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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以来小说年表》之编写时间及其用图考辨

自2005年《鲁迅全集》(增订修改本)出版以来，不少学者仍对《鲁迅全集》之外的佚文进行广泛蒐罗，辑录了不少新资料。刘运峰先生所编《鲁迅全集补遗》即是此中代表。这对我们全面研究鲁迅及其作品不无益处。不过，《补遗》仍存有若干编年失误之处，如《明以来小说年表》一文即是如此。试辨订如下，识者正之。

　　早在1984年，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等编《鲁迅年谱》(第2卷)之“一九二三年四十三岁”条就著录此文之梗概，云：“本年撰《明以来小说年表》。所录起于明洪武元年(1368)，迄于民国癸亥年(1923)。上列公元，次列干支，再次是年号纪元。端有凡例两则：‘一，云某年作某年成者皆据序文言之，其脱稿当较先。二，所据书名注于下，无注者皆据本书。’稿本现存，未印。”2000年出版的《鲁迅年谱》(增订本)亦将此条列于1923年，但仍未录有全文，读者罕见(又，2009年出版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亦将此《年表》列为1923年)。直到《补遗》出版，方窥全豹。但《补遗》却将其列于1920年，并云：“本篇据鲁迅手稿抄录。”二者编年所依皆为鲁迅手稿，却何以有不同判断？《鲁迅年谱》判断之由当系《年表》所编下限于1923年而定，《补遗》未知编定之他由。这里的问题是，若《年表》编写于1920年，则此《年表》当是鲁迅1920年至1921年初编油印讲义稿时的思考，其意义则可见及鲁迅对古小说衍变史迹的最初认识；若编写于1923年，则当与鲁迅修订《史略》之时大体相当，其意义在于探讨鲁迅修订《史略》时的意念发端及受启之处。虽然已有不少学者曾指出《史略》由油印讲义稿到铅印本的修订变化，但对于鲁迅为何要修订、如何修订及修订对象的确定等问题，向无学者述及。据此正本清源，对客观对待《史略》编纂或修订之过程及其缘由，当有助益。

　　据《年表》凡例可知，其所依据者皆注明出处，主要有《努力一》、俞平伯《红楼梦辨》、胡适《镜花缘引论》、周桂笙《新庵笔记》、钱静方《小说丛考》、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胡适《西游记考证》。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之1923年部分，此年胡适于2月4日改定《西游记考证》，“《镜花缘的引论》一文，从二月至五月，陆续草完”。同时，《年表》之“癸亥(民国十二年)”条，云：“四月，德清俞平伯《红楼梦辨》出，三卷。三月，胡适《西游记考证》出。”可见，此表先录俞著而非先出之胡著，并未严格依照时间以编年。佐以整份《年表》的草创、粗糙之实，则其中缘由当系鲁迅编写此表之时依据其所见资料之先后而陆续编定，非一时之作。情形绝无相反之可能。查《鲁迅日记》，胡适曾于1923年4月17日赠鲁迅“《西游记考证》一本”，鲁迅当首次见到《西游记考证》一文。换句话说，此表的编写早在鲁迅1923年4月17日见到《西游记考证》之前就已成草稿，鲁迅收到《西游记考证》后则加以增补。

　　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之1923年部分，胡适于此年自从撰写《镜花缘的引论》之后，未再撰写与古小说相关之宏论。又查《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之1923年部分，所言情形亦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而《年表》曾引《镜花缘引论》有关李汝珍之生卒年考定时间，即编入乾隆二十八年(1763)之“李汝珍生(？)”，编入道光十年(1830)之“李汝珍卒(？)”，凡两处。原稿加有“？”，表明鲁迅虽对胡适考证结果存有疑虑，当仍据以编年，则《年表》的编写受胡适影响当较深。而《镜花缘引论》首载于民国12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镜花缘》中。从《年表》援引他据资料之出版时间的先后看，则《镜花缘引论》当为鲁迅编写此表之前后所见有关小说研究资料之最后一份。又，《史略》铅印本第二十三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援引胡适有关《镜花缘》之论断后，云：“以上详见新标点本《镜花缘》卷首胡适《引论》”，所谓“新标点本”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本所独有。可见此表的搁笔时间下限当于1923年5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镜花缘》之后。但此处之考论与上文所言此表于1923年4月17日见到《西游记考证》之前就已成草稿，似略有不合。究其缘由，在于《年表》为陆续编定，而非一时之作。因而，鲁迅补入《西游记考证》之后，见及《镜花缘引论》有关论断之后又再次加以补录。可见，此《年表》所编之时间跨度当达数月之久，并经数次修补。

　　由于《年表》所注俞平伯《红楼梦辨》等资料均被吸收进《史略》铅印本之中，并未出现于油印讲义稿中，可证《年表》所编时间当约于鲁迅修订《史略》之前不久。尤其是，《西游记考证》为铅印本所引：“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又，《年表》之“咸丰六年(1867年)”条，所编“李宝嘉(伯元)生(四月廿九日子时)。吴沃尧生(《新庵笔记四》)”，亦铅印本所独有。铅印本第二十六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论吴沃尧时，三引《新庵笔记》，即体现在对吴沃尧之生平及科举经历、著作情形及《恨海》、《劫余灰》、《电术奇谈》三种小说的主旨解读。以上例子可证此类书籍对鲁迅修订《史略》的影响力。而鲁迅着手以大规模修改《史略》的时间主要集中于1923年上半年。又，查《鲁迅日记》，1923年10月8日“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则此《年表》作为鲁迅修订《史略》的重要依据，其编写当于铅印本出版之前就已不再修补。

　　由此可见，《年表》当始纂于1923年上半年，约搁笔于1923年5月《镜花缘》亚东初版本之后。所编之时间跨度长达数月之久，并经数次修补，以作为铅印本《史略》修订的主要依据。据此，《鲁迅年谱》所言为是，《补遗》误编。

二、《明以来小说年表》与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修订

《年表》所收小说书目起于明洪武元年(1368)，迄于民国癸亥年(1923)，近九十种。尤其是，《年表》对崇祯以降直至晚清之小说著录情形尤详，又录有大量文言小说、晚清小说作品，对《红楼梦》及其续作关注度亦甚浓。这些情形本为油印讲义稿所略而铅印本所详者，即油印讲义稿到铅印本的修订部分。可知鲁迅修订《史略》当以《年表》为依托，逐类修改；《年表》成为由油印讲义稿到铅印本修订之中间环节。而《史略》对此类小说的修订，在《年表》中多有所本，属“凡例”所言“所据书名注于下”者。可见，鲁迅编写《年表》受此类研究著作的左右。因而，弄清“所据书名注于下”之研究著作对《年表》的影响，有助于探明鲁迅修订《史略》相关部分的意念发端、前后经过及论断下定。

　　(一)胡适有关小说之论断与鲁迅对《史略》的修订

　　在《年表》所列诸多书目中，胡适所著被援引得最多。可见，《年表》的编写很大程度上受胡适著述的影响；则《年表》编纂的最终目的，即为修订《史略》，受胡适观点之影响当亦甚浓烈。现试以《史略》修订《镜花缘》及对晚清小说的论述等为例，与胡适所著进行比较，期以有效梳理鲁迅修订《史略》之前后及相关缘由。

　　1.《年表》所引《镜花缘引论》与《史略》有关《镜花缘》“以小说见才学”之论断。

　　上文已述及《年表》曾两次援引《镜花缘引论》有关李汝珍之生卒年考定时间，虽鲁迅对胡适考证结果有所疑虑却仍据以编年，则《年表》有关《镜花缘》之判断当深受胡适影响。这种影响又对鲁迅修订《史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成为《史略》(铅印本)论述《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的事实依据及主导观念。在油印讲义稿中，《史略》对《镜花缘》的论述稍见于第十二篇《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中，云：“历史演义之作，宋元以来至今不绝。清人于开辟至明季之事，多有演述，英贤神异之作亦然，在今尤显者，有《镜花缘》记武后开辟科录取女子，次及诸女以后之运命，而间以奇士浮海，历游异境，虽多据《山海经》，实亦‘西游’之一叶也。”认为其属历史的神异小说的范畴，并属“西游”题材之一种。但到铅印本，《史略》列《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专篇，将其当作“以小说见才学”的主要代表。鲁迅对《镜花缘》认识的前后转变如此之大，此现象虽多为治小说史者所注意，却似未有学者能言清个中缘由。因《年表》有关李汝珍与《镜花缘》的编年依据源自胡适所撰《镜花缘引论》，现试将铅印本有关论断与《镜花缘引论》逐一对比，以明所以。

　　

　　

　　

　　

　　综上所述，鲁迅修订《史略》之时，有关《镜花缘》的绝大部分论断本于胡适《镜花缘引论》，罕有自我发明者。同时，鲁迅以《镜花缘》为“以小说见才学”的代表，而铅印本阐述“以小说见才学”的逻辑依据与判断依据均本于《镜花缘引论》。这或可推知铅印本设“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专篇之意念发端，与胡适《镜花缘引论》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铅印本单列“以小说见才学者”专篇之逻辑前提及分类意义，亦存有漏洞。

　　2.《史略》有关白话小说与近代小说之论断的时代背景及其他。

　　

　　

　　(二)俞平伯《红楼梦辨》与鲁迅对《红楼梦》相关论断的修订

　　

　　

　　

　　据此看来，鲁迅由于偏向俞平伯《红楼梦辨》的研究方法，从而认可其有关《红楼梦》成书情况、流传过程的论述，以促使鲁迅形成对《红楼梦》之基本判断意见及认识基础；进而促使鲁迅赞同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版本、续书、思想主旨等判断。而在鲁迅认识《红楼梦》的转变过程中，《年表》即已揭示鲁迅寻求时贤同好的相关研究成果之目的意图。正是鲁迅编《年表》所形成之基本判断，最终促使其以《红楼梦辨》为主要论断依据以修订《史略》相关论断。这就进一步坐实《年表》是《史略》由油印讲义稿到铅印本变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之判断。可见，借以《年表》之视角，有助于客观梳理鲁迅修订铅印本的某些论断，如有关《镜花缘》的论断主要借鉴于胡适《镜花缘引论》、对《红楼梦》论断的修订主要借鉴于俞平伯《红楼梦辨》，这种修订之意念发端的形成过程——早在其编于1923年的《明以来小说年表》中，就已初见端倪，以此探明鲁迅修订《史略》相关部分的前后变化过程与论断下定缘由，并见及鲁迅修订《史略》是如何深受时贤同好相关研究成果的影响。

　　注：①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等编《鲁迅年谱》(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② 刘运峰《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391页。

　　③ 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④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台湾1984年版，第523-559页。

　　

　　⑥ 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