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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明代苏州府长洲县相城里人。沈周不仅是吴门画派领袖，亦是明中期吴中文坛复苏后的首位盟主，现存诗歌三千余首。此外沈周还有《客座新闻》、《沈氏客谭》、《石田杂记》等笔记小说存世，在吴中“形成了以沈周与都穆为中心的文言小说作家群”。《客座新闻》是沈周代表性笔记，现存抄本五种：国家图书馆藏清初抄本十一卷、清抄本十一卷，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七卷、清顾氏小石山房抄本十一卷，南京图书馆藏清南枝堂抄本十一卷。其中国图所藏两种清抄本同出一源，清南枝堂抄本与清顾氏小石山房抄本同出一源，明抄本与十一卷本前七卷基本一致，但另出一源，而其祖本今皆已不见。此外还有两种选本刊刻流传较广，《古今名贤汇语》(亦名《古今名贤说海》、《类编古今名贤汇语》，本文中简称明刻本)收《客座新闻》一卷，共100则。《说郛续》、《皇明百家小说》等又据《古今名贤汇语》选出较为简短的24则编成一卷。本文通过对《客座新闻》版本考察，探讨沈周修改、编排过程；对《客座新闻》内容查考，探讨讲述者、传播者在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客座新闻》的成书过程，在明代笔记小说中具有一定典型性。

一、《客座新闻》的修改、编排与传抄

《客座新闻》与沈周另一部笔记《沈氏客谭》内容多有相同之处，通过对比可以清楚看出其修改过程。《沈氏客谭》一卷，现仅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六年(1527)俞弁家抄本，《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均未著录。《沈氏客谭》共计46则，其中24则内容与《客座新闻》大致相同，文笔叙述却颇有差异：

　　高皇微行，至一民家，时方娶妇，上问主人曰：“今日犯十恶，汝为何人所误？”主人指座间日者以示。上责其妄，日者曰：“固知十恶，但紫微星临中宫，诸煞无妨。”上心异之。及还正宫，召诸台官问曰：“今日可娶妇否？”佥云：“不宜。”上怒黜之，而以日者充其职，复厚赉娶妇之家。都人大惊。(《沈氏客谭》之《日者》)

　　太祖登极，时微行。见一家娶妇设筵，因入其家。主人见帝高年，延入上座。因谓主人者曰：“今日何人所择？”适术者在座，主人答谓其人择也。太祖曰：“今日犯十恶，汝谓吉，何也？”术者答曰：“固然，但紫微星临中宫，诸煞不忌。”宴毕皆散去，太祖问台官：“昨日十恶大败，如何有做亲上官者？”台官奏云：“甚不宜。”太祖怒杖之，革其官遣去，召昨术士代之，复优给甚厚。当时惊异焉。(《客座新闻》卷一《术士济遇》)

　　相比之下，《客座新闻》增加了更多人物对话，使内容更细致，情节更连贯生动。再如《朱允升》一则，《沈氏客谭》中讲述朱允升之子朱大同“遭妇人之祸”，是在讲述完朱允升事迹后再讲述其子之事，而《客座新闻》中由原来的“顺叙”变成“插叙”，在前文中加入伏笔，使情节更曲折，更能引起读者兴趣。限于篇幅，不再详细论述。此外还有将一则故事分成两则的情况，如于谦之机敏与诗谶：

　　景泰中，立春日正值圣节，或欲先迎春，或欲先入贺，议不能决。于肃愍公谦曰：“先迎春为是。”众请其说，曰：“《春秋》书‘春王正月’，春加于王，所宜先也。”遂从之。于公督工修城，见石灰口占云：“千槌万凿出深山，大火坑中锻尔颜。粉骨碎身皆不顾，独留辛苦在人间。”其后公竟坐诬戮死，是诗殆若谶然。(《沈氏客谭》之《于少保》)

　　于少保谦，景泰时，立春日正值圣节，众议以先行庆贺然后迎春，或以迎春而后庆贺，俱未定议。俄而公至，众质之，公曰：“迎春宜先。”众曰：“何据？”曰：“不见‘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众视之。其机敏一时无出其右。(明刻本《客座新闻》之《于肃慜机敏》)

　　少保大司马钱塘于慜肃公谦，景泰初监修京城，时见石灰，因而口占一绝云：“千槌万凿出深山，大火坑中炼尔颜。粉骨碎身皆不顾，自留辛苦在人间。”后公因主易储，惨致大祸。此诗预为之谶也。(明刻本《客座新闻》之《于慜肃公诗谶》)

　　与之类似的还有《周文襄》一则，在《客座新闻》中改编成《周文襄知遇》与《周公荣遇》两则。分成两则后主题明确，更加细致生动。除了内容上删改润饰，还有题目上的修改。《沈氏客谭》题目基本以主人公名字为主，而《客座新闻》中题目已较少只用人名，而是概括整个故事主旨，更能准确抓住核心。编排上也做了大量改动，《沈氏客谭》与《客座新闻》的顺序已完全不同，当是沈周在润饰修改时全部打乱重新编排。

　　《沈氏客谭》或是《客座新闻》之原稿，理由有三。其一，明清以来书目只著录《客座新闻》，未有《沈氏客谭》之记载；文徵明为沈周所作《行状》亦只言《客座新闻》，而不载《沈氏客谭》，《客座新闻》当是沈周最终定稿。其二，《客座新闻》成书于正德间，如卷一《义仆》称“正德初”，卷二《松陵吴廷用高洁》称“孙永岩继登正德戊戌进士”，正德并无戊戌，或是传抄者手误，查孙永岩是正德戊辰(正德三年)进士，故《客座新闻》成书应不早于正德三年(1508)。而沈周在正德四年(1509)去世，《客座新闻》当是沈周去世前改定。《沈氏客谭》由于缺乏资料，成书时间已不可考，但再晚于正德三年的概率甚小。其三，通过前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客座新闻》无论内容还是题目都明显优于《沈氏客谭》，《沈氏客谭》或是沈周早年所编初稿，沈周在其基础上扩充成《客座新闻》。由于《沈氏客谭》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客座新闻》的润饰修改情况，对研究笔记小说创作、成书过程都有重要价值。

　　《客座新闻》现存数量最多的为十一卷本，但据诸多书目记载，尚有十四卷本、二十卷本、二十二卷等。通过对现存《客座新闻》版本详细考察，可对其成书过程有更清楚的认识：沈周在《沈氏客谭》基础上，准备编排出十四卷本《客座新闻》，或甫完成七卷即被传抄，今上图所藏七卷本即其中之一，而《古今名贤汇语》即据十四卷本摘选而成。

　　

　　

二、《客座新闻》成书过程中的讲述者与传抄者

《客座新闻》的成书，不仅有沈周的大量修改、多次编排，还有故事讲述者、传抄者的“创作”在其中，亦是成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于《客座新闻》之资料来源，梁维枢《玉剑尊闻》中云：“沈周晚岁名益盛，客益众。造百客堂，每近暮，必张筵四方人，各令述所闻，书于简，曰《客座新闻》。”此记录不见于明人记载，或是后人臆测当时之情景。《客座新闻》基本资料来源于客人所谈异闻，但并非客人所作，《客座新闻》中亦有沈周亲身经历之记载，如卷一《李贞伯为神》、卷八《周孝妇》、卷十一《沈宣》等均为沈周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是沈周无疑。亦有摘抄自他处者，如卷五《航船诗》注明是“尝见杂录中有题”，卷九《水妖》注明是“弘治十三年六月邸报”等，但数量较少。总体而言《客座新闻》主要是记载客人所谈奇闻异事，从《沈氏客谭》、《客座新闻》之书名亦可知。

　　邵颖涛在考察唐代小说集成书特征时指出：“源自传闻的唐小说实际上经过了两次加工：讲述者将个人见闻转述于作者，再经作者整理成文，由讲述者与作者共同完成。讲述者创造故事雏形，为故事提供蓝本，他们借助口头方式将异闻传播于某一范围群体或整个城邑。而小说作者则扮演着再创作的角色，他们对故事素材重新加工，在不改变故事内容的前提下对故事作以润色，或者略微改动某些情节。”此论断在《客座新闻》中亦大致适用。《客座新闻》中多留有讲述者的痕迹，如“此录宗儒所言如此”(卷一《栉工术验》)、“玉峰朱希仁为北平训导，目击其事，为予道之”(卷三《雷击妃棺》)、“山阴司马公堇……为余言”(卷三《中官武臣斗富》)、“华亭张汝弼为车驾郎中云为余言”(卷三《满腊伽国贡火鸡白马》)等。而“闻之征人”、“予尝闻人”等记载更多，虽然有些讲述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讲述者”的特征同样明显。《沈氏客谭》或即客人所谈之记录，沈周在其中“再创作”的作用，前文通过对比《沈氏客谭》与《客座新闻》已知。

　　与唐代小说集“将个人见闻转述于作者”不同，《客座新闻》中亦有讲述者的“创作”，这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口耳相承的怪谈异闻，是《客座新闻》之“蓝本”，在其成书过程起着材料来源、基本情节的重要作用。这些异闻来源于何处？除了事情本身怪异成为谈资得以广泛传播外，还有讲述者有意无意的“创作”在其中。吴宽曾言：“人言石田翁好异闻，有欲得其图画者，辄谭鬼怪之事以动之，事穷或凑合而成，故失之诬者颇多。”为将普通平淡之事变成可资谈论的“异闻”，讲述者或夸张，或凑合，乃至随意编造。试举一例：

　　永丰曾学士棨字子启，永乐甲申状元及第，仕终礼侍，文学才名贯于当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时，其孙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时，年月日时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祖孙一门，光耀千古。(明刻本《客座新闻》之《祖孙前后同中》)

　　

　　《客座新闻》成书并非只有讲述者与作者的两次加工，甚至还有传抄者的加工。沈周完稿以后，传抄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以致有数则内容中的时间竟在沈周去世之后：

　　吾乡夏侍御玑字德乾，尝奉命两浙清戎。抚按事，即条疏军政利病为三札上之，颇为当道忌讳，竟沮其议。德乾曰：“吾之用心，上可禆朝廷，下可利军民。而今竟置之无用矣，吾亲衰老，不获一日之养，盖为王事耳。朝廷之上，何争一无用之人；一家之中，少不得一无用之子。”遂称疾归，时年未至五十，今七十余矣。亲终，遂不仕，虽聘词恳切，终不仕。朝野重之。卒于正德十年八月十八日，年八十有八，其高洁也，为何如哉！(明抄本《客座新闻》卷六《夏德乾御史高洁》)

　　

　　

三、《客座新闻》成书过程在吴中笔记中的典型性

　　

　　明代笔记小说在小说研究中一直较为薄弱，如《客座新闻》更因其版本系统复杂、无全本存世等原因不受重视。本文通过探讨《客座新闻》成书过程，可以看出笔记小说研究中一直为学界所忽视的几点：学界虽已注意到吴中志怪客谈风气的盛行，却忽视了讲述者的有意“创作”；小说的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刊刻，抄本之间的传播过程、对传抄者的考证囿于资料研究相对较少；笔记迅速传抄之风气，作者尚未定稿便传抄不断，可以说作者创作与外界传抄在同时进行，值得学界注意；作者自己不断编排修改及后来传抄者的增益，尤值得版本系统考察时留意。《客座新闻》是在吴中好奇尚怪的风气下由讲述者、作者、传抄者“共同”完成的笔记小说，在吴中笔记小说成书过程中极具典型性，亦为我们认识、研究明代笔记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

　　注：① 张丑平《明中叶吴中文人交游与文言小说的创作及传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② 各大图书馆所藏抄本书名均为《石田翁客座新闻》，此书名或是后人所改，许勇《〈客座新闻〉的版本流传及其文献价值》一文中对书名已有考证，故本文中统称《客座新闻》。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曾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中影印出版，较为普及，但清南枝堂抄本优于其他版本，本文引用十一卷本《客座新闻》均指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南枝堂抄本，而非《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④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

　　⑤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⑦ [明]张岱《石匮书》卷三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3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页。

　　⑧ [清]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三，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⑨ 邵颖涛《论唐小说集的成书特征》，《北方论丛》2011年第3期。

　　⑩ [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五十四《跋陆翁所藏石田画后》，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第3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