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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三国演义》英译史研究述略

《三国演义》，今存最早的刻本是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该书不仅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还被译成十数种外国文字，在海外各个国家与地区广泛流传。其中，《三国演义》的英文译文与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

　　关于《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诸多中外学者或多或少都有所论及。但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大多只是在各自著述中简略提及《三国演义》的英译情况，特别是它的几个重要英文译本，却较少介绍它的各种英文译文，更未曾比较系统、全面地考录《三国演义》英译史实。比如，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编撰的重要汉学工具书《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第三卷仅列出《三国演义》的五种英文译文与译本，分别是“X.Z.”与 “C. H. Brewitt-Taylor”的各一篇译文，“the Rev. F. L. Hawks Pott”的两篇译文，以及“the Rev. John Steele”的一个英文节译本①。

　　又如，彼得·弗朗斯(Peter France)所编《牛津英语翻译文学指南》(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在介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这中国六大经典小说时，仅列出《三国演义》的三种英文译本，即邓罗(C.H. Brewitt-Taylor)的“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与罗慕士(Moss Roberts)的“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和“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②。

　　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对《三国演义》英译情况的介绍与探讨则较为详细、深入。其中，王丽娜进行的考察最为详尽。早在1982年，王丽娜就在《文献》第12辑上发表了《〈三国演义〉在国外》一文，详细介绍了《三国演义》的中外文版本，其中当然包括英文译文与译本③。1988年，王丽娜所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由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分“小说”与“戏曲”两部分介绍了多种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在国外的翻译与传播详情，其中介绍了《三国演义》的十多种英文片断译文、4种英译单行本等等④。到2006年，王丽娜与杜维沫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了《〈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一文，即为《三国演义》外译史研究方面发表的最新论文⑤。

　　我们发现，无论是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三国演义》在欧美的译介”词条，还是马祖毅与任荣珍合著的《汉籍外译史》中“中国文学翻译在英国(附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中国文学翻译在美国”两个小节中的相关介绍，都是以王丽娜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少有新发现、新突破。这既是中国学界对王丽娜在《三国演义》英译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的肯定，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停滞不前。

二、《〈三国演义〉在国外》问题分析

从总体上来说，王丽娜对《三国演义》的英译情况介绍得颇为详细具体，有助于我们把握《三国演义》在英语国家的传播路线图。但我们也遗憾地发现，单就《三国演义》英译史而言，无论是《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中的相关内容，还是《〈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一文，似乎均未能超越《〈三国演义〉在国外》一文的考录成果，《〈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甚至还删掉了《〈三国演义〉在国外》的部分介绍。同时，虽然《〈三国演义〉在国外》一文对《三国演义》英文译文或译本的考录最为全面，但就我们所见，该文所述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订正、补遗。

　　首先，该文未能正确考录出《三国演义》英文译文题名或译本书名。比如，“G. C. Stent”节译的《三国演义》英文译文题名为“Brief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K'ung-ming”，但王丽娜却误将其写成“Brief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Kung-ming”⑥。

　　其次，该文未能正确考录《三国演义》英译者的汉名或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在近现代中国，不少来华的外国人或未曾来华的外国汉学家都曾为自己取个汉名，或者虽无自取汉名，却也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因而我们不宜另取一种译名，以免造成一人多名，或多人同名，不利于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查阅《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等工具书来弄清我们该如何称呼这类外国人。王丽娜在文中恰恰犯了不少这种错误。比如，她称“S.W. Williams”为“畏三卫”⑦，而实际上此人全名“Samuel Wells Williams”，一般称为“卫廉士”或“卫三畏”⑧。又如，她称“G. C. Stent”为“斯坦特”⑨，但此人全名“George Carter Stent”，一般称为“司登得”⑩。再如，她称“C. H. Brewitt-Taylor”为“布鲁威特-泰勒”，但此人一般叫做“邓罗”。

　　再次，该文未能正确考录出发表《三国演义》英文译文的具体期次。比如，汤姆斯(P. P. Thoms)所译《三国演义》英文译文具体刊登在Asiatic Journal(《亚洲杂志》)第1辑第10、11、12卷上，但王丽娜却仅称该译文连载于《亚洲杂志》(AJ)第一辑卷l0与卷11上。又如，卫三畏的《三国演义》英文译文发表在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第18卷第6期(Vol. XVIII No. 6)上，但王丽娜却称该篇译文发表“载《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9年版第18期”。

　　第四，该文未能正确考录出《三国演义》英文译本的出版机构。比如，约翰·斯悌尔(Rev. J. Steele)完成的《三国演义》英文节译本乃是由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于1905年出版。该出版社的中文专名为“美华书馆”，但王丽娜却称斯悌尔的译本乃是由“上海传教士出版社”印刷出版。

　　最后，该文遗漏了《三国演义》的一些重要英文译文与译本。比如，王丽娜已经考查出邓罗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第20卷上发表了一篇《三国演义》英文节译，但既未能指出其发表的具体期次，也遗漏了邓罗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另外两篇《三国演义》英文节译。又如，王丽娜考录了卜舫济在《亚东杂志》(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上发表的“Selections from‘The Three Kingdoms’”，却遗漏了他在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上发表的“A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一文。再如，王丽娜已经考录出马顿斯从卫礼贤德文译本转录的Chinese Fairy Book(《中国神话故事集》)一书收有由《三国演义》第77回“玉泉山关公显圣”译述而成的“The God of War”(《战神》)一文，却遗漏了由《三国演义》第11回糜竺遇见火德星君的故事译述而成的“The Fire God”(《火神》)一文。

　　事实上，上述五类问题不仅在《〈三国演义〉在国外》一文中表现突出，更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研究领域中具有共性的常见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典籍外译史研究论著的可信度与准确度，也不利于此类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关注，并努力避免在今后的中国典籍外译史研究中再犯这类错误。

三、《〈三国演义〉在国外》订正补遗

前文已经指出，《〈三国演义〉在国外》在考录《三国演义》英译史实时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部名著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详情。因此，我们将以《〈三国演义〉在国外》为商榷对象，对《三国演义》早期英译史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期为读者准确再现该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详情。不过，囿于资料，我们只能1820-1921年间发生的《三国演义》英文译文与译本; 同时我们将不分译文与译本两种分别考录，而仅以译文发表时间或译本出版时间的先后为序，同一译者的多次英译活动集中论述。

　　3.1 汤姆斯与《三国演义》英译

　　目前所见，最早将《三国演义》章节片断译成英文的是英国人汤姆斯。对此，《〈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指出，汤姆斯的英文名字为“P. P. Thoms”，他将《三国演义》第一回至第九回译成英文，发表在“载1820年版《亚洲杂志》(AJ)第一辑卷10及1821年版《亚洲杂志》第一辑卷11”。

　　但我们查知，汤姆斯的英文全名为Peter Perring Thoms，或译“彼得·佩林·托姆士”，曾将多种中文古代文献译成英文，如广东弹词《花笺记》、《博古图》等。汤姆斯所译《三国演义》第一回至第九回的标题为“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中译为《著名丞相董卓之死》)，在1920-1921年间分三次连载于Asiatic Journal(《亚洲杂志》)，其刊载期次与页码分别为第1辑第10卷(1820年12月；The Asiatic Journal for December， 1820)第525-532页、第1辑第11卷(1821年2月；The Asiatic Journal for February， 1821)第109-114页与第1辑第12卷(1821年3月；The Asiatic Journal for March， 1821)第233-242页。

　　3.2 德庇时与《三国演义》英译

　　在汤姆斯之后，同为英国人的外交官兼汉学家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或译“爹核士”、“大卫斯”、“戴维斯”等)第二个尝试将《三国演义》的部分内容译成英文。不过，德庇时此次翻译的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些诗词。对此，《〈三国演义〉在国外》指出，1834年中国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的《汉文诗解》从《皇家亚洲学报》转录了德庇时英译的《三国演义》诗词，但所论不详。

　　而据我们考察，德庇时于1829年5月2日在皇家亚洲学会会议上宣读了题为《汉文诗解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tii. XXI.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的论文，后发表在1830年在伦敦出版的《皇家亚学会会议纪要》(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2卷第393-461页上。德庇时在文中以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对照的形式(有的还附汉字拼音)引用了相当多的中国诗歌为例子，其中便有《三国演义》中的咏史诗。到1834年，该文由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在澳门出版单行本，题名改为《汉文诗解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tii. 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 to which are added， Translations & Detached Pieces.》。

　　3.3 卫三畏与《三国演义》英译

　　1849年，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S. W. Williams，全名Samuel Wells Williams，或称“卫廉士”)第三个将《三国演义》部分章节译成英文。对此，《〈三国演义〉在国外》指出，“畏卫三译(S. W. Williams)《三结义》(Oath Taken by Members of the Triad Society)，载《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9年版第18期。内容即《三国演义》第一回的摘译，译者并对“桃园三结义”的起因作了注释。”

　　但据我们考察，该文的题名为“Oath taken by members of the Triad Society， and notices of its origin”，发表在1849年6月出版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第18卷第6期(Vol. XVIII，No. 6)第281-295页。而且，卫三畏此文实际上并非一篇译文，而是一篇研究论文。卫三畏在文中探讨了中国古代地下组织三合会(Triad Society)成员在其活动过程中要发的一些誓词，及这些誓词的源流所在。不过，由于有些誓词涉及“桃园三结义”，所以卫三畏便在第282-183页的脚注中将《三国演义》第一回中与此相关的内容译成了英文。据比对，这部分英文译文所据中文原文，始于“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而止于“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3.4 X. Z.与《三国演义》英译

　　关于X. Z.英译《三国演义》之举，《〈三国演义〉在国外》指出，X. Z.的这篇译文题名为“San Kuo Chih”，“载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CRNQ)第3卷，内容为《三国演义》第一至九回(即从桃园三结义到董卓之死)的译文。”

　　虽然我们尚未能查考出“X. Z.”到底是谁，但据我们考察，X. Z.的这篇译文其实是刊登在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中国评论》)第3卷第4期第191-205页上。该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与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以及汉末、三国的历史演变，然后才节译了《三国演义》第一回至第九回的故事内容。

　　3.5 司登得与《三国演义》英译

　　关于英国汉学家司登得(G. C. Stent，全名George Carter Stent，或译“斯坦特”)英译《三国演义》之举，《〈三国演义〉在国外》仅称司登得节译的“《孔明的一生》(Brief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Kung-ming)，连载于《中国评论》(CRNQ)第5卷(1876-77)、第6卷(1877-78)、第7卷(1878-79)、第8卷(1879-80)。内容即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一生的故事。”

　　但据我们考察，司登得乃是将《三国演义》中与诸葛亮生平相关的内容选译为英文，再连缀成篇，并且取题名为“Brief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K'ung-ming”(中译为《孔明生平概略》)。而且这些译文具体连载在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中国评论》)第5卷第5-6期(1876-1877)，第6卷第2、3、4、6期(1877-1878年)，第7卷第1、2、4、6期(1878-1879年)，及第8卷第1、2期(1879-1980年)。

　　3.6 翟理思与《三国演义》英译

　　关于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或译“翟理斯”)英译《三国演义》的事迹，《〈三国演义〉在国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与《〈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所论大致相同，但均不够详细。

　　据我们考察，翟理思曾数次尝试将《三国演义》部分章节译成英文。最初，他节译了《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中描写的神医华佗故事片段，收入他的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中译为《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伦敦Thos. de la Rue & Co.于1882年出版)一书第45-50页。这一片断在目录中称为“The Death of Ts'ao Ts'ao”(中译为《曹操之死》)，但在正文中却写成“Extract from The 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中译为《〈三国演义〉片断》)。

　　1900年，翟理思撰成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译为《中国文学史》)一书，由伦敦William Heineman公司于1901年初版，并列为戈斯(Edmund Gosse，1849-1928)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之第十种；同年，美国纽约的 D. Appleton and Company也出版了该书，此后又有不同出版社多次再版该书。翟理思在书中重新译述了华佗故事，译文前还附有对《三国演义》的介绍文字，放在该书第六部分(元朝)第三章(Book the Sixth——The Mongol Dynasty(A.D. 1200-1368)，Chapter III The Novel)，而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独立成文，题名为“Dr. Hua”(中译为《华医生》)。

　　后来，翟理思还据《三国演义》第二、第三回中“十常侍”专权的故事摘译了“Eunuchs Kinap an Emperor”(中译为《宦官挟持皇帝》)，又据《三国演义》中描述的关羽故事摘译了“The God of War”(中译为《战神》)，均收入其译文集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译为《古文选珍》)。该书最早由上海别发洋行(Kelly & Walsh，或称“别发印书馆”) 与伦敦伯纳德?夸里奇出版公司(B. Quaritch)于1884年分别出版一卷本，至1898年重版。此后，翟理思对其加以修订增补，分为上、下两卷，由上海别发洋行于1922年、伦敦伯纳德?夸里奇出版公司于1923年先后出版，其后又不断重印。而需要注意的是， “Eunuchs Kinap an Emperor”与“The God of War”未收入1884年初版的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而是载于其增订版中。

　　3.7 阿恩德与《三国演义》英译

　　《〈三国演义〉在国外》提到，“阿兰特(C. Arendt)选译的《三国演义》第41回、第42回、第108回，载《北京东方学会杂志》(JPOS)1886年第l期及第2期。此译文总题为《希腊与中国文学的相同之处》(Parallels in Greek and Chinese Literature)。”

　　不过，王丽娜此说存在两个问题。首先，“C. Arendt”全名“Carl Arendt”，其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为“阿恩德”，而他是一位德国外交官兼汉学家。其次，《北京东方学会杂志》(JPOS)的英文全称为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乃是由北京北堂出版社(Peking Pei-T'ang Press，即北京北堂天主教堂)出版的一份刊物，而阿伦特这篇论文其实是刊登在该刊第1卷第2期(Vol. 1 No. 2)。

　　3.8 邓罗与《三国演义》英译

　　关于英国翻译家邓罗(C. H. Brewitt-Taylor)英译《三国演义》之举，《〈三国演义〉在国外》称邓罗在推出他所译《三国演义》英文全译本之前就已经“译《深谋的计策与爱情的一幕》(A Deep-laid plot and a love Scene from the San Kuo)，载《中国评论》第20卷。”但具体而言，该篇译文乃是节译自《三国演义》第8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发表在1892年出版的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中国评论》)第20卷第1期第33-35页。

　　而且，邓罗开始英译《三国演义》的时间其实还要更早，因为1889年11月出版的《中国评论》第18卷第3期上就已经刊登了邓罗的“The Death of Sun Tse(孙策)”(中译为《孙策之死》)一文，经考察乃是译自《三国演义》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中与孙策死亡相关的部分，译文与原文几乎一一对应，毫无遗漏。

　　其后，邓罗又在1890年9月出版的《中国评论》第19卷第2期的“Notes and Queries”栏目中发表了“Conjuring”一文，经考察乃是译自《三国演义》第68回“甘宁百骑劫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中与左慈相关的内容。

　　再后，邓罗又在1890年11月出版的《中国评论》第19卷第3期上发表了“The San-Kuo”一文，简要介绍了《三国演义》内容概要(Gist of The Narrative)、人物(The Characters)、军队与战争(Battles and Armies)、作战方法与战略(Methods of Warfare and Strategy)、《三国演义》的文体风格(The Style of the San Kuo)等。

　　不过，邓罗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将《三国演义》全书译成英文。到1925年，他的这个英文译本San Kuo，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才由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imited)分为两卷在上海、香港与新加坡三地同时出版，即为《三国演义》的第一种英文全译本。

　　3.9 卜舫济与《三国演义》英译

　　对于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卜舫济(F．L．Hawks Pott，全名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或译“霍克斯·波特”) 英译《三国演义》之事，《〈三国演义〉在国外》称卜舫济节译了《三国演义》第29、41、46回，载“《亚东杂志》(EAM)创刊号(1902)”。

　　不过，据我们考察，虽然卜舫济确实节译了《三国演义》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第41回“赵子龙单骑救主”与第46回“用奇谋孔明借箭”，取题名为“Selections from‘The Three Kingdoms’”，但该文发表在《亚东杂志》(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简称EAM)第1卷第2号(Vol. I， No. 2)的第122-128页，而不是刊登在《亚东杂志》创刊号上。同时，在此之前，卜舫济也已经节译过《三国演义》的部分章节，取题名为“A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发表在1894年4月27日出版的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第653-654页上。

　　3.10 斯悌尔与《三国演义》英译

　　关于斯悌尔(Rev. John Clendinning Steele，或译“约翰·斯蒂尔”)英译《三国演义》之事，《〈三国演义〉在国外》称斯悌尔将《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译成英文，取题名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The 43rd Chapter of the Three Kingdom Novel)，副题为《舌战》(Logomachy)，1905年由上海传教士出版社印刷出版。”

　　但据我们考察，斯悌尔所译其实是由上海美华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于1905年推出单行本，题名为“The 43rd Chapter of the Three Kingdom Novel，‘The Logomachy’”(中译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舌战”》)，至1907年又改名为“The Logomachy， Being The 43rd Chapter of the Three Kingdom Novel”再版。该译本乃是目前所见《三国演义》的第一个英文节译单行本，且是专供外国人学习中文之用的读本，因此书中收录了《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中文全文，并附出版导言、译者序、人物索引、地图，以及对人名、地名、朝代名等专有名词的注释等。不过，由于该书仅选译了《三国演义》的第43回，内容明显单薄、分量不足，使得它在《三国演义》英译史上的重要意义大打折扣。

　　3.11 马顿斯与《三国演义》英译

　　关于马顿斯(Frederick Herman Martens)英译《三国演义》之事，《〈三国演义〉在国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与《〈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所论大致相同。其中，《〈三国演义〉在国外》称马顿斯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德文译本“《中国民间故事集》”转译了“《战神》(The God of War，即关羽的故事)，收入马顿斯的英译本《中国神话故事集》(Chinese Fairy Book)”。

　　但据我们考察，卫礼贤所译“《中国民间故事集》”的德文书名为Chinesisch Volksmarchen(译成中文应当是《中国神话故事集》)，由Jena出版社于1914年初版，后又于1919、1921等年多次再版。该书内收由《三国演义》第11回糜竺遇见火德星君的故事译述而成的“Der Feuer Gott”(中译为《火神》)与由《三国演义》第77回“玉泉山关公显圣”译述而成的“Der Kriegs Gott”(中译为《战神》)。后来，马顿斯将卫礼贤的这个德文译本转译成英文，书名为Chinese Fairy Book，于1921年由纽约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出版，而上述两篇故事分别译为“The Fire God”(《火神》)与“The God of War”(《战神》)。

四、结 语

通过对王丽娜所撰《〈三国演义〉在国外》一文存在的疏漏错误之处的分析与订正补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条经验，即必须十分重视典籍外译史料的搜集、鉴辨、整理与运用。这是因为，由其本质属性来看，中国典籍(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外译史研究亦可归属于历史研究。而就一般历史研究而言，史料的搜集、鉴辨、整理与运用无疑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工作。古今中外，都有许多历史学家十分重视史料问题。在现代中国历史学界，甚至出现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强调史料高于一切。比如，傅斯年就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对于中国典籍外译史的研究者来说，我们无疑也必需将典籍外译史料的搜集、鉴辨、整理与运用放到最为重要的位置上来。因为，如果没有收集到足够多而全面的典籍外译史料，那么最后产出的典籍外译史论就极可能不具备普遍性意义；如果没有对典籍外译史料的真伪加以鉴辨，那么相关的典籍外译史论中就可能会出现各种疵漏错误，其准确性与可信度就得不到保证，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注：

　　② France， Peter《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版，第235页。

　　③ 王丽娜《〈三国演义〉在国外》，《文献》丛刊编辑部《文献(第1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44-66页。

　　④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8-15页。

　　⑤ 王丽娜、杜维沫《〈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第70-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