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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生与传播时期的书场氛围中，场景讲述往往能唤起听众对故事的可信可感。“集中写了不少有特色的场景，是白话小说——特别是早期白话小说的特点：往往一开始就搬上了一个强烈生动的场景以引起注意”①。研究界已关注到场景设置在多种类型小说中与地域文化、都市空间的关系②。场景的类型分析可以细化小说叙事研究，提供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采取类似的研究思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的还原与小说场景的叙事功能，即小说“文”“史”互证研究之间达到阐释的平衡，避免使文学研究只是成为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例证，是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得失分寸之间，选择进入的叙事场景须兼具文化积淀意义与文学叙事魅力。寺院场景具有这种耐人寻味的研究吸引力。寺院③特指广义的佛教徒居住的寺庙和庵堂。在俗众眼中，寺院是事件发生、故事上演的“别样”场所。聚焦白话短篇小说经典系列文本“三言”，寺院场景的叙事作用和文化意蕴呈现出丰富的层次。

　　“三言”中出现寺庵具体名称的篇目有37篇，除了仅涉及交代地点之外，一半以上篇目(约19篇)中的寺院具有“场景”叙事功能作用。已有研究论文大都将这些文本从内容上归类于僧尼题材，重点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与时代思潮、情欲观念的关系，如轮回模式中的情与欲，宗教的色欲考验中人性观念等④。那么，换个角度，从场景叙事功能角度切入文本，可触摸到小说叙事艺术成熟的细腻纹理。

　　记载在历代方志、笔记散文中的寺院是实录性的宗教场所，如《洛阳伽蓝记》，分卷记录了洛阳城东、南、西、北和城内的八十多座寺院，惯例先记立寺人及时间，交代寺院方位，再写建筑结构、周围环境，以及兴衰沿革等；《湖山胜概》(《武林旧事》卷五)和《西湖梦寻》则将杭州的寺庙群分线路方位，结合西湖山水胜迹一一交代。

　　在小说文本中，既有高频出现的名寺，如相国寺、大相国寺、香山寺、灵隐寺、水月寺等，出现在各朝代都市，是俗众相遇相识、小说结构故事的绝佳场地；也有一般地方寺院，如会胜寺、木绵庵、乾明寺、大慈庵、昊天寺、孝光禅寺、怀玉寺、仰山寺、龙华寺、竹林寺、千佛寺、大报恩寺、尼姑庵、慈湖庵、昙花庵等等，分散于城里城外、东南西北，方便僧俗随处出入，勾连起各地风物人情；还有一类简陋寺院只能称尼姑庵、茅庵、小茅庵等等，此类寺院成为小说文本中最及时便利的所在。总言之，小说既绘制了具南北地域色彩的寺院群地理图谱，也有充盈禅房布局的空间想象，甚至仅依托寺院一面墙壁、一条水沟也能结构故事。与文字描绘相比，“三言”流传版本中的寺院绘图看不出鲜明的寺院特点，基本上和民间庭院相似，僧尼服饰往往成为寺院场所的识别标志⑤。可以说，话本小说中寺院场景，因文字才生成了文学的虚实之美。因而通过文本比较，厘清寺院场景描写的来源流变，可以把握寺院从笔记散文中纯粹的“场所”，变为“三言”话本小说中含蕴丰富的“场景”的叙事发展脉络。

一、实录地理路线与叙事场景的切换

“三言”中提到的寺院有名可考的不少，如《独孤生归途闹梦》中夫妻现实送别、梦中相见的场所——西京洛阳龙华寺。这所历经兴衰的“北魏广陵王”建造的古寺牵连起平凡夫妻的悲欢离合。寺院细节描写突出了“阶下栽种名花异果”，妻子梦中也是被“推的推，拥的拥，直逼入龙华寺去赏花”，龙华寺花果的细节描绘不是泛泛之谈，早在《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中就记载了龙华寺“广陵王所立也……京师寺皆种杂果”⑥。园林花果的茂盛成为场景设置中连接呼应点，也起到渲染神秘氛围、反衬夫妻离别凄凉处境的作用。又如《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比较诸本事文本，在《博物志》(第三异类)、《搜神记》(卷十二)、《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四《欧阳纥》)诸书中只有猿猴窃妇人的传说，而在《广东通志》(卷三百三十四杂录四《南雄州》)中首次提及失妻地点——梅岭，并写到“遇紫阳真人于红莲寺”，《宋元戏文辑佚》之《陈巡检梅岭失妻》沿用此场所，写“夜宿红莲寺，和长老谈起前时”，得助放还妻子⑦。话本小说中，《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则突出了失妻三载后，陈巡检在红莲寺中等待见申阳公，出寺追赶紫阳真君，终在寺中等到紫阳真君搭救的曲折情节。红莲寺成了岭南“烟障路”上、险峻“大庾梅岭”中转机所在之地。又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篇，入话故事点出男女缔结落物情缘在乾明寺，而正话部分写到女性避难场所为大慈庵。据本事考校，入话故事之乾明寺，在《醉翁谈录·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认为据《太平广记》当为慈孝寺。到《岁时广记·约庞姬》改为慈孝寺红绡遗诗，翌岁元宵乾明寺相遇，出现了两个寺名。而《熊龙峰小说四种》正传部分，记录张舜美艳遇于大悲庵⑧，与“三言”中大慈庵更接近。这说明在实录地名运用中，一方面可根据方志、笔记发挥细节、凸显地域、追求真实感，而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只提及寺院场所的故事中，寺院名称可能随意变化，不影响叙事功能。寺院名称实录沿袭或者随意变化均起到了连缀情节、交代场所的功能性作用。

　　进一步来看，散点寺院之外，“三言”中颇具特色的是环西湖山水的众多名寺禅院，可连成寺院路线图。名篇《卖油郎独占花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正是沿着寺院路线来安排叙事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本事，《情史·史凤附》简单记述为卖油郎十金宿妓，感动名妓赠私财、许嫁的故事，文中没有提及任何寺院场景。而《占花魁》(《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九)记载有写到相会于法相寺中的情节。在“三言”话本中，整个故事的展开都以寺院作为背景场所，男女相遇是因为“秦重在寺出脱了油，挑了空担出寺(昭庆)”，“转到昭庆寺右边，望个宽处，将担子放下，坐在一块石上歇脚”，发现了近侧 “门庭清整”的一户人家。从昭庆寺、钱塘门，到王九妈家，忠厚敬业的秦重只是顺路偶然走来，得遇良缘。后来秦重心牵美娘，打扮斯文候信之时，还想到“这番装扮希奇，不敢到昭庆寺去，死怕和尚们批点，且十景塘散步”。其间王九妈也提到过“美娘到灵隐寺，访个棋师赌棋”的休闲生活方式。等待再会时，“黄昏已晚，昭庆寺里的钟都撞过了，美娘尚未回来”，寺院晚钟衬托出秦重的忐忑心情。改回本姓、婚姻和乐的朱重，“先从昭庆寺起，其他灵隐、法相、净慈、天竺等寺，以次而行”，酬谢神明保佑，在“却是山路，不通舟楫”的供奉观音大士的上天竺寺巧遇失散老父。《武林旧事· 湖山胜概》已有大昭庆寺，德灵隐禅寺、以及上天竺灵感观音院的记载。《西湖游览志》中记载了净慈禅寺，寺畔有昭庆院，寺前为雷锋塔⑨。而在《西湖梦寻》中提及昭庆寺、灵隐寺、上天竺，其文更详细记录上天竺只是“茅庵”，后得奇木，刻画观音大士像，交代了观音大士香火的来由⑩。那么可见，在结构这个世情故事的时候，作者调动了相关地貌图形的知识储备。但小说不是山水纪胜，作者沿着地理路线安排了不同的事件，使得情节的发展与场所的氛围、功能相得益彰。如昭庆寺连接起每天按既定路线卖油、忠厚守时的秦重和落入娼门、出入繁忙但事与愿违的美娘；天竺寺是观音悲悯、彰显福报的场所，安排经历乱世的父子相遇。寺院场景在小说中起到了方便叙事、刻画人物的作用。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篇，杭州《净慈寺志》只载宋时该寺附近山阴有幻化女子害人的妖精。《小窗日记》中也没有提及有关寺院场景的情节。而在“三言”故事中，放置在山水市井之间的寺院场景，起到了推进情节、激化矛盾的作用。如许宣到保叔塔寺烧香遇见了白娘子；去承天寺里看卧佛，遇道士怀疑妻子；去承天寺里做佛会，许宣因贼赃被抓，引起波澜；去金山寺烧香，不听白娘子劝诫进了方丈室，揭开迷雾；最后在净慈寺中斗法降妖。这个浪漫曲折的故事在西湖美景中上演的，寺院成为其情节推进的场景转换点。

二、场景的空间想象：由略到详的渲染

对实名寺院的地理分布、地域特色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寺院场景的切换连缀功能。而具体到寺院场景空间细节，文本呈现出丰富的想象与渲染。如《白玉娘忍苦成夫》，考校本事，在《贤妻致贵》(《辍耕录》卷第四)中有故意遗失鞋履在城南某庵的写法。《玉娘》(《情史》卷二)中出现了玉娘为尼居昙花寺，仆人在庵中展示鞋子的情节。而在“三言”中，则出现“见一人坐在门槛上，手中玩弄两只鞋子”的细节描写，定格在“把鞋放在槛上”。比较文本，寺院场景由城南某庵具体到了昙花庵，又放大定格到庵中门槛，离乱夫妻因鞋聚合的关键情节的分量，随场景的具象化而加重，使因果报应呈现自然，凑巧中兼具了悲喜色彩。

　　另一方面，在好奇的俗众眼光打量下，寺庵的空间变得更加神秘复杂，具有浓郁世俗情欲气息。如《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篇，查其本事，《西湖尼庵》(《夷坚支景》卷第三)写到“妇人亦醉，引憩曲室”，对尼庵内部描写仅“曲室”二字而已。而在《情史》之《阮华》中，寺庵空间写到 “一小室中，更外加钥……幽雅绝伦，旁设一门，随手可启”，突出了小巧幽雅，内有机关的特点。而在话本小说中写到“窝窝凹凹的房儿”，让读者想入非非。房儿中“转过床背后，开了侧门，又到一个去处，小巧漆桌藤床，隔断了外人耳目”，机关设置非常周到。话本小说对曲室细节的渲染，驰骋着世俗民众对寺院云空未空的情欲想象。

　　另一个典型文本是《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在《菽园杂记》(卷六)仅交代书生在尼庵被囚、丧命。《情史·赫应祥》则写出尼庵环境“曲栏幽槛，纸帐梅花，壁供观音大士像”，颇有文人雅趣，表面上写与众尼在静室品茶、和琴、赏鉴书法，暗藏涌动的是世俗男女对情欲的渴望和试探。《赘纪》(《听雨轩笔记》卷四)则记录生尼纵欲而死的奇闻，故事发生在“隔尘”尼庵，“崇岗古木，竹径小桥，颇饶幽趣”。叙事增添了埋尸尼庵后园的情节。而在“三言”文本中，《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借赫大卿的限知视角打量精雅净室。“横设一张桐柏长书桌，左设花藤小椅，右边靠壁一张斑竹榻儿，壁上悬一张断纹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纤尘不染”，邻院“房廊花径，亦甚委曲”，“更觉精雅”而已。这个寺庵空间表面看去充满文人高雅趣味和传统诗性修养，真相却是“邻院”比邻而居的众多女尼相互引荐、共享情欲，因而导致了赫大卿的丧命。

　　综合以上话本小说文本，寺庵空间的细节化渲染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曲室的设置，曲折幽深，甚至有机关暗道；二是布置装饰高雅精致，富有文人雅趣。文人化的设置其实与青楼行户的记载有异曲同工之妙。考察寺院“曲室”描写，在《洛阳伽蓝记》(卷一城东)中记载景林寺“中有禅房一所，内置衹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净行之僧绳坐其内，飧风服道，结跏数息”，隐室精舍方便宗教修行，但独立隔绝空间却为俗众的想象提供了一个隐秘晦暗的空间。在“三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写到“王九妈新讨了瑶琴，将他浑身衣服，换个新鲜，藏于曲楼深处”，曲楼曲室的趣味来自中国园林的幽雅，也来自民间对于纵情私密场所的想象。与明后期小说《隋炀帝艳史》对读，更见出弥漫曲室迷楼的情欲气息：“只见幽房秘室，就如花朵一般，令人应接不暇，前遮后映，各有一种情趣；千门万户，回合相通。”迷楼中洋溢着帝王对隐秘纵欲空间的自得与快乐，“这迷楼中，有一十二重台阁，二十四座亭池，三十六间秘室，七十二处幽房，一百零八所雕闱，三百五十六层绣闼”。具有对比意味的是，《卖油郎独占花魁》写到老实人秦重对行户人家的好奇打量，“弯弯曲曲，走过许多房头，到一个所在”，“中间客座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铜炉，烧著龙涎香饼，两旁书桌，摆设些古玩，壁上贴许多诗稿”。房间的装饰格调使得秦重“愧非文人，不敢细看”，文人雅趣成为青楼行户人家投“客”所好的包装手段。曲室、迷楼被运用在了寺庵场景的想象和设置上。这反映了明代俗众对出家人的看法和态度，他们将自己的关于本能欲望的焦虑和冲突投射在这批特殊禁欲人群身上，用一种滑稽或戏谑的态度讲述寺院场景中的隐秘与纵欲。

三、场景的灵活运用：从无到有的添加

前两类文本对寺院场景的创作改定或多或少依托于真实地理空间，而在以下这类文本本事考校中，寺院场景成了无中生有的虚构设置，体现出寺院对其他场所的功能性替换作用。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篇，本事在《太原意娘》(《夷坚丁志》卷第九)中记载杨从善“饮于酒楼。见壁间留题，自称太原意娘，又有小词，皆寻忆良人之语”，“他日，但之酒楼瞻玩墨迹，忽睹别壁新题字，并《悼亡》一词，正所谓韩师厚”，两次见夫妻题词都在酒楼。而在“三言”话本小说中，亡妻题词在“打鬼净净”的韩国夫人宅院，丈夫题词在具怀旧意味的“秦楼”。在这两首题词之前，添加了寺院场景，思温在昊天寺“绕寺寻遍，忽见僧堂壁上，留题小词一首，名《浪淘沙》”。寺院墙壁题词具浓郁故国之思，呼应着整篇小说的叙事氛围。类似的，在《钝秀才一朝交泰》入话故事中，《贵耳集》只记录了“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沥出洗净晒干”，简单的“黼宅沟”在话本小说中变成了，“其府第厨房与一僧寺相邻。每日厨房中涤锅净碗之水，倾向沟中，其水从僧寺中流出”。水沟的由奢入俭的流动强化了兴衰报应效果。佛寺的墙壁、佛寺的水沟是添加细化的寺院局部，从而将小说情节纳入具有宗教悲悯和因果报应的框架之中。

　　而更灵活的虚构手法是应心中祈愿，为僧俗众人降临幻化茅庵。如《李玉英狱中讼冤》篇，《国色天香》、《静志居诗话》中皆记载李承祖战场寻骨的历险。话本中放大了这个细节，在尸骨遍野的战场，让少年与和尚相遇，“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庵，开门进去，吹起火来，收拾些饭食，与李承祖吃了”，和尚是劫后余生的死士，曾随少年之父作战，也是在死亡绝境中“遇一老僧，收留在庵……化我出家”，后因佛门势利被排挤，“行脚经过此地，见这茅庵空间，就做个安身之处”。茅庵、和尚的出现牵连着战死父亲冥冥中微薄的心愿，与承祖归家后即被毒死的命运形成悲剧性的现实对照。

　　进一步看，在《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与《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幻化茅庵已不能用世情逻辑来理解，完全是超现实的宗教奇迹。《情史·黄损》写到黄损“穷途资尽，每望门投止。适至荒林，见古刹，生入投宿。有老僧趺坐入定”。胡僧成全黄生功名，出数金助行装，整个故事符合一般落难被救情节。而在“三言”文本中，黄生“捱身而入”荒野茅庵，见高年胡僧，经问讯得赠金，至此故事与前无异，而待黄生黎明醒来，“但见破败荒庵，墙壁俱无，并不见坐禅胡僧的踪迹。上边佛像也剥落破碎，不成模样。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锭大银锭，上凿有黄损二字”。茅庵与和尚被刻意处理成宗教救难的神迹行为。又如《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追溯本事，《破氈隐语》(《古今闺媛逸事》卷四情爱类)写金三因病被弃孤岛，“恸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岛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转入林，行至一所……阒寂无人，仅有八大箧，封识完存，竟不知为何。盖盗所劫财，暂置此地”。在《寄园寄所寄·驱睡寄》和《情史·金三妻》、《茶香室续钞·金三》诸文本都记载了金三从被弃江洲孤岛到发现八大箧财物的情节突转，其中只有“阒寂无人”的惶恐，并没有老僧茅庵的出现。而在“三言”中，宋金绝境中哭得闷绝于地，半晌方苏。“忽见岸上一老僧……约莫里许，果见茅庵一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汤，把与宋金吃了”，老僧又取出《金刚般若经》相赠，宋金和老憎打坐诵经睡去，“及至醒来，身坐荒草坡间，并不见老僧及茅庵在那里，《金刚经》却在怀中，开卷能诵”，更神奇的是“将经朗诵一遍，觉万虑消释，病体顿然键旺”。而后信步行去，发现财物。金三“日渐尫羸”，只出于常情，为女儿夭亡“哭之甚哀，成疾”，被冷淡自私的家人放逐抛弃，充满悲凉意味。茅庵与老僧的出现带来了起码的同情与良知，是人心祈愿，宗教悲悯的外化。

四、一个有趣的文本考证：参差对照的改写取舍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是“三言”中全方位展现寺院内部场景的典型文本，这个文本源于《智查部僧寺求子》(《智囊补》卷十)中宝莲寺的记载。据谭正璧考校，《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蔡府尹断和尚奸妇》本事与《古今律条公案·蔡府尹断和尚奸妇》内容相同。而《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汪县令烧毁淫寺》记载与“三言”更为接近，其中官员探案的细节有截取再组合的痕迹，“三言”的寺院叙事场景处理，在《僧尼孽海》记述衬托下更明晰。详见下表的分析：

　　

　　 情节篇名 寺院地名断案官员寺院场景净室表象净室阴谋情色描写僧众越狱惩治结果《淫僧总类蔡府尹断和尚奸妇》(《古今律条公案》卷四)《蔡府尹断和尚奸妇》(《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卷之三奸情类)洪熙间闽岭有寺曰水云寺。寺宇轩昂,和尚累百。蔡知府新之任:“人之子息有无,皆由命之所招,岂有斋戒三日可感动仙家送子乎?” 问僧真假探案。果见寺宇轩昂,禅房幽雅。佛像金光耀日,香烟馥郁袭衣。府尹叹曰:“正是‘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房间柱头剐空,可藏一人。柱头乃是圆转的,和尚将柱头推一转,遂入于屋。断案凭证为淫僧腋下有胭脂水。情色描写多。寺宇俱焚化为灰烬。止带慧真、慧悟二僧腋下有红色者回府审问。《汪县令烧毁淫寺》(《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上卷奸情类)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福建泉州汪日,心想有疑,直接密令。殿宇深宏,禅室明丽。从地下开暗道,从床下而来者;或揭开水障而入者;或床屏后开门入者。断案证据,四僧头上有银朱、墨色。无色情描写。佛显越狱,将僧人杀尽。

　　由上可知，“三言”编写者选择的文本内容与《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汪县令烧毁淫寺》最相似。在谭正璧归纳的本事来源及影响考校之外，应补充此文本。此文与话本文本写作时间虽不能定先后，但不影响文本情节细节与价值观念的比较。除了府尹亲自去勘察寺院、问僧真假的情节外，《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汪县令烧毁淫寺》具备了“三言”小说文本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佛显、凌志的之间的越狱纠葛。且此文本也剔除了色情描写。《廉明公案·汪县令烧毁淫寺》很可能是《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简缩版本，深受“三言”话本影响。值得关注的是“三言”与《僧尼孽海》对同一题材的不同操作。“三言”与之相比，大大缩减了色情描写，用诗文的含蓄简练避免了直接的生理描写；《僧尼孽海》则在欲望之路上走得更远，在缺乏了越狱威胁全城的情节铺垫下僧尼被惩罚得最惨烈。文本中纵欲的极致快乐与道德惩罚的极端残酷的对照，反映出道德标准要求与世俗情欲泛滥的剧烈冲突。而“三言”之《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的处理更合乎世情逻辑，它收敛了情色的笔墨，着重写智谋的较量；净室的场景设计没有采用空柱子的机巧奇思，而变为更写实一些的秘道、暗门；尤其实施道德处罚时铺垫了百余僧众几乎荼毒全城百姓的恶行。从寺院场景的描写来看，在对本事的改写取舍中，“三言”完成了自身价值观念的整合，从而树立起相对统一的叙事风格，叙事场景的运用合乎世故人情、体贴着人心愿望。

五、小说史动态发展中的寺院场景

把“三言”中寺院场景叙事放到话本小说史动态发展中去看，呈前有《清平山堂话本》诸文本，如《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涉及寺院场所，“曲室房”为后来佛教题材的作品提供了驰骋想象的空间。启后的“二拍”系列话本小说中的寺院场景，则由叙事虚构走向了情节奇幻发展。与“三言”相比，其写实色彩淡化，虚幻的处理方法增加了文本的鬼怪气。“二拍”公案题材中的僧尼变得更淫乱、凶狠，所谓“狠得诧异”。一方面寺院场景中频频出现鬼魂，寺院场景涵盖的世情容量减少，如《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二刻》卷六)少年夫妻翠翠与金生让鬼魂入梦，老僧知晓禅舍能招魂；又如《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二刻》卷十三)直生在山寺遇见故友魂魄借尸还魂，将躲避鬼魂的生活常识说得滋滋有味。另一方面寺院场景充斥市井俗气，丛林生活完全被世俗观念同化，如《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二刻》卷十六)大胜寺高公“分明是个没头发的牙行”，《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二刻》卷三十六)僧人贪图便宜，使出掉包记追逐财富；关于僧尼的恶性案件迷雾重重，《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初刻》卷二十四)中弘济寺寺僧在“半嵌石崖，半临江水”的观音阁中谋财害命、碎尸藏匿，只能靠观音幻化女子引导破案。《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初刻》卷二十六)入话故事着眼曲室空间的尽头，叙事中精心结构曲室尽头的小木鱼和地道之间的神秘暗号关系。《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初刻》卷三十四)入话有大段关于僧尼的道德评论，正话以静观在寺庵的情路历程见证了佛门的僧尼共犯。对僧尼、佛教的生活方式的揭露提示着俗众对僧尼的防备，僧尼成了泯灭人性的道德沦丧者。“二拍”寺院场景描写与“三言”相比，消解了宗教自身的环境氛围和悲悯情怀，而成为比“青楼”更放浪，比“黑店”更可怕的恶性案件发生地。

　　在寺院场景设置上，“二拍”与《僧尼孽海》中猎奇纵欲的发展类似。这反衬出“三言”在寺院场景设置中对宗教观念、虚实尺度、道德底线的把握意识。编创者认为在叙事中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对僧俗百姓的日常生活能“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说出关于道德的“说法度世之语”(《警世通言·无碍居士叙》)。在这个意义上，清初话本《豆棚闲话》中《大和尚假意超升》聚焦寺院场景，是“三言”同类题材的发展。虽是单篇故事，却将寺院丛林真相说得尽情痛快。通过解剖式的入话议论，真假坐化的对称故事，“把僧房层层拆将进去”，揭示藏于“重墙复壁、深房曲室之中”的道德与欲望的真相。解构名寺宝刹的兴衰历史，还原宗教后面的世俗面目，从而瓦解了宗教的神圣、神秘意义。

　　其次，从短篇话本小说联系长篇世情小说的发展，寺院场景的叙事结构作用更为明显。《金瓶梅》中寺院场景的处理与“三言”场景设置最为相似。有地域城市的功能场所，也有写意虚构的茅庵。寺院始终以冷静慈悲的眼光关注儿女情欲、乱世离合。永福寺、报国寺、地藏寺首先是死亡的祭祀地，无论何等人物有过怎样庞大的财富和旺盛的情欲，终归死地。其中有意味的是西门庆与月娘的两次历险中遇见“幻化茅庵”的场景。西门庆投宿 “黄龙寺”，吃豆粥历尽艰辛后，竟也默默告许愿心(《金瓶梅》第七十一回)；月娘在碧霞宫被隐藏在“床背后纸门”后的阴谋惊吓时，来到石洞茅庵避难，被老僧告知他日因缘(《金瓶梅》第八十四回)。在生活危机闪现时刻，茅庵老僧昭示人生真谛。而在《红楼梦》中，寺院场景的设置更为主观化，铁槛寺、水月寺、馒头庵的命名充满了象征意味。铁槛庙作为家庙，是宁荣二府众人的归宿地，也是王熙凤弄权、赵姨娘发疯的因果报应场所。“栊翠庵原是贾府的地址，因盖省亲园子，将那庵圈在里头” (《红楼梦》第一百十三回)，栊翠庵是大观园世界中的一部分，庵前的梅花，庵中的品茶、联诗成为作者主观设置的动人情节。中国文化中的雅趣品位、出世入世的哲理思考渗入了寺院场景。妙玉被劫的命运、惜春入主栊翠庵寓意着作者对人生困境的解脱途径。寺庙场景设置逐步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发展中，成为具有哲学思想意义的整体框架。

　　综上所述，晚明社会记录中的僧尼犯罪使得寺庙在小说文本中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这既要考虑到创作主体迎合读者心态，寺院场景设置体现出小说文体发展中的商业化因素；也要看到晚明的世俗诱惑在腐蚀着佛心风骨，文人借此对明代文化以及人性伦理进行思考、解释。寺院场景的世俗化甚至是公案化，表达出明代文人对于现世道德沦丧、文化冲突的焦虑，那么，佛门寺院生活场景是能以清凉之境救世，还是也沦为一片欲火孽海呢？佛门寺院生活方式如此被关注，僧尼题材成为热点，正源于明中叶以来文人对世情人性的困惑、探询以及解答的努力。

　　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 “三言”呈现出市民生活的“花锦世界”，寺院是其中的一个晦暗的角落。既写实又虚构的寺院空间，在小说叙事中具有了场景的意义。即由单纯的事件发生场所，变为具有主观性和文化意蕴的叙事场景。值得注意的是，从本事考校与文本细节来看，“三言”编创者已经在有意识的运用寺院场景为叙事服务，这为后来中国小说的叙事发展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场景切换法。同时“三言”中寺院场景蕴涵的宗教思考在中国佛教文化与小说的关系上也是重要的一环。

　　注：

　　①[美]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②见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③关于佛寺、庵寺称谓参见王景琳著《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5-14页。也可参考白化文著《汉化佛教与佛寺》，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④论文有杨毅《对艳情小说中僧尼、道士“性化”现象的宗教阐释》，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孙婠《冯梦龙“三言”中僧尼题材的“轮回”模式及“情色”》，载《龙岩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相关论著有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2000年版。文中关于情僧、胡僧形象传统的梳理集中探讨了宗教与人性欲望的问题。

　　⑤见《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四)，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插图，刻工为刘素明。

　　⑨⑩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明]田汝成著，施洪民标点《西湖游览志》，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净慈禅寺典故方位交代见第33-37页，昭庆寺记载见第850页，灵隐寺记载见第869页，上天竺见第8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