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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11月，武昌首义后仅一个月的时间，陆士谔的《血泪黄花》问世，小说以湖北新军青年军官黄一鸣与未婚妻徐振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叙述了武昌起义的发生与过程。欧阳健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陆士谔是“从最贴近的距离反映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小说家”，《血泪黄花》是“晚清改革终结的历史见证”。在以往对陆士谔创作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这部在当时极具影响的“时事小说”。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视角切入，通过整体细读，探讨《血泪黄花》中革命叙事的叙事策略与叙事内涵。

一、“革命化”的总体叙事策略

《血泪黄花》的开篇引用柳亚子词作：

　　遍地膻腥，何处是唐宫汉阙。叹底事，自由空气，无端销歇。秋草黄遮亡国泪，夕阳红染伤心血。倩巫阳、招得国殇魂，肠千结。华夷界，畸分析；奴隶痛，空悲切。扪何处时，唤起中原豪杰。铁骑凭谁驰朔漠，铜驼见汝埋荆棘。看镜中，如此好头颅，拼先掷!

　　结尾引用方外闲的诗作：

　　黯黯神州二百年，义旗重建大江边。拯民水火急援手，复我河山好并肩。竹马儿童迎汉帜，伏鸠父老惩奸偶。泰然披读扬州记，身入空门也愤然。

　　小说首尾的革命诗词建构起了文本的整体叙述框架，黄一鸣与徐振华的爱情故事被框进这一既定的文本话语之中，爱情是故事的引子，而真正的叙述目的是武昌起义的过程与革命青年的理想与追求。

　　故事的展开主要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军营，一个是徐府。军营里的活动是对武昌起义的正面叙写：革命檄文激情洋溢，同志们“擦掌磨拳”，听候号令；制台衙门一攻即破，瑞制台仓皇而逃；黄队官力攻火药局，旗兵大败而退；咨议局外“光复”“兴汉”的旗帜随风飘荡，“十分气概”；朱标统的演说慷慨激昂，鼓掌声“撼山震岳”；起义军士气高涨、军歌慷慨悲昂；汉阳城人心思汉，光复不费一兵一卒；祭天誓师的场面声势浩大，“震地撼天”；女孩子壮志从军，争尽国民义务；汉口战场，民军心怀救国热心，奋勇杀敌；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纷纷光复。在正面叙述武汉三镇光复的过程中，叙述者或以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呈现自己的存在，或忍不住跳出来进行指点评价，都带有明确的主题与目的，其叙事意义是对革命正义性、合法性与崇高性的肯定与捍卫。徐府空间故事的叙述动力是爱情，叙述指向也是革命。在这个叙述指向的规约下，徐府成了观察武昌起义的另一个视点。小说第一回，徐振华在中秋之夜没等到未婚夫黄一鸣，预感到了军营事变，表哥桂生带来外面革命党的消息，徐府里徐太太、桂生与振华之间展开了关于革命党的讨论。在这场家庭讨论中，既展现出庸众对革命理解的狭隘，又阐释了革命为“报雪旧耻”、“改良政治”的宗旨，以及革命党“一心为公”、“拼却自己生命专谋大众公益”的高尚人格。小说第二回，黄一鸣想念振华，在形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抽空赶来看望，“一天不见你，心上不知怎样就要不舒服”，而振华一句“外边的事情怎样了？”私人性的情爱话语自然转入对昨晚军营情况的叙述，与有限视角中的街头形势呼应，让读者了解到起义发生前营内营外的形势。第六、七、八回，徐府上下老小一直讨论外面的动乱、满汉的历史、旗人的作威作福，并商量捐款救国，冠英为大家朗读长长的革命宣言书，振华担忧黄一鸣的安危，梦境中出现汉阳及全国各地光复、新政府成立的光景。在徐府这个家庭空间里，展现着革命在民间的镜像。表兄桂生把徐府与外面的公共空间打通，黄一鸣把徐府与军营串联。随着叙事视角的来回转换，接受者所看到的是革命党起义与武汉光复的立体场景以及全城军民的革命向往与热情。

　　叙述者对人物的修辞性描述也是“革命化”叙事策略之一。向往革命的徐振华既有新思想，又有大情怀，叙述者对徐振华的气质特征这样描写：“论她的胸襟，便是月朗星空，星高琼宇；论她的丰神，便是月裹素娥，霜中青女。”“有如此的胸襟，如此的姿色，却又珠规玉矩，举止大方，毫没时下佻挞习气。”女扮男装后“举止从容，风神潇洒”。徐振华有“一颗灵明的慧心”，在黄一鸣眼里“俊雅温柔，贤明有识”。年轻军官黄一鸣是“一表非凡”、“英风锐气”，在徐振华眼里“英武豪侠，倜傥不群”，在朱氏太太眼里“英姿倜傥”。叙述者在描写革命者或向往革命者的形象时都无一例外地用了大量褒义的词汇，这些人物都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而不理解革命的朱桂生则是“二十上下年纪的胖大汉子”，走路“一埋一埋”的，徐振华“不耐烦”和他讲话，对他“很露出鄙薄的神气”。对革命对象瑞制台的描述，更是用“刮猪毛”、钻“狗洞”、“抱头鼠窜”等贬义的语句，在褒贬词语的运用中都渗透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

　　文本中大量穿插革命檄文、革命诗词、部队律令，是另一个重要的叙述策略。全书共有12回，竟有9回穿插革命文书。特别是第二回，6000字左右的篇幅中，朱标统所示的那篇革命檄文就占近4000字；第五回，穿插中华国民军政府的布告2800余字；第七回，穿插革命诗词近500字；第八回，穿插民军的宣言书1500余字；第九回，插民军的祭天誓师祝文、民军告示1100余字；第十回，穿插《鄂军都督致满政府书》2100余字；第十二回，穿插《新汉报》新闻600余字。激情洋溢、鼓动人心的革命文告为人物的活动拉开宏大的场面，并在与人物行动的相互映射中，共同编织宏大的叙事。在文学叙事中，这些战斗檄文固然有冗长之嫌，但在当时革命烽火如火如荼的时代，则与文学形象相互辉映，鼓舞与感召着无数人。从《血泪黄花》的畅销及改编剧本《鄂州血》的热演，可见它在当时的接受状况。

　　贯穿在文本之中的革命歌曲，谱就了小说的激昂格调。小说开始，振华预感到未婚夫将要参与的革命来临，弹琴歌唱：“天下荣，丈夫立战功。天下乐，英雄破敌国。……哪怕他，枪林弹雨，一军人志气吞河岳，两军前誓不于生还。沙场死男儿，真快乐。”黄一鸣赴汉阳打仗时，冠英为了安慰心神不宁的姐姐吟诗歌唱——“四万万人，四万万人，都是亲兄弟。二千万里，二千万里，好块大陆地。……杀尽那、贼满人，伸我国民气。光复那、旧山河，共雪当年耻。”光复汉口的战场上，众军士齐声歌唱：“前敌诸君，英烈堪钦。追奔逐北，威震虏廷。磨刀霍霍，汉奸遁形。鼓勇直前，誓清北平。……”这些气贯山河的革命歌曲，营造了一种崇高的审美氛围，大大增强了文本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血泪黄花》中的“革命化”叙事与作家的现实关怀、政治立场与时代语境密切相关。陆士谔(1878-1944)，一生经历了近代史上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德国侵占青岛、戊戌变法、义和团起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二次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变故，这些重大的事件与变动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所展现。陆士谔的主要小说有《精禽填海记》、《官场真面目》、《风流道台》、《鬼国史》、《新水浒》、《新三国》、《新上海》、《新孽海花》、《最近上海秘史》、《新中国》、《孽海花续编》等，这些小说或针砭时事、揭露社会丑闻，或反映维新与改革、探求国家民族富强之路，都贯穿着陆士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陆士谔希望立宪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富强，但清政府的表现令他失望，于是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由赞成立宪转向赞成革命，“这种从赞成立宪到赞成革命的转化，是陆士谔的爱国情结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与大批赞成立宪的人士转向革命相一致”。除《血泪黄花》对革命的讴歌以外，《孽海花续编》也以颂扬的态度写了革命党魁孙一仙奔走国内外、募集经费、宣扬革命、策划起义的革命活动，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就当时的时代语境而言，武昌首义之后，国民革命热情高涨，南方各大报馆争相宣扬报道，“上海报馆生意甚形兴旺。望平街一带人山人海，皆急于探求消息者。闻革命军胜，则无不欣欣然以为喜；有谓官军胜者，则必迁怒于此人”。朱文炳在《海上光复竹枝词》中也有纪实场景：“武昌起义众心惊，报馆齐张革命声。争向门前探捷报，望平街上路难行。”报刊在报道革命的同时，还发表大批欢呼革命胜利、鼓舞革命斗志的文艺作品，《血泪黄花》结尾的诗歌就是《民立报》10月31日发表的作者为方外闲的《闻民军起事书此》。陆士谔也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之中，迅速及时地叙写了武昌起义的过程。革命化的时代，产生了“革命化”的叙事。

二、革命叙事中的民族想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亡国亡种”的危机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了种族革命，早在1892年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就确定了反满革命的意义，把“驱逐鞑虏，振兴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兴中会的目标。在孙中山的影响下，革命党在社会上掀起了排满风潮。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的纲领都把反满放到最突出的位置，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反满”的宣传铺天盖地，“士子们的演讲和文章例有驱逐鞑虏之类的词句，成了那个时候的‘八股文章’”。《血泪黄花》中的民族话语也呈现着作家的种族主义态度与排满思想。小说开篇《满江红》中激昂的民族主义情感就为文本的叙述声音定下了一个总的基调，“满贼”、“满奴”、“胡虏”、“大汉”、“光复”等高频词汇散布文本之中。大量的战斗檄文、告示、革命歌曲中全都贯穿着“排满复汉”的主旋律：“兴汉、兴汉，兴我大汉。汉人好山河，岂容满贼占。”“贼满贼满，灭此贼满。”“照得我军首倡议，兴汉灭满申素志。”“满洲政府者，马贼之遗蘖，而素无文教之顽民也。”“速即投军把贼挡，复汉就是这一场。”“告我父老伯叔，同胞姐妹兄弟，皆当毅心协力，恢复吾汉土地。”这些显在的叙述声音体现着叙述者与作者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态度。

　　徐妹、王妈、吴排长等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作者也让他们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小说第七回，由“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的话引起，小小年纪的徐妹向李妈讲述了满汉的历史：

　　黄帝子孙是汉族，旗下人是通古斯族里头的一种，在唐虞三代时光叫做肃慎女戎，秦汉时光叫做东胡鲜卑，六朝时光叫做慕容，唐朝时光叫做渤海奚契丹，宋朝时光叫做契丹女真，到了明朝就叫做满洲。这满洲趁中国内乱时候杀进中原，占夺了江山，僭称了皇帝，并叫中国百姓尽穿了胡服，辫发箭衣，雀翎马袖，把好好的人打扮得像禽兽一般。从前中国人衣服，本是同戏里头一般的，何等文明，满洲人一进来，人人头上就多了一根尾巴了。

　　满洲人做了中国皇帝，就把中国人虐待得要不的。熬到这会子，熬得也够了。所以前晚的事情，并不是造反，并不是谋叛，实是驱除鞑虏，光复故土。因为中国这块土地，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听完冠英的讲述，王妈也讲了一个故事：自己以前服侍的赵老爷在一位王爷家教书时，书房里的一个家人，因为主人讲了个情，顷刻衣冠齐楚，被派到了杭州做织造，“旗下人真享福不过，个个人生意也不用做，田也不用耕，一出娘胎，就有一分粮吃，并且做官十分容易”。排长吴德刚为读者讲述的是一个女子从军的故事：吴淑卿本在北京师范学堂念书，但忍受不了学堂里满洲人对汉人的“横暴”和“挟势欺凌”，请假回家，“汉族不光复北京，我吴淑卿再也不踏到这里来”。并怒斥满人：“你们这般满奴，休要欢喜，灭满兴汉为期不远，瞧你们还有几多时光横行呢！”武昌起义后，她欢欣鼓舞，自请从军。文本中叙事主体与叙事视角的变换，作为叙事策略丰富了文本的叙述层次，拓展了叙述空间，而叙述目的则是通过让不同的人担当叙事主体，从而从多层面、多角度构建起“大汉”与“贼满”的种族想象。

　　在对各种人物的修辞性叙述中，也隐含着鲜明的排满思想。满人官员瑞莘儒是作者大加讽刺的人物，瑞莘儒靠“运动”加旗人的身份，作了湖广总督。这个旗人为官只是为个人私利，他擒杀革命党，只不过是为黄袍马褂之类的荣耀物件。革命党进来时，立即慌乱无主、弃城脱逃。瑞莘儒的开保案、刮须出逃、钻狗洞、念菩萨、与自家保卫队的交易、在逃难旗人中的优越感等等，这一系列的卫星事件呈现出一个龌龊无能、毫无尊严、贪生怕死的形象。与“卑鄙无耻”的瑞莘儒相反，都督黎元洪则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佩刀军服，袖缠白布，尊严得天神一般”。瑞莘儒的龌龊与黎元洪的高大形成鲜明对比，作家对瑞澄的丑化与对黎元洪的美化实则是出于一种民族与革命的立场，“贼满奴”与“拯救生灵”等话语对比的深层意义是满与汉的对比。其他满族官员名士也是丑相百出：银元局总办宝大人在革命党前自轻自贱、毫无尊严；营务处的德馨大爷割辫冒充汉人，并编造父亲为旗人所害的谎言；满洲名士札乙乾也恬不知耻地以满充汉。在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中，他们的行为极为丑陋与可笑。另外，在对人性人情的叙写中，作家也注入了鲜明的民族情感。《血泪黄花》中的汉人多重人伦亲情，通晓大义，徐府母女三人之间、黄一鸣与未婚妻一家之间、民军官兵之间都充满温馨与关爱，而旗人则自私自利，无情无义，瑞制台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便沾沾自喜，而对亲生女儿的失散漠不关心，其人性品质之高低不言而喻。这一系列的细节中都隐含着作者与叙述者一致的种族立场。

　　晚清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文坛出现了大批鼓吹种族革命、宣扬民族主义题材的作品，如《痛史》、《自由结婚》、《洗耻记》、《卢梭魂》、《狮子吼》、《海上魂》、《海外扶余》、《仇史》、《中国兴亡梦》、《洪秀全演义》、《奴隶梦》等。《自由结婚》中，革命的主要矛头指向就是异族政府，“要是政府是同种，立宪也就罢了，现在的政府是异族，同他们立什么宪呢？”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要报异族政府的仇”；《洗耻记》写汉国200年前被贱牧人占领，汉国人民不甘心做贱牧人的奴隶，在明易民的领导下起义反抗，终于报仇雪耻，其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激越热烈；《狮子吼》以“种族革命”为旨归，写种族的混沌、觉醒与光复；《海上魂》的《绪言》中说，“今有人焉，于零丁洋上发大声以唤国魂，出死力以保民族”，书写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海外扶余》叙述了民族英雄郑成功抗击清军、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仇史》的《凡例》之一曰：“是书专欲使我四万万同胞，洞悉前明亡国之惨状，充溢其排外思想，复我三百余年之大仇，故名曰《仇史》。”标识了其鲜明的排满主题；《洪秀全演义》的写作“全从种族着想”，塑造了一群对“满洲伪业”进行讨伐的民族英雄形象，宣扬了种族革命的主张与道理。这些作品或取材于历史或取材于现实，或实写或虚写，都大力鼓吹反清排满的种族革命，激发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陆士谔在“立宪”与“革命”并存的时代，虽然寄希望于立宪，但革命思潮中的“排满”声音也激荡着他的民族想象，历史小说《精禽填海记》，写了明末清初庸人误国、烈士死义等“可惊可恶可歌可泣之事”，阿英认为“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含有反满的意义”。命名“精禽填海”，“寓有还我河山，矢志不移之旨，寄托排满的民族革命思想”。《新三国》的开端即有“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气”的排满倾向，“汉室”、“汉人”、“汉文”、“汉语”、“汉国”、“汉家”等词语洒满整个文本，“试看四海之归心，仍是汉家之正统”，以及“大汉万岁！大汉万岁”等人物话语汇成了“兴汉”的声音，而且，《新三国》还描绘了一幅诱人的汉国美好图景。《新中国》中也有汉民族的想象：“汉文汉语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语”等。如果说陆士谔的这些作品是借历史人物或幻象显现种族思想的话，那么，《血泪黄花》中的民族想象，则正面而鲜明地张扬出他的种族主义立场与排满思想。同时，《血泪黄花》对“大汉”与“贼满”的话语建构，也体现了作者对革命的理解与认知。

三、“大我”与“小我”的互动

《血泪黄花》是“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文本中既有家国大义，又有儿女情长，革命话语与情爱话语相互交织，而两种话语交织的深层则是“大我”与“小我”的互动与交融。

　　故事开始，振华因为外面形势紧张而担心黄一鸣的安危，又由对黄一鸣的牵挂念及现实“虐政流行，文纲严密，救国英雄个个断送法场”的残酷，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个人情爱话语现身时便与革命话语紧紧纠缠在一起。战事发生期间，黄一鸣看到振华心里的担忧试探振华的态度，振华立即回应，“你把我瞧得太不堪了。我自恨做了女子，不能出来替国民出一把力，驱除异族，恢复河山，已经惭愧的很，再要阻挡你时，猪狗也不如了”。“小我”情感一闪现便被强悍的“大我”所笼罩，然而“小我”并没有湮灭，“战争时光，炮雨枪林，总要格外谨慎点子。你能够谨慎，我就放心了。”“大我”与“小我”在“谨慎”中得到了调和。

　　黄一鸣奉命去汉阳打仗时，在振华这里，“小我”与“大我”开始出现疏离。“振华听了心上一忧一喜：喜的是一鸣志气刚强，战术娴熟，现在风云际会，果蒙上官垂青，派出去攻坚克锐，一生抱负，从此有处发展，不至潦倒末僚，自伤佗傺；忧的是汉阳城坚兵众，并且还有兵工厂、制造局各重要局所，防守必定严密，打仗时光，枪丸、炮弹是没有眼珠子的，万一有个短长，叫人怎不痛死”。从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与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出发，振华为未婚夫高兴，而出于对未婚夫个人生命安危的考虑，她又心怀担忧。特别是得不到汉阳的消息时，振华心神不宁，“我并不要忧愁，这忧愁两个字无奈兜的钻上心来，再也派遣不去，叫我可怎样！”在无力无助之中开始求助于一种抽象的神秘力量，“信女徐振华，叩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愿菩萨广施佛力，保佑儿夫黄一鸣平安无事，得能马到成功，凯旋团聚。振华甘愿终身持奉，永永信仰”。振华平时反对妈妈供奉观音菩萨，认为是迷信，而在极度不安时却渴望观音菩萨的存在，“当在现实世界中感到孤独无助时，我们就倾向于设想一种超自然而又善良的力量，那种可以被指望用某种方式改变我们在未来的命运甚至可以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处境中解救出来的力量”。振华的信奉，确是发自内心的虔诚。振华叩拜菩萨的细节，是个体真实灵魂与情感的显现，丰富了文本的审美内涵。在这个细节中，“小我”情感走到了前台，“大我”暂时退后，成为表现“小我”的背景。而在振华的睡梦里，“小我”与“大我”又纠缠在一起。梦境中，黄一鸣讲述汉阳的光复、大总统的推举、民国政府的成立，就在大总统激昂演说的时候，忽然刺客来袭，满清复辟，黄一鸣被擒，表兄朱桂生出现，趁机向振华求婚。在振华长长的梦中，革命与爱情交织，“小我”与“大我”共在。黄一鸣再次被派往汉口前线时，振华女扮男装随黄一鸣奔赴战场，既鼓励未婚夫为国家出力，又能守在他身边照顾，免去了担心的焦虑。革命与爱情最终完美地统一，“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

　　黄一鸣、徐振华两个人物形象中蕴涵了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状态。他们为了民族国家的未来和民众的自由，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们又是血肉丰满的个体，在他们身上“小我”与“大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样的隐含意义也在陆士谔其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新孽海花》中的苏慧儿听说朱其昌有机会为国效力时，对他说，“我此后恳求你把爱我之心移在国家上，爱我怎么样爱，爱国也怎么样爱。你把中国像我一般的看待，中国就能威震东亚，你也就能名扬四海了，我也可以快活了。”“小我”与“大我”统一于个体的生命信仰之中，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幸福融为一体。“小我”与“大我”的互动同样也蕴涵在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中，“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些话语的深层结构正是“小我”与“大我”的和谐互动。在以往的阐释中，革命化叙事中的“小我”与“大我”往往是对立的关系，《与妻书》就被解读为“灭小我以成大我”的经典。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研究对象自身的生命体验，当革命成为一种生命信仰的时候，“小我”与“大我”便不能截然分开。黄一鸣喊出“如不把北京克复，誓不结婚”的时候，革命就是一种自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现场与情境中，革命也是一种自我的追求。《血泪黄花》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化存在，他们身上燃烧着革命时代青年的青春热情，展现着革命时代青年崇高的生命信仰。

　　陆士谔没有亲临过革命战场，不过陆士谔的家人亲属很多是同盟会、南社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妹妹陆灵素在黄炎培所办的广明师范毕业，安徽芜湖皖江女校任教时，结识苏曼殊、陈独秀等反清革命派，1907年创办革命进步团体“女子复权会”。1910年与刘季平结婚后，双双加入南社，与柳亚子、黄炎培都有很深的交往。刘季平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邹容，曾一起发动拒俄运动，组建抗俄义勇队。1904年回上海，在华泾宅院与同志创办丽泽学院，传播革命思想，培育革命力量。1905年，上海《苏报》案发生，邹容瘐死狱中，刘季平冒险收邹容尸骨，葬于华泾宅侧，被人称为“义士刘三”。陆士谔在与周围革命志士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们的救国热忱与革命信仰，这些体认自然地化入到了主人公的形象之中。

　　作为晚清终结的历史见证，《血泪黄花》投射着那个时代的思想心态与理想激情。同时，不可否认，因为作家的政治热情以及作家与叙述事件“最贴近的距离”，叙述者很难摆脱事件的现实时空与意识形态的左右，而获得一种超然的俯视视角与冷静客观的态度，从而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张力与内涵深度。

　　注：①②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58页。

　　③ 欧阳健《陆士谔论》，《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

　　④⑤ 傅国涌《百年辛亥》，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⑥ 邹容《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⑦ 沈洁《“反满”：辛亥革命叙事的开始》，《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5月22日，第B01版。

　　⑧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⑨ 田若虹《陆士谔小说考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⑩ 徐向东《宗教意识起源于人的有限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2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