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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行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有词条云：

　　《红楼梦》(希腊文)译者不详。据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朝日新闻社1965年编印《红楼梦展》记载，希腊文《红楼梦》已于1963年出版。①

　　而20年后增订的《红楼梦大辞典》完全移植了这条记录而未做任何变动②。这表明历经20年的进展，在《红楼梦》希腊文译本的考察方面尚无任何成就。

　　与《红楼梦大辞典》初版刊行时间相近的《〈红楼梦〉在国外》一书，正文不见任何与希腊文译本相关的信息，但在附录“《红楼梦》外文译本一览表”的“节译本”部分③，列有条目：

　　

　　文别书名译者时间地点说明希腊文《红楼梦》不详据报道为1963年出版日文《红楼梦展》第18页记录

　　这条信息和《红楼梦大辞典》的记录相比略微详细些，至少反映出有关希腊文《红楼梦》译本报道的具体出处，便于有兴趣的研究者按图索骥，获得更为准确、详尽的信息。

　　

　　根据目前的搜索，我们知道在大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这个《红楼梦》的希腊文译本。承蒙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张红兵副研究馆员的帮助，我们获得了这个文本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可以真正了解关于该译本的准确详情。

二、译本结构

　　

　　这个希腊文译本没有独立的目录统辖全书。本来也该仿照其直接源头而应有60回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其间遗漏了3回的回目，实际上该译本也就只有57回：从第154页到第175页，只出现了第17回和第20回的回目；从第298页到第314页，只出现了第46回和第48回的回目。这几个遗漏了的章回回目是(以斜杠隔开回目的前后两段)：

　　第18回In which Pao-yu betrays a peculiar habit of his own / And Chia Lien exhibits the common failing of his kind“宝玉违拗自己的特殊习惯/贾琏在其积习上又告失手”

　　第19回In which Pao-yu is aggrieved by two instances of misunderstanding / And Chia Cheng is saddened by four conundrums of ill omen“宝玉为两个误会而伤感/贾政因四个凶兆而惨然”

　　第37回In which capable Quest Spring takes charge of affairs because of Phoenix’s illness / And blundering Chao Yi-niang causes humiliation to her own daughter“能干的探春因凤姐生病而管事/愚顽的赵姨娘给亲生女儿带来屈辱”

　　这种遗漏回目的现象，似乎跟前文述及的没有目录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正是因为该译本缺乏一个荟萃所有回目的目录，使得正文中回目的疏漏难以为人所察觉。这不仅导致全书的内容在章回标示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也使得本来充满艺术性和提纲挈领式的原文回目在这个希腊文译本中损失了相应的功能和艺术感觉。

　　正文部分一共占有490页，没有任何附加的插图和表格之类。正文之后有一个相对简明的“小说角色及事件一览”()，其中多以音义互见的方式给出了译本正文涉及的主要专名，包括主要的场景、贾府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丫环以及奴才等身份和人物关系的扼要介绍。

　　

　　Tsao Hsueh-ch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pyright by VISION PRESS LTD London

　　这里就给出了该希腊文译本的直接源头——分明是转译自一个英译本。而这个英译本，正是20世纪前、中期在英语世界十分流行的《红楼梦》的一个王际真节译本。

三、 源头索骥

美籍华人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曾供职于纽约艺术博物馆东方部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他在1929年曾经根据上海同文书局(Tung Wen Company)标点出版的程乙本节译出39回(加一个楔子)的《红楼梦》英译本，在美国纽约Doubleday和英国伦敦Routledge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一时风靡欧美英语文学界。1958年他在参考好友胡适提供的甲戌本基础上对原来的译作进行扩充增订，在美国纽约Twayne Publishers，Inc.出版了60回的新译本；同时在Doubleday的Anchor Books丛书中出版了40回的另一个“压缩版”的新译本。Twayne的这个60回英译本于次年(1959)即在英国伦敦Vision Press Limited再版，而我们这里集中考察的希腊文译本即是据这个版本译成。

　　然而作为直接源流关系的王际真英译本1959年版和这个希腊文版本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异的。

　　首先，王际真英译本中原有的著名美国新闻人、莎士比亚研究(所谓“莎学”)专家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1894—1972)所作的序言并没有在希腊文译本中得以保留，取而代之的是希腊文译者自己所作的导言性译序。

　　其次，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希腊文译本没有荟萃回目的目录；而王际真英译本却有一个十分详细的目录，该目录在醒目的位置标出了这个英文节译本的前53回内容为曹雪芹所著(By Tsao Hsueh-chin)，后7回内容为高鹗所续(Continuation by Kao Ou)。

　　再次，王际真英译本目录之后有一个译者所撰的详细“导言”(Introduction)，希腊文译本也没有这个部分——当然，英译本这个“导言”中的部分内容已经融入了希腊文译本的译序之中，自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王际真英译本附有一个“词汇表”(Glossary)，收录了英译本中出现的所有人际关系术语、主要场景和人物形象专名(虽略加分类但并未明确给出类名)，同时伴以比较详细的文字说明；而希腊文译本中与之对应的部分，虽然详细分出了“场景”()、“角色”()、“与皇亲出自同胞的其他亲戚”()、“其他疏远的亲朋角色”()、“奴婢角色，主角的奴婢人物”()、“其他奴仆、扈从等”()等6个部分概括需要具体解释的对象，但却仅仅保留了比较主要的场景和一些小说角色专名及其简要说明而已。

　　仅就互为源流关系的这两个译本在结构上的初步比较可以看出，希腊文译本较之王际真英译本而言显得更为粗略。这或许跟迄至20世纪60年代的希腊语世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和研究，相对于英语世界而言，本来就显得单薄而零碎息息相关。因而，像多伦那样的名家所做的序言，对于希腊语读者而言不啻太过深奥；而英译者王际真本人在其长篇导言中所做的红学研究历程概括，在希腊文译本序言中则被浓缩成为几句话；拿19世纪罗伯聃(Robert Thom)的英译片断与自己的英译文进行对照并加以评析的文字，更是被希腊文译本一字不剩地删略掉了。从希腊语读者接受的角度加以审视，希腊文译本对于相关背景资料的取舍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四、 文本考察

下面我们再来略微深入两个译本的正文部分，进行一番带有比较性质的考察。

　　由于现代希腊文在音译汉语方面似乎还没有一套系统的规则，所以我们看到，出现在这个希腊文译本里面的丰富译名，似乎仅仅体现为王际真英译本所用英文威妥玛拼音(Wade-Giles System)与希腊文之间的简单转换。下表通过部分实例表示上述文字转换关系(忽略字母大小写)：

　　威妥玛英文拼音是由19世纪英国驻华公使、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于1868年创制用以拼写汉语读音，后由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加以完善并在英语世界广泛应用的。这个汉语拼音推广之前最为通行的汉语西文拼音系统虽然有取法英文拼写、易于英语读者见字识音的优点，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送气符号的时常忽略而导致汉语中严格区分的很多音素合并为一，这就造成了威妥玛拼音为人诟病之处——在这一点上，希腊文拼写汉语的对应情形就更显得变本加厉。或许是由于现行希腊文字母不能区分其他语言中颇为频繁出现的一些音素(比如舌尖辅音和舌面辅音)的缘故，希腊文在音译《红楼梦》专名的过程中就混淆了更多的汉语音素，这必然会导致希腊语读者混淆更多的人物角色，深深影响着这个译本在相应读者群中的接受效果。

　　

　　On one sword was engraved the characters “yuan” and on the other，“yang，” which together make up the name of the mandarin duck，the symbol of conjugal happiness.

　　希腊文译本相应处理成：

　　中文回译是：

　　一柄剑上刻着字符“鸳”而另一柄上刻着“鸯”，合在一起就成为鸳鸯，结合之喜的象征。

　　译本的处理由于简单音译“鸳鸯”之故，不仅抹煞了作为奴婢的鸳鸯反抗主子意欲霸占的淫威、以致终生远离婚姻幸福的命运悲剧色彩，而且为了切合尤—柳定情的语境而不得不随文注释鸳鸯鸟与婚姻的中国文化内涵，原文独具特色的语言魅力无论是在英译文中还是在希腊译文中都荡然无存了。

　　还有，可能因为排版的原因，该译本仅仅是在音译的译名上就有不少舛误，下表给出一份并不完整的勘误清单：

　　这里开列的印刷错误分布于回目、正文以及附录的专名介绍等各个深刻影响读者的场合。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希腊文译本的排版质量问题不少，可以归纳出的问题大致包括形似字母或大小写的混淆使用、字母或音节或标点的遗漏、字母的衍生、字母的易位等等。这样的版面效果，对于本来就昧于《红楼梦》繁多专有名词和复杂人物关系的希腊读者而言，无疑大大增加了其阅读负担，从而也就相应削弱了小说的异域接受效果。

　　下面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王际真英译本中三次出现的《红楼梦》小角色名字“秦显”(Chin Hsien)，希腊语译者在迻译时或许并未分清其与这一场景中频繁出现的“林之孝”(Lin Chih-hsiao)名字使用威妥玛拼音拼写时的区别——Chin Hsien和Chih-hsiao，从而统统将“秦显”转译作“之孝”()。笔者也是偶然读到此处觉得难解，核对王际真译本才发现这一问题的。由此可见，该译本体现出来的希腊文简单对译英文威妥玛拼音这一权宜处理模式，不但可能无助于希腊文译者本人区分中文原本的复杂人际关系，遑论对相关文化语境更为陌生的普通希腊语读者了。

　　另外我们还曾注意到，希腊文译本在某些细节之处出现了改译的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警幻仙子许给宝玉的妹妹名字“兼美”在王际真译本中径直音译作Chien-mei并附有脚注：This refers，of course，to Chin-shih. See Chapter Five“这自然指秦氏。参见第五回”；而转译成希腊文就加上了其姓氏却忽略该脚注，仅作“秦兼美”——而其间连接双音节名字的短横线也错误地置于姓氏音节和名字首音节之间了。可见，希腊文译者的本意是加上姓氏以便希腊语读者识别这个形象即是秦可卿的另一种出现情形，这一良好的用意却随着标点符号的误用而使读者更如堕入五里雾中。从更为深入的层次上考察，宝玉梦中出现的“兼美”虽亦是“可卿”却不可与现实中的秦可卿完全划上等号，这种贸然加上姓氏使得人物形象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还是有悖于《红楼梦》原文的深层内涵的。

五、结 语

这个《红楼梦》迄今唯一的希腊文译本，直接转译自20世纪中期王际真增订改译后的60回英译本，是20世纪60年代《红楼梦》小语种翻译集中出版，掀起海外译介小高潮的滥觞之作。

　　但是通过粗略考察译本本身，我们对希腊文译者的相关背景等情况一无所知；译本在结构上对英译本的详细处理有所删略，其结果或许好歹参半。而在译文方面，使用希腊文音译《红楼梦》专名时，由于机械套用威妥玛英文汉语拼音和希腊字母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从而出现了更多的标音混同现象，在此基础上还滋生出种类繁多的排版舛误。这两个看似形式的简单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希腊语读者对《红楼梦》这部优秀中国古典小说的误读和评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欧洲文化源头的希腊语世界，不失为拓荒之作的这部《红楼梦》译作，却给读者带来不小的麻烦，从而使得《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的扛鼎之作在中希文化交流历程中留下的更多是遗憾。

　　注：

　　①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962页。

　　②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

　　③ 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1页。

　　⑥ 王丽娜在《英国汉学家德庇时之中国古典文学译著与北图藏本》中介绍其中国文学译著时，对其生平有着概括的梳理，见《文献》1989年第1期。

　　⑦ 李玉君在《孟列夫与汉学研究》中对其生平学术有着详细的介绍，其时孟列夫尚在世，所以还算不上是学术总结，见《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⑧ 王丽耘所撰《大卫·霍克思汉学年谱简编》相关信息详备，可资参考，见《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4辑。

　　⑨ 鲍彦敏《多瑙河畔的红学家——记斯洛伐克文〈红楼梦〉翻译家黑山女士》对其生平事迹有更为清晰的梳理，见《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5辑。

　　⑩ 参见网络资料：http：//martin.woesler.de/zh/profile.html。

　　*本文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委托项目“《红楼梦》在欧美的译介研究”(项目批准号：SC10W006)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受到“西南交通大学2011年度发展潜力学科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