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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诠释与文化融合

诠释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意义的理解与把握。诠释概念的核心是“意义”，“意义为何”与“意义何在”贯穿诠释活动的始终。文学诠释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接受与阐释，主要涉及“谁”、“在什么环境、状况下”、“作了怎样的解读”、“解读的结论是什么”、“应如何看这个过程和结论”等方面问题。美国文化学者怀特认为，“每个人都降生于先于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中。当他一来到世界，文化就统治了他，随着他的成长，文化赋予他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总之，是文化向他提供作为人类一员的行为方式和内容。……可以这样说，个人仅是超生物学的文化传统在血肉之躯内的表现。”文学诠释活动受到诠释主体文化背景的制约与限囿，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学作品凝结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情绪、意念、趣味、感受等等。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诠释，除把握其文学技巧、文学手法、文学精神之外，还会与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信息不期而遇，也就是说，读者与作者的“视野融合”不仅发生在文学领域，还发生在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海外读者基于自身文化的前理解与文学作品的文化信息发生碰撞、交流，文学诠释活动也就内在地含有了文化融合的意义和功能。《聊斋志异》海外诠释就是海外读者通过阅读《聊斋志异》而形成的独特视角与观点，是《聊斋志异》价值与意义的异域阐发，具体体现了《聊斋志异》跨国界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聊斋志异》海外诠释视角与观点进行概括总结，探查具体的文学诠释活动动如何实现文化融合功能，可以推动《聊斋志异》海外诠释的深度发展，扩展《聊斋志异》文学和文化的世界影响，同时为中外文化对话与交流提供更为有效的渠道。

二、《聊斋志异》海外诠释的主要类别及观点

《聊斋志异》海外读者中既有专家学者，也有普通大众。他们诠释《聊斋志异》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推介式诠释、研究式诠释、随感式诠释。

(一)推介式诠释

推介式诠释是把《聊斋志异》作为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介绍给本国读者，使普通读者能够从总体上对《聊斋志异》有定性的认识，它主要存在于外国百科全书对《聊斋志异》的介绍以及《聊斋志异》各种译本的前言、后记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诠释观点：

　　1.反映现实论，认为《聊斋志异》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现实的文学呈现。如《日本大百科事典》介绍说：“《聊斋志异》的故事多取自民间生活的素材，情节变化曲折，往往描绘幻境冥界与人间社会的错综，鬼怪与世人感情的交流，它的文字简洁、清新，是中国志怪文学的杰作。”俄国汉学家艾德林在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志异选》的前言中，认为“《聊斋》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蒲松龄往往把他的朋友和同时代人写入他的作品，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感”。罗马尼亚女汉学家东妮·拉迪安在其译本《黄英》的前言中，认为《聊斋志异》“全面丰富地反映了16-17世纪之间国家的生活面貌”，其中的梦幻世界往往就是现实世界。

　　2.批判现实论，认为《聊斋志异》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体现了作者的人生观和社会理想。崔仁旭在韩国《聊斋志异》全译本序言中说：“许多篇章不是单纯描写神鬼狐怪，而是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及其对社会批评。”俄国李福清为《聊斋志异》乌克兰文译本《作法术的道士》写了序，他认为蒲松龄在自己的小说中，把充满了不公道的人世间的世界，和不现实的、虚构的但秩序和正义取得胜利的世界加以对比，以不可调和的态度猛烈抨击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各级官吏。增田涉在《落第的秀才》后记中指出，“屡试屡不及第的落第秀才蒲松龄，身陷不遇境地，他又从自己的遭遇出发，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这种境地，由此他得以直视社会性的压迫弱者的现实，得以触发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怒”。

　　3.忧愤论，认为《聊斋志异》是作者寄托忧思、抒发愤懑之作。韩国俞晚柱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聊斋志异》的理解：“《志异》文字，吾因而有悟者多矣。是虽不可论以正经道理，而破滞医枯则有余。”他认为《聊斋志异》故事虽不可以世间常理论之，但通过对《聊斋志异》的阅读感悟，可以使人们鉴往知来，获得超脱。越南阮克孝在其《聊斋志异》译本的序言中说：“《聊斋》一书，可与阮攸先生的名著《金云翘传》相媲美。”他认为，“《聊斋》的作者是中国人，出生在满清时代，他心中的忧愤，借作品中许多故事抒发了出来，这也正和阮攸一样，他是越南黎朝的故臣，因心中有无限伤感、忧郁而写了《金云翘传》这样的不朽作品”。不仅阮攸，阮克孝本人也是郁郁不得志之人，他因屡试不中转而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并积极翻译了《聊斋志异》。

　　

　　总体上看，此类诠释的各种观点之间有相联系的地方，如反映现实论与批判现实论之间、批判现实论与人道主义论之间等。同时它们与国内《聊斋志异》诠释的某些观点，如反映论、劝惩论、孤愤论、人民性等也有契合之处，呈现出总体一致、侧重不同的特点。

(二)研究式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个体研究类的诠释观点新颖有力，常常能够发掘出国内研究者较少关注甚至没有关注的新内涵。比如，国内论及《封三娘》一般关注封三娘识人于困厄之中和范十一娘勇于追求个人幸福。对《婴宁》，人们多认为婴宁“矢不复笑”表现了蒲松龄对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揭露和抗议。由此看出，这些海外研究丰富了《聊斋志异》诠释观点，如果其中某些观点沉淀下来成为《聊斋志异》的常识性知识，《聊斋志异》就会以新的面貌进入读者视野之中。

(三)随感式诠释

专门研究者采取新颖角度对《聊斋志异》进行开掘，普通读者对《聊斋志异》的诠释多表现为阅读感受。这里选取亚马逊书店(Amazon.com)网站上四篇以《聊斋志异》英译本为阅读对象的书评，对普通人眼中的《聊斋志异》进行展示。

　　

　　

　　

　　

　　从以上书评可以看出，普通读者是从阅读感受出发，抓住对《聊斋志异》感受最深刻、最强烈的方面，进行评论式分析和说明。尽管这种诠释多是直观印象式的，没有经过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严密的逻辑推理，但他们作为《聊斋志异》海外诠释的最广大群体，其基于生活世界的观点也应引起充分重视。

三、《聊斋志异》海外诠释的文化融合功能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地讲，它特指精神方面的财富。文学诠释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承载了文化融合功能。以《聊斋志异》文本为载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主要表现为选择性翻译、创造性误读和深层次互诠互释三种方式。

(一)选择性翻译

海外译者往往根据自身文化环境、文学传统来选择翻译对象。由于翻译者的国度、民族、身份及思考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与翻译亦大不相同。从故事本身来看，他们翻译《聊斋志异》时很少考虑《聊斋志异》里的伦理观念和教化思想，多选择那些趣味性较强或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作品。如最早被外国人翻译的两篇小说《种梨》与《骂鸭》，都是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国外学者看中的是老道“种梨”这一稀奇古怪行为，而对故事中教化人们要有乐善好施的品德则很少关注；《骂鸭》这一故事在民间有着丰厚的土壤，国外学者看了却觉得稀奇，他们读了《骂鸭》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如妖魔附身等等。总之，他们对读起来有趣味的故事大加传播，对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席方平》、《公孙九娘》、《促织》等却很少谈及。从翻译者身份来看，学者多翻译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作品，如《考城隍》、《胭脂》；传教士多翻译有神异色彩的篇章，如《劳山道士》；女性汉学家多翻译具有诗意内容的，如《黄英》。尽管外国读者很难了解《聊斋志异》全貌，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部分文本，但毕竟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可见，中外文化交流并非必然地如同两军对垒，必须分出高下优劣不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之间存在着“公约数”，文化融合往往就在这些“公约数”开始。

(二)创造性误读

(三)深层次互诠互释

　　注：① [美]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59页。

　　②③⑤ 王丽娜《略谈〈聊斋志异〉的外文译本及民族语文版本》，《蒲松龄研究集刊》，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55、276、277页。

　　④ [罗]多尼·拉狄安《〈聊斋志异〉罗马尼亚文译本目录及前言》，《蒲松龄研究·纪念专号》2000年(3)(4)合刊。

　　⑥ [俄]李福清《〈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1期。

　　⑦ 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页。

　　⑧ [韩]崔溶澈《〈聊斋志异〉在韩国的流传与研究》，《聊斋学研究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487页。

　　⑨ 王丽娜《世界文库之瑰宝：〈聊斋志异〉在国外》，《聊斋学研究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511页。

　　⑩ [保]鲍拉·贝利瓦诺娃《〈聊斋志异选〉保加利亚文译本目录及前言》，《蒲松龄研究·纪念专号》2000年(3)(4)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