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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明初罗贯中编撰的《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刊刻蜂起，争相传阅，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喜读。《三国演义》历久不衰的魅力究竟何在？简言之：它贵在记史传义，还是长于以高妙的手法对三国鼎立中的人物事件作了生动描写，实现了“事”与“文”的高度统一?伴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演进，明清时期的《三国》批评便也有着从论“事”拓展到论“事”析“文”的发展过程。追溯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小说的特征及其观念的嬗变，于今人关于历史小说的研究和创作，即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与文学主体性和谐一致的逐步建立和形成，不无借鉴之处。

一、以史家的视角评价《三国》的认识功能和思想价值

由于受视小说为经史之附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三国》题材的历史性，故明人常以史家的眼光审视《三国》出现的价值和意义。现存最早评《三国》的文章嘉靖壬午本(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即体现出此种评价倾向：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有义存焉。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①

　　序文作者蒋大器是从为史之要的事、文、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看取《三国演义》的价值和意义。“事”“文”“义”三者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集史学之大成的清人章学诚，对此作了更为明晰的阐述：“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②蒋大器和章学诚的观点几乎若合符节，唯一不同的是章学诚更强调“义”在其间的主导作用，“事”是“义”的载体；而蒋大器则将“事”看作主体，“义”寄寓于“事”中，换而言之，史所贵者义也，而义在事中。可见，蒋大器判定《三国》“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是基于“事纪其实”这一前提，肯定《三国》在“因事存义”的功用上可与史书等量齐观。蒋氏并未因此就将《三国》与史书完全等同，他也指出两者在“文”，即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史之文，理微义奥”，而《三国》“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然而他并非意在凸显《三国》“文”的特征，而是从接受的角度说明《三国》所作的通俗化的努力更大范围地普及了历史知识，实现了正史所承载的功能，从而弥补了史书因文之古奥而“不通乎众人”的局限性。《序》后张尚德的《引》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说：“史志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栝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③依然是站在史家的立场，肯定《三国》在传播上可补正史之所不及的作用和功能。从《序》中的“留心损益”和《引》中的“檃括成编”之语，表明他们也意识到《三国》绝非完全照搬历史，作者在“考诸国史”的基础上有自己的修改加工。而这一艺术加工不仅在语言的层面，且对史实作了剪裁、取舍和修改，甚至在正史中融入了民间传闻，犹如高儒所说的“据正史，采小说”④。然而，他们点明作者的匠心，只在肯定其对历史人物事件所作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演绎使之流传广远，开辟了一条历史走向普及的途径，而没有对《三国》本身的文学价值作认真的研究和探索。

　　论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和《引》将《三国》比拟于正史，强调其演述历史的显义明理合乎史家的著述之道，这一价值取向反映在明代的《三国》评点则是以论“事”为中心，因事而求义。据现有资料，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周曰校本，谭帆先生认为是万历年间小说评点的最早作品。因为此本正文除夹注有“释义”、“补遗”、“考证”、“音释”外，还有“论曰”、“断论”、“补注”。后三种已不是单纯的注释了，而应属校注者的评论，甚至少数的“释义”、“考证”也具有评点色彩。⑤如卷二之“白门楼曹操斩吕布”，写陈宫就戮后，曹操命手下将陈宫的老母妻子安顿在自己府中恩养。其后有【补注】：“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⑥故此本虽未标出“评点”的字样，但实已具备评点的性质。周曰校本中这些具有评论性质的夹注，其中有校注者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但都是针对小说所叙之事发表见解，臧否人物，而不涉及文学性的赏析。

　　周曰校本可视为小说刊本由注本向评本的过渡，真正意义上的《三国》评点本则始于万历年间的余象斗评本。《三国》余氏评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双峰堂刊本，全名《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一是评林本，全名《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后者是前者的翻刻本，同时又是以周曰校本系统的版本为参校本作了一些修改，一个很显著的表征是采用了周曰校本系统的注释。两书的书名分别标出了“批评”和“评林”的字样。这不是标榜，其正文上栏皆为对书中事件评论的文字。现以评林本卷六之“刘玄德走荆州”⑦为例：

　　评玄德分兵：玄德分兵三路以待敌，明知操兵有远来之势。

　　评子龙护主：子龙独力保护玄德出寨，足见有万人不当之勇。

　　评二将杀敌：子龙刺死高览，云长杀散张郃，共保玄德之危矣。

　　评刘表正大：孙乾论三人之罪，而论玄德忠孝，复美表之宽宏大度，蔡瑁于此必不能进其谗言矣。

　　评曹操具兵：袁曹两边复大，具兵构怨。

　　在评林本中，余氏多以四字概括某一事件，以“评”字领出，然后对所提出之事进行解释和作出评价，从中反映出评点者重“事”的强烈意识。之所以从事件出发加以评点，在于评点者认为《三国演义》是纪“事”之书，即《题全像评林三国志传叙》中所言：“先儒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而曰《三国志》者史外纪事之要书也。”史书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启发人们的理性，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因此，当评点者把《三国演义》与史书相提并论时，其评点就会专注于叙述之事，阐发事件中蕴含的道义，以及对事件中的人物进行褒贬。要之，评点者的眼光仍局限于《三国》的价值乃叙事记实，有义存焉。

二、从小说应具有的艺术品格上对《三国》的贬抑

上述的批评家和评点者都在史学的框架内评说《三国》，而未能对小说文本作文学的探析。究其原由，或许是评点者囿于传统的小说观念，局限了批评视野，难以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小说的自身价值，而是攀附经史为小说争一席之地。然而，明代中叶以后，小说观念已有很大的突破，越来越注重探讨小说自身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可是，当明人以艺术的眼光审视《三国》时，却持以鄙薄的态度。

　　明代著名批评家胡应麟在高度赞扬施耐庵《水浒传》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却对《三国演义》大加贬抑，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中称：“(郎瑛)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⑧他以考证《水浒》非罗贯中所作，借以从根本上否定《三国》作为长篇历史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中也严厉批评：“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惟《三国演义》与《残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⑨谢肇淛认为《三国演义》缺乏小说的审美趣味，病在叙事太实，甚至有些陈旧迂腐。他的立论刚好与与蒋大器、张尚德的观点相反，认为小说创作不应该拘泥历史事实，这相对地限制了作者的艺术创造力，从而影响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品格，而沦为市井小儿津津乐道的俚俗之作。持相似观点者不乏其人。明代张誉更看重小说家非凡高超的想象力，他在《北宋三遂平妖传叙》中鲜明提出：“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其季(孟)之间乎？”⑩张誉从小说应具有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这一视角作考察，《三国演义》缺少足够的幻想空间，这并非作者罗贯中的才能不足，而在受三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的局狭，作者难以冲破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羁绊，展开亦幻亦奇的艺术想象。

　　明末清初的著名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进一步批评：“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即批评《三国》客观的平实的叙述太多，而缺乏富于想象力的细节描写，显得不够空灵与超脱，也就失去了小说独具的艺术感染力与美感效应。应该说金圣叹的评点是具有高超的艺术眼光的，所作的判断正击中了《三国》的软肋。但是以此来贬抑甚至否定《三国演义》作为长篇历史小说特有的思想艺术价值未免不够公允。

　　批评家无论从史家的角度去褒扬，还是以文学的眼光加以贬抑，皆未能对《三国》作为历史演义小说这样一种新兴文体的文本特征，作出客观公正而又全面的理论概括。其根源在于他们在事与文的关系上各执一端、顾此失彼，未能就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作深入探究，故而出现了批评的偏颇。

三、对《三国》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深入开掘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有一个曲折的历程，对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文本特征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李卓吾评本(吴观明本)的小说评点可视为一种合情合理的必然过渡。在余象斗评本之后刊行的李卓吾评本出现了具有艺术欣赏性的评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卓吾评本中的评点对通俗演义小说虚构的特征有所论及，例如：

　　第四十五回总评：周郎借蒋干以害蔡瑁、张允，此等妙策，如同小儿，即非老瞒，亦自窥破，谓老瞒入其计中乎，决无此事，但可入通俗演义中，以惊俗人耳。妙哉技也，真通俗演义也。

　　第四十六回总评：孔明借箭亦谋士之奇用，到□非奇秘也，通俗演义不得不如此铺张耳。为将者，勿遂以此为衣钵，一笑一笑。

　　评点者认为周瑜施反间计、孔明草船借箭这两个情节皆不足为信，是创作者有意的“妆点”、“铺张”，也即虚构而已。对此，评点者不但不斥为虚妄无当，而且赞叹道：“妙哉技也！”表明了他认为《三国》不能全当历史看，作为通俗演义，也应当追求“惊俗人耳”的审美效应。与仅把通俗演义视为历史的通俗化演义的观点相比，不能不说评点者的看法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反映出明代重视小说自身特征的审美观念推动着评点者去探讨《三国》的艺术价值。

　　然而，在李卓吾评本中，这类文学性的批评极少，诚如沈伯俊先生所言：“其批评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道德的评价，而较少致力于文学的批评。”评点者的见解也较为肤浅，与当时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容与堂本《水浒传》评点就作出了一些非常精辟的见解，比如关于小说情节的真实性要求提出了“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的命题，关于小说典型性格的塑造则有“同而不同处有辨”的概括。如果说容与堂本的小说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从大处着眼的理论概括，那么，同一时期刊行的袁无涯本《水浒传》，其批评的特点则在于从细处着手对小说叙事法则、技巧的分析和总结。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两方面，当时的《三国演义》批评都乏善可陈。即使后出于李卓吾评本的钟伯敬评本，依然没有改变《三国演义》评点在文学批评上的贫乏状况。

　　真正以文学的视角评价《三国演义》则是明末清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他们能对《三国》的文本之美作细致深入的精彩评析，盖源于重文的自觉意识，毛纶在《第七才子书总论》中说：

　　若有此文，又若有此事，则无如《左传》、《史记》矣，而天下后世有心人，爱读《左》、《史》也，为爱其事读之乎？为爱其文读之乎？苟以为爱其事也，则古今纪事之文甚多，何独有取乎《左》、《史》也？其独有取乎《左》、《史》也者，诚非爱其事也。

　　史学家章学诚也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但毛纶并非要表达一种史学观念，而是借《左》、《史》来说明“文”之于纪事之文的重要性，为其评点《琵琶》、《三国》指明向路。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毛氏父子在《凡例》第七条批评俗本“论事而不论文”了：

　　俗本之尤可笑者，于事之是者，则圈点之；于事之非者，则涂抹之，不论其文，而论其事。则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将尽取圣人之经而涂抹之耶?今斯编评阅处，有圈点而无涂抹，一洗从前之陋。

　　在俗本即李卓吾评本中，评点者运用了圈点、涂抹等符号对正文中的“事之是者”与“事之非者”作了勾划。这种圈点符号的区分大多表明评点者对事实的是非辨别，很少从文学的角度作出审美判断，以毛氏父子之言即“不论其文，而论其事”。为了纠正这种评判上的偏颇，毛氏父子致力于文学性的批评。兹举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情节，以比较两种评点本在评点上的异同。在李卓吾评本中，“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一段文字加了圈，作了“亦是”的眉批。毛本也对“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一句加了点，夹批云：“微独操疑之，读书者至此亦深疑之。”可见，两种评点本皆肯定此处的描写合乎具体情境下人物的特殊心理，且能说明毛本与李评本之间的相承关系。但是比之于李评本，毛氏父子的艺术赏析更为细密，更具有独特的创见，他还在“吕伯奢非吾至亲”旁加点，从文章技巧的角度提醒读者这句是“应上结义兄弟句”。李评本的文学性批评少且简略，无法将其文学性的体悟深化和提升，盖源于“因事而悟其义”的思维定势。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句旁划上了黑线，显然这是一种道德判断，而非艺术赏析。相反，毛氏父子主要从刻画人物方面肯定其揭示了曹操的主要性格特征，所以加了圈点，并评道：“曹操从前竟似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在这一情节中，毛本的文学性评点尚有三处之多。

　　毛氏父子的逐回细评能够批郤导窾、洞幽察微，与其从大处着眼的全局观分不开。同时，整体的把握又是通过不断增多的对部分、个别生动精彩的细节的深切理解才能获得。因为整体的把握与局部、细节的考察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毛氏父子正是经过了部分与整体、微观与宏观间的理解循环，才对《三国演义》在叙事与写人艺术上的特点、技巧有了深刻的洞察和准确的概括。毛氏指出《三国》“头绪繁多，而如一线穿却，不见断续之痕”，“总成一篇”，并进而指出《三国》一书不仅结构和谐统一，而且有“巧收幻结”、“星移斗转，雨覆风翻”、“横云断岭，横桥锁溪”、“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三国》谋篇布局、结构情节的整一和谐而又错综变化与叙事笔法的参差错落紧密相关。故毛氏在随文的评点中揭示出《三国》婉转多变的笔法，除正笔、直笔、实笔之外，作者还通过奇笔、逆笔、顿笔、虚笔的广泛采用，转换叙事的角度、变幻叙事的节奏、增强叙事的力度，使《三国》文字摇曳多姿，曲折跌宕，变幻无穷，玩味不尽。在论及人物刻画上，毛氏也不乏生动而深刻的见解。毛氏父子说：“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写出了人物各各不同的身份和气质，即使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展示出奇异的性格特征，“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甚而注意到《三国》有时刻画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第七十回评张飞“勇有余而智亦足”、“莽人使乖，到底是莽”。最能体现其艺术眼光的是“三绝”说，认为诸葛亮、关羽、曹操三人高度地体现出某一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成为了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典型人物形象，家喻户晓，众口乐道，流传百代。实际上，这已敏锐地洞察到了《三国》典型人物形象的特点：具有超越常人的奇绝性。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所在乎的不单是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更是力图运用映衬、夸张、层层渲染、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来展示人物的神采风韵，犹如毛氏所言：“绝世妙人，须此绝世妙文以副之。”足见毛氏对《三国》的文学价值的开掘是深入而全面的，他们独具慧眼、入木三分，已超越了李卓吾评本的零碎散乱，也避免了评点的标准不一和自相矛盾，而具有了沉潜涵咏的深邃感和系统性。这种深邃感和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全书有总纲性的《读法》，每回有总结式的综评，而且局部的、细节的分析皆不脱离整体性的审美观照，其宏观把握与微观调适实现了和谐统一。

　　毛氏父子体现出的重文的批评意识，彰显了文学批评的自觉。但必须指出的是，毛氏父子致力于论“文”，是拓展而不是转移，并未摒弃传统论“事”的批评倾向。《三国演义》之所以诱发众多读者的想象力和兴趣，正在于其所反映的历史饶有兴味。历史上的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且英雄辈出、俊才云蒸的时代。《三国演义》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示了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的军事、政治、外交的斗争，这种历史的丰富性极大地涵盖了历史的、人生的经验，也凝聚着社会生活、政治斗争的智慧。由此，内蕴深厚的《三国演义》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这也是《三国演义》历久不衰的独特魅力之所在。毛氏父子仍沿袭了先前小说评点阐发《三国》历史、社会、政治的价值，且更为精细。因而，有人指出“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评，从总体看，不是纯文学批评，而是一种历史——文学批评或社会——文学批评，也就是以历史、社会批评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是结合着历史、社会批评的文学批评。毛氏评点文学的这种特征，体现于其文学观，又体现于其批评论。”毋庸置疑，毛氏父子社会、政治、伦理的批评所占的比重颇大，但不应因此抹杀了毛氏父子在拓展《三国》评点上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毛氏父子评点《三国》之前，《三国》的评点者，皆不看重《三国》一书的文学价值，而是将其当作历史的通俗书议论事件和品评人物。直到毛氏父子评点《三国》，他们不仅在论“事”层面，突破了就事论事的狭窄框架，提升到历史、人生高度的阐幽发微、揭示大义；而且致力于文学批评，向读者指示通向作品文心奥府的审美视域。因此，可以这么说，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分析最为全面而深入，将《三国》的思想艺术价值发挥尽致，犹如李渔所评价的：“条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意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且使读是书者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也。”当然，毛氏父子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如其思想的正统保守，以及过分强调题材决定论的偏颇。不过，我们若不站在今人之立场，而是从《三国》批评的演变的历史过程作考察，毛评本对《三国》的理解和阐释达到了它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所能企及的高度，即使后出的假托李渔的评本也未能超越。这也是为什么毛本一出，其它版本就销声匿迹了的原因之所在。

四、从事与文的关系上深刻地揭示了《三国》信与奇、真与幻相统一的文本特征

毛氏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对《三国》的文章之法总结了十八条，以说明“《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其结论是：“《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于《史记》者”，称读《三国》胜读《列国志》、《西游记》和《水浒传》。毛氏父子推崇《三国》之言与明人鄙薄《三国》之语适成鲜明对照。由此可见，毛氏父子致力于阐明《三国》的文章价值，目的还不仅在评点方面“一洗从前之陋”，也是针对种种质疑《三国》声音的回应。

　　明人贬抑《三国》之文的观点，可以“事太实则近腐”一语概括。由于作者过分拘泥史实，故叙述缺乏灵动变化，换而言之，《三国》之文的不幻不奇与事太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毛纶并不赞同事之实必然导致文之不幻，反而从“实实有是事”中去阐明《三国》的奇幻性，他在《第七才子书总论》中说：

　　《水浒传》题目不及《三国志》。《水浒传》写萑苻啸聚之事，处处惊人，不如《三国志》帝王将相之事，亦复处处惊人。且《水浒》所写萑苻啸聚之事，不过因《宋史》一语凭空捏造，则其间之曲折变幻，都是作者一时之巧思耳。若《三国志》所写帝王将相之事，则皆实实有是事，而其事又无不极其曲折，极其变幻，便使捏造，亦捏造不出，此乃天地自运其巧思，凭空生出如许奇奇怪怪之人，因做出如许奇奇怪怪之事也。

　　毛纶认为《三国》所叙的一定之事不待作者的“巧思”，本身已具有了曲折性、奇特性，这正是成就《三国》妙文的先决条件，又如《三国志法》所言：“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毛氏父子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单凭好的题材并不能成功一部好的作品，更需作者的艺术创造。毋庸讳言，毛氏父子之论有绝对化之嫌。不过毛氏父子并未忽视作者的意匠经营，他们一再称《三国》叙事之工，即在肯定作者的艺术匠心。那么为何毛氏父子的表述未将作者的匠心独运纳入《三国》成为绝世妙文的重要因素呢？推其原因有三：一是毛氏父子旨在针对明人的贬抑，张扬《三国》亦“奇”亦“幻”的审美趣味；二是他们认为《三国》的审美趣味主要源于三国历史的本身，而非作者的虚构和想象，毕竟“据实指陈”的《三国》要受基本史实的制约，不同于《水浒》“随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三是他们将作者之功归于对所写之事的苦心经营的“匠意”而非“因文生事”的“巧思”，正如在《读三国志法》所言：“《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即使如此，仍不能否认毛氏父子关于作者个人艺术创造力认识不足的缺陷。清人李渔探究《三国》之奇则克服了毛氏父子的片面性，他在为毛评《三国》所作的《序》中说：“依史而演义者，无不与《三国》相仿，何独奇乎《三国》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又进一步指出：“然三国之局固奇而非得奇手以传之，则其奇亦不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其后提出了对历史演义的看法：“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李渔既指出了三国历史本身所固有的奇特性，也高度肯定了作者在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以高妙的手法开掘了历史的传奇性和丰富的人文内涵，从而对《三国》的文本特征达到了本质性的认识。《三国》之所以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在于其体现了“信与奇、真与幻的结合”，也即历史性与文学性、真实性与传奇性的统一。

　　结语

　　综上所述，《三国》评点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从论事到论事析文的发展过程，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对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认识的变迁。早期的《三国》批评者，从史学的价值观念出发，将其与史书等量齐观，认为其体现出因事存义的史家著述之道，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其语言的通俗化可补正史在传播上之所不及，使历史走向大众，故在评点上也侧重于论事而阐义明理。此种评价视角，固然能够提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化地位，引起读者的重视，却也相对地模糊了历史演义与史书的区别，忽视了《三国》独特的文学价值。明中叶后小说观念的发展，推动评点者开始审视《三国》之文，体现了这种变化的是李卓吾评本。然而真正意义上致力于文学评点的则是毛氏父子，他们以自觉的文学意识介入到《三国》评点中来，对《三国》的文章技巧给予了全面的总结，深刻地揭示了《三国》作为小说的“奇”、“幻”、“妙”的审美特点，不仅拓展了《三国》的评点视野，也回应了明人对《三国》小说趣味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毛氏父子以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趣味性的统一去把握《三国》，洞察到《三国》文本的本质特征，而李渔则发展了毛氏父子的观点使之趋于严密。至此，《三国》文本特征的认识由模糊而渐至清晰，它是作者以奇特而高超的艺术手法传历史之奇，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传奇性的统一，达到了“信与奇、真与幻的结合”，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期待视界。这便是《三国演义》对后世长篇历史小说的典范意义之所在。

　　注：

　　⑤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⑥ 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⑦ 《三国志传评林》，《古本小说丛刊》第23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