　　但是，《豆棚闲话》的作者既然以“圣水艾衲居士”署名，那么，我们应当对“圣水”二字作出合理的解释。“圣水”这二字是不是如学术界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实际存在的地名呢？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豆棚闲话》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显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基本是儒学，表现出了他对儒学具有精深的造诣。这一点，最后一篇小说《陈斋长论地谈天》中的陈斋长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老之道“十可恨”的批判表现得最为突出。结合小说中的这一艺术事实，笔者以为：“圣水”二字当不是实在的地名，而是一种抽象的意义，指对儒学的承传或君子之德。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儒学的话语里，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象征着君子的德性精神。儒学经典《大戴礼记》所载孔子与子贡之间的一段对话，对水的德性精神所作的充分阐释，对我们理解“圣水”二字的意义以深刻的启示：

　　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贞；苞裹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

　　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在《荀子·宥坐篇》与《孔子家语·三恕篇》、刘向的《说苑·杂言》中作了大致相同的表述。这段对话中孔子对子贡的回答，阐释了水的德性精神：“德”、“仁”、“义”、“勇”、“智”、“察”、“贞”、“善化”、“正”、“厉”、“意”。“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是孔子所阐释的水的这种德性精神，乃即君子的德性精神，亦即圣贤的德性精神。作为一个在儒学方面深有造诣的作家，对上述儒家经典不可能不熟悉。因此，基于儒学经典中孔子对水的德性精神的这种阐释，艾衲居士称水为圣水，并以之加入到自己的字号中，藉以表现自己的德性精神与圣贤追求，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圣水”二字不应当作地名理解。

　　如果上述对“圣水”二字的解释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笔者因此可以认为：学术界以往就“圣水”二字作为地名来推求《豆棚闲话》的作者为谁，是不可取的。

　　《豆棚闲话》作者圣水艾衲居士，当与家中筑有艾衲亭、并著有《艾衲亭存稿》之张九征为同一人。

　　张九征(1617—1684)，字公选，号湘晓，清江南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人。据徐乾学所作《河南提学佥事、封通议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公行状》叙述，张九征“年二十九，举乡试第一”，“丁亥(1647)成进士”，次年(1648)，“为行人司行人，颁诏福建”。后来，官吏部文选司主事、员外郎、验封司郎中、考功郎等。“乙未(1755)，以封公年高，请养，未抵家，闻讣，再期”。康熙三年(1664)，“公以河南按察司佥事，出视学政”；“事竣，考核为天下第一，当擢京堂……会抚臣疏举卓异，诏赐蟒衣，命部议需次超迁。公已誓墓，不欲出矣。康熙十七年(1778)，诏举博学鸿儒，冢宰郝恭定公、少宰通州张公列公名上，比疏下，督抚促赴召，公引疾控辞，诏不许。公复恳辞，于是部议病痊赴召，诏报可”；“所著有《闽游草》、《艾衲亭存稿》、《文陆堂文稿》各如干卷。文陆者，有慕文待诏、陆平原之意”。“文待诏”，即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曾以岁贡生应试，授翰林院待诏，两年后辞归。“陆平泉”，即陆树声，他号平泉，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第一，曾官南京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因得罪太监冯保，辞官归田；平生淡泊名利。徐乾学与张九征相识，并被张许为国士，而且，与张之二子张玉书、张玉裁同朝为官，其在行状所述，颇能得张九征生平行实。据行状可知，张九征有著作《艾衲亭存稿》。而张氏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艾衲亭存稿》，乃是因为家中筑有艾衲亭，对此，徐乾学虽然于行状中未曾叙及，但一百多年后与张九征之后裔张补松过往甚密的释清恒在诗中间接提及。

　　释清恒(1757—1837)，俗姓陈，字巨超，清浙江海宁人。嘉庆、道光年间主席镇江之焦山，工诗，兼善书法，与当世名流多有交往，所著有《借庵诗草》十二卷、《借庵诗文遗稿》等。其《借庵诗草》卷五，有一首题为《艾衲亭图为张补松秀才题》的诗，诗云：

　　君家文贞公，早登集贤院。著作本清华，才猷何敏练。及至调鼎鼐，四海皆清晏。迨今历数朝，彝典恩犹眷(高宗皇帝六巡江南，遣官致祭)。君家礼存公，兄弟同欢忭。虽屡困场屋，胪唱魁三殿。寒碧斋已荒，培风草已编。惟兹艾衲亭，尚有雕梁燕。花映绿绮窗，几陈龙尾砚。书声出绛帷，山色橵琴荐。余与君尊人(谓渔隐先生)，交从亭上见。屈指廿余年，流光疾如剑。君能读父书，遗泽尤堪羡。不坠先人业，补栽松一片。今忽展此图，便识春风面。将当传世世，不与物迁变。

　　诗中所云“君家文贞公”，即张九征次子张玉书。张玉书(1642—1711)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二十九年(1690)，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久任机务，直亮清勤，为朝廷所倚重。卒，谥文贞。“君家礼存公”，即张九征长子张玉裁，以进士第二人及第，所以说“胪唱魁三殿”。由于地位与科名的显赫，张玉书、张玉裁的名望远远大过他们的父亲张九征，因此，释清恒在诗中主要提及张玉书、张玉裁。不过，令笔者眼睛为之一亮的，是诗中“惟兹艾衲亭，尚有雕梁燕”与“余与君尊人(谓渔隐先生)，交从亭上见”诸句。据此诸句，可知艾衲亭在嘉、道年间尚依然存在，并有以艾衲亭为题材的画作《艾衲亭图》。张九征既然命名自己的著作为《艾衲亭存稿》，则张家的艾衲亭为其所构无疑，而他以艾衲居士作为自己的别号，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了。可以说，除了他，别人不配拥有这一别号。

　　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判断：艾衲居士为张九征之号。换言之，艾衲居士当即张九征。

二、小说中的某些叙写与张九征的知识背景契合

以上所述，是就外部材料对《豆棚闲话》作者圣水艾衲居士之为张九征所作出的考证；此外，小说中的部分叙写所显现出来的知识背景与张九征若合符契。

　　在《豆棚闲话》中，圣水艾衲居士对行政地理的叙述极为准确，没有丝毫差错，这绝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的作者所可企及的，显示了良好的学养。如《渔阳道刘健儿试马》中“遵化与蓟州相去止隔得七八十里”，“栢乡县，与渔阳隔绝千里”；《党都司死枭生首》中“延安府安塞县”、“延安府清涧县”等，叙述两地距离或行政归属，非常正确。而涉及到历史知识的小说，如《范少伯水葬西施》、《首阳山叔齐变节》等对历史上人物与事件的叙述，虽然不乏恶搞之处，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是一般粗通文墨者能做到的。

　　《豆棚闲话》中第六篇《大和尚假意超升》入话里叙述了一群穷凶极恶之徒潜入佛门、假做和尚，专事坑骗、无恶不作，最后东窗事发、遭处极刑的故事。在这篇小说里，有一节文字尤为值得注意：

　　却又有一段闲话，乃是真真实实的。这话出在那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与那河南信阳州交界地方，叫做恨这关。乃是一座陡峻高山，四面葱茏树木，虽是要道，行人过往稀疏。

　　小说中所叙述的湖北应山与河南信阳交界的恨这关，又名平靖关。《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二记载：

　　平靖关，县西南九十里，即古冥阨，有大、小二石门，凿山通道，长十馀里，极为险要。宋时，名行者陂，土人讹为恨这关。为由谭家河入应山县之路，明驿站在焉。

　　由于“行人过往稀疏”，一般人是不知道这座平靖关的。而作为平靖关讹称的“恨这关”这一俗名，即使是很专业的学者未必知道，但是，小说作者圣水艾衲居士却知道。这说明圣水艾衲居士要么是信阳当地人，要么在信阳或河南寓居或为官多年，了解当地历史地理的实情。

　　一个途经河南的一般的外省人，是不可能知道平靖关的俗名为恨这关的。而第八则小说《空青石蔚子开盲》则透露了作者非河南人。这则小说有节文字云：

　　且说中州有个先儿，——那地方称瞎子，叫名先儿。

　　既然此则小说称中州(河南)为“那地方”，以一个非中州或河南人的身份进行叙说，据此我们可知，圣水艾衲居士绝不是河南人，而只是一个在河南一度寓居或游宦者，对河南的方言、习俗相当熟悉。

　　对于《豆棚闲话》中显露出来的这些知识背景，张九征是非常契合的。这是因为：一，张九征能“贯穿二十一史，指画历代治乱得失之故，如数黑白，于明代人物，能缕举其数世及其门生姻戚”。他于史学方面下过极深工夫，非常专业，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二，张九征曾在河南多年为官，“以河南按察司佥事，出视学政”。自康熙三年(1664)到离任为止，张九征在河南为官约十年。作为河南按察司佥事，是要负责河南刑法的相关事务；而作为一省的学政，每年要到各州府进行岁考或科考的。无论张九征所官河南按察司佥事还是学政，他是有机会知道《大和尚假意超升》入话里所叙述的故事。如果说《豆棚闲话》中其它的故事是出于虚构的话，而《大和尚假意超升》入话中的这个故事“乃是真真实实的”(见前引)。这则小说中所写“州官审得其情惨毒，每个和尚打了五十板，心窝里加上钉，登时命绝。备将情节申闻上司，一一将来，除个净尽，并那普明寺一火焚之，却是除了大害。这也是近日大和尚的故事”。其中“近日”二字，表明这个故事乃是当代或近年确实发生的。而州官“备将情节申闻上司”，作为河南按察司佥事或学政的张九征，是有机会闻知此事的，即使这一故事发生在他任职河南之前。

　　《豆棚闲话》中的这些叙写，可以作为坚确的内证，成为张九征即小说作者圣水艾衲居士的有力佐证。

三、小说中之思想倾向与张九征之思想相合

《豆棚闲话》中不但显现出来的知识背景与张九征之行实契合，而且，其流露出来的思想意识亦与张九征之思想一致。在《豆棚闲话》中的十二则小说，除第一则《介子推火封妒妇》之外，其余各则小说或多或少蕴含着儒家道德思想观念的说教。其中表现最明显者，如《朝奉郎挥金倡霸》、《藩伯子破产兴家》两则褒扬仁义，《小乞儿真心孝义》表彰孝道，《党都司死枭生首》则是歌颂忠义的。忠、孝、仁、义都是属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据此可知《豆棚闲话》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以儒家为主的。尤其是最后一则《陈斋长论地谈天》，可谓是卒章显志，最能体现宋明以后的儒学思想理论。

　　

　　第二，自然的运行理论：“阳之精为日，月之精为月。星辰浮运于天，俱以象显。阴气聚会于中为地，五行万物承载于地，俱以形显。譬如人鼻中气息，出者发扬而温，属阳；入者收敛而寒，属阴。阴凝聚于中，而水泥变化，五行皆备。阳浮动包罗于外，运旋上下，形如鸡蛋。地乃鸡黄，浮奠于中而不动。天如鸡青，运动于外而不已。天行常健，自无一息之停。随气运动，自成春、夏、秋、冬、风、云、雷、雨，人物之化化生生，而世界乃全矣。天地灵秀之气充溢满足，自生圣人，以助造化所未备。故圣人与天地并称者以此也。”便于众人对自己阐说的自然运行理论的理解，陈斋长亦画《天清地宁之图》以示。他所阐述的这些自然运行理论，主要本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张载的《正蒙》：

　　

　　陈斋长对自然运行理论所作的阐述，还有来自其他理学家的学术渊源，在此，恕不一一进行分辨。第三，对佛道二教的深刻批判。本着理学的精深修持，陈斋长尖锐批判佛老二氏：“老子乃是个贪生的人，其所立之论尚虚、尚无、尚柔。……义经、易理尊重‘刚’字，老子说个‘柔’字，则已违悖圣经天道矣。”“佛氏亦贪寿之小人。其说尚空，一切人道世事皆弃而不理，并欲绝灭其念虑，使心常常无我。……自以为真空，而其实一些不能空，一味诱人贪欲，诱人妄求，违误人道之正。”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陈斋长指出佛老二氏的十可恨：“灭天性一体之大惑，一可恨”；“妄自杀身之大惑，二可恨”；“淫乱闺门之大惑，三可恨”；“阴助奸盗之大惑，四可恨”；“陷害世情之大惑，五可恨”；“灭亲背祖之大惑，六可恨”；“败坏廉耻之大惑，七可恨”；“欺君误国之大惑，八可恨”；“陷世斩杀之大惑，九可恨”；“废业蠹财之大惑”。另外，陈斋长所论尚有其它主题，兹不赘述。就陈斋长对周敦颐、张载的宇宙本体论、人类物种发生论与自然运行理论的阐述以及批判佛老的“十可恨”来看，他虽然缺乏理论创新，但其对理学所具的精深修养是显而易见的，对佛老的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在某种意义上，陈斋长是作者的自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豆棚闲话》的作者圣水艾衲居士是一个儒学的信奉守持者，而且认为佛道二氏乃“邪教”，且对之深恶痛绝。

　　

　　以上所作的对《豆棚闲话》中的思想倾向与张九征思想意识一致的分析，为《豆棚闲话》作者圣水艾衲居士即张九征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因此，基于上述诸多事实，笔者认为：《豆棚闲话》乃江苏镇江人张九征所作。而张九征正是刘勇强先生所说的“狭义的江南一带”人。

　　注：① 胡适《豆棚闲话序》云：“鸳湖在嘉兴，圣水大概就是明圣湖，即杭州西湖。作者评者当是一人，可能是杭州、嘉兴一带的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提到《豆棚闲话》时，含糊地说：“或云范希哲所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豆棚闲话》的《出版说明》中，指出该书的作者时说：“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如果艾衲居士所题圣水即指此，那么他可能是杭州人”；美国学者韩南认为《豆棚闲话》的作者乃王梦吉(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译本，尹慧珉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225页)；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豆棚闲话》的卷前序言中，亦认同韩南的说法；杜贵晨《论豆棚闲话》根据《陈斋长论地谈天》中的陈斋长，“提出艾衲居士真名即陈刚的假说”，《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

　　② 刘勇强《风土·历史·人情——〈豆棚闲话〉中的江南文化因子及其生成背景》，《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

　　③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1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