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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时事小说《镇海春秋》与《辽海丹忠录》(以下称《镇海》、《丹忠》)都曾受到《毛大将军海上情形》①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以下称《海上》、《塘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其一，态度偏袒。小说对毛文龙的态度是全力鼓吹，有损这一主题的所有材料和评价都加以屏斥。由于毛文龙孤悬海外，明人对他的了解更多依赖其自我陈述，这就为毛文龙长期吹嘘提供了一个空间，并使其谎言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版本。《满文老档》、《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的毛文龙的斑斑劣迹，明人知之甚少，当然不能要求小说予以揭露。对当时的不同意见，如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中对毛文龙一分为二的评价，廷臣奏章对毛文龙索饷冒功的指责，小说也一概不予采纳。陆云龙在《斥奸书·凡例》中，自称“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他评价其弟陆人龙的《丹忠录》说“事之宁核而不诞”。可见，小说的偏执做法不是因为缺少材料，而是有意选择了《海上》与《塘抄》。

　　其二，盲目鼓吹。《海上》、《塘抄》中鼓吹毛文龙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故事情节与系列流程，甚至连篇鬼话，小说都基本采录。比如，《海上》载，努尔哈赤派来间谍，引导毛文龙陷入后有追兵、面朝大海的绝境，毛文龙祷告一声，潮水立至，将其救走；两部小说承袭了所有细节，甚至连祷词也大同小异。又如，《塘抄》中，崇祯元年二月初三日，毛文龙自称平定了一个内乱，奸细白惟学阴谋不轨，温元帅现形示警，天降大雨，于是奸人束手被擒，两部小说都全盘照搬。如此罔顾真假、遑论虚实的承袭态度，已经达到盲目偏执的迷信程度。

　　其三，浮夸润色。对《海上》、《塘抄》的浮夸文字，两部小说常常再度浮夸，并作了大量润色修改，将其改造成逻辑更严密、故事更合理、情节更丰富的艺术世界，更有利于塑造功高盖世、忠贞坦率的悲剧英雄。

　　然而，《海上》、《塘抄》浮夸虚构，导致小说基本情节与史实严重不符。如何评价这两部小说，学界颇费斟酌。学界做法通常有二：一是避而不谈。这一做法较为常见。二是列为特例。如张平仁认为：“虽违背了时事小说真实性的原则，但作者的所凭有据、出于公心，仍可以看作是特定情形下对‘真实’的反映。”②井玉贵认为：“均应视作失去真实性基础的悲剧英雄录，它们是明末清初时事小说三大系列中最为特殊的存在。”③

　　笔者认为，两部小说据《海上》、《塘抄》创作，成为假相的镜中之像，其虚实问题远比其他时事小说复杂，不仅牵涉到对时事内涵的重新界定，而且能反映封建时代控制信息的专制本质和怪诞色彩。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分析其叙述方式、叙述心态的微妙变化，探讨据假相创作的时事小说的真实性。

纸上杀敌事本无

《海上》作者汪汝淳自称“生”，大概乃文龙幕客，于天启三年创作此欺罔之作，以索饷邀勋④。文龙死，子承斗鸣冤，搜集其奏章、塘报，汇编而成《塘抄》。文龙原作大肆浮夸，编者评注又偏袒涂饰，《塘抄》于是谎话连篇。二书都为炒作而刊刻⑤，在社会上影响却很大。但是，谎言的宿命是，在不同场合会出现不同版本。如天启元年十二月车辇馆之战，二书即说法不一。

　　《海上》吹嘘获胜：“却奴二万众，杀其头目，射中奴子……将军仍率众追杀十余里。”《塘抄》却自认惨败：“假令贼虽入犯，鲜人不至绑献，解官少肯报知，不有此杀掠之惨矣。”鹤放道人批注此处，抄录了《海上》祷告神灵、潮水立至的鬼话，为其涂饰。《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供参照：“斩游击刘姓者及兵一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⑥因此，毛文龙无法回避的惨败，门客一意浮夸，子侄为之掩饰。

　　但《塘抄》多数情况，毛文龙随意浮夸战功，甚至无中生有。其常用的叙述方式有三：

　　最初，文龙直接捏造庞大数字，以夺人耳目。《塘抄》载，天启元、二年，他以二百人占领镇江城，“杀死虏人约二千余颗”，又“斩获虏级，约四千余颗”。天启三年八月初六日奏称：“(后金)马因连跑数日，前后倒死者三万有余。贼因践踏炮打并跌死者二万余。”

　　此后质疑声起，明廷查验趋严，文龙改变叙述策略：

　　一是渲染恶战，无暇割级。比如：“砍死达贼无数，俱被驮去”；“杀贼万有千数，不许割级”；“职等恐贼追来，首级不及尽割”⑦。可笑的是，《塘抄》竟然出现前文“不许割级”、后文又认真计数的矛盾情况：“仍令齐力攻打，不许贪割首级……查验各营功次，各斩擒得获活夷十三名，首级九十八颗。”⑧

　　二是所割首级，因不可抗拒原因，遭抛弃或损毁。如：“斩获首级三百余颗，并路上斩获，尽行丢弃”；“阵上擒斩首级活夷无数……众且战且走，遂皆丢弃，止存首级一十一颗”⑨。

　　如此浮夸，当然毫无根据。甚至，毛文龙也不能记得他历次上报的杀敌数。崇祯元年十月十三日，他奏称：“数年间屠杀万余奴，献俘数十次，章疏昭然，此中外共知者也。”《塘抄》天启年间材料，已经散佚很多；即使根据尚存文字，杀敌总数已超过四万，与“万余”悬殊太大。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他又奏称：“前后所擒斩俘献不下数千人。”信口雌黄程度令人发指。

　　但是，面临反复鼓吹，普通读者若不细查，很容易产生毛文龙功勋卓著的错觉。《镇海》、《丹忠》甚至在《塘抄》基础上再次浮夸。

　　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空国前来，总兵力“约有十三万”⑩。《镇海》鼓吹，毛文龙数年杀敌超过八万；若加上关、宁等处，杀敌总数超过十四万，则后金已面临灭亡。毛文龙浮夸的四万数字，被小说家翻了一番多。

　　《丹忠》情况，与之类似。塘报载，天启三年十月牛毛寨大捷，两次杀敌三百余。这次战斗毛文龙多次提及，也吸引了陆人龙的目光。小说二十回即敷衍之，斩级被改为六百余。有趣的是，陆人龙对此并不坦然，他学习了毛文龙抛弃首级的做法：“原斩首级因奴酋追袭，于路抛弃，只存一百七十一级；原夺马匹，亦因兵追逼，于路失亡，只存一百十三匹。”这样就与塘报数字表面吻合：“斩获首级共一百七十一颗，夺获达马一百一十三匹。”小说借鉴《塘抄》叙述策略，以浮夸数字先声夺人，营造强悍的战斗氛围；再以补充数字理性修订，证明其实录精神。

　　在舆论鼓吹下，小说作者被强烈情绪鼓荡，下笔浮夸乃自然之事。但是，如果连浮夸根据都不存在，即毛文龙的实际战绩是“往辄败衄”，这样的狂热作品只能视为一种特殊情绪，一个长久被压抑的愿望。

传奇盾甲弄玄虚

由于毛文龙见识短浅，《海上》、《塘抄》出现一些非常落后的军事思想。时事小说也盲目附和。盾甲即是显例。

　　《海上》载：“将军往受异传，有盾甲之法，以木为城，足当奴马，昔已献之袁经略(案：袁应泰)，不用而退。今屯兵往往用此，然从盾甲中飞炮，可以贯城，摧夷虏之骁骑也。”《塘抄》天启三年五月□日具奏：“且奴之所长者在骑射，而最所忌者在盾甲火器。臣效古孙叔敖攻犬戎之法，作盾甲，以木板皮革为质，以麻与铁为治具之资。”天启五年九月初四日奏章的眉批一注说毛文龙“尝授遁甲法于黄山人，久而忘其要领。遽买一骡，入中南山访遇山人，遂尽其传”。这些文字，都是故弄玄虚。

　　《释名》曰：“盾，遁也。跪其后避刃似隐遁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而屏障多人的盾车也随后出现。战场上，明清双方都有使用。史载，天启元年沈阳之战：“(贺)世贤及总兵尤世功掘堑濬濠，树大木为柵，列楯车火器木石，环城设兵，守城法甚具”；“建州兵结阵，前一层用木板约至五六寸，用机转动如战车，以避枪炮，次一层用弓箭手，次一阵用小车载泥填沟壑，最后一层仍用铁骑，人马皆重铠，俟火炮既发，突而出，张左右翼殊死战，人莫克当者，官兵不能支”。因此，遮挡火炮、配合骑兵的“盾甲”就是楯车。《海上》“不用”云云，显系诬蔑；《塘抄》妄谈发明，更是自吹。

　　《塘抄》批注中的“遁甲”，是在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干支、历法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推算时间、方位与吉凶关系的古代术数。它繁琐复杂，非有足够修为者难窥门径。郭志诚、李至高著《揭开奇门遁甲之谜》，采录多书，仍反复声明“无法验证”、“很难定论”。批注者一面说毛文龙“读书不就”，一面说“遂尽其传”，显示他对盾甲、“遁甲”的双重无知。

　　小说不懂盾甲，仍然热衷鼓吹。《丹忠》七回载：

　　于抚顺城下，四面绕以战车，环以木城，对贼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奴酋兵马早已备御，都把五六寸厚的大板做捱牌似拦抵在前边，挡着铳炮，后边一层排着弓箭手，后边把车子载着泥土，要填沟堑，车后是铁骑……只待木板当过了火炮，乘我兵装放火药，他就发箭乱射我兵马，使不得拒他，这番就把泥填壕，一填就纵铁骑过来冲杀，随带云梯钩竿攻城。

　　这段文字可以对照上文史料。盾车联合就是木城。小说先把战车与木城一分为二，造成防守器械的堆叠混乱；又将盾车误作大板。据书而书，向壁虚构，于是误白为黑，却又言之凿凿，这是时事小说经常出现的现象。

　　《镇海》十五回载：

　　原来这件东西，有一丈二尺高，上边就像个城垛子；面前装板，就如月芽样儿，也有一丈二尺阔。那板上都做着茶钟大的孔，上面铺一层厚板，下底四个车轮，惟只后面没有装折，中间藏着火器。每一城里，容二十人，八个推车轮，十二个放火药弩箭。数十个城联并而行，乘风推去，如飞一般快的。与奴兵交战时节，将这火药弩箭都向那孔里射将出去。奴兵射来的箭，都在这木城的板上。他若近前，又怕我的木城冲倒他的人马；若是退后，我这木城与马一般快的，一头追去一头放火药弩箭，只除是会腾云驾雾的，其余任他多少奴兵，都要杀尽。有无穷妙处在里边。

　　小说对木城的形制、用法，描述细致。但是，这种人力推动的粗笨器械，用来追击敌人甚至敌骑绝不可行。作者一定没有亲眼看到盾车操作，他可能只是听了战士描述。这是《海上》“足当奴马”之说的误导。

　　明清双方使用盾车，战场效能完全相反。在明，最有利的战法是凭借坚城、施放火炮，而不是“城上列少兵，余皆陈四门外”。因为缺少战马，明军既不能对阵制衡，也不能乘胜追击，使用盾甲可谓优势尽失。宁远大捷与宁锦大捷，都是凭借坚城、施放火炮取得的，而不是到城外排列盾车。在清，是缺少火炮的不得已之举。清兵以盾车遮挡明军炮火，结果是“火药尽，短兵接，(明军)遂大溃”。上文中，贺世贤、尤世功就因此身死城破。

　　时事小说视“木城”为明军利器，并将使用木城作为将帅英明的标志，这是脱离战场实际的，也是逆军事科学潮流而动。《海上》、《塘抄》中落后的攻防器械与军事战术，却因为其强大的舆论鼓吹受到小说追捧。这是时事小说的固有弱点：为舆论裹挟，并继续推波助澜。

急难潜龙无大略

时事小说的神异描写，一般认为是凭空虚构，既无根据，也无价值。但《镇海》、《丹忠》的神异描写，在《海上》、《塘抄》中都已粗具梗概，有些甚至比小说详细。这些虚幻文字，内容悬殊，显示了叙述者内在情感与叙述技巧的区别。潜龙即是显例。

　　《海上》介绍登、莱海运时，于“陀矶岛至皇城岛二百里”下注：“此二百里间不可放炮及明灯于船舱外，恐惊潜龙也。”若不细看，此处文字很容易就过去了。东江粮饷在登、莱还是到山海关发放，对毛文龙而言，不只关系到是否受人节制。物资统一由关门采买，登、莱就无招商必要，毛文龙就无法鼓励商人下海，也就无法利用往返中朝的商船须于海岛中转的有利条件抽取商税，更不要说与后金走私以牟利。汪汝淳对幕主心思心领神会，遂极力鼓吹这条海路的便利。他还说：“海济，如米豆本色，虽随便分登、津起运，第帑金与衣甲、器械、火药之类，仍当送至登州，不宜惜旬日车脚之小费。”其诀窍可见：以银招商，是文龙生财之道，“仍当送至登州”，由文龙自主；而本色米豆，无生利可能，随便处置。下文遂介绍各岛大致位置、航行时间、注意事项，并说：“登州起程……不六七日竟达平岛，无他险峻，故当从此。”其潜龙文字，是想说明登莱入海看似凶险，其实岛链相连，航行顺畅。无论读者迷信与否，都会视为坦途，则毛文龙采买通商的经济目的就达到了。

　　崇祯登基，一改天启不作为习气，对国事孜孜以求。而毛文龙反映迟钝，继续浮夸。天启七年十月初一日奏章说：“不许割级，擒斩无数。……剿奴复辽，日可竢已。”新皇帝追究起来：十一月初十日奏章，文龙辩解“为一口担当辽事非欺，一顿输发额饷须亟等事”。但他仍未警觉，反而漫天要价：“百万之饷，必须一顿给臣，即乘一餐之饱，尽一时之力，自可成功。”这下适得其反：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崇祯要求“核查历年收过钱粮”，而文龙陷入巨大亏空无法说清的窘境。在步步紧逼下，文龙惊慌失措，开始错上加错。该年二月初三日，他奏称：

　　去岁正月十四，鲜臣导奴，奴引数十万众猝袭铁山，直薄云从滩口，距臣营帐仅隔里许，乘是坚冰，何难径渡。乃十五日，忽有黑龙约长十余丈，自西南洋，昂首奔犁而东，直至云从，响若山颓，海冰遍裂，化而流澌。

　　文龙编造黑龙故事，本欲自神，恰成蛇足，暴露了他面对强敌难以自保的虚弱真相，可见其政治才能之拙劣。

　　《镇海》潜龙文字，据《海上》铺衍而来。小说写毛文龙驻扎朝鲜，王化贞派兵接济，在海洋岛惊动潜龙：“霎时间浪头翻成千丈”，打坏九只船。从此潜龙兴风作浪，威胁海运。不久，文龙昭告海神，声讨恫吓：“不伏钱王之弩，射断潮头；未烧张生之火，煮干海底”；并说“惟大义格天，微躯殉国；誓褫胡魄于异域，期奏肤功于水滨。神其有灵，当为默佑。海不扬波，鲸鲵窜渤瀚之阴；兵无折刃，保障屹全辽之重”。潜龙兴风作浪，被改造成寓言，寓意后金祸害一方，而毛文龙将代天讨平之。

　　《丹忠》潜龙文字，据《塘抄》而来。三十一回说，后金突袭，文龙将败：

　　只听得一声响处，风雨大作，西南洋里飞起一条黑龙来。……想是听了锐炮之声，误作雷动，竟自海底飞出，冰凌俱裂开，还带有冰雹，如雨似奴兵头上打去。奴兵只得暂收，对云从岛下营。

　　文龙得到喘息，乘后金攻打朝鲜之弊，得关门援兵之助，终于解除威胁。小说写道：“这战虽毛帅大为所挫，奴子却亦大丧士马，胜负实为两相当。”但是，潜龙、朝鲜、关门将士的三方帮助，只使文龙获得平局；大战期间，他还要平定一个大规模叛乱。其惨败本相无法掩饰。回末评说：“铁山失事，终是疏略，但家丁多死士之人，亦见养士之报。”如此前后矛盾，源于作者力图文饰一个拙劣谎言。

　　两相比较，《丹忠》文字显得呆板。《镇海》用寓言笔法，通过祭文使恶龙与后金产生意义关联，暗示一时风浪终将平息，天道有常不可变更。这就变虚妄为虚构，化腐朽为新奇，艺术上获得飞跃。《丹忠》全盘照搬，希望将文龙塑造成智勇双全的将帅，结果适得其反，暴露出他盲目蛮干、被动挨打、兵力弱小的负面形象。这不仅有违创作宗旨，也损害人物塑造。这正应了齐白石的话：“像我者死，学我者庸。”

　　时事小说创作，若一味虚构，则违背历史真实；若完全遵从，也戕害艺术真实。面对现有文字，分析、评判、改造是非常必要的。《镇海》整体艺术成就不如《丹忠》，但其潜龙故事的取舍改造，在艺术上获得超越，远比《丹忠》盲目照搬高明。

沉冤经略谁为呼

毛文龙跋扈海外，不愿受人节制。《海上》、《塘抄》多次流露出他对上司的敌视。他被袁崇焕诱杀后，很快发生己巳之变，袁崇焕被崇祯磔杀。既然袁是钦定奸臣，那么毛文龙就是忠臣。这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加上《海上》、《塘抄》的舆论鼓吹，使得小说对待袁崇焕都极力毁损，而不是某些评论说的相对客观。

　　《海上》涉及袁经略(时为袁应泰)有两处，一处说他不能识器：“(盾甲)昔已献之袁经略，不用而退。”另一处说他不能识人：“至熊公甫拔之都阃，而袁公复抑之不用。”此后镇江之役还受到熊廷弼痛斥，文龙一定作过抗辩。值得注意的是，《塘抄》竟无一字涉及袁应泰、熊廷弼。这可能是毛承斗为避免树敌过多有意删除了。把对立面锁定在袁崇焕身上，可以利用二元逻辑突出毛文龙的英雄形象，增加辩冤的道义力量。《塘抄》涉及袁崇焕数处，皆口出怨言。时事小说承袭了这一态度，但叙述策略稍有区别。

　　《镇海》对袁崇焕战功，一律挪移或萎缩之。十五回宁远大捷中，袁崇焕取胜秘诀只有大炮：“袁崇焕在城上驾起西洋大炮，乱打出去，打死的约有三四千数目。奴兵大败，只得退回。次日又来攻城。袁崇焕依旧把火炮放将起来，却又打死了二三千。”大胜之后，四奴子写信招降他，以毛文龙为条件换取辽东，袁欣然同意，埋下了叛国杀将的伏笔。努尔哈赤精神受刺激而死，不是因为宁远失败，而是因为毛文龙搔扰。十六回宁锦大捷中，太监纪用以炮毙敌三四百，左辅杀敌七八百，满贵杀敌近二万，主帅袁崇焕竟无可述之功。十七回，小说将袁崇焕平息的关门军士缺饷哗变一事的责任转到袁崇焕身上，说他严厉刻薄，士兵怨愤作乱。《镇海》中的袁崇焕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军官侏儒，也是一个暗中通敌、谋害忠良的民族罪人。

　　《丹忠》对袁崇焕的毁损稍加节制：在有利于歌颂毛文龙的情况下，袁崇焕也能得到有限褒扬。二十八回宁远大捷，回末评说：“宁远能坚守于坚城累破之余，可云从来城守第一。至毛帅之捣巢，真是救关急着。”即，宁远大捷的转折点，是毛文龙直捣敌巢，迫使敌军后撤。小说要鼓吹毛文龙牵制之功，就不能否定袁崇焕此前的坚守。但小说仍然将袁崇焕功劳消解了。小说载，后金入侵宁远的警报传来：

　　袁兵备大言道：“朝廷养士数年，有警正立功报主之时，岂得望风先逃！崇焕出城一走，诸君斩我，诸君出城一步，我斩诸君，务须与城同存亡！”

　　此后袁崇焕即毫无建树：守城措施是满桂布置的，火烧战车是金启建议的，杀伤敌人靠的是西洋铳，迫使敌人退兵的是毛文龙。一场大战，袁崇焕只有大言，只剩胆气，这也为后文冲动杀死文龙埋下伏笔。

　　三十一回，后金突袭朝鲜，袁、毛恰成对比：袁崇焕“因圣旨严切”，“令虚声援应”、“声言捣巢”，消极抗清，积极内讧；而毛文龙四处出击，“大败奴兵”，英勇抗清，指挥得当。三十四回，指挥宁锦大战的袁崇焕再被架空。回目是：“满总理宁远奇勋 赵元戎锦州大捷”；行文也尽量遮蔽袁崇焕。小说引述了一段圣旨，将其放到褒奖的第二序列中，并尽量靠后。袁崇焕于是成为这场大战的多余人。

　　《丹忠录》没有专门章回描写袁崇焕勾结后金，这大概是为了避免留下文字无根、刻意攻击的恶劣印象。不过，这个污点被巧妙保留。三十六回写毛文龙离间后金王子，回末评说：“说者曰：毛帅以此商之督师，欲与共功；督师反欲自专其绩，因与虏谋而杀毛帅。噫，用间者反中间乎！”评点文字游离于正文之外，与正文拉开距离，却又构成正文的延伸和补充。小说借助姑妄言之的评点文字，以莫须有的“说者曰”，将其通敌罪名留存下来。以不写之写，用文外之文，将其解说成嫉贤妒能、险恶毒辣的小人，与毛文龙“君子坦荡荡”构成对照。这一笔，在艺术上是非常成功的。

　　《镇海》、《丹忠》贬损袁崇焕的文字细密严整，显示了作者对该问题的通盘考虑。小说刻意将袁崇焕形象丑化、功绩萎缩，虽然违背了历史真相，但也符合当时普通人的普遍看法，在艺术上不可抹煞。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小说在故事框架上遵从《海上》、《塘抄》，但具体情节大多突破。小说借鉴最多的，乃是其写法和态度。两部小说遵从原始材料的程度已经达到“七实三虚”，这就比其他依史演义小说的虚实情况更加复杂。尽管小说“生忠贞于毫下”的创作态度也许真诚，呈现给读者的却是一个海市蜃楼的镜中之像。分析这两部小说，已经不能仅仅从小说与原始材料之间的关系入手了。因为，时事呈现极不可靠。

　　首先，敏感时事，可能以假相的面目出现。对史实扭曲，或对信息过滤，使之人为神秘，正是封建专制的特点：“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钱钟书认为：“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在此体制下，时事呈现的表相多是过滤了的。上面的声音，就是权威声音；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制造假相，当时绝非毛文龙一人：“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袁崇焕曾以五年灭辽欺骗崇祯；祖大寿与满清约降复背盟，又不理睬崇祯诛杀败将诏令，且“庄烈帝召大寿入朝，使三至，辞不往”；左良玉甚至养寇自重。崇祯号召朝野坚定抗清，暗中也作求和努力，并迁怒泄密的大司马陈新甲。重重假相，在一定时空内，连当局者都被蒙在鼓里，更不要说远离政治中心的普通百姓。

　　这里有必要再次追问，时事是什么？时事是一系列军政事件在一定时空下的呈现，这种呈现有真相，有表相，还有假相。真相是这些军政事件的内核；表相是它呈现给大众的被过滤过的版本。时事还有假相，它完全可能以一种与实际状态相反的方式呈现出来。历史不仅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有可能是哈哈镜。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时事的真和假存在相对性。

　　就毛文龙等人编造的故事而言，因袁崇焕不久以叛国罪被磔杀，辽海“长城”传说遂深入人心，谎言因此成为记录那段历史的权威版本。故事曾经发生过，真相世人不知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文龙系列小说的真实性不容否认。

　　其次，历史书写，可能对时事再次扭曲。时事以异常面目出现在正史中，由来已久。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左传》与《史记》中，内容迥异。后人采纳了《史记》的说法，只因为其更能承担道义。魏收根据一己好恶下笔，撰成“秽史”，后人无如之何。历代起居注，多是子为父修，处处隐恶扬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要求范梦得等人，不妨想当然地选取材料撰写历史。《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论列历代史书问题条目之多，令人瞠目。历史真相被时人掩盖，编史时再次扭曲，能以本来面目存留后世者几稀！因此，“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已经真伪相杂，难以明晰了。毛文龙及其幕僚的文字材料，已经开始了这个层累过程。时事小说根据已经写成的文字再次传写，只是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一层累努力。

　　小说不是科学，用实证主义的要求来约束小说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行的。只要作者本着遵从社会普遍认可的“客观”态度进行创作，即使他们判断错了一个历史现象、评价错了一个历史事件、分析错了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笔下的艺术世界曾经在那个时代存在于普遍意识中，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所描述的时事当时确实以某种表相甚至假相发生过。至于历史真相，不是小说所能承担的，也不是小说必须加以考证的。明末清初时事小说所讲述的是既有实践又有心灵的生命史的鲜活体验，它完全可以包含与正史迥异的斑斓色彩。今天我们回望明末清初历史，评价其时的时事小说，应以“当时在场”的眼光来看待它的时事真实性。

　　注：

　　①④⑤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51-274，251，251页。

　　③井玉贵《历史上的毛文龙及其在时事小说中的反映》，《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