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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现在已无多大问题，而且施耐庵必有其人，也合常理。但假若我们要进一步问施耐庵是谁？恐就难以说清了。即使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怕也不一定能得到一致的认可。本文也想对这一个问题作一点追索。

一、关于“施耐庵之谜”

1928年，有一位叫胡瑞亭的人——他可能是民国政府的一位公务员。在上海申报“快活林”上登出一篇文章，说他因“奉公调查户口”，“至(苏北)东台属之白驹镇。有施家桥者，见其(施姓)宗祠中，所供十五世祖，讳耐庵。心窃疑焉。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浒传》之施耐庵。”随文还发表了他所见到的署名淮安袁吉人的《耐庵小史》和也是淮安人的王道生写的《耐庵墓志》。继胡瑞亭之后，《申报》、《新闻报》又陆续刊出了几篇探讨苏北地区施耐庵其人的文章。施耐庵是兴化人，似乎已被认可，而且写进了30年代以后的民国教科书中。但50年代的教科书，“兴化人”的说法被抹去，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1952年和1982年，中央文化部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前后组织过两次实地调查。建国以后，被认为是施姓聚居的施家桥和白驹镇被分别划归兴化和大丰二县。两次调查是因为二地于50年代初和80年前后分别发现了一些据说是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施家桥还有一座抗日民主政府修筑的施耐庵墓。因而组织了两批专家学者前往实地调查。1952年的调查虽然没有发布调查报告，但有公诸报端的调查者分别写的文章。1982年的调查除有由十六位调查者合署的《考察报告》发表在当年第四期的《江海学刊》上外，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分别著文肯定了兴化和大丰地区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文物史料的价值，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兴化、大丰地区所说的施彦端即著《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但肯定的意见随后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被多数人所否定①。此后还有系统驳难文章的发表。施耐庵的探讨，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见。施的探讨陷入了困境。

　　归纳起来，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双方都肯定《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的一块砖刻，是出土文物，有可靠性。《墓志铭》说施彦端生活于元末明初，在元末动乱时流播浙江，太平以后回到故乡兴化白驹镇，符合已知“钱塘施耐庵”及《水浒》创作于元末明初的记载，但终究缺乏“施彦端”即“施耐庵”的史证。

　　2.双方都承认《施氏家簿谱》(亦即“长门谱”)比较可靠，是民国年间的一位僧人，也是施氏后裔的施满家于民国年间据乾隆残谱整理而成，整理的态度比较严谨。但对于其第一世施彦端的一行，“元朝辛未科进士”及“字耐庵”的记述，前者出现在谱眉，后者在行边右侧。经查证，元朝辛未年未开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虽字迹相同，且经公安部门鉴定，也未免有整理者后添补入之嫌。

　　3.据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所述，当施耐庵七十五岁寿终时，“余尚垂髫”，还是淮安一墙之隔的邻居，所以应是年代最早，记述最详的一篇有关施耐庵的文字。但讨论各方都认为它有自相矛盾，文笔不通之处。此文一见于胡瑞亭文之后，一见于《兴化县志》(或说是《续志》)，二篇文字也有出入，所以被怀疑为伪作。另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一篇，末署“(明)景泰四年癸酉”，属明朝早期，年份也比较早。但我们与《施氏家簿谱》所录的一篇比较，发现收于咸丰年《兴化县续志》一篇的“先公彦端”被改为“先公耐庵”，下面竟添出了“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的一段。明显有作伪补入之嫌。

　　4.其余涉及施耐庵的记载、文物和施姓所奉神主等，不是出处不明，就是时间晚近；故老传闻又存在矛盾夸张，以至荒诞的疑点，被人一一否定，认为难以采信。

　　以上，是对现有文物史料作出的不同判断。如果有可靠的文献记载，说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本名为施彦端，那么，一切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这里举一例，明嘉靖刻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明刻本。这位“天都外臣”是谁？我见到某大学编集的《水浒资料研究》署为汪廷讷。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五有一明确记载说：“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汪太涵是汪道昆的号。他和汪廷讷都是嘉靖、万历时期的戏曲家，所以极易弄混。如果没有明人沈德符的记载，又可能是桩聚讼难断的公案。现在我们希望有兴化施彦端即《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确凿史料的出现，但可能永远也没有这样的发现，成为一个死结。

二、我们能不能解开这个死结

我们都很重视考据学的方法，这一方法，近似于西方的实证主义。即作出一个判断或结论，都必需是言必有据。施耐庵的问题，也是因此而陷入一个死胡同。但我们也不要忘了，从一事物到它事物间，也允许有合理的逻辑推导，形成证据链。清代从顾炎武开始，到乾嘉朴学，也都常常运用这样的推导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有人提出，在施耐庵的问题上，目前需要运用“三重论证法”，即纸上的材料和地下的出土、口述史料的综合运用，去伪存真。此外，笔者以为，在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上，还应注意到它特殊的文学生态和它的传播史。这样，或许能让我们从有关施耐庵的纷繁的文物史料中理出头绪，见出真相。

　　我国的通俗小说在古代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很不好的。它从民间说书走来，不登大雅之堂，受正统文人的鄙视，正史缺乏记载，又常常有倡乱淫亵的恶谥。16世纪明代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开始有文人投入，从事评点、鼓吹以至创作，也大多不愿表露自己的真姓名，往往另取一名号冠在书前。施耐庵的署名大体也是如此。其他，如《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大量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天花藏主、烟水散人等，至今我们也不能确认他们是谁。明代出现了大批讲史演义，作者是无名氏。《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是晚近考出来的。有的至今还有人提出怀疑，如《西游记》。现在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们且从它的成书过程开始追索。

　　《水浒传》问世。天都外臣序本是较早的一个刻本。在这篇序文中，他说：“故老传闻。洪武中，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失，既已可恨。自此出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赫豹为文，画蛇添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

　　汪道昆(1526—1590)是嘉靖万历时人。从上面的一段话可知，他所序的《水浒传》是个百回本，是郭勋藏本的重刻，可与沈德符(1578—1642)的《野获篇》的记载互为参看。沈德符说：“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郭勋)家所传，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卷五“武定侯进公”)这个新安刻本连同郭勋家藏的《水浒传》善本早已失传。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天都外臣序本一百卷一百回，更是新安刻本的翻刻。新安刻天都外臣序本明说《水浒传》是罗贯中编的，而实际这个有天都外臣序的刻本已题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次”，互不一致。汪道昆序还说，新安刻本在翻刻郭本时，已有“削去致语，独存本传”的删削。他仅是从“故老传闻”中得知的。他见过的仅是《灯花婆婆》数种而已。说明他也未见过郭勋家藏本。一而再的翻刻，出版商都作过删改“损益”。说明《水浒传》早期的流传还很不稳定，书名、作者、文字，都有出入。关于作者，早在郎瑛(1487— )那里就提出过疑问。他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卷二十三《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郎瑛推测最初的撰作者不是罗贯中，而是施耐庵。而且当时就有“《宋江》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的记载。到嘉靖高儒的《百川书志》肯定下来，作“《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本编次”(卷六《史部·野史》)。

　　新安刻天都外臣序本以前，还有李开先(1502—1568)《词谑》提到的一个二十卷本。《词谑》说：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叙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一笑散》)

　　以上，除崔后渠(铣，1478—1541)外，熊南沙(过，生卒不详)、唐荆川(顺之，1507—1560)、王遵岩(填中，1509—1559)、陈后冈(束，生卒不详)，都是“嘉靖八才子”中的人物，唐荆川、王遵岩还是唐宋派首领，散文鉴赏能力很强。他们都比汪道昆等人的生年要早，读到过一部二十册二十卷本的《水浒传》，应该是百回本以前的一个刻本。孙楷第认为郑振铎收藏的一个残本就属于这个系统(《通俗小说书》卷六》。因为是残本，不见所署作者。

　　在此以前，是否还有刻本呢？

　　1975年，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据称为《京本忠义传》的两纸残页，判断“应为明正统、嘉靖间书坊所刻”(宏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一瞥》，《书林》1980第3期)。刘冬、欧阳健同志同意上述鉴定，并由此推论《水浒》成书“定在元末明初，似乎并无多大问题”。所举的理由中，认为残叶中有元人书写习惯的异体字或简化字，如“们”作“每”，“個”作“个”(按，亦作“”)(见刘冬、欧阳健《有关〈水浒〉施耐庵及罗贯中的几项新发现材料述评》)。由于是残页，不知其他的情况，但它出于一个较二十卷本还要早的本子大体可以成立。如此看，郭勋在重刻其书时，已有刻本出现，分卷也不同。

　　以上，是《水浒》问世的初期的情况。书名、卷第不同，还不断有修改，但作者已逐步明确。同时也看出，刻本流传不广，读到的人不多，大多数已不传于世。直到嘉靖中叶，商业性坊刻繁盛，《水浒》的刻书多起来，情况才改变。

　　《水浒》一书，洋洋百回，百二十回，创作的时间必不会短。曹雪芹说他写《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属于埋头专注。如果是闲来自遣，断断续续地进行，时间可能会更长。著者也未必急着刻出来。原因是：一是否有人爱读，不一定有把握；二是书有违碍，未必不有所顾虑；三是刻书要有财力。嘉靖以前，长篇小说尚在草创，这类书尚未形成热潮，因此需视书商的眼光，否则就需雇工自刻。书写出来，如经罗贯中修改，又需延误一段时间。再加种种因素，藏之深箧，束之高阁一段时间，情况就难预料了。期间是否还有一个抄本的传播传抄时期，不得而知。《金瓶梅》、《红楼梦》都有过这一传播时期。我国早期的小说，往往就是这样开始它的传播历史。刻本问世以后，情况仍很模糊。作者、书名(《宋江》、《江湖豪客传》、《京本忠义传》)和规模，都存有疑问。有的已明朗，有的还有待研究、澄清。

三、传播范围的扩大

刻本问世，我们把它分为明清两个时期来探讨。

　　明代虽有不同的刻本问世，但传播的范围终究有限。二十卷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五回本、志传评林本等等，种类繁多：故事有繁简，文字有不同，读者对象也有不同。总体上，是从有文化的人向下层社会扩展。早期，见过、读到过的人不多。刻印数量少，是早期一些版本失传、湮没无闻的主要因素。

　　明代，影响《水浒》传播的还有一个“倡乱”的讳碍，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文化统治已很严，直到嘉靖时风气开放，此前，必定会影响《水浒》的传播。我们看容与堂本前面的一篇李卓吾写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序，重点就是为此辩解的。

　　清代的流传就不一样了。它流行的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几个清代刻本，其实只是清翻刻贯华堂七十回本(金批本)的极小一部分。清代各地的翻刻，直至民国年间的石印本，可说不计其数。《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的芥子园本，入清以后也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藏板，改出七十回的袖珍本了，以适应社会流行的趋势。这时明代的刻本被金批本所取代。明刻仅成为收藏，存世逐渐减少，以至近代人作《水浒》研究也不得不到日本、法国去寻觅它的早期刻本。清代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晚清时，江苏巡府丁日昌惊叹：“《水浒》、《西厢》等书，几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抚吴公牍》)

　　金本的广泛流传，除了文化下移，还得益于以下的二点具体原因：一、金圣叹认为，梁山一夥造反作乱，不应受朝廷招安，因此他腰斩了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把第一回移作全书的楔子，七十一回改作七十回。在宋江受天书，排座次以后，又加了卢俊义一梦，梦见一百单八将被张叔夜所擒，并在忠义堂下一处草地处斩。卢俊义恶梦醒后，见堂上悬一匾，上书“天下太平”四个金字。金圣叹认为，这才是施耐庵写《水浒》的目的。《水浒》写造反，“耐庵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金圣叹《水浒传序》二)，统统镇压才算完事，后面的故事，是罗贯中所续，不可取。意图给《水浒》宣扬造反开脱罪名。二、他腰斩《水浒》，也表现了他的文学鉴赏的目光。我们看：原书七十一回以后写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征辽、平方腊、平田虎、王庆，叙事平平，描写重复，读来枯燥无味。梁山起义，英雄排座次是全书的高潮。后面再无精彩。此外，他对前七十一回的文字给予加工，使全书更让人爱读。以前的《水浒》，作者是施是罗，尚有混乱，自此定于施耐庵一人。当贯华堂本于明末刚出来的时候，就见有周亮工(1612—1672)评论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固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因树屋书影》)从前《水浒传》的作者，人们探讨它，是施是罗，常不一致，现在金圣叹公开露名，在“几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的清代，施耐庵的声名传播在大江南北，包括老百姓，知道的人就更多了。

四、书籍传播系统与口传系统的汇合

施耐庵闭门写小说，当其时，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可能也并不在意，只是消遣自娱。初时也不一定有付刻的打算。何况通俗长篇小说 ，此书还是尝试。但我们推测，其间必有两个人是知道的。一是罗贯中，他也在钱塘，据说还是施耐庵的“门人”。而且罗贯中还可能不等施的全书完稿以后读到，还可能读到他随时写出的章节，互相讨论、修改。由这一条线，出现后来可能的稿本流传到编定付刻，形成刻本传播系统。另一个人是他的儿子——这里先假定他有个儿子，但这个儿子无影无踪，却出现了个兴化施姓谱系中的施让。《施氏家簿谱》说他“永乐辛丑……甫及四十，以疾终”。上推四十年，他应生于洪武十四年(1381)。其父施彦端生活于元末明初，元末时也在浙江。一位创作了《水浒》，隐匿了身份仅别号施耐庵，连同他的儿子、后裔均无下落的人，而另一位真名施彦端的儿子的后裔却传下了创作《水浒传》的种种传说。如果施彦端不是施耐庵，这样的巧合，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是后人造假，几百年前，时间，地点，竟如此合榫合铆？我们设想施耐庵长期在家写他的书，他的儿子焉有不知？这位儿子，就应是施让。只是由于口耳相传，历经二百年，三百年，添枝加叶，越说越走样而已。如果是文人，有文字记载，尚不至于此。可偏偏施姓一族，后裔们大多文化不高，没有著述。我们看《施氏家簿谱》所列17世，236人中，除始祖施彦端公一行的眉端有“元朝辛未科进士”的记载外，其余仅有六名，分别署庠生、廪膳生和国学生一类的生员秀才。另有四人，三人署“恩赐迪功郎”，不属科举功名，是有过功勋的赐封。清代这类民间赐封极多，级别很低。余一名“乡饮大宾”是乡里公推的祀典主祭之类。他们中多数人可能终其身也没有离开过家乡，即便到过城市，也未必听闻文化上的事。施耐庵的名声，必等《水浒传》普及到相当程度，才会使兴化施家桥的族裔悟到施耐庵原来就是自己的祖宗，出现书籍传播系统与家族口传系统的汇合，窜入施氏家谱、墓志。继后，还可能继续有牵强附会，添枝加叶的“故事”安到他头上。这里的许多文物史料，出处不明，时间晚，是谬误参半的原因。以上推测，我以为是合乎情理的。

　　举《施氏家簿谱》为例。这份家谱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但那个“元朝辛末科进士”却出现在眉端，“字耐庵”又出现在行右，令人疑窦丛生。虽然经过正式鉴定，与谱文系同一笔迹，也不能排除系乾隆原谱整理抄录后添加上去的可能。再如《施氏家簿谱》在抄录完施氏谱系后，在“始祖元端公”上面补上“元朝辛未科进士”，旁边又补上“字耐庵”；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也出现了“先公耐庵”的一段文字。施彦端与施耐庵合为同一个人，是书籍传播系统与口传系统的合流。再看这个“长门谱”后面的附记。笔迹潦草，且文句不通，难以句读。据前面的叙述看，是综合族人(或者还有其他的传闻)的口传写出来的。开始就单行竖立一块咸丰年为施耐庵写的一块木榜，文字是这样的：

　　庵公原籍迁籍志 耐庵公原籍苏吴楚水钱塘人也……迁至淮安府。

　　施耐庵到底是何方人氏？难道是东西南北人？这块“木榜”把吴头楚尾都揉进去了，让人一头雾水，且文句不通。施耐庵世籍的混乱，是年代久远的口传造成的。还是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比较可信。铭文说：“(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乡兴化，(还)白驹。”他应是兴化人，元末动乱中，曾流播浙江，世道太平以后回到兴化白驹。

　　《水浒》传世数百年，对作者施耐庵，唯独苏北兴化一带出现了大量的口碑、传闻与文物史料，更有施姓一族指认其为先祖，还有周边一带与施姓本族无关的文物史料指向这里，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不能漠视。假设有本和《水浒传》的施耐庵毫不相干的施姓人家，因施耐庵出名以后，附会名人，以扬其祖宗的业绩拉进其谱系中，反倒会简单清楚，直截了当地突然冒出来，不致于拖泥带水，一片混乱。

　　《水浒传》自有刻本以来，即有“倡乱”的公议。此不仅会招惹上层统治者，一些文人也有议论。天都外臣和李卓吾前后写的两篇序，为此都作了着力辩解。但即使存在着对此书非议，也并未阻挡住它传播的扩展。清代的情况更有不同，它借着金本的腰斩和文学加工，更向普及的方向发展。这一情况，在清末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后，终于唤起了统治者的警觉，要重新申饬查禁。丁日昌(1823-1882)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出任江苏巡抚以后便专为此上书呈请禁毁。呈文说到江苏一地的查禁情况。他说他虽然严令收缴《水浒》、《西厢》，但“江北(江苏长江以北)应者寥寥”，然而还是有所收获。说：“旋据江、甘二令搜索，五百余部，上元等县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板片则令解至省城分局，验明禁毁。倘能再接再厉，得一扫而光之，亦世道人心之一转机也。”(《抚吴公牍》)上述江、甘，为江都和甘泉，山阳属广陵，都是扬州的周边地区，甘泉是在雍正年间从扬州分划出来的，同样也是兴化邻近的地方。从收缴到和未收缴到的数量看，传播的普及，可知一斑。所谓“板片”，即木刻的书板，说明《水浒》刻书，已延及苏北。《水浒》故事，也借书籍而流传，被扬州一带的人所喜爱。清末有王少堂父子两代人的“扬州评话”，以说《水浒》长篇故事而著名，更令施耐庵之名妇孺皆知。《水浒》刻本泛滥，故事普及，与施姓人家真真假假的口传合流，这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情况。

　　笔者两次到兴化、大丰。上一次是1982的调查，后一次即2012年4月末，前去兴化参与1952年和1982年两次调查的纪念研讨会。当地特殊的地理地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是河网地带，湖泊众多。著名的洪泽湖、高邮湖面积浩荡，就在兴化的西面。小一些的湖如宝应湖等，就在它的附近。运河与淮河交汇于此。地势低洼，所以出现片片的湿地，当地人说，这里是个锅底，兴化、大丰被河湖环绕。兴化得胜湖，据说得名于南宋的抗金。湖之南有一“癫子荡”，历经围湖造田以后，仍有8.6平方公里。这个荡子尤有特色。荡中有一千多个被称为“垛子”的土墩。周边壁立，约有一米多高，分布在荡中。当地人在上面普种菜花，阳春三月，一片金黄，一望无边，蔚为壮观，称为“垛田”。中间的水道，可以驾舟穿梭其中。其中一条主要的水道，还被名为“水浒河”，自然是因《水浒传》而得名，不知名自何时？兴化的朋友带我们来，惜时已四月上旬，菜花褪去，菜籽荚渐茁壮，连它的杆子加上垛子，至少有三米之高，如果换成芦苇必也一样。泛舟其中，外面是绝对看不到的，这使我想起《水浒传》中写卢俊义上山前的一个梦。梦中听到有人吟的一诗：“芦花荡里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二句。境界多么相似。又写湖边朱仝一支响箭，射向水泊之中，许久会见一小舟自芦苇荡中划出，接待英雄上山。这里的地貌环境，大可提供小说家想象的空间，除此，怕再难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了。这是我的印象。

　　注：

　　① 参见欧阳健整理的《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座谈会发言纪略》，《理论研究》1982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