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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包含了大量取材于明代的故事。其中，为数众多的官吏形象是展现明代社会风貌的重要单元，使我们从感性的层面了解到明朝末年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运转情况。并且，叙述者在铸塑官吏形象时所持有的文化心理，也体现了他们对明末政风与世风的评价态度。

一、“吏滑如油”：明代吏员在“三言”中的呈现状貌

“官”和“吏”在身份上有显著区别，“官”指称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而“吏”则一般地位较低，品级通常在六品以下，属于受“官”的管辖执行命令的办事人员。

　　吏与官的关系是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的。吏需要用良好的业绩博得官员的青睐从而提升地位；官也要依靠吏员的品行和技巧方可提高行政效能。和谐融洽的官吏关系是清明政治的必要基础，例如元代无名氏的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第三折中包拯和张千的关系就是这种理想状态的生动展现。然而这种状态毕竟是文人的勾画，它和现实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例如《明史·况钟传》中对《警世通言》里《况太守断死孩儿》故事主人公况钟初任苏州太守时一段故事的记载，可见出明代官吏关系之真实情状：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

　　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他明白，官员只有靠极端的强力手段方能制裁恶吏的毒辣。但吏员对长官的阳奉阴违却同样事出有因，往往正是官对吏的肆意轻贱导致了这种局面。实际上，古代吏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窘迫是很普遍的，元代杂剧《鲁斋郎》、《双献功》里的张孔目、孙孔目都是见欺于权豪却无力伸冤的受气包。这种窘境及其带来的后果，在“三言”讲述的明代故事当中有生动的体现，比如《警世通言》第15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小说的主人公金满依靠行贿和乖巧博得了县府“户房司吏”的职务。然而上任伊始的一桩元宝失窃案却让他顷刻陷入窘境，于是被县官不由分说歪派了“嫖赌花费”的罪名而勒令限期赔补，到日赔补不成又险些被当众责打。承担的责任重大，但却得不到上司官员的合理教导和应有尊重，这是明代乃至历代吏员生存境况的常态。篇中丧失人格尊严和安全感的金满只能将压抑和委屈的情绪发泄在家奴秀童的身上，这也就引出了后文拷打秀童，后来又因真相大白而“美婢酬秀童”的全部情节。这篇小说客观地揭示了这样的现状，吏员的生活窘境必然导致了这一群体在上司面前投机取巧、唯唯诺诺，在弱者面前为所欲为、暴戾恣睢的恶劣品性。

　　《金令史》一文对金满获得差事的过程也有细致的描绘。金满凭借行贿以获得美缺。他升职的途径是“混帐开上去”的，叙述者指出这是“官清私暗”的常态，随之发出了“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的感慨。在叙写吏员贪酷的同时用“官清”与之对比，似乎“官”和“吏”的操守完全不同，其实这是叙述者摹拟平民视角对社会政治的误读。民众对“官清”的感受往往由官员仪式性的言行得到，而对“吏滑”的感受却是来自实际的体验。吏员的酷恶其实更能体现明代政治和明代社会的真实状况。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是“三言”小说中最全面、直接展现吏员生活状貌及其行业内幕的一篇。与此同时，明代吏员贪酷丑恶的本质在很多篇章中都有所揭露，且在最后面世的《醒世恒言》中最多，诸如以下几篇：

　　1.《张廷秀逃生救父》(卷20)中的“捕役”杨洪接受赵昂的贿赂，为之杀人灭口，其姑舅弟兄等若干“禁子”亦助纣为虐。本篇在开头处交代了吏胥在灾荒之年克扣贪污赈灾钱粮的恶劣罪行，且又一次感叹“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

　　2.《李玉英狱中讼冤》(卷27)中的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且与锦衣卫“极是相契”。他参与杀害李承祖，后来又凭借其与衙门的“关系”将李玉英屈打成招，问成剐罪。

　　3.《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卷29)中的谭遵迎合汪知县的目的，设计各种手段谋害卢楠。

　　4.《蔡瑞虹忍辱报仇》(卷36)中的胡悦以“三考吏”出身，并企图以此进阶做“佐贰官”。叙述者借这一人物，对绍兴地区官吏勒索诈骗、卖官鬻爵的恶劣风气做了细致介绍。

　　

二、“正不压邪”：明代官员在“三言”中的呈现状貌

“三言”中涉及明代官员故事的共有23篇，其中16篇里出现了与百姓生活关涉直接、密切的地方官。这些官员都以其位势对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施加了强大的作用，也成为故事情节进展的重要元素。

　　我们阅读后会感觉到，这些故事中呈现的大多数明代官员形象、乃至这一群体的状貌都是不够光彩的。他们治下的社会风气也给人压抑晦暗的感受。

　　

　　

　　

　　借助这个被颠覆了的的官员形象，叙述者想要传达给“看官”的是，作为社会道义与社会使命承担者的明代官员，已经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品质，已经不再值得信任与依赖；在这物欲横流、良心缺失的世道上，只有你们自己秉持道德的操守，才能给自己最大力度的保护。

　　

三、叙述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历史原因

“三言”叙述者对明代官吏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们以下两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心理。

　　第一方面，是他们对个人欲求绝对偏重，同时对社会规范相对漠视。

　　

　　但是，这些官员的做法只能以此标示他们的个人好恶，并不足以代表整个明代官场的生态。因为，各级官员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对民众个人欲求的满足并不都是其分内之事，有些故事中的官员的行为其实是越俎代庖。概而言之，这些官员得到叙述者赞赏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他们肯定个人欲望、满足个人需求这些普通的人情世故，而不是他们过硬的政治品格。甚至，当个人、家庭的欲求与社会的规范不尽一致的时候，“三言”叙述者对个人欲望表现出了绝对的偏重。

　　

　　平心而论，曹可成夫妇对生活的仔细经营算得上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负责。特别是赵春儿，她完全尽到了做妻子的职责。然大而言之，夫妻二人谋划的这一以权谋私的为官思路，无论如何都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小说在客观上揭示了这样的矛盾，对个人、家庭生活的负责有时会以对社会的危害作为代价，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时会出现严重的不和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在全篇小说中没有对曹可成夫妇的这种思路和做法表示任何程度的谴责，反而对曹可成的“改过之善”和赵春儿的“赞助之力”大加肯定。叙述者的称赞态度在呈现这对矛盾的同时表明了自己偏重个人欲求、漠视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

　　

　　第二方面，是他们对政治情态、社会风气的冷漠嘲讽。

　　“三言”故事的叙述者较为深刻地领会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堕落与道德秩序的失范。他们不把这些归咎于某些贪官污吏，而是将谴责的锋芒指向了深层的社会体制。由此，他们对社会现状的冷漠嘲讽代替了扭转风气的热情和信心。

　　

　　

　　

　　“三言”小说的叙述者以其观察生活的敏锐视角发现了这些现实，但他们只是用冷静的语言和反讽的语调去讲述现实中的一切，而并未流露出任何对它反思或改变的焦虑或热情。由此至少可以看出，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已经开始淡化了通过文学来寄托社会道德理想的传统创作观念。

　　

　　此两方面文化心理产生的历史原因，本文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三言”所成书的天启年间是明朝国势日趋衰朽的岁月。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阉党擅权，农民起义，外族军事势力膨胀，正德、嘉靖以降所积蓄的各种社会矛盾亦开始进一步激化。衰落倾颓的政治局势自然会给感官敏锐的文人带来失望的感受——拟话本小说的叙述者大多不是身居庙堂的上层文士，他们很可能对各级官吏的腐朽酷恶与社会道德的沦丧堕落有深切的体会，然而相对卑微的社会文化地位却限制了他们改变现状的能力和责任意识。

　　

　　

　　注：① 根据陈大康先生的统计，在“三言”所录120篇作品当中，明代故事在《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中占5篇，在《警世通言》(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中占12篇，在《醒世恒言》(成书于天启七年，1627)中占14篇，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5页。

　　② 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③⑩ [清]张廷玉编《明史》卷16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