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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作家之所以有能力进行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创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特定的文学素养息息相关。对蒲松龄而言，举凡经史古文、八股时文与诗词骈赋都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知识资源。对于前二者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论及①。这里，我们将通过对蒲松龄诗词骈赋素养的系统考察，探讨其在《聊斋志异》中所具有的多重艺术功能及其对作者逞才使气之创作心态的影响。

一、“耽情词赋亦成魔”：蒲松龄对诗词骈赋的痴迷

蒲松龄虽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八股制艺，但他也曾因过度痴迷于诗词骈赋以至冲击了八股时文的学习而悔愧不已，故有“憎命文章真是孽，耽情词赋亦成魔”②之叹，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诗词骈赋的研习。据蒲磐《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载， 蒲松龄自幼便“耽于诗歌”③。20岁时，蒲松龄曾与李希梅、王鹿瞻、张历友等友人结成郢中诗社，他在《郢中社序》中道：“谢家嘲风弄月，遂足为学士之章程乎哉？余不谓其然。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然酒茗之燕好，人人有之。……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淡了之，约以宴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嘉宾宴会，把盏吟思，胜地互逢，捻资相对，此皆燕朋豪客所叹为罪不至此者也。……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古弁一言，聊以志吾侪之宴聚，非若世俗知交，以醉饱相酬答云尔。”④很明显，对于诗歌学习蒲松龄流露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心态，因为用心于诗词歌赋不仅会冲击自己的八股时文学习，而且这在当时也是八股文写作的大忌。明清时，凡是与八股文训练无关的东西都被视为杂学，如洪亮吉《外家纪闻》云：“外家课子弟极严，自《五经》、《四书》及制举业外，不令旁及。”⑤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们认为学习诗词骈赋会妨碍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时应有的“圣贤口气”⑥，像《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的八股选家马二先生在论及八股文写作时就特别强调八股文“尤不可带词赋气”；《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贾政责骂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对其舍弃八股文不学而专心于诗词的做法大为恼火。这里蒲松龄将自己的诗词学习视为“分外”之事，即针对这种社会认识而言。对于郢中诗社的意义，蒲松龄自言：“朝夕吟咏，隽语堪惊，半载之余，大被雅称，学问日益，伊谁之功？”⑦他认为“朝夕吟咏”的诗赋学习对于提高“学问”不无裨益，这与上述他所谓吟咏诗赋“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一样，是他在诗歌研习与八股训练产生矛盾时的自我安慰之词，但无论如何这还是表明他在汲汲于八股时文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诗词骈赋的研习，他所谓“魔道”就说明了这一点。时人也往往将蒲松龄郢中诗社的诗词学习视为其人生履历的重要阶段，如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云：“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⑧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亦云蒲松龄与同道“结为郢中社，益肆力于诗歌古文辞”⑨。而从蒲松龄《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中的四首诗及《夜坐有怀郢社诸兄弟》一诗看，郢中诗社对蒲松龄影响确实很大。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屡次失利，蒲松龄仍怀着矛盾心态而耽于诗赋学习，对此他在诗中屡次坦言：“客久浮名心易冷，愁中诗酒戒难持”⑩；“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无疑，蒲松龄对诗赋的兴趣常常突破理智的防线，并因其妨碍科举考试而时时产生悔愧之情。

　　蒲松龄良好的诗赋素养主要得益于他本人的汲汲自修，正如他在致著名诗人王士禛的信中所称：“松留心风雅，虽固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显然，他用心于诗赋确实是兴趣使然。蒲松龄对唐宋诗歌都有着较为深入的研读，其《读唐人诗集》一诗中有“我读十种诗，方此心目豁”之语，这说明他曾广泛阅读研修唐代诗歌选本。蒲松龄在《读〈剑南集〉有感》、《杜子美》、《元稹》、《秋闺，拟李长吉》、《马嵬坡，拟李长吉》、《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等诗歌作品中，也表明了他对唐宋诗歌的广泛涉猎。同时，其《宋七律诗选跋》还记载了他与毕昆朗“假得诗抄，闭阁录之”的详细过程，从中也可看出他能不拘陈规，突破唐宋诗门户之见的诗学见解。蒲松龄在谈及自己的诗歌学习感受时说：“少苦鲍谢诸诗诘曲不能成诵，故于五古一道，尤为粗浅。”“宋人之什，率近于俚；而择其佳句，则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也。”“吾于宋集中选唐人，则唐人逊我真也。”这一切都表明他自幼便对诗歌学习投入了很大精力，且不乏真知灼见。也正是基于此，蒲松龄对于自己的诗赋素养颇为自负，故他在《九月晦日东归》一诗中云：“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骚》。”实际上，对于以“谪仙弟子”与“名士”自居的蒲松龄来说，良好的诗赋素养虽然没能成就他的科举功名，却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知识资源。

二、“点缀多姿”：蒲松龄对前代诗词的灵活运用

蒲松龄在小说创作中对前代诗词有着灵活运用，故高珩盛赞《聊斋志异》“点染多姿，四六诗词无不佳妙”。确实，良好的诗赋素养为蒲松龄在小说中灵活自如地塑造人物形象、构建故事情节提供了便利。以《白秋练》为例，蒲松龄在这篇小说中便将诗歌作为其构建情节与刻画人物的基本手段。小说写随父至楚地经商的慕生“每舟中无事，辄便吟诵”，他“执卷哦诗，音节铿锵”，不料白秋练“得听清吟，于今结想，至绝眠餐”，相思成疾；接下来写慕生与之相会，以诗为其疗病；二人虽情投意合但婚事因慕父阻拦而生变，慕生反“凝思成疾”，经白秋练吟诗而愈；最后白秋练因缺水而气息奄奄，仍是慕生以吟诵诗歌的方法将其救活。为更好地体会诗歌在组织情节及刻画人物方面的作用，不妨将涉及诗歌的情节简要引之如下： 情形：

　　(慕生在白秋练病重时与其会面)生强其一语，(女)曰：“‘为郎憔悴却羞郎’，可为妾咏。”……女不觉欢然展谑，乃曰：“君为妾三吟王建‘罗衣叶叶’之作，病当愈。”生从其言，甫两过，女揽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读，则娇颤相和。……女曰：“我两人事，妾适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词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贾’，即已大吉，何不祥之有？”……临别以吟声作为相会之约。生既归，凝思成疾。……(女曰)：“然羸顿如此，急切何能便瘳？妾请为君一吟。”生亦喜。女亦为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医二人何得效？然闻卿声，神已爽矣。试为我吟‘杨柳千条尽向西’。”女从之。生赞曰：“快哉！卿昔诵诗余，有《采莲子》云：‘菡萏香连十顷陂’，心尚未忘，烦一曼声度之。女又从之。……女遂病，日夜喘急，嘱曰：“如妾死，勿瘗，当于卯、午、酉三时，一吟杜甫《梦李白》诗，死当不朽。”……生急如其教，……渐苏。

　　男女主人公先后六次吟诵唐人诗歌，且所吟诗句内容与小说情节发展及人物性格相互映照。如“为郎憔悴却羞郎”出自元稹《莺莺传》，写崔莺莺被抛弃后拒绝再次和张生会面，留诗一首：“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作者此处所引之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白秋练当时为情所困的境况与心理，说明白秋练“风雅”而深于情的性格特征与崔莺莺十分相似。白秋练所吟李益《江南曲》是一首闺怨诗：“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商人妇自伤身世，对男子的久去无信、对自身的寂寞苦闷，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愁绪，这与小说中白秋练因慕生之父阻拦婚姻而担心日久情变的忧患意识并无二致，所以她认为《江南曲》“词意非祥”；而且她也与诗中“商人妇”的身份相仿，因为慕生就是弃儒而随父“学贾”。《采莲子》乃皇甫松所作，写少女水中采莲的欢快场景，作者引此诗既为衬托白秋练的青春少女形象，又暗示她作为“白骥”即白鳍豚的身份及其生活环境。慕生吟诵的“罗衣叶叶绣重重”出自王建《宫词》，他取诗中“太平万岁字当中”一句作为吉言，以促白秋练病愈。“杨柳千条尽向西”出自刘方平《代春怨》，其中所写女子终日西向翘盼的相思之苦，与慕生对白秋练“凝思成疾”的心境也完全一致；而该诗作为代言体，由白秋练吟出也十分恰切。小说最后写白秋练病危时，嘱慕生吟杜甫《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首诗在字面意义上处处关合白秋练当时的遭际与身世，可谓巧妙之至。可见，《白秋练》的情节构思及人物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良好的诗赋素养。

　　甚至《聊斋》中的某些篇章就是对前人诗词主旨与情韵的形象演绎。如《黄英》中的陶姓女主人公黄英这一形象就是作者受陶渊明《饮酒》诗中“菊花”意象的启发而设置，菊花被陶渊明赋予高雅圣洁的品格，成为传统文人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精神寄托所在，小说中痴于“艺菊”的男主人公马生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信奉者。而身为菊花精，托名陶氏后裔且“谈言骚雅”的黄英却以“种菊”、“贩菊”为业，并由此骤富，与马生的窘困形成鲜明对比。黄英自称此举乃是“聊为我家彭泽解嘲”，显然这是作者借陶渊明诗歌中的菊花意象来做反面文章，借以表明自己的治生观念。再如《宦娘》是蒲松龄借《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琴瑟友之”构思的一篇爱情小说，男主人公温如春琴艺高超，其妻良工则善于弹筝，二人在宦娘撮合下共成琴瑟之好。《瞳人语》写长安名士方栋，“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则轻薄尾缀之”，清明时节，他在郊外尾随一乘车女子，“稍稍近觇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从驰数里。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这与五代词人张泌《浣溪沙》一词所描绘的情景如出一辙：“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接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二者不仅情景相仿甚至连语言也非常接近。有时蒲松龄还凭借自己的诗学素养，采用戏仿手法，化庄为谐，从而赋予小说以“蕴藉诙谐，一着纸而解人颐”的艺术效果。戏仿是一种颇具颠覆性与创造性的叙事原则，它以游戏笔法通过对严肃的经典文本、文体或文类的模仿，从而制造出与自己所描写的内容及情境极不协调的荒谬滑稽效果，而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需作者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否则便无所仿照。对蒲松龄而言，良好的诗学素养恰为其戏仿手法的运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仙人岛》中王勉趁芳云姊妹赴邻女之约的机会，与侍女明璫幽会偷情，但想不到“当晚，觉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阴尽缩……数日不瘳”，王勉哀求医治之方，芳云“乃探(王勉)衣而咒曰：‘黄鸟黄鸟，无止于楚。’王不觉大笑，笑已而瘳。”此处芳云口中咒语乃戏拟了《诗经·黄鸟》中的“交交黄鸟，止于楚”。此诗原本是哀悼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兄弟的，而芳云却断章取义，把它用作治疗王勉怪病的药方。又如《凤仙》中刘赤水初会凤仙，“欲狎之，女嫌肤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见此凉人！’刘曰：‘子兮子兮，如此凉人何！’遂相欢爱”。这里刘赤水与凤仙以谐音双关之法而分别戏拟了《诗经·绸缪》中的“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把《诗经·绸缪》中的“良人”改为“凉人”，变成情人闺中戏语，既涉笔成趣，又合乎当时情景。

　　至于蒲松龄在小说中自创诗词，以渲染气氛、叙事抒情、刻画人物，对此论者尤多，此不赘言。

三、“成得意之文章”：蒲松龄的炫才意识

目前，学术界在论及蒲松龄的创作心态时，多集中于其抒发愤懑、劝惩教化、娱乐消遣三个方面，人们几乎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其小说创作也有着明显的炫才意识，而这恰得益于他良好的骈赋素养。受官方文化政策影响，蒲松龄对骈赋颇有研习。康熙十七年，康熙帝谕告天下开设博学鸿词科，其文曰：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无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肤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举荐对象为“文词卓绝之人，无论已仕、未仕”，这对当时的文人特别是对像蒲松龄这样屡试不中的文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康熙十八年，清朝正式开设博学鸿词科，陈维崧、毛奇龄、朱彝尊、施闰章、尤侗等文学名家50人入选，这在当时影响很大，入选者更是为当时的文士所艳羡。这次考试内容主要以古赋和诗为主，分别是《璿玑玉衡赋》一篇和《省耕诗无言排律二十韵》一首，而古赋恰为骈文所自出，上述所列几位在博学鸿词科考试中脱颖而出的陈维崧、毛奇龄都是清初的骈文名家，而且陈维崧还有《四六金鍼》传世，意在示骈文学习者以门径。康熙十七年蒲松龄时值39岁，博学鸿词科的开设对正倾心于科举功名的蒲松龄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影响，这从他作于康熙十七年的两篇同名拟表中就可看出。这两篇拟表都名为《拟上征天下博学宏词，亲考拣用，以备顾问，群臣谢表》，他在这两篇以骈赋形式作成的拟表中，对当朝开设博学鸿词科这一“盛世崇文”之举充满欣喜与感激之情，认为“未有极旷世遭逢之典，成一时知遇之隆，如今日者也”。由此看来，蒲松龄定会对骈赋学习投入不少精力。

　　而且，康熙二十四年编成颁布的用以引导文风与学风的御制《古文渊鉴》也进一步激发了蒲松龄的骈赋学习兴趣。《古文渊鉴》并不排斥骈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古文渊鉴》选录这一时期的文章便以骈文为主。再如唐代名臣陆蛰以骈文奏议著称，《古文渊鉴》所选陆贽文章有一卷之多，都是骈文。蒲松龄对《古文渊鉴》十分推崇，康熙三十八年，他在《拟上南巡视河，特赐督抚藩臬大臣御书〈古文渊鉴〉及〈御制耕织图诗〉，群臣谢表》中，表达了对这部御制文选的尊崇。特别是在康熙四十四年所作的两篇同名《拟上赐廷臣〈古文渊鉴〉群臣谢表》中，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指出这部文选改变了“艺业者漫无所宗”的现象，认为此举“真千古之大观，亦一朝之盛事”。他对于这部御制文选“钦承欢跃，捧读拜扬”，声称要将其“守为藏家之宝，期将子复传子，而孙复传孙”。这说明蒲松龄已将骈文纳入自己的研习范围，故其五世孙庭橘在《聊斋文集》跋中说：“先高祖柳泉公，文集甚夥，而四六尤其所长。豹岩太史目以单行之神，作排偶之体，一切开阖动荡，音韵铿锵，无不脍炙人口，神妙不亚六朝。渔洋司寇，亦称可与陈其年相伯仲，非寻常流辈可及也。一时购求甚多，近来日以益众，应付有所甚难，遂于文之属乎骈体者，摘录之，另为一集。”这里，唐梦赉、王渔洋对蒲松龄的骈文水平都予以充分肯定，特别是王渔洋还将他与清初骈文名家陈维崧相提并论。这也许有过誉之嫌，但从中也可获知蒲松龄确对骈体文下过一番功夫，并作有大量骈体文。蒲松龄之孙蒲立德在《农桑经跋》中称其大父有“四六集 ”；孙济奎《聊斋先生文集跋》称“先伯父东泉公曾手录其诗二卷，散行与骈体文各四卷”。以《聊斋文集》为例，它共有13卷，在其收录的458篇文章中骈文竟占了246篇，其中卷一的11篇赋均为骈体，卷四的2篇题词也为骈文，特别是应用文体如表(拟表)、祭文、婚启、判词(拟判)等也均以骈体为之，这包括卷七的56篇婚启，卷九的41篇祭文，卷十的《祝词文》、《为花神讨封姨檄》、《责白髭文》等九篇，卷十一的30篇拟表，卷十二的48篇拟表，卷十三的66篇拟判。

　　出于对骈文的钟爱，蒲松龄在小说中大量引入这种颇能显示自我才情的文体。如《叶生》中的“异史氏曰”：

　　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噫！

　　这段文字句式整丽，辞气流畅，是典型的骈体。其他如《犬奸》、《黄九郎》、《席方平》、《胭脂》中的判词，《马介甫》中的《妙音经续言》，《谕鬼》中的谕文，《续黄粱》中的奏疏等，也全以骈体为之。蒲松龄有时甚至将自己日常所作骈文穿插到小说中，如《马介甫》中《妙音经续言》见于《聊斋文集》卷十，《绛妃》中《为花神讨封姨檄》也见于《聊斋文集》卷十，《八大王》中《酒人赋》见于《聊斋文集》卷一，这更直观地显示出作者“借稗传文”的炫才意识。

　　骈文尚辞彩，重学识，最能显示作者的文才，蒲松龄在小说中频繁地穿插骈文，甚至将自己所作骈文移入小说，正是其炫才意识的自然流露，无怪纪昀称《聊斋》为“才子之笔”。以《绛妃》为例，其情节极为简单，主要写作者自己在毕际有家坐馆，梦中被花神请去作《为花神讨封姨檄》，醒后回忆自己梦中所写的这篇骈体檄文。小说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是在向读者展示这篇铺张扬厉的骈体赋，文中作者极尽用典之能事，举凡与风有关的文学典故几乎尽被纳入其中，像《庄子》之《齐物论》与《逍遥游》、屈原《离骚》、宋玉《风赋》、汉高祖《大风歌》、汉武帝《秋风辞》、班固《东都赋》、曹植《洛神赋》、沈约《拟风赋》、左思《吴都赋》、欧阳修《秋声赋》、《乐记》、《韩诗外传》、《世说新语》、《博异记》、《西京杂记》、《赵飞燕外传》、《唐国史补》、《开元遗事》、《江湖纪闻》、《国语·鲁语》、《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冯异传》、《晋书·孟嘉传》、《南史·宗悫传》、《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管辂别传》、韩愈《讼风伯文》、《全唐诗话》以及《古诗十九首》、晋《子夜歌》、杜甫、刘禹锡、李贺、王建、苏轼、参寥、晏殊等人诗词，都成为作者取典的渊薮。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将自己写入这篇小说，并特意交待自己在替花神作檄时“文思若涌，少间，稿脱”，这明显流露出他以文才自矜的心态。还是冯镇峦了解蒲松龄的创作动机：“抬文人之身份，成得意之文章。”但明伦也谓此篇“文章之能事毕矣”，对其文采称赞不已。确实，作者的炫才意识溢于字里行间，像“排闼升堂，竟作翻书之客。不曾于生平识面，直开门户而来；若非是掌上留裙，几掠妃子而去？……促柳浪于青郊，谬说为花寄信。赋归田者，归途才就，飘飘吹薜荔之衣；登高台者，高兴方浓，轻轻落茱萸之帽”，“不奉太后之诏，欲速花开，未绝坐客之缨，竟吹灯灭。甚则扬尘播土，吹平李贺之山；叫雨呼云，捲破杜陵之屋”，音调铿锵，排沓而出，挥洒才情，无不昭示着作者以文采自鸣自得的炫才心态，真可谓“幻里花神，空中风檄耳！”(何守奇《绛妃》总评)试想，如果作者没有良好的诗赋素养，又怎能如此自然贴切地广征博引，荟萃与风有关的琳琅满目的文学典故？其他如《八大王》中的“酒人赋”，也是语辞骈俪，文采飞扬，作者逞才使气的心迹也流露无遗。

　　总之，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实践看，他良好的诗词骈赋素养为其情节构思、人物塑造乃至逞才使气提供了可靠保证。这也说明，创作主体的文学素养对其作品的艺术风貌乃至表现内容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注：

　　① 参见陈才训《论八股技法对〈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的影响》，《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论古文笔法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南都学坛》2008年第2期。

　　⑤ [清]洪亮吉《外家纪闻》，洪用懃《洪江北先生遗集》(18册)，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10576页。

　　⑥ [清]梁章钜《制艺丛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