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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十九世纪，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渊源，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广东一跃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一时间，以广东社会与粤民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广东题材小说也应运而生，成为声势浩大、数量宏富的晚清小说创作浪潮中颇引人瞩目的一道风景。这些作品聚焦于广东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时代内容，在艺术和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特征与新气象，这种新变既是多层面的，也是多维度的，不仅在艺术形式方面有所突破，更在文学主题方面演进拓展，其美学特征与思想气度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本文旨在通过对广东题材小说的历时性梳理，展示发展演进的轨迹，进而指出晚清广东题材小说(主要讨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小说作品，为更好揭示全貌，将兼顾部分十九世纪初期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与思想主题方面的创新之处。

一、十九世纪以前小说中的广东书写述略

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濒临南海，风物秀异，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察，远在上古时代，人类祖先就已在此繁衍生息。但自中国迈进文明社会以来，广东境内地广人稀，珠江流域的开发要远迟于黄河、长江流域。千百年来，人们多将目光聚焦于中原文明的辉煌成就，却忽视了珠江文明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

　　早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番禺(今广州)就已经成为“珠玑、犀、玳瑁、果、布”的贸易集散地。她的富庶与别具风姿激发了秦始皇一统岭南的决心。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至汉代，广东更是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门户。《汉书·地理志》末附“南海航路”载，汉代的广东徐闻、合浦已是当时重要的对外交通区。

　　秦汉以降的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广东的战略地位，客观上也促进了广东经济文化渐趋繁荣。经济文化的富庶加上异样的山水风情，使广东逐渐成为不少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关于广东的书写颇引人注目。

　　文人对于广东山水风情的书写，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晋代顾微的《广州记》和刘欣期的《交州记》是早期两部专门描写两广地区风土人情的笔记小说。时至唐宋，随着广东“人文渐开”，也出现一些描写粤民生活的小说作品，如裴铏《传奇·崔炜》就是一篇以广东南海为背景的文言小说。时至明代，以广东为背景的小说渐成增多之势。

　　可以说，从明代中叶开始，以广东为背景、以粤民为主人公而展开故事情节的作品，才真正初具规模，这些作品主要关注地理环境与人物形象，所描绘的南国风情和粤民形象有着独特的广东风味。但就叙述心态而言，此时的小说对于广东以及粤民形象的描绘还较为单调，不少作品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将广东视为蛮荒之地的旧观念根深蒂固，言辞之间多有偏见和误解。如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中，写到温州府秀才韩赞卿“家里穷得火出，守了一世书窗，把望巴个出身，多少挣些家私”，但是当他被选广东一个县学里的司训，却认为这是“晦气”，“曾有走过广里的，备知详细，说了这样光景，合家恰像死了人一般，哭个不歇”。当时小说家对于广东地区的风土人情也有诸多误解：“岭南多大蛇，长数十丈，专要害人。那边地方里居民，家家蓄养蜈蚣，有长(丈)尺余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啧啧作声。放他出来，他鞠起腰来，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来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内，用那铁钩也似一对钳来钳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这数十丈长，斗来大的东西，反缠死在尺把长、指头大的东西手里，所以古语道：‘螂蛆甘带’。盖谓此也。”作者将岭南居民视为生活在荒烟瘴雨之区与蛇兽为伍的蛮民，言辞之间不无偏见。

　　尽管旧观念令人印象深刻，毕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明代中叶的广东气象已发生大变，商品经济趋于繁荣，省府广州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堪称富庶的商业城市之一。同时也带动了广东城市(包括城镇和圩市)的兴起，如佛山、广州府新会县的江门、东莞县的石龙、增城的新塘、高州府茂名县的梅菉圩、珠江三角洲的八大门以及南澳、海口、海朗砦(属阳江县)等，都是当时“商贾辐辏，廛市星罗”的繁华之地。

　　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如明代学者叶权就认为广州的繁华程度不减苏杭：“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甚至当时的潮州，也俨然发展成为一座颇有商业气象的城市：“潮州在唐时风气未开，去长安八千里，故韩文公以为瘴疠之地。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国初止领县四：海阳、沓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

　　经济的繁荣开始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逐步影响小说家的思想观念，粤地与粤民的形象不断变换出新的面貌来。在外省人眼中，广东商人逐渐赢得“富甲天下”的名声，因此，出现在明代小说中的粤民大都是家底殷实的富户，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广东合浦珠贩宋老儿，“是个大户，有体面的”；又如《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第四类《劫盗篇》第二则《金簪究出劫财案》中的“潮阳县七都高坪坂”魏仁是个富户，同书第六类《伸冤篇》第二则《究辨女子之孕》中“潮州府北门瓦子巷”的饶庆“家道富足”，又同书第六类《伸冤篇》第四则《前子代父报仇》中的“潮州平远县”姜逢时。又如《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第九类《谋财骗》之《傲气致讼伤财命》中的广东魏邦材，同书第十六类《婚娶骗》之《异省娶妾惹讼祸》中的广东蔡天寿，等等，都是长于经营的富商，可见当时粤商之名已远播中原。

　　最值得注意的是至清后期，广东已成为富裕之地的代名词，“贪官污吏，尤以广东为窟穴，其各省无赖之子，人类所不齿者，辄相借贷捐官，以取倍称之息，分省得广东，则亲戚友朋置酒而相贺，到任才数月，莫不满载而归”。可见，时代不同，世人对于广东的认识也发生巨变。

　　

　　

　　

　　

　　

　　总的来说，十九世纪以前广东题材小说无论在文本数量还是书写内容上，都没有其他地域题材小说来得丰富。究其原因，应归结于世人对广东地区的传统偏见，尽管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外省人眼中的广东在人文方面还是逊人一筹，仍被视为文化的荒瘠地带。

二、十九世纪以来广东题材小说故事类型的承继与拓展

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后数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转型期，新事物潜滋暗长，旧传统大势未去，才子佳人、世情民俗等传统故事题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是广东题材小说力图表现的重点，承继传统仍是广东题材小说选择题材写作的一大特征。

　　

　　

　　《西湖小史》四卷十六回。该书卷首题“上谷氏蓉江著”、“雪庵居士评点”。上谷氏蓉江，生平、籍贯不详，据嘉庆丁丑(1817)李荔云序云，李与蓉江少年时连床三载，后李登科，蓉江多困名场。李于丁丑秋闻蓉江有是书，冬为作序。再加上该书对广东惠州府名胜罗浮山、西湖以及附近地区之地理山川亦记述甚详，可见作者实为大致活动于十九世纪初期至晚清前后的广东籍作家。该书较早版本有咸丰六年(1856)琅嬛山馆本、光绪丙子(1876)六经堂重镌袖珍本，主要叙述明朝广东才子侯春旭、陈秋楂与佳人秋娥、春红恋爱婚姻的故事，但其中也有描绘当时惠州博罗县民众不满贪官残暴，官逼民反的情节。

　　除了才子佳人小说，此时的广东题材小说还出现了不少关涉普通粤民生活的世情题材的作品，比如吴趼人的《九命奇冤》是对十九世纪初刊行的安和先生《警富新书》的改编，书叙雍正年间广州乡下梁天来、凌贵兴为姑表弟兄，原两家父亲在南雄合伙经商，挣下家私。散伙时因分利不均，心生嫌隙。后因凌贵兴连科下第，经奸人挑拨，却怪天来祖居石室于凌家风水有碍，两家结怨，最终酿成七尸八命的惨祸。小说以广州乡下为故事展开背景，也多涉及广东南雄、省城广州等地的城市生活。吴趼人在改编该故事时有意借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因而在叙述上富有新意。

　　

　　

　　受“西风东渐”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上广东是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前沿地区，商贸活动异常活跃，政治事件频发，因此，广东题材小说的描写内容比之前代又有明显的拓展，海洋商贸与政治时议成为较为突出的两大题材，不仅丰富了题材类型，更在思想内涵上有所拓展。

　　海洋商贸是晚清广东题材小说最具特色的部分，小说作品关于这一题材描写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皆超越了其他题材，这不仅包括对晚清粤民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的新描绘，对出洋务工者、买办等粤民形象的全新塑造。更深意义上，晚清广东题材小说还试图表现广东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思想演进的主要轨迹。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较多，其中较早、也较具代表性的是十九世纪初庾岭劳人的《蜃楼志》。

　　《蜃楼志》二十四回。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刊，卷首有罗浮居士序。该书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庾岭劳人，生平、籍贯不详。按，庾岭即大庾岭，五岭之一，古称塞上、台岭、寒岭、东峤，在江西、广东两省边境，向为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又按，罗浮居士《蜃楼志小说序》云：“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因此我们基本可认定庾岭劳人为广东籍作家。该书主要叙写广东洋行商总苏万魁及其子苏吉士的商业活动及家庭生活，重点塑造了十九世纪初期对外开放背景下的粤商群体形象，艺术再现了清后期广东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中国市民阶层在时代变动时所面临的抉择与不安。对于广东题材小说而言，这部作品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广东题材小说由传统模式向近代新模式的重要转变。

　　除了《蜃楼志》，表现这类主题的作品还包括：以描写粤民家庭生活见长的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吴趼人的《劫余灰》等；以描写买办见长的吴趼人的《发财秘诀》、彭养鸥的《黑籍冤魂》等；还有在十九世纪后期国民发起抗美拒约运动时，产生了大量以粤民的海外生活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如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猪仔记》(作者不详)、黄小配的《宦海潮》、许指严的《猪仔还国记》、哀华的《侨民泪》、古之伤心人的《致富术》、《苦社会》(不题撰人)、署名“废物”的《凄风苦雨录》、题“古之伤心人著”的《致富术》、题“平陵浊物叙”的《新七侠五义》等。这些海洋商贸题材内容与传统城市文学题材迥然有别，展示出新的叙事视野，它们往往聚焦于走向世界的粤民开拓者形象，描写他们的坎坷遭际与抗争历程，从而对晚清广东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书写和反思。正是这些作品，突出体现了晚清广东题材小说别具一格的文学个性与文化价值。

　　关于政治时议的书写则主要体现为对晚清鸦片战争的艺术反映以及对广东官场的揭露与鞭笞。鸦片战争基本上是以广东为中心展开的中西会战，因此，晚清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较多，情节内容与广东及粤民生活关系较为密切。如张春帆的《黑狱》、题“笑翁撰述”的《羊石园演义》、题“苕溪看破红尘编辑”的《误中误》、元和观秋斋主人的《鹦粟花》、《林文忠公中西战纪》(不题撰人)、《广州乱事记》(今已不存)等。其中，元和秋观斋主人的《鹦粟花》(又名《通商原委演义》)较有特色，全书以战争爆发地——广州、香港、澳门为故事背景，自康熙年间叙至道光年间为止，时间跨度逾百年，大体描绘了清王朝自对外通商以来逐渐没落的发展趋向，预见晚清中国深受西方列强凌辱而无法挽回的必然颓势。其中对鸦片战争的经过及粤民所受战争戕害的描写，颇具历史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总体而言，这些小说真实再现晚清史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部分作品因描写战事的情节过多，对于社会生活的描写往往笔法较为粗疏，不够深入细致，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成就。

　　

三、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艺术新变

除了题材内容方面的拓展与更新之外，晚清广东题材小说创作之所以成为当时文坛令人瞩目的特色景观，更在于它实现了素材内容、人物形象、叙事手法等方面的艺术新变。

(一)素材内容之新变——首叙西式新潮生活

　　

　　刊行于十九世纪初期的庾岭劳人《蜃楼志》和写于1905年的黄小配《廿载繁华梦》都是主要以粤民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力作。它们的问世年代虽间隔百年，但书中描述的社会生活都充满了西化风味。我们试从小说对洋货的描述入手，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阅读，从而揭示粤民认知、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心路历程。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出，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广东社会，只有官宦、富户才购得起洋货，一般粤民只能视之为奢侈品。并且，从上述引用的文字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此时的粤民追求洋货，毋宁说是着眼于洋货的实用巧便，更多是出于猎奇攀富的心理。

　　至十九世纪后期，洋货在广东普通粤民家庭已开始普及，甚至已成为粤民家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廿载繁华梦》的故事主人公周庸祐，靠不正当手段谋取母舅的广东关部衙门库书职位，开始与洋务打上了交道，从此家里的一应使费都与“洋”字相关：家里摆设的是“洋式大镜子”、“洋式台椅”、“洋瓷古窑大花瓶”、“花旗自鸣钟”，家中老小晚上睡的是“洋式床子”、“西式铁床”、“西装弹弓床子”、“西式藤床”，家里照明用的是“洋灯子”、“电灯”，吸食“洋膏子”时用的是“洋烟管”、“洋烟灯儿”，看戏用的是“望远镜”，手中使费用的是“洋银”，女儿出嫁时的嫁妆有“两张美国办来的上等鹤绒被子”、“大小时钟表”、“荷兰缎子的灰鼠花绉箭耳”等等，无不与“洋”字挂钩。

　　

　　考察晚清广东题材诸多作品，几乎都有涉及洋货的相关描述。但追本溯源，几乎可以说，皆当出于《蜃楼志》，而描写洋货的艺术成就皆未有超越《廿载繁华梦》之上者。事实证明，当西方物质文明渗透到粤民生活方方面面时，区别于传统封建城市的消费文化也已悄然在广东城市产生，也必将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城市消费革命。因为引入和呈现了这些富有特色的新潮内容，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整体面貌才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内容而观念、由内容而主题才有了发展之可能。

(二)人物形象之新变——首塑广东买办形象

当然，发生改变不仅仅是素材内容，更引人注目的是全新文学形象的诞生。晚清粤民有着迥异于中国传统市民的生存之道，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崛起于晚清广东的新兴阶层——买办。

　　广东买办阶层的崛起，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我们试以广东买办题材的代表作——吴趼人的《发财秘诀》为主要例子，结合彭养鸥《黑籍冤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文明小史》等其他作品，探讨广东买办形象的发展演变、性格特征以及文学史意义。

　　

　　

　　

　　

　　

(三)叙事手法之新变——新技巧、新风格的现实叙事

　　就晚清广东题材小说而言，这种新变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叙事手段上的创新。在晚清小说中，吴趼人《九命奇冤》无疑是小说叙事革新方面的典范之作，前面提到，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广东题材小说，故事以广州乡下为主要背景，同时涉及广东南雄、省城广州等地的城市生活，具有较明显的岭南风味。

　　

　　其二是情节功能上的变化。晚清广东题材小说以家庭型故事与游历型故事最为多见，如果说家庭型故事基本遵循传统世情小说与官场小说的主要套路，那么游历型故事比之传统在情节功能上有了更多的改变和拓展。

　　

　　

　　晚清广东题材小说与此前作品有所不同的是，同样是出洋，但已从对神秘海洋世界的玄怪想象转变为现实的亲身体验。就具体情节设计而言，同样是写海外遇险，但与被动得救不同的是，此时的粤民出洋题材小说已没有任何神秘力量出手拯救，只能依靠粤民自身努力，自救脱困。在情节功能方面，已从传统的“出洋(主动)——遇险(被动)——得救(被动)——回归(被动)”的模式一变为“出洋(主动)——遇险(被动)——亲历(主动)——回归(主动)”的模式。另外，同样是写海外图景，但与以往的神秘美好的彼岸世界完全不同，此时的海外大都变成粤民出洋淘金的炼狱，几乎不再有以往小说中民众出洋“得利而归”的美好结局。

　　至此，转向主动现实型的“粤民出洋”叙事结构与文学主题已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转型，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粤民已逐渐摆脱旧有的传统观念和生活环境，开始转向充满生命力和幻想空间的海洋，去寻求和开拓人生的新境界，其思想层面已发生质的飞跃。

四、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文化反思

晚清广东题材小说的文学新变是由艺术形式而至于思想内涵，其最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海洋商贸等题材内容的表现，展示出较为自觉的政治批判和文化反思意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以形象的书写展示了粤民作为时代先锋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映照下，小说家树立起文化自救的自觉意识，在痛陈时代弊端之余，提出改造社会的初步方案。

　　

　　

　　

　　小说中所书写的晚清粤民风潮般涌入世界市场，虽遭际苦难而百折不屈的状况，正体现了晚清广东开放、进取的文化精神之渐趋成熟与完善，他们不再因“涉洋遇险”而止步不前，不再因“根”、“道”传统而“坐困经生”，他们在痛苦和血泪中开始摆脱中原中心传统文化的束缚，主动面向海洋、面向世界，寻找新的生机与出路。

　　对时代现象的文学书写势必带来传统创作模式的突破，作家们在运用现实题材反映家国人生等重大命题时，在西方文化和世界视野的映照下，对国家之弊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建立起更明确的关于文化自救的自觉意识。这不仅体现在暴露与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方面，更表现为以主动的姿态追求西方民主自由之社会理想，提出疗救社会、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进步方案。

　　

　　更重要的是，作者以世界之视野、时代之眼光加以反思，使作品展示出颇具先锋性的时代意义。比如，与传统游历型叙事重在表达对神秘世界的困惑截然不同，晚清小说家往往通过人物在游历过程中的闻见与感想，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社会理想。以《黄金世界》为例，小说借人物何去非之口鞭挞中国民众尤其是上层阶级合作精神的严重匮乏；借张氏之口倡导中国女权精神的张扬；借夏建威之口陈述“开农牧、兴制造、辟路矿”的举措对于国家命脉的生死攸关；借朱怀祖之建设螺岛的实际行动展示作者对建设未来新世界的理想和政治主张。凡此种种，都是作者心声的真实传达。小说中所叙的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受到西方文化中“民主”、“平等”、“博爱”、“权利”等进步观念的影响。时值晚清大厦将倾之际，晚清小说家力图摆脱视文学为“小道”的传统标识，去争取并赢获与政治家、革命家同等的社会身份，作为时代舆论的发表者和引领者，为中国寻找新的生途与出路。

　　当然，无论是政治评议，还是文化反思，晚清广东题材小说又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比如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黄小配《宦海潮》等虽然都注重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试图提出疗救社会的进步方案。但作品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又夹杂着诸多陈旧的思想因素，如家庭伦理纲常、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如果说向海洋寻求出路是广东社会发展路途中迈出的第一步，那么这还仅是对西方文化的外部学习与模仿。面对海洋所代表的世界视野和先进理念，除了汲取与吸纳，还需要对自身进行强有力的改造，只有内外结合，才能熔铸和转换出簇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本体。尽管这些小说对于晚清广东社会的真实书写，因充满时代气息而弥足珍视，但它们所倾情呼唤的新的文化时代，要等到封建王朝的彻底崩塌与新文化运动的全面爆发才会到来！

　　注：

　　② [西汉]刘安《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⑤ [明]凌濛初《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⑥ [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3页。

　　⑦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⑧ 《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载《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226、236—248、321—329页。

　　⑨ [明]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江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9、192—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