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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词韵文运用看《金瓶梅词话》的民族性

时间:2023/11/9 作者: 明清小说研究 热度: 1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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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韵文的运用是中国古代小说十分常见的现象,也许正是因为“十分常见”,所以研究者们往往有所忽略或不甚注意,对于小说《金瓶梅词话》的研究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小说大量运用诗词韵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它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强烈的民族性。本文以小说《金瓶梅词话》为个案,略述粗浅之见。

  (一)

  之所以选择《金瓶梅词话》叙述这一问题,自然是因为小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主要依据宋元讲唱话本为基础创作的小说不同,《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更多融入了文人独立创作的因素,尽管全篇也有不少故事情节、语言乃至诗词韵文与宋元话本脱不了干系,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被当作创作素材或是艺术上的借用而进入小说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留存的历史文献中看到有任何“金瓶梅”三字书名的记载,而且这部文学名著出现的诗词韵文似乎也特别多,每一回前都有韵文唱词①。据1982年8月香港出版的太平书局版影印本《全本〈金瓶梅〉词话》的初步统计,全书200多万字中,其他韵文暂且不计,单是诗词就有三百六十多首②,引用和化用前人诗词的至少有二百四十多首③,散曲也有100多首。因此,这部小说出现的诗词韵文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重要,应予重视。

  《金瓶梅词话》嵌入大量诗词韵文究竟有何重要作用?鲁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④尤其是诗词韵文的引用,人物的口吻、语气、神态、动作都鲜活起来,人物的心理与个性也活灵活现地表现无遗,以强烈的直观性形态呈现于读者眼帘,具有“表现人物内心幽隐、推动情节发展、暗寓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烘托气氛”⑤等重要的文学功能。对此,我以为至少有四个方面应予关注,简例如下:

  (1)揭示主题。第六十回中,描写李瓶儿病榻生活的七绝诗:

  纤纤新月照银屏,人在幽闺欲断魂。

  益悔风流多不足,须知恩爱是愁恨!

  “欲断魂”句表现出李瓶儿内心的哀怨悲愁,后两句则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直接点明“劝人戒欲”的主题。又如,第一百回中的回末诗: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这首诗即是小说主旨的概述,对西门庆、陈经济、孟玉楼、吴月娘、李瓶儿、庞春梅、潘金莲等主要人物的命运一一作了归结:男女之欲是人性本能,然多欲少情、以欲乱礼、借欲敛财,则将是纵欲亡身的结局。直接表明了戒淫节欲的态度⑥,训示人们对男女之欢的理性思考。

  (2)刻画人物。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后留其宿夜,来至翡翠轩: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嗑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诗曰:

  不到君家半载余,轩中文物尚依稀。

  雨过书童开药圃,风回仙子步花台。

  饮将醉处钟何急,诗到成时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怅望,不知何日是重来。

  这首诗“写尽了两面”,不露声色地将风雅之状与卑俗之心充分表现出来⑦,人物刻画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又如,小说第十二回的一段骈文,把众帮闲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而换得残羹冷炙的丑态,描绘得穷形尽相:

  但见:人人动嘴,个个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蝻一齐来;挤眼掇肩,好似饿牢才打出。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二筷子,成岁不逢筵与席。一个汗流满面,恰似与鸡骨朵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把猪毛皮连唾咽。吃片时,杯盘狼藉;啖良久,箸子纵横。杯盘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箸子纵横,似打磨之干净。这个称为“食王元帅”,那个号作“净盘将军”。酒壶番晒又重斟,盘馔已无还去探。正是:珍馐百味片时休,果然都送入五脏庙。

  骈文的嵌入,一群靠攀结权贵、阿谀奉承而活的帮闲之贪婪本质跃然纸上,人物形象完整清晰,深刻逼真。

  (3)发展情节。如《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中的一首词:

  万里彤云密布,空中祥瑞飘帘。琼花片片舞前檐,剡溪当此际,濡滞子猷船。

  顷刻楼台都压倒,江山银色相连。飞盐撒粉漫连天。当时吕蒙正,窑内叹无钱。

  作者用“祥瑞”“琼花”比喻,形象化地勾勒了一幅瑞雪纷飞、银装素裹的雪景图。良辰美景下,小说以《世说新语·任诞》中的典故,衬托潘金莲对武松“挑逗”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⑧。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如,第十三回中的一首七律诗:

  乌兔循环似箭忙,人间佳节又重阳。

  千枝红树妆秋色,三径黄花吐异香。

  不见登高乌帽客,还思捧酒绮罗娘。

  绣帘琐闼私相觑,从此恩情两不忘。

  这是描写花子虚邀西门庆、应伯爵等“十兄弟”在家中欢度重阳节之夜的情形。诗中的“思”,喻意西门庆“思想佳人”李瓶儿。尾联表述两人偷觑于绣帘中的微妙情感,绵绵情意,念念不忘。嵌入这首七律,堪称佳作,有力地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为李瓶儿日后“隔墙密约”作了铺垫⑨。

  (4)环境或气氛的烘托。中间穿插大量的戏曲段子,是《金瓶梅词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烘托人物内心世界,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⑩。如小说第三十八回,金莲每日独守空房,“翡翠衾寒,芙蓉帐冷”,一曲《二犯江水儿》,边弹边唱,感叹寂寞:

  把帏屏来靠,和衣强睡倒。

  猛听的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只道西门庆来到,敲的门环儿响,连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错了,是外边风起落雪了。”妇人于是弹唱道:

  听风声嘹喨,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飘。

  一回儿灯昏香尽,心里欲待去剔续,见西门庆不来,又意儿懒的动旦了。唱道:

  懒把宝灯挑,慵将香篆烧。捱过今宵,怕到明朝。细寻思,这烦恼何日是了?想起来,今夜里心儿内焦,悮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

  ……

  又唱道:

  懊恨薄情轻弃,离愁闲自恼。

  ……

  口中又唱道:

  心痒痛难搔,愁怀闷自焦。让了甜桃,去寻酸枣。奴将你这定盘星儿错认了。想起来,心儿里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

  …….

  环境描写在氛围的营造和人物心情的烘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小说选取了一个特定的环境:“风起雪飘”的室外、“夜半孤灯”的室内——桌上“灯昏香尽”,床上“翡翠衾寒”“芙蓉帐冷”,再透过戏曲的弹唱,烘托潘金莲内心深处“形只影单”的凄苦之“冷”,比室外还要凛冽的“冷”!这一段凄美弹唱的穿插,使潘金莲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赋予了小说无穷魅力。

  如此等等,举不胜数。仅就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词话》嵌入的大量诗词韵文,乃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者构思时精心运作的结晶。毫无疑问,它在小说中所起的艺术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二)

  前面说到,作品运用诗词韵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不仅《金梅梅词话》如此,在其之前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也如此,且之后的《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搂梦》也同样如此。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不仅仅长篇小说是这样,就是大量短篇小说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说明这种重要现象,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文学表现,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诗词韵文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和主要形式,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重任,已成为民族文化的血脉而充盈于世。以诗而言,从最早为消除劳动疲累的吟唱,到后来舞蹈的伴侣以及宫廷娱乐的需要,都有着其身影。人们甚至将它作为文化的经典,把留存于社会的三百零五首诗,以“经”的名义编成书册而永泽今人。自《诗大序》提出“诗言志”的命题后,“诗”更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文人眼里的一种表达各种思想的武器。屈原用它抒发爱国忧时的愤怒,曹操用它抒发老骥不伏的雄心,还有那些竹林中生活的贤人,也大多用诗歌吟唱对社会的愤懑,直至陶渊明的出现,用它作为遁入南山桃花源的门票。到了唐代,“诗”更发展成了文学的颠峰和主要的艺术形式。统治者用它延揽人才,文人们把它当作幸福人生的“敲门砖”,诗浪滚滚,万民亢奋。词被称作“诗余”,乃是诗的创作之延续和发展,在唐五代宫廷之享乐生活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缘情”的华章,经过温庭筠、李煜、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以及吴文英等人的打磨,更成为人们入心入情的文化载体。后来的诸宫调和散曲乃至戏曲,无不与其发生着极为密切的文体联系。韵文作为诗词的别类,也在同时由娱乐而迅速得到发展。所有这些,都为小说大量运用诗词韵文创造了最为基本的条件。

  再从小说本身的发展来看,它是在唐代变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诚然,文献上最早被称为“小说”的也许发生得更早,但它们仅是市井闾里间街谈巷语之类,缺乏真正的文体意义,即使这些“小说”经人整理而得到文字的记载,多数还是片言只语,从现代小说的意义来看,显然与今天所定义的小说有着一个相当距离。只有唐代变文,乃是通俗的文学,僧人们出于宣传而生动形象地讲述,且往往用的是韵文吟唱方式。他们讲述的那些佛本生故事中,既有情节,也有人物,而且天马行空,充满了主观意念,浪漫世界的虚构以及理想世界的想象,都为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由唐代寺院中发生的这些“变文”,才是我国白话小说的源头,与一些被人称作是“文言小说”的笔记体作品划清了界限。也正因此,它对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小说的形式上,这种通俗的讲唱体方式,直接为宋元小说的勃兴,奠定了重要的艺术基础。

  至《金瓶梅词话》诞生的晚明,已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它之前,已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著名长篇小说面世,差不多与它同时或稍后一点,则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在白话短篇小说方面,也有“三言两拍”以及《欢喜冤家》等大量作品出现,一波又一波,不时在文坛上形成了壮观的发展景象。所有这些白话小说,都是在宋元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宋元白话小说,又称为话本小说,其主要特点是一种讲唱文学。我们所说的话本,是指当时的说话艺人,在向社会大众讲述各类新鲜有趣的故事时的一种文学底本,专供艺人们说话表演时使用。这类话本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讲唱,类似于现今茶楼或其他表演场所中常见的艺人说书一般。宋元时期的艺人,表演时边讲边唱完整叙述某一故事。在“讲”的时候,他们使用叙述体,以第三者或代言人的角色,客观讲述或评论小说中的各类故事情节,而在讲述完某个情节段落后要进行吟唱,这样的吟唱,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是必须押韵的,其中的唱词和韵文,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本文所说的诗词韵文。《金瓶梅词话》当然不是话本小说,也并非供说话艺人口头表演而创作的文学底本,它是由万历年代的文人独立完成的一部文学名著。这个创作者是谁,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我们至今还难以确定,但从学界提出的近六十位候选者来看,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大名士或是有知识的文化人,如王世贞、徐渭、屠隆等,无不是有名望的文学家,他们乃是社会精英,能够进入朝廷为官,诗词歌赋的写作当然没有问题。处在盛行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时代氛围中,他们又能接触大量的民间文学,诸如小说和话本等等,大家熟知的冯梦龙和凌濛初就是这样的人物。《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广泛吸收前人创作的各类文学基础上,综合个人的学养写作,这才完成了这部优秀小说。在这一创作过程中,他既有诗词韵文的写作能力,又借鉴了宋元及明代初、中期时盛行的一些小说讲唱体文学模式,从而完成了《金瓶梅词话》的写作。

  由此看来,诗词韵文在《金瓶梅词话》中的大量运用,并不是作者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积淀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血缘,其源远流长的文化渊源清晰可寻。

  (三)

  对于文学的民族性,以我有限的认识,要讲清这个问题实属不易。常识告诉我们,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实质上就是文学的个性。不过,这样的个性却是带有民族集体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就是民族的一种群体人格,也即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操、习惯及行为方式,这种民族文化特点上共同的心理素质,是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积淀而成。这种民族性呈现于文学上的主要特点,可在内容和形式这两个密不可分的层面上得到充分的展现,两者及其多种因素相互统一融合,并且相异于其他民族的总的个性。一部文学作品,其民族特点表现得越鲜明,表现手法越趋成熟,这部作品就越具民族性。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民族特点愈鲜明成熟,就愈具民族性。因为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用语言文字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家思想感情,它与民族的语言文字、心理状态、文化传统等等方面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就本文讨论的小说,《金瓶梅词话》诗词韵文的运用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显然不能用艺术表现手法之一等分析轻笔带过,而是渗透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血脉,虽然其表象仅仅只是属于艺术形式的范畴,然而其美学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本身。当我们将它与西方的古代小说相比,即会发现这种文化现象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所独有的,用句流行语说,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也即人们常说的文学的民族性。这里试举例说明。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西门庆帘下遇金莲,王婆子贪贿说风情》,小说叙写男主人公西门庆初见潘金莲时被她的美貌折服,这也是女主人公的首次登场。小说描写其外貌极有特点,其中的“打扮”就用的是诗词韵文表述:

  头上戴着油油头发鬖髻,口面上缉着皮金,一径里踅出香云一结。周围小簪儿齐插,六鬓斜插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八字湾湾柳叶,衬在腮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菜玉酥胸无人介。毛青布大袖衫儿,折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绫纱。通花汗巾中儿边搭刺,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裤腿儿脏头垂下。往下看,尖趁趁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牙,老鸡鞋儿白绫高低,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营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袴。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挑初笑脸生花。人见了魂飞魄散,卖弄杂偏俏的冤家!

  这段韵文所写,乃是西门庆眼中潘金莲的穿着打扮,从头写到脚,包括佩带的饰件等等,一件件历历在目,可见西门庆观察之细致,这倒也很能透出人物的性格。因为西门庆见到风情万种的潘金莲,惊艳万分,顿起歹心,故对她的观察也格外细致,并且一一把她记在心里,甚至恨不得一口把她吞进肚里。毫无疑问,这段韵文的运用,对于刻画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性格特征十分传神。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由罗玉君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其中也写到小说的女主人公市长夫人德·瑞那太太外貌,这是她初次出现时给人留下的鲜明印象:

  她是一个窈窕的少妇,长得丰满合度,端正秀美。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本地的美人儿。山村里人个个都这么说。她有某种纯洁朴素的仪态,而且有像少女般的娇艳。根据巴黎人的眼光,她这种天然的风致和美貌,流露着无限的活泼和天真,使人想到她生就是温柔的、甜蜜的。如果她真的明白她自己这种优点的话,德·瑞那夫人要感到非常的困窘和羞耻的。因为在她的高洁的心里,从来没有殷勤献媚,或者矫揉造作的感情。

  在这段艺术描写中,小说叙述女主人公德·瑞那夫人的美貌,尽管也使用了“秀美”“娇艳”“美貌”和“天然”“风致”等形容词,为以后的情节发展作有力的铺垫,但小说运用的视角却是十分客观的,乃从第三人或叫代言者的角度去进行细致地刻画。小说运用的文体全为非韵化的,句式也长短不一,充分散文化,与描写潘金莲的韵文文字截然不同,这里我们就可看到中西文学的区别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对卡列宁夫人的外貌有以下精彩的描叙:

  带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妇人的风姿,渥伦斯奇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全部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端丽和温雅,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奇己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这段文字所描写的文学情景和上引《金瓶梅词话》完全相同,小说也是借助于男主人公渥伦斯奇的眼光去观察卡列宁夫人。然而,小说所采用的方式乃是客观理性的叙述体文字,是以第三人称的角色向读者描述卡列宁夫人的美貌。这种形式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完全相同,而与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金瓶梅词话》迥异。中西文学的不同描述如此鲜明,我们在惊叹之余则深深思考,这些都说明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金瓶梅词话》所体现的这种文学的民族性,只不过是我们选择了一个不错的样本而已。

  诚然,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也有诗词韵文的运用,不过这种运用比起《金瓶梅词话》简直是不值一提。小说全书共分八部,其中的第一部有三处诗词的运用:一处是对古希腊抒情诗人安那克来翁之诗的引用;另一处是对奥地利音乐家斯特劳斯的歌剧《蝙蝠》中四句唱词的引用;还有一处是两句诗的朗诵,目前我们找不到这两句诗的出处,有可能是作者的自创,这里姑且算在之内。即使这样,也仅仅是如此。在十万余字的篇幅中,它所占的比例则是沧海一粟,可不去说它。更为重要的是,托尔斯泰运用这些诗句,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隨意点缀,没有什么明显的创作意图,这与《金瓶梅词话》中诗词韵文有目的地运用,构成全篇宏大的艺术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情形迥然不同。中外文学的文化呈现着很大的差异性,文学的民族性,在这类世界文学名著中再一次得到深刻印证。

  所有这些都说明,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形象路标。当然,我们所说的文学的民族性是相对于文学的世界性而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普遍真理。民族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基础,而世界文学也只有建立在民族文学的土壤中才能获得认同。文学的民族性是文学的世界性的基础,而文学的世界性也只有在文学的民族性充盈后才能形成。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学,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学来说,总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为它在形成过程中,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因此,愈是具有民族性的文艺作品,也愈具有世界意义。当然,这里提倡的文学的民族性,并不排斥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有益东西。

  中国古代小说在表现本民族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合本民族群众审美理想、审美习惯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突出地表现在本民族的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中,《金瓶梅词话》就是这样的小说。我们在探讨它的民族性时,所涉及的虽然只是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一个小小的“点”,但人们可以透过小小的“点”,看到它所呈现的一种强烈的民族性。也正如此,小说《金瓶梅词话》在今天已不仅仅是中国的了,它应该是世界的,就是对它的研究,也已经走出国门,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有了自己的地位。我们今天研究小说《金瓶梅词话》和它的民族性,其意义也正是在这里。

  注:

  ① 陈益源、傅想容《〈金瓶梅词话〉征引诗词考辨》,《昆明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潘慎《〈金瓶梅〉的诗词创作和它的作者》,《太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③ 全冉粉《〈金瓶梅〉两个版本引用化用诗词的统计分析》,见http://www.mqxs.com/thread-2111-1-1.html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张进德《〈金瓶梅词话〉中的散曲》,《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

  ⑥ 刘孝严《〈金瓶梅〉男女之欲描写的文化内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⑦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 [宋]释惟白《续传灯录·温州龙翔竹庵士珪禅师》。

  ⑨ 杨鸿儒《细述金瓶梅》,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⑩ 小庆《奇淫之辩,正邪之争——鄙人妄论〈金瓶梅〉》,重庆大学民主湖论坛http://www.cqumzh.cn/bbs/viewthread.php?tid=386602wthread.php?tid=38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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