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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叶山房是一家创始于清朝初年的传统书坊①，其数任经营者——从席世臣、席元章到席威、席裕琨等以及席氏族戚席少梧、席悟奕②，以“刊刻秘笈，以惠学林”为宗旨，出版了不少颇有口碑的书籍，在近代出版界有着重要的地位。该书坊出版的书籍种类颇为丰富，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其中亦不乏适应近代出版潮流与读者阅读需求的通俗小说。本文在整理近代扫叶山房所刊通俗小说书目的基础上，在与同时期其他书局的比较中，研究扫叶书坊通俗小说出版的宗旨以及刊行方式的变革，分析时代环境对传统书坊小说书籍出版的影响，探讨该书坊某些革新的努力以及步履维艰的革新困境。

一、首部通俗小说的出版

扫叶山房创立之后，在席世臣主持期间，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过一种说部书籍，即宋人洪迈的笔记小说《容斋随笔》③。其子席元章经营期间，由于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书坊的刻书事业一落千丈，几乎无暇顾及说部书籍的出版，直到同治元年(1862)席威于上海将扫叶山房重新开业之后，书坊才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光绪五年(1879)出版了第一部通俗小说——《忠烈侠义传》。它既是该书坊恢复说部书籍出版的标志，也是其首刊通俗的小说，对后来扫叶山房的通俗小说出版造成了深刻影响。

　　《忠烈侠义传》即后人所熟知的《三侠五义》，共计一百二十回，题“石玉昆述”。石玉昆是咸丰年间著名说书艺人，他善于说唱包公断案故事，其以明清来流传的包公审案故事为基础的“龙图公案”④说唱表演，时人耳熟能详，当时有“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之说。根据《忠烈侠义传》书首“问竹主人”序、“退思主人”序、“入迷道人”⑤序可知，《忠烈侠义传》系“问竹主人”据石玉昆《龙图公案》删订而成，后“入迷道人”参加删订与校阅。由于该书源于说书底本，故事情节曲折，对读者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书中对于包拯与侠客们惩处权奸与贪官的种种描述，又能够让读者获得一种大快人心的阅读感受。不过，扫叶山房之所以选择这样一部由民间艺人根据自己的演出底本改变而成的通俗小说出版，除了故事本身吸引读者，能够保证书籍畅销之外，还与光绪初年的出版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同治年间，晚清政府先后发布了三次小说禁令⑥，其中同治十年(1871)六月清廷颁布的上谕云：“坊本小说，例禁綦严，近来各省书肆，竟敢违禁刊刻，公然售卖，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亟应严行查禁。著各省督抚府尹饬属查明应禁各书，严切晓示，将书版全行收毁，不准再行编造刊印。”⑦而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颁布的《军流徒不准减等条款一百四十六条》又明确规定“造刻淫词小说及抄房捏造言词录报各处，罪应拟流者”⑧。当年即使像申报馆那样，报馆主人美查是英国公民，不受大清律法的束缚，也不得不考虑到小说禁令的明文规定，首先选择一部与中国社会毫无瓜葛的外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作为该报馆通俗小说出版的最初尝试。

　　在此种情况下，扫叶山房选择《忠烈侠义传》出版无疑是规避陷入“淫词小说”之嫌的妙招。因为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形象及其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进行的努力，是得到历代统治阶级认可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书稿符合统治阶级对于清官宣扬的需要。书首的“问竹主人”序还明确表示，该书“删除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且其中烈妇烈女、义仆义鬟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侠尚义者不可枚举”⑨，“入迷道人”的序也称“叙事尚免冗泛，且无淫秽语言。至于报应昭彰，尤可感发善心，总为开卷有益之帙”⑩，更显示出该书对于读者的教化意义所在。为了更进一步突出该小说与当时清政府所提倡的道德规范相吻合，扫叶山房在为书稿的取名的时候，特意使用了“忠烈”二字，并且将其冠于题目最前面。“忠烈侠义”这个书名与后来的书名“三侠五义”相比，其对于“忠烈”的强调显然具有颇为浓烈的时代色彩。

　　虽然根据目前的资料，扫叶山房出版的《忠烈侠义传》销售情况尚不可知，而且这部作品在题材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传统书坊谨慎与保守的一面，但是作为该书坊刊行的第一部通俗小说，《忠烈侠义传》的出版无疑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即为这家传统的旧式书坊今后逐渐融入到注重通俗小说书籍出版的这一新出版趋势之中奠定了基础。这部书出版后不久，扫叶山房就在席威主持期间又陆续推出了《东周列国志》、《二度梅》等通俗小说作品。尽管与扫叶所出版的其他种类的书籍相比，相对数量不多，不过此类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正在逐渐进入该书坊的出版视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席威之后，扫叶山房不同时期的两任主持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继任的席威独子席裕琨，以及光绪三十年(1904)继任的席氏族戚席少梧、席悟奕，对于通俗小说的出版方面都给予了关注和支持，使得扫叶此种书籍的出版日益丰富。从上海书业公所存的书底挂号记录中可以看到，光绪三十年(1904)扫叶山房通俗小说的书底挂号有十三种，占该书坊当时全部挂号书底的九分之一，对于一家以出版学术性书籍为主业的传统书坊而言，通俗小说在其出版书籍中所占比例的增加，无疑是一种突破性的变化。

二、出版宗旨以及与其他书局的比较

席威主持期间，扫叶山房出版的通俗小说包括公案侠义小说《忠烈侠义传》，历史传奇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粉妆楼》，才子佳人小说《二度梅》、《云英梦传》以及神话志怪小说《封神演义》、《西游真诠》，可以说作为带领扫叶山房走向中兴的一位经营者，他不仅奠定了该书坊通俗小说出版的基本类型，而且还影响了此后扫叶通俗小说的出版。近代扫叶山房通俗小说的出版有以下几个宗旨：

　　第一，重视传统题材作品，提倡忠诚与侠义，尤其讲究惩恶扬善的教化性。

　　《忠烈侠义传》开启了扫叶山房公案侠义类小说出版的先河，该种类型的小说最初多由说唱、评书演变而来，是通俗小说中比较传统的题材，其中大都蕴涵忠诚与侠义的主题，结局尤为善恶分明，此种题材的作品也为席威的继任者席裕琨所关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席威将扫叶山房交由席裕琨管理之后，席裕琨在上任的第二年就将同属于《龙图公案》系列的三部小说，即《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同时付诸石印——这一做法既显示出首刊的通俗小说《忠烈侠义传》的影响所在，又反映了家族经营型传统书坊的继承性。作为宣扬忠诚与侠义的的作品，《小五义》书前的序言声明：“此书虽系小说，所言皆忠义侠义之事，最易感发人之正气，非若淫词艳曲，有害纲常；志怪传奇，无关名教”；《续小五义》中的“伯寅氏”序则明确表示：“忠烈侠义之气充溢行间，最足感动人心。人果借此为鉴，则内善之心随地皆是。”在席裕琨主持期间，扫叶山房还出版了公案小说《彭公案》、《续彭公案》。正如孙寿彭在《彭公案》序中所云：“彭公是我朝显宦，实千古人才之杰出者也。其在任多有政声，不可枚举，而除暴安良，断一切奇闻奇事，犹如西山爽气，扑人眉宇。”扫叶出版的这两部小说以清朝名臣彭鹏的事迹为蓝本，讲述他在破案断案中，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打击、征治贪官赃吏和豪绅恶霸的故事，其思想倾向与扫叶通俗小说出版的理念是颇为吻合的。

　　另外，光绪年间出版的《儿女英雄传》与民国年间出版的《侠义风月传》也是宣传教化的典型作品。前者“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玄谈；其言人道者，不离庸行；其写英雄也，务摹英雄本色；其写儿女也，不及儿女之私，本性为情，援情入性”，后者即是由伏尔泰翻译介绍到欧洲，受到歌德称赞的《好逑传》，书中既有铁中玉和水冰心曲折的爱情故事，又饱含作者对于两人之间坚贞不渝爱情的赞美，将纲常名教与青年男女交往调合起来，使“名教生辉”，“以彰风化”。实际上，光绪末年梁启超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方兴未艾，不少书局都积极响应，例如，广智书局的小说出版“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小说作品则“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借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而乐群书局所刊发的各种小说书籍也高举“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的旗帜，但是扫叶山房在小说出版上，却始终遵循着传统的教化性原则。

　　第二，选择出版其他书局业已印行的作品，借以保证通俗小说的畅销性。

　　作为一家传统书坊，扫叶山房在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具有创新精神，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且比较注重刊印流传不广的书籍，正所谓“刊印秘籍，以惠学林”。例如，席世臣主持期间曾经刊刻了《宋辽金元别史》，其中的《南宋书》除了鈔本外，当时仅有扫叶山房本刻本；他甚至为了刻书而不惜高价搜求珍本、善本书籍，几乎倾家荡产，以致时人在诗中称他：“白米酿酒因好客，黄金散尽为刻书。”但是在通俗小说的出版方面，扫叶山房却从来不曾追求独创性与特殊性，反而常常选择出版一些其他书局业已印行的畅销作品。

　　以席威经营期间，扫叶山房出版的才子佳人小说《英云梦传》为例。该书是一部白话体小说，根据书首《弁言》所述，其完稿于雍正元年，所演绎的是苏州才子王云与佳人吴梦云、腾英娘的婚恋故事，结局是才子抱得佳人归，即二女同侍一夫的大团圆。在扫叶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之前，已经先后有康熙年间聚锦堂刊本、嘉庆十年(1805)金昌书业堂刊本、道光元年(1821)绿荫堂刊本等多种版本。聚锦堂刊本正文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扫叶刊本与此类似，应该为此本的重刊本。而《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志演义》更是一些早有多种刊本，为民众所熟知的作品。

　　席裕琨上任之后出版的通俗小说中，《七侠五义》在光绪十九年(1893)和光绪二十二年(1896)曾分别由新闻报馆和广百宋斋刊行；《彭公案》则有光绪十八年(1892)本立堂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书局刊本以及光绪二十年(1894)民安堂和北京琉璃厂刊本；《小五义》曾有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与申报馆刊本、光绪二十年(1894)新闻报馆、广百宋斋等多种刊本；《续小五义》也有光绪十六年(1890))申报馆、光绪二十年(1890)新闻报馆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三槐书屋刊本。作为“龙图公案”系列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与《续小五义》受欢迎的程度自不待言。从近代《申报》以及《新闻报》所刊的广告中就可以看到，出售这几部小说的书局不仅有其发行书局申报馆、新闻报馆，而且在近代上海出版业聚集的四马路上，古香阁、文运书局、博文书局等也代为发兑，甚至龙威阁书林开业广告所列的代售书目中，它们都赫然在列。而校经山房出版的《续彭公案》系列达到十续之多，其所本源的《彭公案》也必然是当时畅销之书，其畅销性从理文轩在《申报》上刊登《书底招人租印》广告，把《彭公案》作为通俗小说书底之一，明确列出价目，提供给同业翻印的做法中也不难得到印证。由此可见，席威之后扫叶的经营者显然也继承了他关于通俗小说的出版理念，尤其是对于作品畅销性的注重与选择。

　　第三，强调作品的民间性与传统性，同时尝试出版与现实社会相关的作品。

　　目前可知的扫叶山房三十七种通俗小说中，绝大部分都是文人或者书坊主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底本或者世代流传的相关故事改编而成的作品。例如上文所提及的《忠义侠烈传》就是典型一例，通过书首的三篇序言可知，该书是“问竹主人”据《龙图公案》删订而成，之后“入迷道人”又参加删订与校阅。《东周列国志》也是如此，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而扫叶山房出版的正是蔡氏所修订的这部小说。此外，《封神演义》、《说岳全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也是众所周知的世代累积型通俗小说。其他通俗小说中，《第一奇女》是弹词小说，《大八义》则是评书的传统书目，《彭公案》、《施公案》、《说唐演义》、《济公全传》都是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书坊主人出版通俗小说时，对于民间性与传统性的强调由此不难窥见一斑。

　　在讽刺时弊的新小说层突不穷的光绪末年，扫叶山房也应潮流而动，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尝试出版过一部揭露晚清学界黑幕的新小说，即葛啸侬的《时髦现形记》。书首作者自序云：“向之借科举为钓名之具者，今且以学堂为取利之薮，弊窦丛生，丑态百出”，颇具针砭之义。该书的出版突破了“选择出版其他书局业已印行的通俗小说”这一扫叶通俗小说出版的原则，可以视为这家传统书坊在通俗小说出版上的一种转向与尝试。对于这部首刊的通俗小说，扫叶山房似乎特别重视，甚至仿照商务印书馆等新兴书局的营销模式，专门为其在畅销报纸上刊登了两百余字的广告进行宣传。统计近代四大报刊《申报》、《时报》、《新闻报》、《神州日报》所刊载的小说广告可知，这是该书坊唯一刊登的通俗小说出版广告，其中多少蕴含着这家传统书坊试图模仿现代出版机构的宣传方式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转型之义。

　　不过，扫叶山房在通俗小说出版上突破与转向的尝试实际上并不成功。首先，作品的选择趋于流俗。当时的由讽刺小说发展而来的揭露学界、官场种种弊端与腐化的黑幕小说数不胜数，内容上无甚新意，而全书用对话表现的《时髦现形记》讽刺浅直，甚而形同漫骂，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其次，作者的写作技巧欠缺。《地府志序》中曾经指出，“上邑葛啸侬氏茂才，负才使气，不合于时，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每于教课之暇，从事小说。凡所见所闻可笑可哭之事，皆托于游戏，著为文章”，因此，其小说作品与李伯元、曾朴甚至陆士谔相比，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审美旨趣都相距甚大。再次，广告宣传频率过低。无论是商务印书馆、小说林、改良小说社还是作为个人出版者的韩邦庆，都以持续刊登广告的形式，针对读者进行无意识的“反复的鼓噪”，使读者在不自觉中被激发起对即将问世的这一作品的心理需要，触动其产生购买的动机，从而刺激和诱导消费，使作品加快传播速度，拓展传播范围，提高被选择的可能性。但是扫叶山房所刊登的《最新社会小说〈时髦现形记〉出版》广告在《时报》和《申报》上仅仅出现了一次，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反复的鼓噪”的效果，从而也就根本无法提高《时髦现形记》在读者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刊行方式的变革

从上文中对于扫叶山房通俗小说的出版特征分析不难发现，一方面，其通俗小说出版基本以翻印传统的明清通俗为主，教化宣传的色彩颇为强烈，另一方面，在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又试图突破这一局面，尝试出版针砭时弊，揭露学界黑幕的通俗小说作品。而从通俗小说的刊行方式上，我们也能看到该书坊在出版技术运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传统与变革交织的特征。

　　在铅石印技术尚未出现之时，木刻雕版是书坊刊行书籍的重要方式，校刻精良的板片储备对书坊甚为关键，尤其是对于以出版学术型书籍为主的书坊而言更是如此。作为一家“刊刻秘笈，以惠学林”的传统书坊，当年扫叶山房创始的契机就是席世臣家族购得了常熟毛氏汲古阁所藏的若干书板，因此扫叶山房雕版印刷的传统也对其通俗小说的刊行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席威主持扫叶山房期间所出版十部通俗小说，除了《隋唐传》是铅印本，《东周列国志》有刻本和石印两种版本之外，其余无论是公案类的《忠烈侠义传》，还是神怪类的《封神演义》，言情类的《二度梅》，抑或是才学类的《镜花缘》，都是采用雕版的方式翻印出版的。

　　实际上，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即扫叶山房刻印第一部本通俗小说《忠烈侠义传》的前五年，申报馆就采用新式铅字排印出版了《儒林外史》。该书“校勘精工，摆刷细致”，与传统木刻本迥然而异，因此受到读者的欢迎，初版千部“曾不浃旬而便即销罄”，六个月后即重印了一千五百部。正如申报馆在《代印书籍》广告中所宣传的那样，铅印较之木刻“至便且捷”，“出书愈觉清爽，非木板可比”，因此，光绪初年已经开始有书局仿效申报馆，以铅印之法出版通俗小说，例如光绪三年(1877)机器印书局就出版了铅印本《于少保萃忠传》。而在扫叶山房出版第四部通俗小说《新刻绣像粉妆楼全传》的前一年，即光绪八年(1882)，点石斋首次石印出版了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是书格外清晰，一无讹字。为图凡二百有四十，分列于每回之首，其原图四十，仍列卷端，工致绝伦。”由于石印照相法在图像印刷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技术也受到其他书局的青睐，例如光绪十三年(1887)蜚英馆就石印刊行了《绘图评点儿女英雄传》。

　　扫叶山房当时显然对铅石印这类的新兴技术也予以过关注和应用。例如，扫叶山房光绪八年(1882)发行的《扫叶山房书目》就分为木版和铅版两大类，开始出现了铅版书籍；而光绪十二年(1886)所出版的《历代帝王年表》三卷已经是石印本，光绪十五年(1889)版的《李氏五种》之内封，亦采用石印技术印刷。尽管如此，由于席威主持的扫叶山房开始陆续出版通俗小说的时候，以铅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正处于兴起阶段，据潘建国的统计，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六年(1890)，采用铅石印刷术翻印明清通俗小说的书局只有十一家，其中铅印本不过三十八种，而石印本仅有十四种，未能对整个通俗小说翻印行业产生影响，也就未能推动扫叶山房以铅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此时，对于一家历史悠久的传统书坊而言，放弃木刻雕版技术刊行通俗小说的时机显然还未到来。

　　扫叶山房通俗小说刊行方式的转变发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一年，该书坊请图书集成局代印了一部名为《隋唐传》的通俗小说，并由图书集成局为之在《申报》上刊登“开印《隋唐传》”广告：

　　《隋唐》一书，虽属稗官野史，而笔法既好，叙事尤详，敷佐既新，选词尤雅，茶余酒后，尽可消闲。现扫叶山房托本局代印。刻已开印，俟告竣后装订成册发售，以便诸公购阅也。图书集成局启。

　　扫叶山房出版铅印本通俗小说的出版计划，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为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通俗小说翻印的鼎盛期，期间共有六十二家书局采用铅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约二百八十种(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书局版本)，其中在光绪十九年(1893)至二十二年(1896)之间处于翻印的顶峰，四年中翻印的通俗小说合计二百一十三种，约占总数的76%；而二百八十种通俗小说的近代翻印本中，石印本二百七十三种，铅印本四十三种。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以铅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的出版环境的推动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扫叶山房开始尝试委托其他书局代为排印铅版通俗小说，并且还在第二年将以前曾经木刻雕版印行过的《东周列国志》重新石印刊行。不过，席威主持期间，扫叶山房在通俗小说的翻印上，对铅石印技术的运用并不积极主动，而是被时代潮流推动着前进所作出的选择，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传统书坊一种步履维艰的革新困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席威的儿子席裕琨接管扫叶山房，此时恰巧处于以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顶峰期刚过，而鼎盛期尚未结束的时间点，他主持下的扫叶山房开始全面运用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此阶段，该书坊首刊的通俗小说《绣像七侠五义》就是石印本。显然正是由于采用了石印技术刊行，才令该部小说绣像插图的精致与清晰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所出版的刻本通俗小说，从而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以至于扫叶山房趁着这个畅销势头，又立即陆续石印出版了《七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和《续小五义》。席裕琨显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石印技术在翻印通俗小说上的巨大优势，据目前所见的资料，他在任期间扫叶山房所出版的二十部通俗小说，除《精忠演义说岳全传》一部为铅印本之外，几乎全部采用石印技术刊行。事实上，根据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书业公会书底挂号簿》统计，扫叶山房南北号在光绪间共出版石印书籍一百零五种，其中十一部石印本通俗章回小说赫然在列，标志着扫叶山房以雕版木刻刊行通俗小说的时代至此完全终结。

　　不过，席裕琨主持期间扫叶山房刊行的石印本通俗小说，多采用手写石印的方法，印本以楷体书写，虽然字迹清晰，但是为了节约纸张一般字划细小，行格紧密，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行《绣像续小五义》一书每半页多达二十二行，每行四十八字，读者阅读时破费目力，还算不上是精本石印。光绪三十年(1904)之后扫叶山房由席氏族戚席少梧、席悟奕等人接管，此情况有所改变。

　　期间，该书坊一方面将照相石印技术充分运用于各类书籍的翻印出版，一方面在采用手写石印之法刊行书籍的时候，放大字体，使行格相对之前的版本相对疏朗，例如，民国十七年(1928)石印的《增补齐省堂全图儒林外史》，每半页十五行，每行最多三十四字。因此，这期间扫叶山房在介绍其石印古籍的时候，或称“本号特缮大字精本，并延名宿，悉心讎校，付诸石印”，或称觅得原本“同付影印，字画圈点，悉与原本丝毫无二。”正如民国七年(1918)《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序所言，“雕本流传，缪为士林称许。曩因锓版不便，易亦精本石印行世”，此时扫叶山房出版的通俗小说也出现了不少石印精本，例如，民国三年(1915)的《大字足本绣像全图三国志演义》，民国十一年(1923)《增像全图东周列国志》和《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民国十三年(1925)的《绘图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等等。因此，虽然宣统及民国年间的扫叶山房，在小说出版类型的选择上，呈现出从通俗小说向笔记小说倾斜的趋势，但是在所以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的质量要求上，却体现出新的追求。

　　据目前可见的资料统计，扫叶山房共出版公案、神魔、言情、讲史等类型的通俗小说三十七种。这家书坊在首刊通俗小说之初，对作品题材的精心选择，折射出光绪初年通俗小说出版业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这一选择既显示出传统书坊谨慎与保守的一面，又标志着此类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正逐渐进入该书坊的出版视野；在高度重视传统题材作品的出版，特别选择出版其他书局业已印行的作品，强调作品的民间性与传统性的同时，不过最终还是尝试出版了时人创作的与现实社会相关的作品；一直坚持木刻雕版刊行通俗小说，在铅石印技术普遍应用于通俗小说翻印的年代中，才被出版潮流推动着步履蹒跚地加入此种行列之中，然而却在通俗小说翻印的大幕即将缓缓降落之时，从手写石印法刊行通俗小说发展为照相石印法出版石印精本。以上种种充分反映出这家积习深厚的书坊，带着自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性融入近代小说的出版潮流中，进而又不断受到出版环境的深刻影响，试图进行某些革新的努力以及革新维艰的困境。

　　注：

　　① 也有学者认为扫叶山房创立于明朝万历年间，但是由于目前尚无资料证明该书坊有明代所刻书籍传世，因此本文取杨丽莹《扫叶山房创始年代考》(《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3期)的观点，即“席世臣创设扫叶山房的时间当不早于乾隆四十九年”。

　　② 近代扫叶山房，道光咸丰年间由席元章(席世臣之孙)主持；同治元年(1862)席元章为太平军所掳之后杳无音讯，书坊由其子席威经营；光绪二十四年(1898)，席威将扫叶山房交由独子席裕琨管理；席裕琨英年早逝，其独子席念曾尚年幼，光绪三十年(1904)年左右，扫叶山房由席氏族戚席少梧、席悟奕等人接管。

　　③ 该版本的《容斋随笔》目前在河北省档案馆仍然可见，共两函十八册。(董国清《馆藏〈容斋五笔〉介绍》，《档案天地》1999年增刊。)

　　④ 《龙图公案》为说唱表演，另有抄本《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是石玉昆演出时的记录本，故名“耳录”，全书尽是白文，唱词于记录时略去。

　　⑤ “问竹主人”姓名生平不详，“入迷道人”即文琳。文琳，字贡三，属汉军正黄旗，光绪二十四年以刑部右侍郎卒，时年约七十岁。

　　⑥ 分别为同治七年(1868)四月，同治十年(1871)六月以及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

　　⑦⑧⑨⑩ 分别转引自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