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骅 章 琦

　　2012年4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水浒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和兴化市联合举办的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兴化市举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原主任、编审卢兴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姜建、研究员陈辽、副研究员徐永斌、魏文哲，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灵年，南京大学教授王立兴、吴翠芬、苗怀明，贵州大学教授曲沐，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林骅，湖北大学教授佘大平、张虹，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教授冯保善，东南大学教授乔光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欧阳健，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黄鹏成，扬州大学教授黄俶成等2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施耐庵身世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论证。

　　中国水浒学会会长佘大平主持开幕式，他充分肯定1952年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的调查和1982年江苏省社科院组织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调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兴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邹祥龙致欢迎辞，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的专家学者深表敬意与感谢，对已故的施耐庵研究专家表达缅怀之情，并介绍了施耐庵故里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独特历史地理环境。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陈刚在致辞中强调指出，江苏省社科院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施耐庵和《水浒传》的研究工作，并产生了一批成果，刘冬等学者在施耐庵研究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为广大研究者所赞誉。位于长三角经济区核心地带的兴化是中国的一块宝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施耐庵之所以在兴化出现，不是偶然的，是这片丰厚的水土孕育出来的。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长萧相恺在书面致辞中，情深意切地回顾了1982年“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那场气氛热烈、一心求真的会议，认为像那样认真考察、热烈争辩、严谨论证的学术会议，在学术界值得大加提倡。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秘书长仓显也致了贺辞。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在来函中指出：“30年前应邀参加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活动，原本对《水浒传》作者问题，无所适从，几天的考察、参观，使我萌生了一种自以为最贴近历史事实的判断：《水浒传》的原创者施耐庵，原籍兴化(大丰)，流寓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侯忠义在书面发言中认为：“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现有两谱(《施氏家谱》、《施氏家簿谱》)、两志(《施耐庵墓志铭》、《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可证。”会议交流了曲沐的《施耐庵祖籍的再认识》、陈辽的《施耐庵生卒年考》、李灵年的《<施耐庵研究>及其前后》、浦玉生的《三重证据法重说<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陈麟德的《让施耐庵归真返璞》、任祖镛的《再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和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施耐庵研究》(样稿)收录的欧阳健的《<浙江通志>元代选举科目正讹——兼评“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之由来》、莫其康的《1952年、198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的检阅和思考》等多篇新作。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前往大丰市施耐庵纪念馆考察了“施氏长门谱”，赴兴化市新垛镇拜谒了施耐庵陵墓，在兴化施耐庵纪念馆考察了“施廷佐墓志铭”。在实地参观考察的基础上，大家畅所欲言，从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新的研究角度，以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多重证据综合分析，肯定了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大丰两市)施耐庵的存在。与会的卢兴基、李灵年、王立兴、欧阳健诸先生深情回忆了1982年亲身经历的考察及座谈情况。会议对当年考察者的探索求实精神和考察的重要学术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受李灵年先生委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欧阳健为会议作学术小结。兹将会议的要点简述如下：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世研究，备受人们关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52年文化部调查团南下调查的四位成员中，徐放、谢兴尧、钱锋都撰文认为《水浒》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一带人，聂绀弩虽未有专文发表，但从给盐城地委和何满子等人的信函中，表露了他晚年对《水浒》作者施耐庵的异常关注和悄然转变的心态。1982年4月25日，张志岳、朱一玄、范宁、刘操南、何满子、刘冬、张啸虎、袁世硕、李灵年、王俊年、卢兴基、张惠仁、章培恒、王立兴、马蹄疾、欧阳健等十六位专家学者于扬州萃园签署了《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

　　上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的《施氏家簿谱》、《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等文物史料，在那个较少功利思想的年代，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由此可以确认兴化施耐庵的存在。至于在学术界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国备受歧视的通俗小说的传播过程中，出现某些记载可疑，或者故老传闻失实的情况，并不奇怪，应从总体上看待它的真实性。解读上的细微歧义，不构成是非问题。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也可能存在这一情况，但不可一概否定。该墓志是较完整的文献，由于发表时间较晚，与胡瑞亭的版本有简繁之分、先后之别。1952年文化部调查团《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认为，经鉴定“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1982年的调查因故没有看到这份报告，留下了遗憾。

　　关于施耐庵《秋江送别》遗曲，经当年陪同聂绀弩调查的丁正华于1982年在翻检“文化大革命”被抄而又发还的资料时，发现该遗曲赫然在目。徐放曾于1982年7月31日致书刘冬，告知《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所录《秋江送别》遗曲，与丁正华抄件完全一致。刘冬当年据“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查到鲁渊等曾劝阻张士诚缓称吴王，辞官而走，第一次在时间坐标上找到施耐庵的行踪记录，具有很高的价值。

　　对待有关施耐庵的民间传闻，应该从根本上反省思维方法。历史传闻历来是史书的材料来源之一，没有传闻，也就没有了司马迁的《史记》；相反，书本上的记载，如只言片语的私家书目和笔记资料，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施耐庵也是如此，兴化、大丰地区存在的许多有关施耐庵的传闻故事，不应视为空穴来风，可与文物史料相结合作为佐证。

　　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兴化位于江淮之间的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具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与施耐庵有关的丰富的民间传说。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多重证据，在兴化白驹场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说施彦端即施耐庵，《水浒传》的作者作为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有很大可能性。这是运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一珍的《明代小说史》，在《水浒传》一章中，便径署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

　　施耐庵身世的考证，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1952年冬的苏北水乡，交通、食宿等条件极其艰苦，聂绀弩、徐放一行常驻调查了40多天，没有一番科学探索的热情，是不可想象的。1982年的调查，专家们身历实地，态度极其认真，论证十分严谨，考察成果应予尊重。在施耐庵身世问题上，聂绀弩等人也有难言之隐，非学术干预是195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未得彰显和1982年考察成果遭到纠偏的直接原因。《施让地照》原件的丢失，《施廷佐墓志铭》的严重磨损，都是人为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与会者对莫其康新编的《施耐庵研究》(样稿)给予好评，认为既收代表性论文，又有相关链接、存目辑览，图文并茂，是一部关于施耐庵研究的厚重之书。与会者认为，学术问题应该通过学术研究与交流来解决，避免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务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务必坚持全息思维、系统思考，讲究学术规范，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致力于施耐庵的深入研究工作。

　　与会者希望，兴化、大丰两市要联手合作，理直气壮地宣传《水浒》作者施耐庵，进一步深化施耐庵研究，对尚未发现的施氏文物史料，应继续着力挖掘、保护。用文化部调查团唯一健在的钱锋先生的话说，要让外国文化人到中国来，都来看一看施耐庵纪念馆，让世界都能了解施耐庵。与会者呼吁尽快将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大丰两市)人写入中国文学史、权威工具书，恢复民国时期教科书将施耐庵定为兴化人的注释。他们建议：由江苏省文物局牵头，联合兴化、大丰两市，组成施耐庵文物资源整合委员会，协调保护、开发、利用施耐庵文物资源，促成旅游资源的共享。由江苏省交通厅牵头，联手泰州市、兴化市，帮助解决新垛镇施家桥施耐庵陵园的交通出路与大兴金公路干线的连接问题，请大丰市帮助解决出入白驹施耐庵纪念馆的交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