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孙权形象的研究，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历史人物孙权的研究，一是对于小说人物孙权，即《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孙权形象的研究。作为三国时期鼎足而立的霸主之一，孙权及其所建立的孙吴理应享有与曹魏、蜀汉同等的地位，然而，就研究层面来说，不管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作为小说人物，对孙权及孙吴方的研究都远远少于其他两方，这种现象的产生颇足耐人寻味。由于《三国演义》的历史小说性质，更由于《三国演义》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它对于普及三国历史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学者在研究孙权的历史形象时，常会以孙权的小说形象作为对比；而在研究孙权的小说形象时，更是离不开孙权的历史形象，必得要以历史上的孙权形象作为依托和参照。全面梳理有关孙权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历史上真实的孙权和《三国演义》中的孙权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助于推动孙权及孙吴方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并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正确评价《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历史意义所在。因为篇幅的关系，本文无意于写成一部孙吴研究史概述，故而只选取了几个和孙权形象评价有关的点来论述，关于孙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则不拟涉及。

一、关于孙权的立国方针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于孙权“保守江东”的评价上。孙策的临终遗命是希望孙权能够“保江东”，鲁肃为孙权画策云：“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为《资治通鉴》言，在《三国志》中，此句为“鼎足江东”)。后世封建史家多将此解读为孙权仅满足于偏安江东，因而对他不无微辞。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在鲁肃此语下注云：“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又云：“孙权自量国力不足以毙魏，不过时于疆场之间，设诈用奇，以诱敌人之来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也。”

　　这一说法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相关通史和断代史类著作，大都由此论而发，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9)说孙权“决心坐守江东”；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1955)说：“孙权的基本方针，是从‘保江东’、‘观成败’出发的。因此，外交上，在曹魏和蜀汉敌对的空子里求生存，讨便宜……在军事上，是‘保江东’的防御方针……除去条件有利，他能扩充地盘外，总是保存实力，从不主动进攻”；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1979)说：“孙权君臣以苟安江南为满足，比起诸葛亮‘王业不偏安’的这种心情，是远逊一筹的。”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1983)认为：“西攻黄祖，则系收取荆州，以争取长江上游形胜之地，更好地屏障江东割据之局。”万绳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1983)认为孙权“并无争天下之心，但原因则非自量其国力不足”，因为孙吴政权是靠江东名宗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孙权不得不维护江东大族的利益，故而采取了“限江自保”的治国方针，等等。即至90年代，由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995)仍持此论，认为孙权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很少主动向魏发起大规模进攻，不似诸葛亮，屡屡北伐，志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简修炜、庄辉明《东吴的基本国策与孙权的战争谋略》(《学术月刊》1991.2)肯定孙权“保守江东”的国策，认为孙吴既在政治凭藉、军事力量和国力方面与蜀汉、曹魏相比处于劣势，故此项国策既是孙吴政权审时度势而做出的务实之举，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明智决策。胡阿祥《孙吴“限江自保”述论》(《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4)—文则将孙吴的守国之策描述为“限江自保”，其在军事上的具体体现是：列戍分屯，东西相属，以守长江；又于江北多置重镇，固国江外，从而与北方敌对政权(魏、晋)对抗。这一守国政策且为后来的东晋南朝政权所沿袭，“孙吴一代实已奠定了六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内地农耕社会南北对立时期南方政权的立国方针与疆域规模，然则有关孙吴诸问题的研究，意义便不限于孙吴本身了”。

　　与“限江自保”、“偏安江东”的说法相左，一些论者提出，孙权并非守成之主，他同样胸怀统一天下之大志，但受历史条件局限，因而不能如愿。这方面的论文有张大可《论孙权》(史林》1988.2)，裴传永《孙权偏安江东说质疑——兼论孙权立国的战略策略》(《理论月刊》1988.11，又刊于《山东社会科学》1999.6)，周兆望《东吴之舟师及作战特点——兼论“限江自保”说》(《汉中师院学报》1991.2)、《论东吴“限江自保”说》《南昌大学学报》1993.3)等。关于孙权不能统一天下的原因，张大可认为：孙吴所处天时、地利、人和均为劣势，不足以灭蜀并魏；东吴名将过早凋零；争荆州之役，吴虽得实利，但也增强了曹魏，从逐鹿中原角度看，可以说是战略失策；孙权短于临阵突敌，战功不著，直接影响他争天下的进程；称帝骄逸，晚年昏聩；曹魏重点防吴，孙权无隙可乘。裴传永所认为的是：敌国势力强大、东吴名将过早夭逝及江东地区内部山越的动乱。周兆望两篇文章则分析为：一是吴之政治凭借与国力处于劣势；二是江东地区战马奇缺，只有舟楫可依，利在江南水泽之地，难以与曹魏相争于中原；三是山越动乱，给东吴政权造成长期的内乱及后顾之忧。

二、关于“争荆州”、“孙刘联盟”及“外交政策”

这三个问题基本是一体相关的。“取荆州”是孙吴实现其“鼎足江东”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荆州之地理形势决定了它是魏、蜀、吴三家必争之地，孙刘联盟由建立到决裂再到复修均与荆州密切相关。其中，孰是孰非，给后人评判带来很大困惑。

　　首当其冲的，乃是“借荆州”其事之有无，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孙权处置荆州问题的评价——借了荆州，孙权理直；未借荆州，孙权理屈。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首先提出根本没有“借荆州”其事，他说：“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并批判云，“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卷七“借荆州之非”)。这一论断影响颇为深远。吕思勉《三国史话》(成文于1930年代末，初版于1943年，解放后多家出版社重版之)即认为，荆州该属于孙权的理由是没有的，借荆州之说乃为胡说。陈显远《刘备“借荆州”质疑》(《成都大学学报》1990.2)、张兆凯《论吴蜀荆州之争》(《求索》1992.5)、李殿元《“借荆州”的是是非非》(《成都大学学报》1994.3)等文皆持此观点。张作耀之《孙权传》(2007)亦同意赵翼的看法。而在其他相关通史、专史和学术论文中，论者则都认同有“借荆州”其事。孙启祥在《“借荆州”三辨》(《成都大学学报》2010.2)一文中辩驳了以往认为“借荆州之非”的看法，排比史料，认为确有“借”之一事，并辨析刘备所借荆州之地乃为南郡，“借荆州”的含义，实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则指孙权将南郡的管辖权转给刘备，二则指孙权对刘备占据江南四郡给予认可，因为荆州事务的处置权不属荆州牧刘备而属徐州牧孙权。因此，不必讳言刘备“借荆州”，也不必高估孙权借出荆州。

　　一般说来，学界都认同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结成孙刘联盟，对曹操造成极大的威胁。尹韵公以极大的热情歌颂孙权借荆州这一外交决策，“孙权的这一决定性选择，无疑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险些倾覆的天下重新摆向平衡，从而对三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使得一个趋向统一的历史局面无法按照正常的逻辑进行而姗姗来迟了数十年之久”。张大可亦盛赞孙权借出荆州之行为：“孙权在大敌当前忍痛修正自己竟长江所极的规划，借荆州给刘备，这是非同寻常的抉择。孙权的抉择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豪放胸襟和现实主义精神，比袁绍、刘备、诸葛亮的政治气度都要略高一筹，乃至于竟出乎曹操的意外。”(《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但也有作者别出蹊径，认为“曹操不忧反喜”，“(借荆州)势必使刘备发展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不久双方必定交恶相斗，而江南出现两支力量相战，互相牵制，他便可坐收渔人之利，这是他求之不得的。因此，喜出望外，狂喜感奋，竟失常态使笔落于地”(岳玉玺《孙权对外策略得失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0.4)。此乃自替古人说话，几无采信者，陈冬阳撰《“借荆州”问题辨误——兼与岳玉玺先生商榷》(《聊城大学学报》2004.2)一文予以驳斥。杨洪权《孙吴谋荆州述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4)则认为孙权借荆州给刘备乃纵虎为患，是为失策。

　　就客观形势而言，荆州虽为三国必争之地，但对东吴尤显重要，范文澜《中国通史》云：“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因此，论者都承认孙权有不得不取荆州之理由。孙刘之间围绕着荆州共发生了三次争战。第一次以双方和谈，两家中分荆州而暂告一段落。第二次是孙权袭杀关羽，全据荆州。第三次是刘备兴兵，企图夺回荆州，却兵败夷陵。由此，荆州争夺战以孙吴之全胜为大结局，从而真正确立了三分鼎立之局。荆州也决定了孙刘联盟的态势，曹操大兵压境，双方结成同盟；当来自曹魏的威胁减弱时，出于各自的利益，双方就开展争夺荆州的斗争，联盟破裂；在蜀汉彻底退出荆州之争后，孙刘联盟重新得到了修复和巩固。孙权的外交政策，也主要是围绕着荆州而展开，初借荆州给刘备，共同抗曹；欲取荆州并巩固荆州战果，则称臣于曹魏，与魏结盟；夷陵战后，三国均势形成，果断绝魏而复通蜀。描述孙刘联盟和孙权之外交的论文颇夥，但概要来说，皆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而论，此处不赘，仅注目于这几个问题中所关涉的孙权形象和评价问题。

　　论者多肯定孙权在荆州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杰出外交才能。尹韵公云：“孙权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老谋深算，纵横捭阖，常作惊人之举。只要是为了吴国利益，他能辱，能屈，能伸，能强，善观火候，见机而行，伺机而退。”张大可亦对孙权在荆州问题上的处置赞扬有加：“他既敢于借荆州给刘备，不怕养虎在身，而又不失时机地讨还荆州，步步进取，灵活主动。孙权先是索还江南三郡，而后袭杀关羽，全据荆州，改善了吴国的地理均势，增强了吴国的力量。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孙权不惜向曹魏称臣，保证了夷陵大捷。孙权不愧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孙权发动的荆州之战，前后三年，全力对蜀，未受两线夹击，反而使刘备征吴还要北防曹魏，这是孙权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功”；“孙权奉行的灵活外交路线，在三方争斗中掌握了主动权，他无疑是三国时代外交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但张氏同时又认为，如果孙权在关羽攻襄阳之时能够助其攻曹而非袭取荆州，或许能够打破平衡，使曹魏陷于危局，三国的历史就会重写，“孙权背谋，虽得荆州，演成鼎足之势，小国自相残杀，大国渔利，吴蜀均不免灭亡命运，可以说这也是孙权之失，眼光未免短浅”(《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裴传永《三国时期的外交斗争述论》(《理论学刊》1995.6)肯定孙权集团是三国外交斗争中最大的赢家，“可以说，在三国外交舞台上，孙权集团是无可争议的主角，曹操集团和刘备集团不过扮演了配角的角色而已”。李程《孙权外交策略的失败》(《江汉论坛》2005.6)则认为，孙权在魏、蜀之间摇摆不定的外交策略，乃不分敌友之举，虽一时壮大了自己，却削弱了盟友，最终受损害的仍然是自己，因此，实质上是失败的，其外交策略的失败是导致东吴灭亡的原因之一。

　　对于孙刘联盟之发展，朱绍侯持客观态度，并指出只有在西蜀完全退出荆州之争后，吴蜀联盟才能真正建立，“从历史最本质，最深入的角度来考察，蜀失荆州是由三国的形势及其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任何个人无法扭转”。联盟之破裂事涉孙、刘双方。论者站在孙权角度，认为孙权只有取得荆州才能维持东吴，刘备应当让出荆州，孙刘联盟破坏之责乃在刘备方，或责刘备或责诸葛亮或责关羽，具体论述颇多，非为本文展开之内容，不赘。站在刘备角度或宏观历史角度，则指责孙权袭取荆州乃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败盟行为，而夷陵之战的发生是由荆州之战而引起，乃刘备在联盟破裂后的不得已之举，因此孙权应负孙刘联盟破裂的主要之责。孙权夺荆州，虽获得眼前的既得利益，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联盟的破裂和联盟力量的严重削弱。如刘国石《孙权与吴蜀联盟》(《东北师大学报》1990.1)，陈玉屏《吴蜀联盟与荆州之争》(《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张东华、刘传《荆州之争与吴蜀关系新探》(《成都大学学报》2003.2)等文。

　　出于尊刘的立场，在《三国演义》中，孙权与刘备的荆州之争，就完全错在孙权了。小说围绕荆州问题写出花团锦簇的锦绣文章，诸如“美人计”、“三气周瑜”等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从而使得孙吴君臣形象被严重丑化、扭曲，特别是孙权和周瑜。因此，有一部分研究者着力比较《三国演义》和史实描写之不同，认为《演义》完全扭曲了历史人物，如黄忠晶《“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史实辨析》(《武汉文史资料》2003.5)等文，此类文章尚多，不一一例举。章映阁的《孙权新传》，即有多处就比较而著文。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来说，在荆州问题上，几乎一边倒地对孙权持批判态度，均认为孙权没有宏大抱负，缺乏政治眼光和战略观点，只将眼光注目于荆州，以争荆州一地之利，从而破坏了吴、蜀联盟，既不能合蜀汉共取中原，也未能维持鼎立局面，最终坐以待毙。

三、关于孙权的用人

不管是讨论历史上的孙权还是讨论《三国演义》中的孙权，论者或就孙权而谈，或比较同时期的他方君主来谈，都肯定孙权能够鼎峙江东、成为一方霸主与他善于用人关系甚重。可以说，大凡论及孙权，都必然要肯定他的用人，即使不是专论孙权用人的文章，在述及孙权之成功时，也都会提到，这与他的知人善任有关。可以说，关于孙权的用人研究是孙权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也是重复率最高的。举其大要言之，关于历史人物孙权的研究有：施守全、施建伟《孙权的用人与创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4)；霍雨佳《诸葛亮与曹操、孙权用人异同优劣论》(《海南大学学报》1984.3)；吴仲炎《孙权用人方略》(《江汉大学学报》1985.4)；马植杰《论孙权的用人》(《中州学刊》1987.5)；张竟成《孙权的用人》(《苏州教育学院学刊》1987.2)；裴传永《曹操、刘备、孙权用人异同论》(《理论月刊》1988.4)；刘国石《论孙权用人政策》(《佳木斯师专学报》1991.2)；蒋祖勋《略论孙权的识才和用才》(《孙吴与三国文化》，《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增刊)；裘本洪《论孙权的用人艺术》(同前)；李葵模、陈哲生《举贤任能鼎峙江东——试论孙权的人才政策》(《云梦学刊》2000.4)；王朝峰《孙权的用人策略初探》(《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3)等。此处例举的都是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其余关于应用研究、普及知识性等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未计入。虽所论各有侧重，但概括孙权的用人特点大体相似，总括而言，孙权之用人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在选拔人才时能够广开贤路、不拘卑贱、不计怨仇；在使用人才时能知人善任，使得人尽其才，且用人不疑，尤其可贵的是，主张不要“备求于一人”，要“忘其短而贵其长”；作为最高决策者，能够听取反面意见，不饰己过，集思广益，用群策群力；在驾驭人才方面善于调解部下矛盾，对功勋之臣恩宠有加，厚相结纳。有的论文提及，孙权在用人方面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其创业阶段，在转入巩固发展阶段时，变成了“任人唯亲”。至其统治后期，用人的黑暗面逐渐上升，甚至出现重大错误。表现为：忠言逆耳，随心所欲，反复无常，拒谏违众，独断专行。创业时期与守成时期用人方针不一，这也是历代帝王在用人方面带有规律性的举措，非只孙权一人如此。

　　《三国演义》在孙权的用人描写上基本是遵从史实的，因此，论者也多挖掘出小说人物孙权善于用人的这一方面，论文主要有：詹寰《从用人得失论孙吴集团——〈三国演义〉人物管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吴锦海《试论〈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孙权的用人之道》(《湖州师专学报》1989.1)，刘敬圻《首脑智慧的深层较量——〈三国演义〉用人之道比较谈》(《求是学刊》2002.6)等。

四、关于孙权的整体形象和历史地位问题

早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就对孙权作有盖棺论定：“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可以说，这一评价是后世评判孙权的基础，或赞同，或反对，基本都是在此基础上立论。

　　施守全、施建伟《重评孙权的历史地位》(《辽宁师院学报》1981.3)一文可谓建国以来为孙权“翻案”的第一文，文章驳斥陈寿对孙权的评价，认为这是带有偏见的看法。文章充分肯定孙权治理吴国的卓著成就和他早年在政治上的清明。认为孙权虽晚年有失，任人唯亲、专制独裁，但“总的来说，孙权不愧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促进了东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开发江南卓有贡献。所以，决不能由于晚年的过失而把他先前的功勋一笔抹煞”，“是一位可以和曹操、刘备并驾齐驱的杰出人物！”郑佩欣、袁刚在《论孙权》(《许昌师专学报》1987.2，后收入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一书中，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文中，既充分肯定孙权在建立吴国，开发江南经济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指出其晚年的猜忌和残暴，“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过去长期遭到人们忽略的一个原因吧”。张大可《论孙权》提出，三国对峙的主线，不是魏蜀对抗，而是魏吴对抗，孙权才是推进三国鼎立的重要人物，“诸葛亮隆中路线规划的三分蓝图只是一个剧目的脚本，导演三分戏成功演出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盛赞孙权乃三国时期的第一流政治家和第一流外交家。该文并着重讨论了如何评价孙权的历史地位问题，认为不能以未完成统一大业来苛责孙权，“孙权是三国时代应居于第二位的人物，他的功绩逊于曹操，大于刘备”。至于孙权的晚年昏聩问题则在张氏《三分的挽歌：话说三国十二帝》(2006)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邹身城《重评孙权的历史功绩》(《江海学刊》1989.3，又收入《孙吴与三国文化》，《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增刊)则认为孙权的功业“远远超出刘备、诸葛亮，从某种角度看也高出于曹操、曹丕，功在后世，泽被江南”，因为他“是促成三国鼎立的主角，是北抗曹操、西拒刘备、保境安民的英雄，是促进长江中下游开发的功臣，是开拓台湾的创始人，是聘问南洋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外交家”。邹氏于2009年第5期的《杭州通讯》上发表《东吴文化奠基人——吴大帝孙权》一文，延续此观点，认为三国时期人物“够得上‘最杰出’三个字的实非孙权莫属”。同持此论的还有李立泉、周博文《重评孙权的历史地位》一文(《云梦学刊》2000.3)，称颂孙权为三国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人物之一，认为“孙权无论就个人德行及创立的历史功绩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都丝毫不逊于曹刘，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有两部孙权传记，尹韵公《孙权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和章映阁《孙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进入21世纪后，又有多本关于孙权的传记出版：黄忠晶《孙权以弱克强的九九个方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年版；黄氏尚作有《机智人生——孙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两书内容大体相同)，张作耀《孙权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周思源则创作了历史小说《吴大帝孙权》(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这些传记作品对具体事件的评判容有差异，但对孙权的定位实际不出陈寿所评价的范畴，既充分肯定孙权作为一代霸主所取得的成就，当得起“聪明仁智、雄略之主”的评价，也指出他晚年之失。

　　在为孙权立传时，章映阁和周思源都注意到了《三国演义》对于孙吴方人物的贬抑和歪曲，希望能藉自己的写作还原历史真实之孙权面貌。那么，论者对《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在讨论《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孙权形象时，论者乃有共识，其一，受“尊刘抑曹”创作指导思想的限制，《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与历史人物孙权并不完全一致。丘振声提出“两个孙权”说，所谓两个孙权，一是指青壮年的孙权与晚年时的孙权，判若两人；一是历史上的孙权与《三国演义》里的孙权，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很不一样。《演义》中的孙权形象较之历史上的孙权，黯然失色。其二，《三国演义》以蜀、魏之间的矛盾斗争作为主线来写，因而以主要篇幅来表现蜀、魏的矛盾和斗争，这样就不能不把孙吴集团放在陪衬的地位。相应的孙权形象的刻画就不能充分展开，如对于孙权晚年即匆匆一笔带过。对此，沈伯俊先生概括的颇为精当：“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创作中，将孙吴集团置于陪衬的地位，加之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示孙权的性格的各个方面，而只能选择和强化其性格的某一两个侧面。经过这种选择和强化，孙权的‘明主’形象逐步凸现，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遭到削弱。这真是一种不得已的遗憾！”

　　在《三国演义》的人物群像中，对孙权这一人物的塑造是否算成功呢？有论者认为，由于作者“尊刘抑曹”的创作思想和以诸葛亮为中心的艺术构思，“孙权的形象却显得简单而浅薄，作者对他作一般性的叙述多，艺术的描写少；间接的交待多，正面的表现少；概括的介绍多，细节的描绘少。在艺术上给人一种草率的感觉。”但更多的论者都肯定，《演义》描述孙权的笔墨虽少，但对于孙权的塑造基本是成功的。叶胥、冒沂《评“江东三杰”——〈三国演义〉散论之十一》(《阜阳师院学报》1983.1)指出孙权这一形象刻画的不充分，“既未写出他有‘勾践之奇英’；也未把‘果于杀戮’作为他的主要缺点”；批评孙权满足于一方霸主的地位而缺乏远大的政治雄图，斤斤计较小利而不顾大义，然而，“《三国演义》塑造孙权形象，从整体看是赞美他的英雄品质和领袖才能的一面”，“注意了性格的深度和丰富性并有分寸感，具有一定说服性”。吴锦润《论孙权形象》(《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论述《三国演义》对孙权的塑造是成功的。其一，写出了一个长于用人而又稳健的霸主形象；其二，作者在塑造该人物形象时作了成功的艺术处理，选取孙权继承父兄霸业显出稳健风格方面的材料并成功地运用虚写与实写相结合的手法；其三，该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加工，实现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在以曹刘之争为主线的情况下还要写好孙权这一东南霸主的形象，以写出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全貌。

　　更有论者大力颂扬《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如王枝忠《生子当如孙仲谋——评〈三国演义〉里的孙权在霸主群象中的地位》(《固原师专学报》1988.4)、李泮《论三国三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89.1)、佘德余《孙权——浙江的千古一帝——〈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4)、白盾《气吞万里如虎——论〈三国演义〉孙权形象》(《黄山学院学报》2003.1)等文。王枝忠从继位者的角度来谈论，“与魏、蜀继位者曹丕、刘禅相比，孙权是最杰出、最有作为的”，《演义》对东吴的描写篇幅虽不多，但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孙权非为守成之主，而是时刻心念帝王大业的有志之士，具有“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雄姿英貌。李泮认为，《三国演义》在塑造孙权形象时，舍弃了不符合史实或有损于孙权形象的描写，着重采取其“人之杰”方面的素材，加以加工创造，成功地写出了善于用众智众力的孙权，“把他写得虎虎有生气，俨然是个慎重、果断、明于决策、知人善任的英明之主”。佘德余云：“(《演义》)极大局限了对孙权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完全真实的孙权形象中，不仅具有政治、军事、外交的卓著谋略和驾驭能力，而且还非常重视开发生产，发展经济，处处闪射出年青有为、包藏宇宙英明君主的光辉。”白盾则认为，赤壁战后，围绕着“借荆州、讨荆州、赖荆州”来写的“三气”乃为小说的败笔，是《三国演义》的局限所在。东吴君臣在书中虽被置于陪衬、映衬的铺垫地位，但作者仍写出了大体上的历史真实，塑造出了一个“气吞万里如虎”、“坐断东南战未休”的英雄形象。

五、关于孙权形象研究的历程概述及研究展望

建国60多年来，孙权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宏观把握其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后至70年代末。此为孙权研究的寥落时期，可以说，孙权及其孙吴政权基本尚未进入学者讨论的视野。不过，此一时期，有关三国史的整体研究成果也不算丰富，遑论孙吴？这一时期，算上报刊短文，涉及孙吴的所有文章也仅寥寥十数篇，包括介绍孙权劝吕蒙读书这一佳话的报刊短文。对于孙权的专论出现在“尊法批儒”这一政治运动的特殊背景下，如卢路《曹操、刘备、孙权的法治路线》(《厦门大学学报》1974.1)、史学青《尊法反儒的杰出政治家——孙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74.10)、廖志豪等《略论孙权及其法家路线》(《江苏师院学报》1975.2)。除去文中牵强附会的与“法家”挂钩的成分，这几篇文章基本都肯定了孙权三分天下的历史功绩。至1979年底，则有施守全《举贤任人，各尽其心——略论孙权用人的得失》(《解放日报》1979年12月24日第4版)一文的出现，由此拉开了第二阶段孙权研究大发展的序幕。

　　第二阶段是为20世纪80年代始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是孙权研究的全面繁荣时期。其一，专论孙吴的论文数量大大增多，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政策、人物等多个方面。虽然，在关于三国人物研究方面，仍然以曹操和诸葛亮占重头戏，但毫无疑问，孙权占了孙吴方人物研究的重头戏。而且，此一时期，有了专门的三国断代史的出版，这就是：马植杰《三国史》(1993)；何兹全《三国史》(1994)；张大可《三国》(1995)，孙吴作为三国之一，自然得到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述。其二，开始出现全面评价历史上的孙权形象以及孙权历史地位的学术文章，如前论郑佩欣、袁刚《论孙权》，张大可《论孙权》。其三，《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形象开始得到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浙江省富阳县人民政府于1993年在富阳联合主办了“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这是第一次集中研讨吴大帝孙权和东吴的学术会议，初步彰显小说人物研究和历史人物研究合流的趋势，推动了对于孙权和东吴的研究。此次会议论文结集为《孙吴与三国文化》作为《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增刊出版。其四，普及性孙权传记的出版，如尹韵公《孙权传》，章映阁《孙权新传》。此一时期，以张大可先生的研究最为深入，他发表了有关三国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中多篇和孙吴相关，后结集为《三国史研究》。谭良啸、张大可复编有《三国人物评传》(1987)，该书于2003年以《三国人物新传》之名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孙权的评述与《三国史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大体一致。这些论述复被吸收用入张氏编著的断代史《三国》(1995)中，后题名为《三国史》由华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6年，华文出版社还出版了张氏《三分的挽歌：话说三国十二帝》，仍延续其基本观点。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关于三国人物的应用研究渐成热门之学，众多三国人物的角智角力，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绝佳材料，论者从领导科学、经营管理、人才学、军事学等多种角度进行了应用研究的尝试，孙权作为鼎峙江东的三分之主，自然是取材对象之一。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霍雨佳《〈三国演义〉的用人艺术》(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三国演义谋略新探》(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葛楚英《三国演义与人才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谭洛非《三国演义·谋略·领导艺术》(巴蜀书社1991年版)；胡世厚、卫绍生《三国演义与人才学》(巴蜀书社1993年版)；陈辽《三国谋略成功术》(台湾海风出版社1995年版)等。其余报刊论文更是不在少数。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此一时期，可谓孙权研究的停滞期，但论者仍在寻求突破与发展。一方面，有关应用研究方面的文章仍颇夥，另一方面，也不乏重复研究。张大可先生在这一时期虽出版了几部与孙权研究相关的著作，但均是他前期工作的延续，故已于上节叙之。这一阶段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体现在新的作者群的出现。在普及性研究方面，黄忠晶、张作耀出版有孙权传记，周思源则创作了纪实性历史小说《吴大帝孙权》。在学术研究方面，以王永平先生用力最深，他对孙吴的政治文化进行深入开掘，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很多观点均发前人所未发，这些论文结集成《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王永平先生尚编著有《孙吴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展现了孙吴文化的方方面面。此外，论者还尝试拓宽孙权形象研究的范畴，如吕洪年论述民间传说中的孙权，刘嘉红论述史书中的孙权等。

　　由以上缕述，我们可以看到，或许是孙权这个人物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够，对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其形象特点的分析和功过成败的讨论，远不像对曹操、诸葛亮、关羽等人的研究深入、丰富。而且，因为《三国演义》对孙权的限制性叙述，对其历史形象的研究要比对小说人物的研究深入一些。相对来说，历史研究求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文学研究则须纳入作者创作的层面，孙权作为小说的一个次要人物，描述实在有限，《三国演义》由世代累积而成，关乎作者的个人资料不多，无从藉以查考其创作心理，因此难以展开更加深入的考析。历史资料有限，作家生平信息阙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孙权研究无可回避的困境。就《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而言，就孙权形象本身而言，已经很难开拓出更深、更新的内容与内涵。深化孙权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资料范围的拓展，要关注古今人物对孙权的评价，辑集古今三国戏剧、影视及其他文艺样式的作品，梳理孙权形象的生成与变迁，全面研读，细致比对，由断代研究而贯通研究，由分体考论而融会把握，涓涓细流终成江海。其次，要运用新方法、新理论，对其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审美观照和评价。如此，孙权研究才有可能跳脱低层循环怪圈，更上层楼。

　　注：① 该文后收入氏著《三国史研究》，初于1988年出版，后于2003年增订再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张大可先生的系列论文均出自此书，下文将仅括注篇名而不再出注。

　　②③ 尹韵公《从荆州争夺战看三国前期的外交斗争》，《文史哲》1981年第5期。

　　④ 朱绍侯《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

　　⑤ 关于孙权的历史地位，张氏又有专文《孙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见《孙吴与三国文化》，《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增刊。该文补充论述了孙权推动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功绩。

　　⑥ 丘振声《简论两个孙权》，见《孙吴与三国文化》，《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增刊。

　　⑦ 沈伯俊《性格复杂的孙权》，《文艺学习》1991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 丘振声、刘名涛《从江东三杰的描写看〈三国演义〉的艺术构思》，《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⑨ 吕洪年《吴大帝孙权传说的史学价值》，《杭州古今》2003年第3期；吕洪年、刘风霄《从吴大帝传说看民众对孙权的评价》，《古今谈》2009年第3期。

　　⑩ 刘嘉红《陈寿〈三国志〉中的孙权形象》，《安徽文学》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