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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代冯梦龙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中记载有一则著名的故事：《吕纯阳飞剑斩黄龙》，流传甚广。《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曾刊载吴光正先生论文《佛道争衡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的变迁》，对此故事的一些版本及其发展流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不过，该文对此故事产生的根源却涉墨极少。本文拟对此进行专门探讨，试图解决以下问题：此故事最早产生于何时？故事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此故事明显是扬佛贬道，但为什么还能获得众多道教徒的认可，以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能使此故事的来龙去脉有更完整的呈现。

　　据现有资料，“吕纯阳飞剑斩黄龙”故事文本最早应是见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成书的佛教禅宗典籍《嘉泰普灯录》，该书第24卷“应化圣贤”栏中有一条关于“吕洞宾参黄龙”的记载：

　　吕岩真人，字洞宾，京川人也。唐末三举不第，偶于长安酒肆遇钟离权，授以延命术，自尔人莫之究。尝游庐山归宗，书钟阁壁曰：“一日清闲自在身，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未几，道经黄龙山，睹紫云成盖，疑有异人。乃入谒，值龙升堂。龙见，意必吕公也，欲诱而进。厉声曰：“座傍有窃法者。”吕毅然出，问：“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龙指曰：“这守尸鬼。”吕曰：“争奈囊有长生不死药。”龙曰：“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吕薄讶，飞剑胁之，剑不能入。遂再拜，求指归。龙诘曰：“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吕于言下顿契。作偈曰：“弃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恋水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龙嘱令加护。

　　吕洞宾是道教内丹派的重要代表人，著名的道教“神仙”，然按此禅宗典籍的记载，似乎他还受到过禅宗高僧的点化，“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给读者的印象是佛比道高明，禅比丹高深。然此记载有多少可信度呢？

　　吕洞宾其人，在《宋史·隐逸传》中有记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在五代及宋元明清均有关于吕洞宾事迹的文献，虽然各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尽相同，然如综合梳理一下，大致还是可得出这样的印象：吕洞宾是唐朝人(多认为是唐名士吕渭之后)，生于晚唐时期(唐德宗贞元14年即公元798年之说最为盛行)，因修道有异能，足迹涉及陕西、山西、江西、河南、湖南、山东等地，其相关传说至迟在五代时期便已开始在社会上流传。

　　至于这个故事中的另一主角黄龙禅师，显然是实有其人。禅宗习惯以高僧所在地作为该高僧的称谓，历史上被称为黄龙的禅师有多位，在《嘉泰普灯录》中未具指黄龙禅师究竟是谁，然在稍后问世的《五灯会元》中，即把吕洞宾参黄龙之事归为“黄龙机禅师法嗣”之下，看来此黄龙禅师即诲机(又名晦机、超慧)禅师。据禅宗灯录《祖堂集》卷12载：“黄龙和尚嗣玄泉，在鄂州，师讳诲机。”《景德传灯录》卷23载：“鄂州黄龙山晦机禅师，清河人也。姓张氏，唐天祐中游化至此山。”唐天祐元年是公元904年。

　　根据道教文献和禅宗文献中的记载，吕洞宾出生年代与黄龙传法年代相距约百年，但如按道教说法，吕洞宾修道有成之后可长生，则此时间差距便不成为问题。即使按今天的常理判断，吕洞宾百岁之后仍然健在也是可能的。

　　然而，查《嘉泰普灯录》之前记载黄龙禅师事迹的几部禅宗灯录如《祖堂集》(成书于952年)、《景德传灯录》(成书于1004年)、《联灯会要》(成书于1183年)，均无吕洞宾参黄龙的内容，而在《嘉泰普灯录》稍后出现的《五灯会元》(成书于1252年)、《佛祖统纪》(成书于1271年)等则基本照录了此故事，并增删了一些细节描写。看来，此故事似为《嘉泰普灯录》首载。

　　五代及宋代知名度极高的吕洞宾若真参过黄龙并被“加护”，那么成书于五代的《祖堂集》和成书于北宋的《景德传灯录》应该会有相应记载，这两部典籍编撰相对严谨，是学术界研究禅宗的重要资料，学术界公认其史料价值远在后世各种禅宗灯录之上。这两部典籍中没有记载，则吕洞宾参黄龙故事的可信度就微乎其微了。

　　确定这则故事属伪造，且为《嘉泰普灯录》首载，则可推测故事流传时间应在《嘉泰普灯录》成书(1204年)之前不久；再联系之前1183年成书的《联灯会要》中尚无该故事记载的事实，则可推测此故事产生和流传时间大概就在1183年—1204年之间。另外，《嘉泰普灯录》中紧接着此故事后还有一则关于北宋道教内丹家张平叔(张伯端)参佛书的记载，并且之后附有一段文字说明：“近有黄冠谓吕公见黄龙初无是说，乃释辈欲神其禅宗耳，苟以平叔方之，则吕公参问可见。”根据这段文字也可判断，吕洞宾参黄龙故事产生和流传时间距《嘉泰普灯录》成书时间很近。

　　只要基本确定这则故事产生和流传的时间，那么，该故事产生的具体原因，应可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找到答案。

二

这则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有两件事值得关注：

　　第一件事，托名吕洞宾著的丹经开始面世。

　　吕洞宾事迹传说在五代时即已出现，但托名吕洞宾著的丹经在五代时的文献中并无记载，这些丹经开始为人所知应是北宋以后之事：约在1151年，生活在两宋之际的著名道士曾慥所撰的《道枢》问世，《道枢》是一部广集道教修炼方术精要之书，其中首次述及署名吕洞宾和钟离权所著的两部道教内丹学经典：《钟吕传道集》(又名《传道篇》)和《灵宝毕法》(又名《灵宝篇》)。

　　我们注意到，在《钟吕传道集》中有一些贬斥佛教的内容：

　　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古今崇释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诚可笑也。

　　《灵宝毕法》同样也有类似内容。根据《道枢》面世时间(1151年)推断，这两部丹经为世人所知的时间就在《嘉泰普灯录》成书(1204年)之前几十年。很显然，部分佛教徒看到这样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回击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件事，张伯端代表的“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内丹学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道教内丹学兴起于隋唐，后世内丹派皆祖述钟吕，但内丹学理论真正成熟于宋，以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为重要标志。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46所评价：“是书(《悟真篇》)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中国道教协会前会长陈撄宁先生也曾赞叹：“性命双修之学，至师(张伯端)始集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张伯端(987—1082)，字平叔，后改名用成，浙江天台人，是北宋著名道教内丹家，在其晚年完成的内丹学著作《悟真篇》中不仅对前代丹经作了总结，明确归纳了内丹修炼基本原理，而且还融禅入道，从内丹学角度对佛教禅宗进行诠释和评价。张伯端认为，真正得道之士皆是“先命后性“，最终”性命双修”：即先修炼金丹使身心发生质变(先修命)，在此基础上再究性理而使心灵彻底超脱(后修性)，如《悟真篇》：“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能性上究真宗，决了无生妙用。不待他生后世，现前获佛神通。自从龙女著斯功，尔后谁能继踵。”

　　一方面，与《钟吕传道集》和《灵宝毕法》相似，张伯端《悟真篇》对一些“只修性不修命”的佛教修行方式也有所贬斥：

　　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何似更兼修大药，顿超无漏作真人。投胎夺舍及移居，旧住名为四果徒。若会降龙并伏虎，真金起屋几时枯？鉴形闭息思神法，初学艰难后坦途。倏忽总能游万国，奈何屋旧却移居。

　　另一方面，张伯端《悟真篇》对一些“只修命不修性”的学道之士也有警示，这一点即为《钟吕传道集》和《灵宝毕法》所缺乏：

　　此恐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如此既性命之道未修，则运心不普，物我难齐，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故《经》云：“有十种仙，皆于人中炼心坚固精粹，寿千万岁。若不修正觉三昧，则报尽还来，散入诸趣。”是以弥勒菩萨《金刚经颂》云：“饶经百〔八〕万劫，终是落空亡。”故此《悟真篇》者，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终归于究竟空寂之源矣。

　　我们看到，在《嘉泰普灯录》中，紧接着吕洞宾参黄龙故事后就有一段对张伯端的介绍：

　　张用成真人，字平叔，天台人也。熙宁己酉至成都，有授以丹砂者，久之功乃成，且曰：吾形虽固而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究，岂宜自怠，遂探佛书，读传灯有省，著《悟真篇》警于世，其自叙曰：此恐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于性命之道未备，则运心不普，物我难齐，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故《首楞严经》言：十种仙皆是人中炼心坚固，服饵寿千万岁，不修正觉，报尽还来，散入诸趣。弥勒菩萨《金刚经颂》有云：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故此《悟真篇》，先以神仙命术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后以真如空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近有黄冠谓吕公见黄龙初无是说，乃释辈欲神其禅宗耳，苟以平叔方之，则吕公参问可见。古今服药炼形之士不为不多，独二公不以功成自居，回心祖道，殆出三界，其下于二公者为如何哉吁)。

　　这段文字称张伯端曾读过佛教传灯录，这是有根据的，在张伯端的《悟真篇·序》中确有这么一段话：

　　

　　然仔细对比《悟真篇》序文与《嘉泰普灯录》中的相关文字，不难发现二者又是有出入的：《悟真篇》原序表达的意思是：张伯端始著《悟真篇》时，意识到书中内容只谈及“命”(“养命固形之术”)，尚未涉及“性”(“本源真觉之性”)，所以又去参玩佛书，并将佛书中所记载的禅宗高僧所悟的性理写成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附于卷末。而《嘉泰普灯录》中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则变为：张伯端原来炼丹有成，但自己也尚未悟通性理，后来是读了佛书才从中获得“开悟”，之后才著《悟真篇》警世。

　　《嘉泰普灯录》中的这一记载表明，收录者如果不是误解《悟真篇》原文，就是故意删改《悟真篇》原意，其目的就是试图误导后世读者，让读者以为张伯端同吕洞宾一样，最终都是受到佛教的帮助才获得正果的。

　　

三

通过分析相关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嘉泰普灯录》中“吕洞宾参黄龙”的故事应该是佛教徒针对《钟吕传道集》、《灵宝毕法》等道教丹经中对佛教的贬斥而作出的针锋相对的回击。故事编撰者显然深入研究过道教内丹家张伯端的《悟真篇》，在编撰过程中明显参考了张伯端“性命双修”的内丹学说，把参黄龙前的吕洞宾描绘成一位“只修命而不修性”的道士。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开始是借张伯端内丹学理论，通过黄龙之口骂吕洞宾为“守尸鬼”，说他“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这些话貌似佛语，其实就是照搬张伯端《悟真篇》中批驳“修命不修性”的学道人之话。

　　如以张伯端内丹学作为标准来看，《钟吕传道集》和《灵宝毕法》这两部丹经中的内容确实只能算“修命不修性”，因此，故事中参黄龙前只懂“延命术”的吕洞宾形象与《钟吕传道集》和《灵宝毕法》的作者形象是吻合的。故事中的黄龙禅师则俨然像著名内丹家张伯端的化身，他对吕洞宾的贬斥可谓切中要害，非常给力。

　　不过，后来的故事却没完全按张伯端“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标准来继续塑造吕洞宾，而是让吕洞宾在得到黄龙指点后发出“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的感叹，说明佛教的“修心炼性”不必经过“先命后性”的阶段，而是直接可以达到最高境界，这样又从借用张伯端学说回到宣扬佛教学说的轨道上。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嘉泰普灯录》之后出现的一些佛教禅宗典籍如《五灯会元》、《指月录》等，只保留了吕洞宾参黄龙的内容而把张伯端参佛书的内容删除。笔者认为，除其他原因外，后世禅宗典籍这样处理的原因或许还有两个：第一，删除张伯端的内容就不容易让人看出吕洞宾参黄龙故事实际是受张伯端内丹学影响而编撰的痕迹；第二，张伯端虽然尊崇释迦和达摩、慧能等禅宗高僧，但认为他们也是靠先炼内丹后修心性才获得正果，如果把他作为“由道归佛”的榜样，那么他“先命后性”、“成道者皆因炼金丹而得”的观点还容易在佛教徒中产生“负面”影响。

　　《嘉泰普灯录》所载的吕洞宾参黄龙故事对后世影响巨大，在后世的小说、戏剧中，此故事频频出现，且情节也演变出多种版本，其中影响最大的版本就是《醒世恒言》中的“吕纯阳飞剑斩黄龙”。对这些故事版本的流变，吴光正先生《佛道争衡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的变迁》一文已有较详细的介绍，兹不赘述。本文在此仅录一则现代道教中人对此故事的回应——中国道教协会原会长陈撄宁(1880—1969)对此故事曾有过专门的质疑：

　　

　　陈撄宁会长虽称此段故事“殊无研究之价值”，但我们从其带有明显情绪化的文字当中，仍能感受到他曾被此故事气得不轻。另外，陈会长此文虽然似乎也找到了此故事的一些破绽，如：黄龙之师被贼杀死而黄龙却能刀枪不入，但他质疑此故事的同时却并未解决自身的悖论：他一方面极为推崇内丹家张伯端，称他是道教性命双修之学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却不顾“三教一贯”、“仙佛同源”也正是张伯端的代表性观点而加以批驳，考虑到张伯端在后世道教中的权威地位，陈会长的这段文字恐怕仍难消解故事编撰者的精心设计对道教徒产生的深远影响。

　　注：①③⑩ 蓝吉富《禅宗全书》第6册，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版，第605—607、607、607页。

　　② 参见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52页。

　　④ 《道藏》第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7页。

　　⑤ 道教内丹学中的“性”、“命”有多种含义，参见郭健《先性后命与先命后性——道教南北宗内丹学研究》，《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2期。

　　

　　

　　⑧ 《道藏》第2册，第1016—1017页。张伯端这些话都是批评一些佛教修行方式不修“金丹”，而独修心性，他认为这样的修行方式只能让心性脱离现在的肉体而去投胎夺舍，最终仍然会堕入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