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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在《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1期的《也谈〈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兼论陈森的生卒年》(以下简称“《也谈》一文”)，对《品花宝鉴》成书年代的推论较之前人研究有了更为令人信服的说法，并且首次介绍了王拯创作于咸丰七年(1857)的《追悼陈上舍森尝为〈石函记〉传于时者》一诗，将陈森的卒年较为明确地考订为“不迟于1857年”，这不失为近年来陈森史实研究中的一大亮色。但是，由于相关资料有限，对于陈森生平及创作相关史实的进一步认知，还有待于研究的继续深入。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就陈森生平著作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撰成小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生年考

受资料限制，迄今为止，学界关于陈森生年的推论，多猜测之说。《也谈》一文对生年的考证依据与尚达翔《说〈品花宝鉴〉》完全一样，皆为陈森的《品花宝鉴自序》(以下简称《自序》)。陈森在文中提到，自己在“年且四十余”之时放弃了科举考试。而上述两文都将道光十七年(1837)视作陈森最后一次参加科举的时间，由此得以推算出陈森的生年。只是，尚达翔得出的结论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左右①，这一令人费解的结论不知是否由年代计算上的失误所致？《也谈》一文则将其更正为嘉庆三年(1798)左右。但是，这一结论因为未能参考《梅花梦》传奇中的相关表述，而让人遗憾其未能得到进一步的考查与验证。其实，严敦易早在《陈森的〈梅花梦〉》一文中，即已根据《梅花梦》男主角张若水的年纪，进而推算陈森的年纪：张若水在《梅花梦》中的出场年龄是十五岁，几年后在北京遇见陈森时，应在二十岁上下。张若水“愿执弟子礼以学诗，年差少余，抑抑自下”，因此推断陈森年纪稍长于张。照此推论，张若水的生年应为嘉庆八年(1803)前后，陈森的生年应在嘉庆五年(1800)前后。而严敦易的结论却是陈森生于嘉庆元年(1796)，这与上述尚达翔的推论同样令人费解。但是，严敦易的考证过程，较之前两种推论，显然更加周密。

　　陈森的《梅花梦事说》(以下简称《事说》)一文撰写传奇本事甚详，指出《梅花梦》敷演的是无锡张若水与妓女梅小玉的一段真实的悲欢离合故事。陈森透露，男主角张若水在现实中“年差少余”，且在后文中对张若水几段经历言之甚详：时间、地点及人名皆言之凿凿。又，张若水曾作《梅花梦》七律十二首呈陈森，因此，《事说》及《梅花梦》传奇中的记载无疑是带有强烈纪实意味的。退一步说，即使张若水其人也是陈森的假托或虚构，但从《梅花梦》中一些涉及年龄的细节中也可考察作者陈森的一些真实情况。《梅花梦》屡次提及故事发生时张若水的年龄为十五岁。如《荡湖》出，船妓询问张若水：“相公妙龄多少？”张答道：“十五岁”。《顾曲》中则谓：“痴儿女，正十五青春稚娇。”陈森又指出：张若水在梅小玉病逝后“意索然，郁郁居乡者数年……束装游清江者复数年。于道光壬午至都门”。在梅树下梦见玉奴，玉奴笑问他：“时隔十二稔，何遽忘之耶？”严敦易在此前的论述中并未注意到张若水流寓北京的时间已然明确给出了，即道光二年(1822)壬午。且其时相距张、梅相识相恋的时间已有十二年。由此可以确切知道，1822年张若水二十七岁，则其生年当为嘉庆二年(1796)。陈森既言稍长于张若水，不妨假定其年长张一至四岁，则其生年当在1792至1795年之间。又据《自序》中道光十七年(1837)时陈森“年且四十余矣”，并参考《也谈》一文推断陈森生于1798年前后的话，则笔者认为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将陈森的生年认定为1795年左右会更为合理一些。

二、《石函记》为什么就是《品花宝鉴》

《也谈》一文在引用王拯《追悼陈少逸上舍森尝为〈石函记〉传于时者》时，认为陈森既在《品花宝鉴》中署名“石函氏”，因此《石函记》就应该是《品花宝鉴》。如此推论略嫌简单。由于无法确知陈森自称“石函氏”始于何时，而根据“石函”二字中暗含着的“玉”字，是否也可以将《石函记》认为是《梅花梦》的别名呢？如严敦易在《陈森的〈品花宝鉴〉》中即指出：“这里还有一个有兴味的问题，本剧女主角名叫梅小玉，而《品花宝鉴》的男主人公，则名叫梅子玉，两个名字中间，有无联系用意？正自难说。我颇有点疑心《梅花梦》或竟是作者自道之作，张若水即是他本人的化身，故《事说》所记甚为惝怳。”照此分析，《石函记》也极有可能就是颇具自传色彩的《梅花梦》。因此，还需通过对于王拯诗歌的深入解读，探究《石函记》的真相。诗曰：

　　东风三百梨园队，天宝当年乐未涯。璧月楼台空色相，采云歌管左风怀。搜神干宝才难尽，荷锸刘伶恨岂埋。昔日龙城曾记录，雨余阴火散秋斋。

　　如果说从首联可以大致推测作品的题材是摹写梨园情状的话，那么颔联“璧月楼台空色相，采云歌管左风怀”中所用到的“左风怀”一典，则为指实《石函记》为《品花宝鉴》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左风怀”语出宋代晏殊的《类要》，其义据元代方回的解释：“男为左，女为右，今取此义以类。凡倡情冶思之事，止于妓妾者流，或讬辞寓讽而有正焉，不皆邪也。其或邪也，亦以为戒而不践可也。”②因此，“左风怀”实际上就是男风的代名词。在宋代以降的文学创作中，不乏引用者。如，元代滕宾《瑞鹧鸪·赠歌童阿珍》：“分桃断袖绝嫌猜，翠被红兴不乖。洛浦乍阳新燕尔，巫山行雨左风怀。手携襄野便娟合，背抱齐宫婉娈谐。玉树庭前千载曲，隔江唱罢月笼阶。”③清代孙扩图《吊故友郑板桥》中有“平生痼疾左风怀，翠被春寒亦复佳”句，并自注云：“古以男色为左风怀。”④因此，王拯一诗实际说明了《石函记》是一部描写梨园人物与男同性恋的作品，《梅花梦》因为敷演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首先被排除在外了。而《品花宝鉴》的主题既在于品评伶人，又在于摹画狎优、同性恋的种种情状，与《石函记》主旨格调倒是极其吻合，因此笔者认为《石函记》应为《品花宝鉴》的另一题名。诗歌末尾所言“昔日龙城曾记录”，“龙城”指王拯的故里柳州。这说明了《品花宝鉴》在柳州亦受到了传抄与追捧。这一情形无疑也验证了《自序》及《罗延室笔记》中关于该书传播情况的介绍。

三、陈森，亦名“森书”

关于《品花宝鉴》作者的姓名、字号，在研究中曾引起关注的是：“森书”的“书”字是否为衍误？鲁迅在著《中国小说史略》时，言《品花宝鉴》作者为常州人“陈森书”。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中说：“上月得石印传奇《梅花梦》一部两本，为毗陵陈森所作，此人亦即作《品花宝鉴》者，《小说史略》误作陈森书，衍一‘书’字，希讲授时改正。”⑤这一说法影响颇大：赵景深引述了鲁迅的这一修订：“(《品花宝鉴》)作者是陈森，……普通作陈森书，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年改订本)因为作者的手稿《梅花梦传奇》上自署毗陵陈森，以为‘书’字或许是误衍的。”⑥严敦易也在《〈梅花梦〉与〈品花宝鉴〉》⑦、《陈森的〈梅花梦〉》⑧两文中，支持了鲁迅的推断，认为鲁迅关于“书”字乃衍误一说证据确凿。周绍良在《〈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中，则以清代常州人庄缙度的《题〈梅花梦〉乐府，为采玉山人陈森赋》为据，同样认为陈森为单名，“书”乃“书写”之意，与名无关。⑨在诸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等辞书及绝大部分的个人著述中，《品花宝鉴》的作者均作“陈森”，而“森书”一说则被认为是错误的记载。细读鲁迅与严敦易的相关论述文字，均未提及“陈森书”引自何种文献。清人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中的著录是“常州陈少逸”⑩。近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也著录作“陈少逸”。而“森书”一名的记载则出现在清无名氏《罗延室笔记》中：“高品者，即陈森书，常州名士，即作《品花宝鉴》者。”另外，徐珂《清稗类钞》云：“高品为陈森书，即作书之人也。”鲁迅所引“陈森书”，也许就是根据《罗延室笔记》，或者《清稗类钞》。其实，鲁迅在1932年依据《梅花梦》传奇的署名，对前说做出修正，的确体现了其治学态度的严谨。不过，当一些史料仍然处在沉睡状态中，未被唤醒，研究者穷究的历史真相就不会轻易显现。近日，笔者阅读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香南居士集》时，发现其中有作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两首诗：《喜晤陈上舍森书复言别》与《立秋日领客普照寺因与陈子话别》。诗集作者为觉罗·崇恩(1803-1870)，字仰之，号语铃、雨舲，满洲旗人。富收藏，精鉴赏、工书画。官至山东巡抚。1838年，任泰安知府的崇恩，与自京师南归途中的陈森相见于泰安，并作此二诗纪念。第一首诗题中的“上舍”在清代往往用来指代秀才或者未得功名的读书人，“森书”两字在原本中以小号字出现，说明确系人名。那么此处的“陈森书”是否就是《品花宝鉴》的作者陈森呢？浙江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藏崇恩所著《枕琴轩诗集》抄本(残本)，扉页有陈森的题诗，并附跋：

　　道光戊戌六月，自考南归。道过泰安，即谒雨舲太守大人。欸留信宿，并见示《枕琴轩诗集》。敬题一律呈教，时六月十八日，黎明微雨，雷声殷殷绕户。乡梦乍醒，疑已驱车于乱石巉岩间，不知犹宿山墀逆旅也。石函陈森书。

　　如果说陈森跋文的署名“陈森书”仍然容易引起误会，以为“书”乃“书写”之意的话，那么据跋文中提及的时间、地点、人物皆与崇恩两诗中所叙事件吻合的事实，则完全可以确定崇恩《喜晤陈上舍森书复言别》中的“陈森书”就是陈森无疑了。因此，陈森，又名“森书”，“书”字绝非衍误。

四、《梅花梦》的创作时间

自《品花宝鉴》进入现代研究视野以来，对其成书年代的激烈讨论一直持续着。相对而言，《梅花梦》的创作时间因为有《事说》一文的详尽介绍，学者只需径采其中说法即可，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严敦易、尚达翔等学者就一致认定《梅花梦》创作于道光三年(1823)八月。近年出版的多种戏曲史编年著作，皆采信这一说法。笔者之所以赘述这一问题，一方面是希望陈森的创作史实能够被准确描述，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于考证《梅花梦》的创作时间，从而更清晰地把握《品花宝鉴》的创作心态与创作语境。据《事说》记载：

　　道光癸未，余游京师。有同郡锡山张生，名若水……曾有记《梅花梦》七律十二首，请余改正，并为序。余以旅况穷愁，久置笔砚，未应也。今春，授徒于故大司马汪宅，日长炎炎，无以消夏，因制此曲，即名曰《梅花梦》……余素不解音律，亦不好闻歌吹声，率尔为之，未半月而就。……时八月十二日，采玉山人陈森少逸甫书于都门汪氏之“退逸居”。

　　根据上述引文，笔者认为《梅花梦》的创作应在陈森入京翌年，即道光四年的夏天，而非道光三年的八月。原因如下：

　　首先，据原文，“道光癸未”只可视作陈森入京的年份，文末所署“八月十二日”只可视为写作《事说》一文的月日。细读该文，在“道光癸未，余游京师”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有关时间的记载，即“今春，授徒于故大司马汪宅”。依照上下文意的承接与表述的习惯，“今春”所指的年份与“道光癸未”之间，应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若理解为同一年，显得有些勉强。

　　其次，据南京图书馆藏民国影印道光手稿本《梅花梦》扉页的张盛藻题记：“此《梅花梦传奇》稿本，道光四年间京朝诸名公有题咏。”刘承宠所作《梅花梦序》在卷首，注明写作时间为“道光四年六月”。卷末题辞的有吴企宽、刘沅、孙昭等人，而在书写顺序相对靠后的江少泉题辞，亦注明了时间，为“道光四年嘉平”，即该年十二月。因此，可知上述序跋题咏确系作于道光四年。又，细读各人题咏，多指明此《梅花梦》为新近创作完成的。如刘承宠序中有“妙得新声”句；吴企宽有“新声合奏梨园部”；刘沅有“梨园解谱新词”；孙昭亦言“三叠新声奏绮筵”。据此，笔者认为《梅花梦》作于1824年，而非1823年。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根据陈森自述，在炎夏中花半个月时间即完成了传奇创作，而刘承宠《梅花梦序》的出现也是夏季的六月，可以想象，《梅花梦》在完成后的第一时间就已在陈森的好友圈中传播了。因此，就传奇文本的流传而言，并不像他在《自序》中所说的将其搁置、略不在意。而《梅花梦》的创作及流播实可看作是《品花宝鉴》创作及流传的一场预演。

　　再次，依严敦易等人所论，《梅花梦》作于1823年八月，则与陈森自叙创作动机之一“日长炎炎，无以消夏”两相矛盾了。农历八月已是仲秋时节，而考虑到北京所处地理位置，以“日长炎炎”形容其时天气是颇不可能的。笔者另有一推测，即陈森道光三年入京，很有可能是为了参加该年举行的顺天乡试，八月十二日正该是入闱应试的关节。落榜后，依旧滞留京城。并于道光四年春，在“同里汪氏退逸居”谋得馆席。至夏，以闲暇时间作《梅花梦》传奇。关于《梅花梦》的创作，还有一个细节应予关注，即该传奇的创作分前后两期。初成始得十六出，此即《梅花梦》最后一出《顾曲》中所说的：“谱成传奇一部，得十六回，名曰《梅花梦》。……竟是文不加点、随笔随口，半月即成。”而至陈森八月十二日作《事说》时，《梅花梦》已增加至十八出。后两出的创作，《顾曲》中也有所交代：“阅者怜你我苦情，不见完聚，虽有江上峰青之妙，未免凄楚些儿。故又力争一回以《完约》作结。”又，梅小玉白：“张郎，我想十七回是单的，何不将我们今日批判的话儿添上一回，改作十八回，也可算我们是山人文章知己了。”很明显，《梅花梦》的创作前十六回是一气呵成的——“半月即成”，后两回则是根据读者的意见分别加上的。陈森撰《事说》在刘承宠六月作序之后，就不足为奇了。与《梅花梦》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着作家与读者之间的频繁交流情况相似，《品花宝鉴》也是一部被读者的阅读期待持续影响着的作品，正如陈森在《自序》中所说：“某比启余于始，某太守勖余于中，某农部成余于终，此三君者，于此书实大有功焉。”透过陈森两次创作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既可以感受作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创作心态，也可以深味以处馆、入幕为业的陈森在选择创作体裁上的不由自主，同时也得以玩味陈森在创作中的游戏人生之意味。

　　注：

　　① 尚达翔《说〈品花宝鉴〉》，《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③ [清]张宗棣编《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合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9页。

　　④ 转引自卞孝萱《郑板桥交游考》，《学林漫录》第十六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9页。

　　⑤ 鲁迅《鲁迅书信》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19页。

　　⑥ 赵景深《〈品花宝鉴〉考证》，《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⑦ 严敦易《〈梅花梦〉与〈品花宝鉴〉》，《通俗文学》第三十七期，转引自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⑧ 严敦易《陈森的〈梅花梦〉》，《元明清戏曲论集》，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页。

　　⑨ 周绍良《〈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绍良文集》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31页。

　　⑩ [清]杨懋建《梦华琐簿》，转引自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