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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认为明代小说有神魔和世情两大主潮，并指出世情小说取材“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旨在“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可见世情小说主要人物是现时社会随时随处可见的凡人，主要故事是现时社会惯常可遇的“人事”，与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有明显区别。

　　明代世情小说取材广泛，写尽人间百态。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讲史与世情合流小说、拟市人小说为其大宗、主流，《世情小说简史》(萧相恺著)等专著已有透彻研究。反映农民、商人沉重的赋役、课税负担，表现其人生艰难的题材，在晚明清初的一些短篇世情小说集中多有写及，极具历史认识和小说分析价值，本文欲对此有所发明。

一、赋役征派与农民生计

明代丁有役，田有租。赋、役之征以黄册、鱼鳞册之编为基准，“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二册在明初得以成功推广，使得赋、役之征有公平基础。赋、役之征以里甲、粮长之设为动力。明初“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稍后又随粮定区，区设粮长，粮长之责“专督其乡赋税。……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甲首，甲首催督人户”。形成粮长、里长、甲首三级赋役督办体制，明代世情小说对此有较为充分的反映。

　　(一)横向看江南粮长制度行之普遍且持久，而北方多以里甲行赋役征派。《石点头》卷三写北直隶文安县的王珣，因有百亩田地而被报为里役，“常年管办本甲钱粮，甲内或有板荒田地，逃亡人丁，或有绝户，产去粮存，俱要里长赔补，这常流苦尚可支持。若轮到见年，地方中或遇失火失盗，人命干连，开浚盘刹，做夫当夜。事件多端，不胜数计，俱要烦累见年。然而一时风水紧急，事过即休，这也只算做零星苦，还不打紧。惟挨着经催年分，便是神仙，也要皱眉。这经催，乃是催办十甲钱粮，若十甲拖欠不完，责比经催。或存一两甲未完，也还责比经催。其间有那奸猾乡霸，自己经催年分，逞凶肆恶，追逼各甲，依限输纳。及至别人经催，却恃强不完，连累比限。一年不完，累比一年。一月不完，累比一月。轻则止于杖责，重则加以枷杻”。可知北方的里役差事类型有三：一是“常年”常流苦，负责赔补本甲逃亡死去人户钱粮；二是“见年”零星苦，负责治安，防火防盗，协助办案，值夜当差；三是“经催”累穷病，负责当年十甲完粮，一户不完，即遭责打。其中轮值“经催”，与南方的粮长相近。善良者以善道为之，往往因之倾家荡产。王珣轮到经催，苦苦挣扎也未完成十甲钱粮，只好弃妻别子远逃他乡，就是一例。邪恶者以恶道为之，往往坑害善良，加重农民苦难。《型世言》第九回写山东安丘县里胥崔科“一家子都要靠着众人养活”，欺王喜老实，丁银、赋粮“官府不曾征比，便去催他完纳”，纳完后又加派河工钱粮、兵饷，“一发好不时去搔扰……王喜只因少留了他一遭酒，被他拨得一个不停脚。并不曾有工夫轮到耕种上，麦子竟不曾收得”。虽然故事背景在明初，也见后来北方里役害民之一斑。

　　

　　

　　

　　于是，朱元璋惩元朝吏胥扰民之弊、以粮农自办赋役的良法美意便荡然无存。

　　

　　

二、苛捐杂税与商人生意

　　

　　

　　

　　

　　

三、分析小说人物的重要门径

租役税课作为世情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分析人物性格的重要门径。

　　

　　

　　

　　

　　注：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⑦ [明]王士性《广志绎》(元明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⑩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